利奥塔与后现代技术科学

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几位法国思想家的学说成为讨论的热点，以展现他们与理解当前技术的相关性。①本文的旨趣也在于此，然而关注的作者虽然通常与“法国思想”联系在一起，但在技术哲学的范畴内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人是：L.-F.利奥塔。②人们通常看到利奥塔的主题是政治哲学和美学，他最著名的学说是在他的名著《后现代状况》中对后现代的闻名定义，这个定义“质疑了元叙事”。③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利奥塔的哲学呼吁占主导地位的元叙事(从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到思辨哲学)的终结。例如，在《差异》中，利奥塔写道：“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奥斯维辛’驳斥了思辨学说。这个罪行是现实的，但至少不是合理的。”④

本文的论点是，利奥塔的这些著名诊断实际上嵌入于一种技术哲学中，而且，这种哲学仍然与理解当前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⑤)有关。因此，本文有两个目标：概述利奥塔的技术哲学(第2节和第3节)，并通过将其应用于一些最近的技术科学，如合成生物学和数据科学，展示其当代相关性(第4节)。

为此，本文旨在纠正人们对利奥塔学说的三个常见误解。第一个误解是，通常把《后现代状况》解读为好像它只涉及关于元叙事终结的著名论断。实际上，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如何取代这些元叙事。利奥塔的核心主张是，虽然科学和技术以往通过元叙事唤起革命解放等价值来合法化，但在我们的当今社会，知识更符合效能(performativity⑥)的逻辑：知识必须产生结果并提高效率。

这立即导致了第二种误解，即这种效能的概念可以等同于资本主义。虽然这种联系是正确的，但它带有误导性。相反，本文将强调——根据利奥塔的观点——与其说资本主义是效能的原因，倒不如说效能是资本主义的原因：资本主义只是效能逻辑展现自身的最新形式，这种逻辑并不局限于20世纪，甚至也不局限于人类的历史。

最后一个误解是，利奥塔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只局限在这本书中，在后来的著作中消失了。这是不正确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我们会发现一种围绕着技术科学概念的清晰的技术哲学。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探讨利奥塔的技术科学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与文献中使用的“技术科学”是什么关系(第2节)。接下来，我将探讨利奥塔的技术哲学，纠正以上三个误解(第3节)。最后，通过对两种当代技术科学——合成生物学和数据科学——的简要考察，论证了利奥塔技术科学观的价值(第4节)。

二、技术科学的模糊性

虽然经常被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但技术科学这个概念很少是明确反思的对象。就对这个概念的分析而言，它主要是强调与这个术语相关的不同用法的多样性。⑦该术语的普及通常归因于比利时哲学家G.霍托伊斯(Gilbert Hottois)的著作，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该术语。⑧很快，B.拉图尔(Bruno Latour)⑨、D.伊德(Don Ihde Ihde & Selinger)⑩、D.哈拉维(Donna Haraway)(11)以及利奥塔(12)接纳了这个术语。

一般来说，对技术科学有两种主要解释，它们都突出了一种基本的模糊性。第一种解释是，技术科学主要指关于科学本质的本质主义命题：科学不仅仅是文字、思想或理论，而总是蕴含着技术或物质的构成要素。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科学概念，并给它一个新名称：技术科学。这是霍托伊斯的设想，他批评了“当代哲学中语言的膨胀”。(13)我们也可以(例如)在拉图尔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建构主义观中看到这种设想。与现成科学相反，技术科学的概念被用来“描述与科学内容相关的所有元素，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肮脏、出人意料或陌生”。(14)

然而，人们往往在第二种意义上引用技术科学，即作为一种历史诊断：科学正在转变为一种新东西，我们应该称之为技术科学。例如，我们看到哈拉维的用法是这样的，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推动了这种用法，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独立使用技术科学的概念。(15)这种历史诊断有两种具体用法，它们取决于人们关注的是“科学—社会”的哪一方。或者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如何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16)或者它指的是科学实践的不同方式，与社会变化有关。后一种说法更多地出现在被标记为技术科学的特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如合成生物学(17)或纳米技术(18)。

虽然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论点在分析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往往是混合的。在这方面，拉图尔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为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进行了辩护，认为科学一直是技术科学(19)，同时声称由于科学和社会的变化，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为必要的了。(20)虽然这两种观点似乎相互冲突，但我们会看到利奥塔的技术科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调和方法。技术科学是一直存在的效能逻辑的表达，但尽管如此，它已经从它的社会链条中释放出来，这使得它一直处于相对的困境，直到最近的事件——比如元叙事的终结。为了理解这一立场，我们转向利奥塔对技术科学概念的使用。

三、利奥塔与技术科学

在自己的著作中，利奥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许多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技术科学”的概念，后来收集在《向儿童解释后现代》(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中。这本书由一组虚构的信组成，这些信是他写给朋友的孩子们的。技术科学的主题在多封这样的信中反复出现。例如，在其中一封信中，利奥塔说道：“我们不能否认技术科学的优势，因为它存在于今天，也就是说，认知陈述大量地服从于最佳可能表现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技术标准。”(21)同样，在后一封信中，利奥塔说到了“在巨大的技术科学网络中技术和科学的融合”。(22)

利奥塔很可能从霍托伊斯那里获得了“技术科学”这个术语，霍托伊斯本人也这样认为。(23)在利奥塔的著作中，我们确实找到了对霍托伊斯著作的参考(24)，尽管通常是以间接的方式。例如，利奥塔描述了他是如何“读到一位年轻的比利时语言哲学家抱怨大陆思想[……]用一种辅助语言学的范式取代了指称性的范式”。(25)利奥塔指的是霍托伊斯的书，即《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趋势》(L'infation du langage dans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这里引入了技术科学的概念。

1.后现代状况与效能逻辑

然而，同样在1979年出版的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中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的观点，但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第一个误解，即这本书只涉及元叙事的终结。(26)相反，正如利奥塔在该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最高度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况”。(27)该书核心是知识合法性问题。在前现代社会，这个问题是通过“叙事知识”来解决的，在叙事中，知识是通过有意义地将人物和事件置于时间中的叙事来构建的。然而，在利奥塔看来，叙事知识与现代兴起的科学知识是不可通约的。(28)尽管在叙事知识中可能存在多种语言游戏，但“科学知识要求保留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陈述，排除所有其他语言游戏”。(29)

但是，由于科学知识归结为指示性陈述，就不再有任何空间来得出规范性结论。因此，就特定类型的知识来说，为什么它值得关注的规范性需要来自其他地方，即来自元叙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元叙事失去了吸引力。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对这种消失的原因给出了一些建议：一方面是技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是由“知识合法性原则内在侵蚀”引起的。(30)在他后来的著作《差异》中，利奥塔认为(元)叙事总是基于一种文化中—组核心专有名称，如土地、人民、重要日期和地点的名称等。然而，在20世纪，我们的许多专有名称，比如奥斯维辛，都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利奥塔说，它们没有以连贯的方式叙述。正如利奥塔所说，“它们将现代历史或政治评论置于暂停状态”。(31)其结果是无法维持旧的或创造新的元叙事。(32)

但是，正如我所说，这本书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如何填补这些元叙事消失后留下的真空上。利奥塔命名了这种替代的效能：知识不再由元叙事合法化，但它的扩张和发展“基于其优化系统表现——效率”。(33)因此，知识产生出来是为了增加作为其部分系统的效率和效能(如大学，国民经济等)。所以，知识不仅要报告信息，而且要立即强调它将如何产生更多的知识或应用，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影响”。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变成了商品，国家之间为获取知识和信息而斗争。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主要关注这种转变对大学的影响，包括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简单地说，关于学术研究，我们进入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对不断增加的出版物、应用程序、文章或博士学位的数量感兴趣，为了提高效能，但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这些东西。同样，利奥塔认为，当代知识经济倾向于从产出的角度来考虑教育：提供的学位数量或校友的薪水，而不是关注所教授知识的任何内在价值(传统的元叙事倾向于这样做)。

对利奥塔来说，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目标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必须产生效能影响的信息，所以科学得到越来越多技术上的投资，以创造新的科学仪器、应用程序和实验效果，从而强调这种影响。但是正因为如此，利奥塔担心科学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盟将变得更加具有主导性，因为实验室中这些复杂的技术环境并不便宜。“科学语言的游戏变成了富人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最富有的人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财富、效率和真理之间的等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34)

最终结果也是实验室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不断增加经济手段和技术工具而竞争，以便在竞争中胜出。事实上，利奥塔似乎受到了拉图尔早期著作的启发，他在《后现代状况》中提到了拉图尔。拉图尔和他们共同的朋友P.法布里(Paolo Fabbri)一起，发表了关于科学文本修辞的早期文章。(35)拉图尔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科学陈述是紧张而昂贵的建造过程的产物，人们真诚地认为实验室的陈述能够成功地动员大多数盟友。拉图尔将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更充分地充实这一科学观点：

那些被认为代价太大而无法修改的陈述构成了所谓的现实。科学活动不是“关于自然的”，它是一场构建现实的激烈斗争。实验室是工作场所，是生产力的集合，它使构建成为可能。每当一个陈述稳定下来，它就被重新引入实验室(伪装成机器、刻印装置、技能、例行程序、偏见、演绎、程序等等)，用来增加陈述之间的差异。挑战具体化陈述的成本高得难以置信。现实是隐秘的。(36)

虽然拉图尔对这种科学实践的分析保持一定的社会学距离，但利奥塔担心的是，这种效能逻辑的主导地位如何威胁到排斥其他形式的知识和科学，因为后者似乎并不满足这种效能的需求。“那些不能证明自己甚至间接地对系统效能的优化作出贡献的研究部门，会被资本的流动所抛弃，注定会衰落。”(37)因此，根据利奥塔的说法，效能的逻辑暗示了一种暴力形式，由需求体现：“可操作(即通约)或消失。”(38)尽管对利奥塔和拉图尔来说，这首先涉及科学研究得到资金的问题，但其影响更为深远。由于双方都认为，技术科学首先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它不仅描述现实，而且改变现实，因此，投资于某些形式的知识，而忽略其他形式的知识，也会导致以牺牲其他形式的现实为代价，偏袒某一种现实。为技术科学的研究而选择，也是为技术科学的社会而选择。

2.效能与资本主义

许多关于利奥塔的二手文献将这种对效能的批评解释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39)即使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条目中，P.布兰顿(Peter Gratton)(40)将《后现代状况》以及后来的《非人》(L'inhumain)一起描绘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不人道的反人道主义，以及将人还原为效率模式和技术官僚秩序的需要”。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后现代状况》本身就给予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利奥塔的主张。例如，利奥塔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复兴和繁荣以及令人困惑的技术高涨将如何影响知识的地位”。(41)或者在类似的段落中，他描述了如何影响。

最初迫使技术必须改进效能和实现产品，是对财富的渴望而不是对知识的渴望。技术与利润的“有机”联系先于科学的结合。只有通过一种普遍化效能精神的中介，技术才变得对当代知识重要起来。(42)

相比之下，“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对优化系统效能作出了贡献(哪怕是间接贡献)的研究部门，将被经费的洪流所抛弃，并且注定要衰落下去”(43)。

类似的信息也体现在后来的著作中。例如，在《向儿童解释后现代》中，利奥塔强调了他如何“以不同方式对抗资本主义的伪理论和效能制度”。(44)他也借助于“经济类型话语的完全霸权”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效能逻辑：

这种类型的典型模式是，我给你这个，如果你能给我那个作为回报。在其他属性中，这一类型总是要求新的内容进入交换(例如，今天的技术科学知识)，并将支付作为中和其力量的一种方式。(45)

然而，我想说的是，利奥塔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甚至可以描述为相反的观点：资本主义不是效能的原因，而是其最新的效果之一。相反，效能指的是一个不局限于20世纪资本主义甚至人类历史的概念，它是一个贯穿整个宇宙历史的形而上学原则：“资本不仅应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角色，而且还应被视为在地球上可以观察到的宇宙复杂化过程的效果。”(46)

将效能理解为形而上学原则的一种方法是转向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L'économie libidinale)(47)，在那里，效能被解释为旨在最大化力比多流动效率的逻辑。该书与G.德勒兹(Gilles Deleuze)、F.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进行了密切的对话，内容非常丰富，后者具有同样的抱负。简单地说，后者包含了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历史：游牧主义、专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在游牧社会中，关系是通过亲缘关系和联盟来编码的，例如亲属关系，这限制了实体之间的互动方式。然而，随着国家的发明，“原始机器的编码流现在被迫进入一个瓶颈，在这里专制的机器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编码”。(48)这个新阶段将国家(比如它的国王)置于中心，作为一个必须通过的点，“覆盖”现有的代码。

德勒兹和瓜塔里怀着担心解读了这段历史：如果没有任何编码，无休止的加速流动将摧毁所有有意义的秩序。他们将这种趋势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缠绕着所有形式的社会，但它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们，这是他们对逃避他们的编码的流动感到的恐惧。”(49)因此，在第三个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我们见证了一个解码(或“去疆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编码在发挥效能中被动员、改变、连根拔起和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资本主义宣布了彻底解码的噩梦，但它仍然保持着某些起作用的编码，以规范和优化其流动(重新“疆域化”的过程)，而不是将它们全部抛弃。“资本主义，每一个社会的相对限制，因为它公理化了被解码的流动，重新疆域化被去疆域化的流动。”(50)

当利奥塔谈到效能时，他脑海中有一些类似于这种公理化的东西：一些在20世纪没有出现的东西，但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暂时和不完美地在编码下稳定下来。因此，当利奥塔开始写作他的《后现代状况》时，他公然地质疑了元叙事，所触及的危险在于：这些元叙事是中心编码，它们阻止了效能的“噩梦”，而在后现代技术科学中，这些限制慢慢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元叙事来组织社会，事实上，它往往已经放弃了用元叙事来为自己辩护的任何尝试。相反，必须从一种力比多经济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我们不应该关注它的意识形态叙事，而应该关注它引导注意力、信息和欲望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与一种更基本的力量保持一致，这种力量是整个宇宙历史的特征：一种不是基于意图而是基于可能性的趋势，向着复杂性增加的趋势。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包括利奥塔的其他著作。

3.技术科学与太阳之死

这样，我们就产生了第三个误解，即技术科学和效能的主题只会局限于这一本书，即《后现代状况》。事实上，效能既体现在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晚期著作中。在后来的文本中，如《非人》和《后现代道德》(Moralités postmodernes)，利奥塔借用了技术科学的概念，以捕捉当前科学和技术是如何通过效能的逻辑来建构的。通过这些文本，技术科学的一些附加特征突出出来。

首先，技术科学与某种类型的反人道主义相关，但与其说以结构或语言为中心，倒不如说以信息理论为主线：人类主体被解释为仅仅是信息交换的一个实例，类似于其他客体释放和存储信息的方式。然后，宇宙的历史被解读为能量和信息不断增加的复杂组织的历史，其中人类形态和(技术)科学的历史只是最新的历史事件，作为宇宙发展的一部分重新解释和自然化。对这一观点，利奥塔似乎受到了塞拉斯和拉图尔的启发(51)，以及更普遍的、即将到来的学科“科学—技术—社会”的启发：

它的科学和技术科学也最终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可能存在科学的科学——就像存在自然的科学一样。技术也是如此：整个“科学—技术—社会”领域是在发现主体在其所研究和改造的客体中的内在性之后十年内出现的。反之亦然：客体拥有语言；要认识客体，必须能够翻译它们的语言。因此，智慧是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在主体和客体重叠的情况下，精通的理想如何能够持续？它逐渐不再用于科学家自己对科学的表述。人[原文如此]也许只是构成宇宙的一般辐射相互作用中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节点。(52)

对利奥塔来说，这种反人道主义也是悲观主义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宣告了人不是中心的参照点，包括科学的参照点：“科学或技术的发现从来没有服从于来自人类需求的需要。它总是被一种动态的、独立于人们可能认为可取、有利可图或舒适的事物所驱动。”(53)或者如在另一页说的那样：

对安全，身份和幸福的需求源于我们作为生物、作为社会存在的直接条件，现在似乎与这种约束无关，这些约束使每一个客体的大小变得复杂、低等、量化、合成和改变。我们就像技术科学世界中的格列佛：有时太大，有时太小，但从来没有合适的尺寸。(54)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利奥塔后期著作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即这种反人道主义的技术科学倾向最终将使人体消失，因为与其他东西一样，它使人体服从于效能的逻辑，可以改进和废弃。利奥塔用未来的“太阳之死”来象征这一刻：

总有一天(太阳)会内爆，然后地球上的生命将变得不可能。这意味着人类现在正在倒计时，必须为迁徙做好准备。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为自己提供了逃跑的手段[……]。于是，关于身体的问题又出现了。人类的身体必须能够承受地球上以外的生活条件，那么身体的抵抗问题[……]就会真正出现。(55)

利奥塔描绘这段历史的最具戏剧性的形式是他的《后现代寓言》。(56)在这篇文章中，利奥塔描绘了宇宙的历史，它从恒星和行星的形成开始，通过效能的透镜，经历了不断增加能量复杂化的过程。这整个历史，包括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兴起，都不是通过解放或革命的元叙事镜头来解释的，而是一个关于能量复杂化的盲目过程的故事，它只是暂时选择了熟悉的人体形式。“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对天文钟来说非常短)，人类系统被选中。”(57)再一次，这个寓言以即将到来的太阳死亡事件结束，这将迫使这个复杂化的故事，继续下去，采取另一种形式，而不是人体形式。“这样，负熵系统的最后一次大逃亡就准备好了远离地球的地方。人类和他的大脑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大脑和他的人类会是什么样子，当他们永远离开这个星球时，历史并没有说明。”(58)

在这一点上，利奥塔也解释了当前的技术科学，即不是以人类解放为目的，而是这一复杂化过程的延续，从而是人类形态的终结。“为了迎接这一挑战，系统已经(当时的寓言告诉我们)着手开发假肢，能够在太阳能源消失后延续下去，因为太阳能源一直是生物系统尤其是人类产生和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59)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认为技术科学不是一种现代现象，而是它的毁灭：它没有解放人类，而是宣告人类的消亡。“但是，资本主义技术科学对人类历史普遍终结的其他候选者的胜利，是摧毁现代性规划的另一种手段，同时给人以完成它的印象。”(60)

因此，利奥塔也能够回应常见的批评，即他自己的故事只是一种新的元叙事：“寓言并没有现代‘元—叙事’的特征。”(61)这是一个人类不是英雄的故事。相反，能量是主角，这则寓言讲述了能量在熵的宇宙中以负熵力量的形式进行的内部斗争。但能量也不是真正的主体，因为它没有相关的属性。这个故事所涉及的时间性只不过是一个历时性的时间。“这个时间不是意识的时间性，它要求过去和未来，在它们的缺席下，仍然被认为是现在的‘现在’。”(62)此外，没有解放的地平线。可能有些东西被保存了，不过没有保证，但这并不会导致更大的理解，而只是“控制增长的控制性反馈的结果”。(63)在这个意义上，在技术科学中主导性的效能逻辑也不是新的元—叙事：这不是一个关于人类解放的故事，这个人类解放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运动，而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朝着基于纯粹可能性的复杂化而运动。

4.技术科学与能思之身

在上面，我们概述了利奥塔对技术科学的哲学分析，现在让我们简要地转向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首先，我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可以走出上述歧义：技术科学是本质主义论题，还是历史诊断？从利奥塔的角度来看，技术科学从宇宙开始就已经在那儿，显现为效能的逻辑，但由于元叙事的消失，它在最近的技术科学中能够以更时尚的样式展现自己。

其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关键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技术科学实践，即围绕着我们是否真的想要或应该放弃人的身体的问题。利奥塔强调，效能的逻辑暗示了一种形式的不公正，因为它抹去了不同话语之间的所有异质性。对利奥塔来说，这种异质性必须得到捍卫，他的哲学试图见证这些不同话语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利奥塔把这些冲突称之为“分歧”。(64)但是，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术语来重新诠释这一点，也许现在更熟悉的术语，那就是生态学：利奥塔拒绝为了选择效能更好的替代品而简单地放弃人体，因为他认为，保护人体的生态多样性是有价值的。因此，重要的是，要理解“身体”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物理身体，而是指使生活成为可能的不同层面：思维，生活形式，社会结构等等。对利奥塔来说，所有层面的多样性都值得保留。

因此，当利奥塔想要保护人体不受技术科学的影响时，这并不是基于相信一个界定明确的人性必须保证不被异化。相反，利奥塔认为，从非人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当代更准确。(65)我们已经熟悉了第一种非人性，即效能的逻辑。但与此相反，利奥塔运用了另一种非人性，利奥塔用教育学为例。教育学的悖论在于：人不是生来就是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必须首先经过适当的教育才能成为完整的人。人只能成为人。但是，利奥塔想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称呼人类，他们童年经历的最初的痛苦，还是他们获得‘第二’天性的能力？多亏了语言，第二天性使他们适合分享公共生活、成人意识和理性。”(66)

两种选择都是可能的。传统的选择是称成年人为人，他们净化了自己未开化的动物本性，以获得第二种有教养的本性。但另一种选择也是可能的，即称未定型的儿童是真正的人：“这孩子不能说话，不能站立起来，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犹豫不决，不能利用自己的优点，对普通的理性不敏感，但这孩子显然是人，因为它的痛苦预示和承诺着可能的事情。”(67)然而，利奥塔对此也持怀疑态度：首先，因为它往往忽视了非人效能的挑战。其次，这种人道主义也没有认识到人的异质性，即“人”之中永远无法完全协调的因素。相反，更恰当的说法是一个未定型的“非人”，如果不制造分歧，就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因此，我们最终会看到，我们的“非人性”受到威胁，要么是通过强迫它进入一种元叙事(通过教育)，要么是通过效能。

那么，这种受到效能威胁的、我们不想放弃的“非人”是什么呢？根据利奥塔的观点：思考。在利奥塔看来，正确的思考具有这种非人的特点，因为它是不确定的，但也没有和谐和控制。在哲学文本中发挥作用的思考，或可以被艺术品激发的思考，必须从事件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无法控制它，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要去哪里。利奥塔把思考理解为一种斗争，一种与我们内心的非人的斗争，我们试图塑造它，给它一个合适的位置。“准备好接受思想没有准备好去思考的东西才是名副其实的思考。”(68)

技术科学将使这种思考变得不可能，因为后者不遵循效能的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利奥塔对哲学的未来深感悲观，他认为哲学是一种体现这种非人思考的形式。虽然它可以很有创意，但它是以一种脱离我们控制的“事件”形式出现的，因此也不能成功地融入效能的力比多经济流中。“如今，反思并不是因为危险或令人不安而被搁置一旁，而是因为它只是浪费时间。它‘一无是处’不利于赢得时间。因为成功就是赢得时间。例如，如果一本书第一次印刷很快就售罄，那么它就是一本成功的书。”(69)

四、当代技术科学

在这最后一部分中，我想探讨利奥塔的技术科学观如何仍然适用于分析当代技术科学的实践。如果利奥塔的框架对理解当代技术科学有任何帮助，我们必须在技术科学中找到以下要素。首先，技术科学实践必须遵循效能的逻辑：判断知识产生主要是看它能做些什么，它如何完善它所属的制度(大学或社会)，以及它如何可能会增加其效率和速度。其次，技术科学的实践将不再以人的身体作为参照点，而是探索被认为更有效的其他可能性。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合成生物学(第4.1节)和数据科学(第4.2节)。其他学科也可以用作技术科学的例子，如从机器人技术到纳米技术。我选择这两个案例有以下原因。首先，合成生物学是当代文献中技术科学的中心例子之一(70)，从而突出了利奥塔的学说可以与现有的文献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数据科学很少被作为技术科学的案例来讨论。尽管如此，我还是将之作为重点，突显利奥塔的学说如何将这个概念扩展到新的领域，比如数据科学。

1.合成生物学

合成生物学是一个诞生于2000年左右的领域，从定义上来看，它通常是借用了工程学中的新方法论，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生物系统，以便重新设计生物系统，甚至从头开始设计生物系统。许多评论者注意到，合成生物学受到了可以在效能旗帜下捕捉到的动机的强烈驱动：优秀生物学研究的标准通常等同于它为生物经济带来有益性应用的程度，通常将生物学等同于技术(71)，将知识等同于制造。(72)B.B.-文森特(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还将这一领域描述为一种“承诺的经济”，在这里，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宏大的承诺往往比现实的、实际的结果更重要。“负面结果永远不会引起同事的指责或取消其资格。他们不是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反对变成了挑战，负面结果变成了新的机会。”(73)

其他人则注意到，合成生物学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动化欲望，“不仅要使生命的物质流程化，而且要使它们这样做的方式流程化”。(74)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越来越脱离这个循环，有可能最终进入一个“没有人类的生物世界”。(75)这就引出了第二点，即人类的身体，在这里被更广泛地理解为陆地生命，正在慢慢地开始失去其作为研究参照点的地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合成生物学的特点是更强调探索“生物的可能性”(76)，而不是研究地球上实际和历史上存在的生命。换句话说，合成生物学家对生命的模态特性越来越感兴趣：生命可能是什么，而不是它实际是什么。让我从我自己的工作中再举两个具体的例子，虽然它们没有提到利奥塔，但似乎与利奥塔的中心主张非常一致。

第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原始细胞生物学(77)，这是一个旨在通过研究合成的“原始细胞”来研究生命起源的领域：在实验室中，类似细胞的实体至少具有一些生命的属性。我们的目标是重建生命从无机物质中起源的方式。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大多数合成生物学家把生命起源的问题从一个历史问题重新定义为一个关于生物可能性的问题。举个例子，让我引用合成生物学家S.曼(Stephen Mann)的一段话：

生命是否有可能通过完全不同的组织、运作和进化机制出现？或者是陆地生物的核心标准——基于膜细胞、半保留的DNA/RNA中介的自我复制、蛋白质调节的新陈代谢、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平衡能量——是不变的和公理性的吗？这种更广泛的观点要求我们从研究生命起源的历史僵局，特别是地球上的生命起源的历史僵局，转向研究从无生命物质到类似生命状态的一般转变的更广泛的观点。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在实验室中产生另一种生命模式的可能性上，这种模式基本上没有历史内容——即无需期望太多未知的边界条件——即使早期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实际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化学家也应该能够在理解生命起源作为一种普遍物理现象方面作出重大贡献。(78)

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不再是关注陆地生物学，而是关注曼所说的宇宙生物学：生命可能存在，而不管它是否以这种方式存在于地球上。

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对最小基因组的研究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79)最初，对最小基因组的研究同样关注一个历史问题：什么是最小基因组，地球上的生物生存所需的最小基本基因集？最初的设想是，重建最简单的生命形式最初是如何存在的(甚至仍然存在)。但是像J.C.文特尔(J.Craig Venter)这样的合成生物学家最近几十年一直在尝试合成这样一个极小的细胞。但是，这样一个合成建构与地球上生命的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明确，因为，再一次，从研究生物现状到设计生物可能性的转变发生了，通常认为它们可能不会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生命的历史。最好的情况是，它可以告诉我们生命的模态特性：生命可能是什么或者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在最小基因组研究的情况下，该项目也经常被重新定义为旨在构建合成生物学的“底座”：“一个基本的和可预测的基因集，人们随后可以为特定目的添加所需的基因。”(80)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地球生命转向也为潜在生物技术应用的全新领域开辟了空间，但不是以直接应用的形式，而是通过开辟一个潜在应用的全新领域。原始细胞和最小基因组通常都被定义为一种平台技术，允许生物学家创建定制的细胞，生产工业或医学所需的任何化学物质。或者引用文特尔自己的话说：

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新的研究，其长期目标是创造一种“通用受体细胞”，这种细胞可以使用任何合成DNA软体定制，以创造生命和指定的物种。[……]为了创造一个通用受体细胞，我们正在重写支原体细胞的遗传密码，使它能够转录和翻译任何移植的DNA软体。(81)

因此，在合成生物学的技术科学中，我们看到了利奥塔框架所强调的许多特征：首先，遵循效能逻辑的科学研究，根据其输出而不是其洞察力重新定义自己；其次，作为一个领域，合成生物学似乎更倾向于离开身体，在这里是指离开地球人的身体，转而关注另外一种可能的生物，探索其效率和生产力。

2.数据科学

让我谈谈第二个例子，数据科学。这个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从统计学到信息学的任何数据科学研究。因此，让我把它缩小到一个特定的主题，即算法，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界限明确的有限指令序列，以此来解决(一类)问题，现在通常由计算机程序体现。计算机算法通常被誉为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通常是连接到一个海量数据)，从而被描绘成可以执行所有(或者至少部分)人类欲望的工具：给我们推荐我们想买的产品，根据我们的简况给我们推荐完美的工作，诸如此类。

或许，在P.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的《主算法》(The Master Algorithm)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承诺最清晰的表述。正如书名所示，多明戈斯希望我们很快就能设计出一个“主算法”，这个终极算法“可以从数据中获得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知识。主算法是我们的一条通路，它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从构建家用机器人到治愈癌症”。(82)所有我们生活的决定将取决于这种算法：“这是你代表你自己与世界打交道的模型，用来与他人的和实体的模型玩复杂的游戏。所有这些的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将更长久，更快乐，更富有成效。”(83)这样的算法不仅会为我们作出所有有意义的选择，还会使科学研究本身自动化，使科学家无用：“把物理实验的结果给它，它就会发现物理定律。给它DNA晶体学数据，它就会发现DNA的结构。”(84)

然而，与此同时，很明显，算法也与一些问题有关，从偏见(85)到算法如何被用来影响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行为。(86)的确，多明戈斯书中的一个主要盲点是，他假设人类的欲望是固定的、给定的，算法可以满足它们，而且总是应该这样做。(87)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算法描述和满足“自然的”人类偏好，而是强调它们如何被推动、操纵和转化。(88)或者用利奥塔的术语来说：人的身体和它的欲望正在作为参照点慢慢消失，同时在效能的需求中被重塑。

但让我们再次关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即金融算法。金融市场最初是为常规经济服务的，很明显，在整个20世纪，金融市场慢慢地从日常经济需求和需要中脱离出来，越来越多地遵循自己的逻辑，再次呼应了利奥塔描述的效能逻辑。因此，我们最终进入了一个没有人类身体的市场，它遵循一种内在的效率逻辑，这种逻辑几乎与满足人类的欲望和愿望无关(相反，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塑造人类的欲望)。

或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频交易。尽管金融市场的历史早有技术变革的历史，但引入计算机算法进行交易对金融市场的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9)高频交易可以被定义为“算法金融的一个子集，在该子集中，订单由完全自动化的算法在瞬间执行”。(90)的确，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人类干预的消失，从而人类在金融交易中的局限性消失了。例如，M.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他的书《闪击者：华尔街的反抗》(Flashboys)中写道：“每天，市场都不是由人类直接驱动，而是由机器直接驱动。当然，机器是由人监督的，但很少有人知道机器是如何工作的。”(91)事实上，在高频交易主导的金融市场中，“人类身体及其与市场节奏关系的问题似乎已经过时”(92)。或者，他们受到H.勒费夫尔(Henri Lefevre)节奏分析的启发，立即补充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完全没有人类身体，而是“需要一种不同的节奏分析，一种不一定以人类身体为中心的节奏分析”(93)。

不是人类身体而是速度成为参照点：主要标准是比竞争者更快。因此，M.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谈到了“爱因斯坦的物质性”：“一个领域的物质性。在这种物质性中，由于高频交易实践的发展，光速已成为一个约束性条件。”(94)或者，同样，根据N.K.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的观点，可以将高频交易“视为一个进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速度而非意识成为无意识认知军备竞赛中的武器——这种武器威胁在无法直接有意识干预的临时制度中沿着自主轨道前进”。(95)其结果再次接近利奥塔的框架：数据科学的技术科学领域，以算法的设计和实现的形式，重塑了社会身体的一部分，即通过效能逻辑进行的各种经济交易，表现为速度越来越快的算法，使人体干预过时。同样，这些算法不再为人体服务，而是重新定义和重新塑造人体。首先，这是狭义的：金融市场上交易员的身体已经被重塑，这种身体专注于屏幕和算法。其次，社会身体也被重塑，因为当今的金融市场对国内外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T.克里斯蒂安斯(Tim Christiaens)所言，最终的公民不再是选民，而是国家的债券持有人：“例如，政府能否推行福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国家信誉的影响，从而取决于其在投资者中的声誉。”(96)同时，“当人们对股东不再有价值时，金融领域[……]往往会将他们排除在其运营之外”(97)。在S.扎森(Saskia Sassen)(98)之后，克里斯蒂安斯将这种过程称之为驱逐的过程。

高频交易缓解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新的控制形式和效率，但代价是实体经济其他部分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增加。想想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金融和算法创新，或者2007年的“量化地震”、2010年的“闪电暴跌”或2013年的“黑客崩盘”之类的事件。这类事件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极端不可预测的。(99)然而，将这些不可预测的事件解释为逃避技术科学的东西是不正确的，例如根据利奥塔的事件概念，解释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或总是逃避我们的事件。(100)相反，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正如L.阿莫尔(Louise Amoore)所描述的，“当算法似乎跨过一个门槛进入疯狂状态时，它们实际上表现出其合理性的显著特征”。(101)在高频交易及其以后，算法基于概率创建未来的稳定性，总是将未定义的事件减少到一个可能的和定义明确的结果——通常是可以接受的，但偶尔是“非理性的”。排除这些非理性事件，如“闪电暴跌”，将导致排除算法使未来可预测和可控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否定了利奥塔提倡的非人道主义，而支持技术科学的非人道主义。或者再次引用阿莫尔的话：“当代决策算法最严重的危害之一是，它们否定和否认了困扰所有决策的疯狂行为。要负责任，决策必须认识到，人们无法事先知道其全部影响和后果。”(102)

本文考察了利奥塔的技术科学概念中的技术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纠正了关于利奥塔学说的三个常见误解：他的《后现代状况》与其说是关于元叙事的终结，不如说是关于效能逻辑如何取代元叙事。此外，这种效能逻辑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反而是这种逻辑的一种效果，这种效果贯穿整个宇宙历史，应该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原则。因此，利奥塔对效能的批评，以及他的技术哲学，并不局限于一本书，而是在其他著作中保持着核心地位，体现在技术科学概念上。

但本文的目标不仅是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评判利奥塔的哲学，而且还表明他对技术科学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技术科学实践仍然具有相关性。在本文中，我基于两个案例研究对此进行了论证：合成生物学和数据科学。我们看到了这些领域拥有利奥塔预测的一些特征：一种效能逻辑，它慢慢超越了作为参照点的人的身体。但如前所述，利奥塔的框架可能也与理解其他技术科学有关，如纳米技术或机器人技术。

此外，本文忽略了技术科学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和政治方面，即技术科学如何影响社会。例如，利奥塔认为，由于技术科学，人性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面临着复杂性的挑战，另一部分则面临着自身生存古老而可怕的挑战。”(103)事实上，我们已经在金融算法方面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如果群体不能为金融市场的效能作出贡献，那么他们就被排除在外。因此，未来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利奥塔的技术科学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科学实践的转变，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变。

本文原载《哲学与技术》(Philosophy & Technology)2022年第2期(总第35卷)。经作者授权，本文以中文形式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