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渴望亲密，却最终选择孤独

在2018年特蕾莎·梅首相任期中，一个名为孤独部的新部门在英国诞生了，起因是2017年乔·考克斯孤独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超过900万英国人时常被强烈的孤独困扰。其后在2021年，日本亦设立“孤独与孤立对策担当室”，并新设“孤独与孤立事务大臣”一职。

孤独已然是我们时代的重大公共问题之一，以致英国不得不调用行政的力量去应对。

德国作家伊丽莎白·冯·塔登的《自我决定的孤独》，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展开对孤独的一系列社会学考察。塔登以身体政治的角度切入孤独，引述哲学家、医生、心理学家爱德华·福克斯的说法，将躯体（Leib）与身体（Körper）区分开来。前者提示着人生物性的存在，后者则是一个向各种话语敞开的场域，不论这话语是否从属于彼此殊异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还是被裹在消费的糖浆中，它们都在这一副身体上角力着。吊诡的是，后现代环境之下的人，往往只生活在身体中，被技术形塑着，却忘记了躯体的存在。人在更广义的范畴中，成为了笛卡尔笔下思维的机器。

故而，作者的介怀，并非仅仅在于作为一种病理现象的孤独，而是人的身体在“无接触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孤独的社会、历史成因。

塔登的论述，建基在西方高度发达的技术现实之上，她所书写的德国社会，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由现代而至后现代。当然，此处的现代与后现代之分，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关于它们的学术讨论汗牛充栋，我们无法简单概括，只能提出其中一个要点作为切口。

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去中心化。以城市建设为例，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城市的现代化改造，在法国有欧仁·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这一计划一直持续到奥斯曼身故后的1927年，而德语世界则有维也纳的环城大道。以一种人为规划确定世界的边界，不断划分层次，剥出阶级，将人作为一个元素，作为人口摆置到不同的功能区中。但这一倾向的典型之一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如今却被芜杂的贫民窟包围，仿佛大海深处附满藤壶的鲸骨，不啻于对中心化的一种反讽。

而当我们回顾现代性时，若将目光从那闪耀的玻璃幕墙移开，移向低处，我们便可看到随着城市虹吸周边地区的人口，市民们的居住空间也日渐收窄。譬如20世纪初的柏林，几乎在一夜间成为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彼时有近100万柏林人生活在公寓中，这些公寓如同胶囊，平均每个房间里有4人居住。

故而城市的美学，在那伟大的城市诗人波德莱尔笔下，是一种瞬间性的美学，是在雨后的水泊中短暂映出的天空，城市人的孤独，也应该是人群中的孤独，而非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面对星空的孤独。在哲学家齐美尔眼里，城市化意味着我们被判决为一群自由的陌生人。

当然，这些图景，如今已经是另一种田园牧歌。后现代社会的趋向，是人愈发遗忘自己作为躯体的存在，遗忘皮肤、肉与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等待心脏移植的人，将机械心脏放在他的背包里。那背包发出嗡鸣，仿佛在吮吸，似乎是它拥有了生命，而将人的躯体变成了宿主，人成为机器，机器则成为人。

《自我决定的孤独》从对触觉的讨论开始进入，仿佛穿过一道窄门。当塔登访问触觉研究专家格伦瓦尔德时，格伦瓦尔德表示，他对数字技术的过度发展极为反感，因为我们企图用移动端的操作取代一切，技术的傲慢使得，“我们在一个平坦、光滑的世界里腐烂”。

对格伦瓦尔德来说，触觉是人类所有感官中最重要的。一个失明或失聪的人，仍可以在世上摸索着生存，虽说会更加艰难，但他们依然能作为人活下去，并寻回不完满的尊严。而丧失触觉，却是致死的。因为触觉直接参与人的发育过程，不单唤起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我们也透过触觉认知方向与空间，营造肉身的边界。

不过，我们却正在进入漠视触觉的世界，即使缺少善意的触碰，会使得儿童与老人陷入孤立，人们也不以为然。仿佛触碰本身，正在沦为一种可疑的冒犯，常常带有莫名的意味。现时席卷西方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也常以负面的触觉经验为基点：因为听觉从其原理上，是声波在耳膜上的震颤，故听觉也算是触觉的一种，而触觉最莫测的形态，是性。所以，围绕着触觉，一系列法条建立起来，将它圈禁在一个更明确的区域里。

从根本上，我们不再相信他者，也不再相信作为解放的爱欲。一种积极的生成性的爱欲，让位给自我保护的消极自由。人们不再相信啄木鸟与树之间的友谊神话，而是看到树皮上被凿出的累累伤痕。

也许将来，我们会认为起于2019年末的新冠大流行是“无接触社会”的助产士。长达三年日常生活被无情中断的经验，构成一种无形的内心的灾异。我们愈发习惯，也愈发依赖移动端，于是，即使是身边人，也变得不可触碰，即使是切近的经验，也无法言说。

但越过一道界碑，并不能直接抵达终点，即使在“无接触社会”中，亲密感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它使我们不至于在虚无中溺水。

《自我决定的孤独》结束于哈特穆特·洛萨的共鸣理论。洛萨的巨著《共鸣》长达800多页，系统地检视了当代人的处境。依照塔登的阐述，共鸣理论的核心即在于人也像弦一样，可以被世界触碰，也可以去触碰世界。

不过，触碰的前提，并非不设防。暴力同样是一种触碰，但它与共鸣所需要的触碰有本质区别，暴力不表达，只否定。无论伴随怎样的聒噪，暴力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将被施暴者抛入无声之中。曾几何时，人类对多数暴力保持沉默，而暴力也总与宏大叙事勾连。随笔家蒙田认为，作恶本身就是作恶者的惩罚。同样，暴力本身的否定性力量，需要施暴者不断合理化他的行为。

作为一种深入脏腑与灵魂的触碰，塔登也像无数德国知识人一样，强调音乐的作用。音乐可以作为共鸣的最佳例证。其中，她着重强调了一首发表于1779年的老歌《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这首歌可以说是作者约翰·牛顿的精神写照。牛顿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后，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一次风暴，几乎将他杀死。在战栗的甲板上，他一边操舵，一边祈求上天的垂怜。当残损的“灰狗”号终于靠岸时，或许，他的心中也响起这首歌的最初几个词：“我曾迷失，如今被寻回；我曾失明，如今能看见。”

在余下的生命中，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废奴主义者。而这首歌在新英格兰被修葺过曲调、句式后，作为黑人精神的象征被传唱至今。

奴隶贸易作为一种充满暴力的生产形式，同样在奴隶们的身体上运行，它不单争夺奴隶的身体，将他们当成货物，用烙铁打上记号，也争夺他们的灵魂，使他们中最优秀的人也不得不成为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描述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这是最非正义的暴力触碰。

尽管牛顿没有将《奇异恩典》当成一首反奴隶制的歌曲来写，但这首歌早已摆脱开牛顿最初为它设定的那副意义的重轭。它不再需要以约翰·牛顿的生平作为脚手架搭建起来，它自身就是无比圆满的屋子，为无数彷徨的弱者提供空间。

而也许，后现代的社会构建只是铺设在一块不断消融的浮冰之上，正如塔登在结语中告诉我们的，这块浮冰在孤独的此岸与暴力的彼岸之间漂移，无论撞上哪一边，这块薄冰都会崩解。

我们在冰上筑起雪屋克服无边的寒意，时刻注视脚下的裂缝。每一个人都是冰上的一个小小节点，既是聆听者，也是发声者。这时，我们会想起米开朗基罗画笔下那若有若无的触碰，正是藉着这触碰，我们才被造。

塔登并非全然认同格伦瓦尔德关于现代技术带来堕落的理论。这位执拗的理论家，让我们想起巴伐利亚的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政治上失势时，他将全部心力投入新天鹅堡的建设。

或许现在，触觉就是存放我们孤独心灵的新天鹅堡。一座近似来自童话中的城堡，藉着与孤独同样重的迷狂，在图纸上被勾勒出来，现代技术被埋在它精致的墙壁里。它的造型一如旧时风貌，正如触觉一般不变，但透过通讯技术与日益完善的立法，它被重新提纯，略去令人不快的部分。一种属于爱的触觉，将再次赢得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