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180年：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两个命题 | 吴晓波季度讲堂

影响中国历代经济的四要素：产业、财政、货币、土地。这四件事情同时正向发生，国家就开始兴盛。

洋务运动在4要素中就改变了一个模式：产业，把农业变成了工业。在货币、财政、土地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变革，整个“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体制没有被改变。

我们看看日本是怎么样？日本是修宪、对外贸易、创办学校、万事决于公论、对帝王的权力约束……它是一整个系统的变化，而我们只局限于“洋务”本身。

在思想意识上我们仍然妥协、中庸、保守，而日本表现得比我们要更加坚决。

在资本模式上，中国坚持官督商办，就是国家需要把控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日本人呢？一块钱卖给你算了，真正实现国退民进。只有产权清晰化，只有把每一个老百姓赚钱的欲望激发出来，并在制度上保护，保护他赚钱的欲望和成果，这个国家才能得以发展。

在社会阶层上，整个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内达到目标。我们把买办请回来，把商人、官员激发出来，这都是精英阶层的事。普通老百姓呢？就像油水分离一样，融不进来。日本则是进行了全民教育，让每个老百姓都认识字。到1900年的时候，日本国民的识字率达到了90%。

这里涉及一个百年的辩题：现代化和现代性。

在《激荡三十年》里，我形容为：“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为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1978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邓小平，作为“一位没有‘蓝图’的总设计师”，他强调几件事情：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经历了试图绕开产权的失败改革，即“鸟笼子经济”，这个“笼子”就是产权，核心就是在不改变产权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企业改革；外资企业获得了超国民待遇的大胆引进，中国成为了第一个引进外资的社会主义国家；民营企业，则成为了一场意外的胜利。

改革开放第一时期，呈现了这五个特征：

1. 自下而上的放权式增量改革；

2. 非均衡发展战略：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设立了五大特区，实现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给到开发区与外商优惠政策，同时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试点；

3. 地方政府的解放：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4. 制造业：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等行业等呈现“轻、小、集、加”特征；

5. 流通业：双轮驱动的专业市场模式。

这一时期的产业、土地、货币、财政四大要素呈现怎样的特征？

1. 产业：私人资本复活，外资引入，国资低迷；

2. 土地：农村联产承包“五十年不变”；

3. 货币：物价改革为“牛鼻子”，引发通货膨胀；

4. 财政：“分灶吃饭”，中央压力减轻成“讨饭财政”。

改革开放的第二时期1992年—2012年，这一阶段是“王安石变法”之后，最为大胆和深刻的集权式、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向体制内的“全量改革”转轨，从企业改革向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转轨，从地方政府掌握改革主导权向中央政府主导转轨。

这一时期的四大要素变成了什么样？

1. 产业：上游为国企垄断，下游为民企控制；

2. 货币：与美元挂钩，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之一；

3. 财政：中央控制财政分配权；

4. 土地：地方政府收入的“无本之水”。

2012年，中国改革进入了下半场。

*以上演讲内容节选自吴晓波《中国现代化180年》

马国川

资深媒体人、作家

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打开了日本大门。美国人佩里将军带来了美国总统给日本天皇的信件，要求开放港口，两国通商。1854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日本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对中国文化来说，这就是彻底的侵略者，但日本人把他当作自己的恩人，没诅咒、谴责、批判他，反而认为他是推动对国家前进的重要的力量。中日两国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起点，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开始了自己现代化，最后结果完全不一样。

 

一个国家的国门一旦打开以后，就会发生链式的反应，发生很多想不到的变化。

 

1868年4月，16岁的明治天皇宣读《五条御誓文》：

１.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２. 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３.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４. 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

５.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每一条都非常实在。我曾经把这5条誓文和戊戌变法时候发布的《定国是诏》做了对比。虽然戊戌变法晚于明治维新30年，但是30年以后，当时清王朝制定的东西远远比不上这5条。

明治维新开始以后，他们做了几件事，包括：迁都、四民平等、废藩置县等等。最了不起的是在1871年的时候，日本派出了一个代表使团岩仓使团去周游世界，真正实践了“求知识于世界”。

他们回来之后制定了改革的国策，3句话12个字：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这就是明治维新时候的三大国策，是他们制定的改革蓝图。

文明开化方面，日本经历了社会革命、思想启蒙、教育水平提高；殖产兴业方面，日本实现了真正的“国退民进”，助推了企业家的兴起和“日本奇迹”的出现；富国强兵方面，日本废除了武士制度，实施现代兵制。

经过20多年的奋斗，日本在1889年颁布了宪法，从1890年开始正式实施。这样，日本就成为东亚的第一个立宪国家。宪法的实质就是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不是限制老百姓权利的。当时在清朝、越南、朝鲜，大家连宪法这个词可能都不知道，但日本已经开始搞宪法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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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力、军力的角度来看，近代日本无疑是成功的，也被当时许多国家视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戊戌变法的学习榜样，就是明治维新。

但是从思想启蒙、民主权利等角度看，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合流，军国主义思想抬头，为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

如果我们站在1945年来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毋宁说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改革——崛起——迷茫——战争——毁灭。

总之，明治维新是一个成败参半的改革故事。和明治维新成功的一面比起来，明治维新不彻底、不成功的另一面更值得中国警醒。

*以上演讲内容节选自马国川《现代化转型：日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