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历世界，却不知归处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卷，为免费内容。

《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一书聚焦茨威格晚年的流亡岁月，通过茨威格与家人、友人的往来书信和关于他的诸多传记、文章等一手资料，发掘他的生活日常、精神脉络和行为逻辑，探究他丧失故土、母语、文化参照、朋友、书籍和希望之后，陌生的世界在他眼中呈现的景象和这景象对他的冲击，并试图循此探寻这位著名作家自杀的动机。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前言部分，分享给读者。

1941 年 11 月某天临近中午时，斯蒂芬·茨威格从一张窄窄的铁床上醒来，另一张铁床上睡着他的妻子洛特（Lotte）。他从玻璃杯里取出假牙，穿上皱巴巴的长裤和衬衫。一群马从他寓所旁的石路上橐橐地走过，栖在树冠上的鸟儿们尖声叫着，几只虫子悄悄爬过他的皮肤。这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学名人、人道主义者，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及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均是挚友，来自维也纳，习惯用紫墨水写作，总是穿燕尾服出游，还没过 60 岁生日。

点燃今天的第一支雪茄，他走出散发着霉味的小木屋，沿绣球花杂生的陡峭台阶而下，穿过马路，走进优雅咖啡馆（CaféElegante）。在那里，他坐在一群黑皮肤的骡夫中间，花了半便士享用美味的咖啡，和同他合得来的老板练习葡萄牙语。这并非易事，因为他的西班牙语总是跳出来碍事。之后，他又重新登上那些台阶，在兼作客厅的游廊里坐着工作好几个小时，时不时抬起头，越过棕榈树翠绿色的扇形叶子望向壮美的马尔山脉。比他小 27 岁，曾做过他秘书的洛特，就在不远处校正他那部关于国际象棋的短篇小说，女仆正在室内努力对付冒烟的炉子。

在用过鸡肉、米饭和豆子做成的“原始”的午餐后，茨威格和洛特按照一本国际象棋大师的棋谱下了一局。棋局结束之后，他们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散步。此时他们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上方山中的一个名叫彼得罗波利斯（Petrópolis）的小镇。他们沿着小镇主街漫步，然后转向一条古老的小径，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丛林，在欣赏了遍地的野花和潺潺流水后，又回到小木屋继续工作，写信回信。茨威格当时正阅读从地下室发现的一本蒙尘的蒙田著作，并认真做了笔记（他写道：“在使我们……和平、独立、天赋的权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牺牲掉的那样一些历史时代里，对一个不愿为这样的时代而丧失自己人性的人来说，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唯一的问题，那就是：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继而入睡。如此这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但在今天，这种令人绝难相信的处境击败了他。在写给洛特家人的一封信里，茨威格表达了自己的惊异：“我不敢相信，在 60 岁这年，我会身处巴西一个小山村，身边围绕的只有一个光脚的黑人女仆，同往日生活中的那些书籍、音乐会、朋友和交谈相隔万里。”他留在奥地利的所有财产，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家族纺织行业的股份，在 1934 年第一次流亡时设法带到英国的部分家产，他早已权当尽数丢失了。他穷尽一生，费尽心血收集的大批名人手稿和音乐曲谱散落在世界各地。在写给居住在伦敦的嫂子的信中，他再次强调：“我最迫切的愿望是，你能让所有我们留下的东西物尽其用……这就算帮了我大忙。对那些今生无缘再见的东西，我也会少些遗憾。”

但这里也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尽管迄今为止他们远离了构成往昔生活的所有要素，茨威格声称，“在这里我们感到非常快乐”。这里风景异常优美，当地人民淳朴可爱，物价很低，而且生活多姿多彩。他和洛特在积攒必要的力量去面对艰难的世道——“唉，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力量。”他写道。只要想到被无法言说的苦难吞没的家园，他们的快乐就会被破坏。关于纳粹占领区日常生活的新闻，甚至比军事情况的报道更让人沮丧。茨威格担心他在巴西陶醉于和平与繁荣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饿。巴西对欧洲爆发的自我毁灭的战争免疫，这在其当权者中引发了一种新的国家主义，他们开始幻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左右战局。幸好善良的巴西人民一直未变。“我们希望能给你寄一些当地非常便宜的巧克力或咖啡和糖，”他写道，“但一直找不到机会。”

隐居在郁郁葱葱的彼得罗波利斯的茨威格写道，欧洲如今的困境是远超巴西当地人想象的，就像中国之前的困境对他这样的欧洲人来说无法理解一样，既认为不可能，又一直放不下。为什么这个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这个为自己的文学成就骄傲，更为能够团结起欧洲文学界和艺术界而自豪的人会蛰居在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街 34 号，过着他自称为修士般的生活？但也正是这种距离，这种茨威格向他的出版商描述为“完全与世隔绝”的巴西避难时光，使他保持了自由。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自传《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并“从头到尾修订”了之前的创作。彼得罗波利斯的乡村生活“似乎将奥地利翻译为一种热带的语言”，他对一位流亡同胞如是说。对茨威格而言，维也纳在黑暗中愈行愈远，但这座城市作为一个艺术乌托邦的虚构角色却愈来愈清晰。在这个意义上，他和他的老朋友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有些相似。有人曾这样描述罗斯：“随着奥地利版图的不断缩小，他的奥地利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一情绪在其家乡沦陷后达到顶峰。”

驴队驮着香蕉从下面的道路经过，女仆在隔壁厨房里轻声唱歌，茨威格忍不住开始回顾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光。他最珍视的是 1888 年老城堡剧院（Burgtheater）被拆毁之前，维也纳人最后一次齐聚这座宏伟建筑时的场景，因为这证明了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审美有多么热忱。最后一场演出的帷幕刚刚落下，茨威格写道，悲伤的观众纷纷涌上舞台，只为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多年之后，在维也纳环城大道附近许多资产阶级装饰华丽的家里，那些碎片“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盒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茨威格总结道，这完全是维也纳各阶层参与的“对戏剧艺术的狂热”。此外，这种强烈的痴迷——不只欣赏，还有吹捧——也促使艺术家在创造性方面达到新的高度，他宣称，“艺术总是在其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顶峰”。他从纸张上抬起头，满目皆是墨绿和金黄色的棕榈，是翠绿中掩映的山峦，是广袤的空荡荡的天空。他生命中的那些人都去了哪里，他惊讶地想。茨威格是个精于世故的人，他原以为他已听过世间所有的声音，却从未听到过如他的新家这般的寂静。

世上有一种天才，他们的独树一帜吸引着人们去探究在这些天赋异禀或邪恶之后的秘密。同时，世上还有另一种备受瞩目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天才，却像是强效的透视镜，折射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斯蒂芬·茨威格，这个富有的奥地利公民，焦虑的流亡犹太人，了不起的多产作家，不知疲倦的全欧人道主义倡导者，社交达人，无懈可击的东道主，高贵的和平主义者，平民主义的捍卫者，神经质的感觉论者，爱狗厌猫人士，书籍收藏家，总是穿鳄鱼皮皮鞋的人，衣着华丽、神情抑郁的咖啡狂热分子，世上孤独的心灵同情者，偶尔沉迷女色、时不时与男子眉目传情之人，疑似暴露狂，被定罪的谎言家，权贵的阿谀者，弱势群体的捍卫者，随着衰老开始变得怯懦，在死亡面前又成了一个坚定的禁欲主义者——斯蒂芬·茨威格身上兼具了人类社会中诱人和堕落的魅力。

他们虽然不是天才，却像是强效的透视镜，

折射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时至今日，茨威格的作品在欧洲依旧拥有生命力。他的中篇小说在法国经常再版，而且总是登上畅销书榜单，他的作品遍及商店的橱窗和机场的传送带。茨威格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受欢迎，在德国和奥地利也有大批的崇拜者。但是在英语国家里，尤其是美国，茨威格的作品在几年前却几乎绝迹。在我长大并开始接触文学的岁月中，我从没见过任何一部茨威格的著作，我的朋友中也几乎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当我了解到 20 世纪 40 年代北美的学者是如何狂热地研读茨威格之后，他的作品如今这种大面积的绝迹令我非常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茨威格如此迅速地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呢？

茨威格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揭示战前欧洲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生涯让人了解到，在这种文化被翻译成新世界的风格时，是具有煽动性的。茨威格的人生阐释了在危机四伏之时艺术家的责任感这一永恒不变的命题：忠于灵感还是忠于人文关怀，政治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艺术所发挥的教育作用。他的生平引出了人类的归属这一问题——是我们对家庭和民族的责任，还是理想的世界主义。他在写作中描绘过的形形色色的生命，他在萨尔茨堡家中“露台避难所”斑驳的树荫下曾与许多欧洲的人道主义者和艺术家交谈，这一切都使茨威格成为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和重要的桥梁。在自传《昨日的世界》的题词中，他写道：“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句引自莎士比亚的话，在茨威格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着不同的诠释。

茨威格意识到，他自己从荣耀到困窘的陷落只是欧洲所处的巨大困境的一斑。他在《昨日的世界》的序言中曾这样宣称：“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的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但即使是这种共通的悲剧也无法缓解此般堕落对他造成的冲击。自他被从欧洲文艺界的“奥林匹斯”驱逐至后来凄惨流浪的几年中，他从未停止过诧异和震惊。“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系，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系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真的非常少见。”他这种时不时源自“庄严不复”想象的呼号，总带有些殉难者的意味。

1941 年夏，在由美国奔赴巴西的前几天，茨威格写下了这些序言。当时他住在纽约州的奥西宁（Ossining），他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自传的初稿。如果说他在彼得罗波利斯的家是偏僻、荒凉的，那么这所位于哈得孙河镇，距新新监狱（Sing Sing）一英里（约合 1.6 千米）之遥的住宅则是窘迫和孤独的。洛特在给远在英国的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奥西宁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美丽的风光可以去欣赏。”事实上，当地唯一据说著名的地方就是新新监狱，洛特写道，“但每个人都试图忘掉这点”。茨威格的朋友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欧洲笔会的主席，曾对这个他称为“阴森的郊区”的住宅提出过质疑，他担心这样的住宅可能会令茨威格更加消沉。

在 7 月的一个下午，茨威格第一任妻子与前夫的女儿苏斯·温特尼茨（Suse Winternitz）在拉马波路（Ramapo Road）7 号住宅的草坪上为他拍了一系列照片。他坐在一把藤椅上，同平时一样，衣着整洁，一丝不苟：柔软的浅色长裤，白色的衬衫和波尔卡圆点的领结。虽然已经 59 岁，但他修剪整洁的胡须和从额头向后梳的头发依旧漆黑，双眼深邃，只有眼角的鱼尾纹和严重的眼袋显露出他的实际年龄。他身子前倾，翘着右腿，可能正倾向对话者。在那天拍摄的照片之中，茨威格在其中一张里姿态紧绷，表明他刚刚听到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另一张里，气氛放松下来，但他看起来却仿佛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人。在这两张照片中，他的目光都透露出一种凝重。人们经常赞赏茨威格像鸟一般优雅的社交礼仪，但在这些照片之中，鸟儿却一头撞到它误以为是天空的玻璃上。

在自传中，他察觉到“在我的昨日和今天之间，在我的青云直上和式微衰落之间是如此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他被迫“像罪犯一样”逃离了“国际化大都市”维也纳，他在那里长大成人，备受青睐，汲取文化养料，成为咖啡馆聚会的贵宾。茨威格在流亡美国期间经历的戏剧般的绝境，对每个见过他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并触目惊心的。1941 年 7 月阳光灿烂的一天，克劳斯·曼（KlausMann）在纽约第五大道遇见了他。一直仰慕茨威格的曼发现这个曾被他称为“不知疲倦发挥天赋的人”看起来与往常迥异——不修边幅且神情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以致他根本没注意到曼的接近。直到被打招呼的时候，茨威格才“像一个听到自己名字的梦游者”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个优雅的世界主义者。尽管如此，曼仍然无法忘却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时他那荒凉的眼神。几周后，流亡的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和茨威格一起用了晚餐。茨威格问他，继续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茨威格总结道。

最重要的是，茨威格明白流亡从不会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你才刚开始流亡生活，”他在 1940 年曾对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这样说，“你会看到世界是如何一点点地抗拒这种流亡的。”那时，茨威格已经在欧洲来回游历了很长时间。他向一个朋友概括自己当时的处境：“前作家，现为签证专家。”他们从 1940 年 3 月到 1941 年 8 月底离开奥西宁为止，带有日期、印章、签字和手写号码的领事图章，还有入境信息极其详细的登记记录和有效期，都被记录在茨威格的英国护照上。满满 19 页既稠密又神秘的记录，仿佛是《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里刻着玄妙咒语的护身符。

怎样才算得上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概率是由其内心的刚毅程度、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外界的支持组成的方程式决定的吗？为什么托马斯·曼、卡尔·楚克迈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挥家朋友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可以在美国大放异彩，而茨威格、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却在新大陆的各种遭遇面前选择了退缩？戈培尔（Goebbels）曾经嘲笑这些流亡的作家，把他们称为“行尸走肉”。这轻蔑的称呼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惧，茨威格就曾被这种恐惧折磨：这种将驱逐、分离视为永别的恐惧。这对欧洲社会来说全然的恐惧，在新世界的海岸边又再次出现。

“二战”期间，移居国外的艺术家和学者数量庞大得惊人，有历史学家把此种情形同拜占庭帝国陨落后希腊学者的逃离相提并论。茨威格的美国历程，通过这个新世界各地的酒店一连串的房间，从一个不名之地到另一个不名之地间成百上千的车站，折射出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支离破碎的思想的停滞。所有的大堂和咖啡馆里都挤满了流亡者，他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笨重的大衣，彼此用母语低声抱怨。在从那个地狱般的政府机构弄到证件、工作及工作证明前，他们就居留在偏离市中心的社区的长椅上，在那里，早期流亡者的遗留物，甚至一家商店、一栋建筑物的残骸都会唤起他们对家的怀念。

布鲁诺·瓦尔特将快乐流亡的秘诀归为铭记“这里”和“那里”的区别。作为受挫的流亡者的典型，茨威格的流亡历程堪称毁灭性的——或可称为“罗得妻子综合征”。他过度解读了故乡和当下环境的差异，并且总是忍不住回望过去。他在拉马波路 7 号撰写的回忆录写道，如今他们“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不断仰望”那业已失去的大陆上的“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

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

在我们这个文化价值永远错位、颠倒的时代，茨威格亲历了世界在他面前一点点变陌生的过程—他丧失了故土、母语、文化的参照、朋友、书籍、使命感和希望。他的经历不仅令人感伤，还神秘晦涩。这不禁使人想起托马斯·曼的兄弟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一句话：“被征服者是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的人。”

在 6 月的一天，我沿哈得孙河逆流而上，想去看看茨威格流亡美国期间的那所住宅，他在那里有时一个星期就能写上 70 多页自传。我想去看看那里还留下了什么，是否还有什么可以昭示他的存在，当他从窗口眺望时会看到什么样的风光。我努力想象他从老宾州车站（Penn Station）那座不朽的建筑搭乘火车北上的情景。当时大批戴软呢帽的商人蜂拥而至，在举国备战的时期带来了无数卡其色坡跟鞋和白色水兵帽。

茨威格多少次乘坐火车，路经银灰色的高楼大厦，到达曼哈顿另一头满是绿色石头的河边？而维也纳要温柔许多，公园散落在城市之中，拥有历史悠久的葡萄园的维也纳森林（Wienerwald）将城市三面浪漫的风光连在一起。对痴迷于探究个体至高无上的自由的作家来说，回家之路上新新监狱的高墙，配有探照灯的瞭望塔，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从停车场走上一段很长的斜坡，经过光秃秃的教堂和破旧的商场，穿过一个棒球场内场，来到拉马波路。一小段十字路口在茨威格搬来之前刚刚建成，茨威格住的房子要比周围的古老一些。他写《昨日的世界》时住的房子已经被从之前的果园或屠宰场中迁到了山坡上。房子原来所在的坡上，现在散布着一些新种植的低矮灌木，还有一棵深红色的日本枫树。只有位于前门和车道间一棵茂密的老橡树看起来像是经历了 1941 年的酷夏，它的根紧扣着不平坦的地面，远远看去就像一堆缠绕的蛇。

正门上小拱门的白色木质圆柱的油漆已然剥落，而且通往前门人行道的木板也不见了。我绕着房子走来走去，透过一扇蒙尘的玻璃窗看向发暗的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枯萎的吊兰，在一个仿制的黄绿色蒂芙尼台灯下是一个白色的篮子，里面塑料的三色堇做成的彩虹已经没了颜色。侧门旁一块金色的牌子上写着“小心居住者”。纱门的玻璃上粘着一枚贴花，上面用华丽的哥特体写着“内有恶龙”。

我敲了敲门，然后等了又等。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里面的门打开了，出来一个体格魁梧、头又小又圆的女人。她戴着巨大的塑料眼镜，赤褐色的卷发在根部变成了淡黄色，宽松的 T 恤上印着一个红色的词，“DEVILS”（恶魔）。

她狐疑地打量着我，并没有打开纱门。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询问她是否知道一个名叫斯蒂芬·茨威格的著名欧洲作家曾经住在这所房子里。她打断了我：“是的，我当然知道。十年前有个写书的女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她希望我让她进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个人写作时坐在哪儿。我不知道他是坐在楼上还是楼下，游廊还是地下室。谁会知道这些呢！我不知道他从哪扇窗户向外望，也不知道从他工作的地方望出去会看到什么。我不知道他吃什么，也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无论他曾经坐在哪儿，他的椅子都早就不见了，还有他的桌子。我没有他的笔，也没见过他的打字机。就连前面的草坪也早就不一样了，因为一场关于房产边界线的荒谬的索赔，要我出钱砍掉那些不属于我的树。我给市政府写了信，我说尽管放马过来，试试让我负责。我有原始合同的复印件证明……”

她又说了一阵子，我不时地点着头，目光落到她身后栅栏那里一排又高又漂亮的老树上，那些树影下的草地可能就是茨威格坐在藤椅上拍照的地方。

在离开英国前所写的一篇感人的随笔中，茨威格推测英国人在面对世界大战时之所以如此冷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礼仪修养或教育背景，还不如说是一种全民性的对园艺的热情。他写道，相较于其他，“是人类本性不懈的联合传达出的沉着、前所未见的力量，促使每个个体形成一种一对一式的永远的联合”。可怜的茨威格，在自身狂热的精神逐渐幻灭时，还在思考英国人的冷静之谜。

忽然之间，那个女人结束了她对法律的抱怨，转而说起自上一个不幸的茨威格寻找者离开后，她亲自去图书馆查了这个冒失的闯入者研究的作家的事情。

啊，我想，在有关茨威格美国生活的更多证据消失之前，我的这次访问可谓非常及时了。“你发现了什么？”我问。

“嗯，当斯蒂芬·茨威格先生住在欧洲时，你猜猜谁恰巧住在同一条街的那头？”

我摇头。

“是一个油漆工，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天哪，我多希望茨威格先生当时能把他从梯子上打下来啊。”

我的父亲在 1938 年从希特勒统治的维也纳逃了出来，这多亏了我的祖父。祖父当时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医生，他之前的一个病人在纳粹军中身处高位。在次日凌晨盖世太保（Gestapo）要逮捕我们全家之前，他冒险向祖父通风报信。全家躲到了非犹太人朋友的家中，并成功地在几日后登上了开往瑞士的火车。时至今日，我的父亲—一个狂热的电子产品迷——在想到他的全家幸免于在边境被捕全赖于当时没有电脑时，总忍不住轻笑出声。如果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名单之中，那些纳粹为了钱和贵重物品，也会对他们进行全身搜查。那样的话，他们就永远不可能从奥地利离开了。

父亲一家先是到了苏黎世。由于我的祖父母无计维生，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就被送到了阿尔卑斯山麓下的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我父亲对这段时光最深的印象是被迫在半夜起床，从孤儿院走一段非常危险陡峭的路到最近的村庄，为酗酒的领头修女买酒喝。在某次严重的事故之后，他和他的兄弟设法从孤儿院逃回了我的祖父母身边。那时，他们的瑞士签证即将到期，瑞士当局已准备将一家人遣返奥地利，我的祖父想办法和一个他以前旅游时偶然救治过的美国人建立了联系。这个人没有忘记他，并答应为他们的偿付能力做书面担保，以便他们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如果没有这个不知名的得州人的热心帮助，所有的家庭成员肯定会被送往集中营的。但好景不长—家里人的钱被偷了，身份证件和车票也消失无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苏黎世到了热那亚。在热那亚，通过帮忙隐藏财产的意大利亲友，他们订到了开往纽约的雷克斯号（SS Rex）客轮的船票。

正如这场战争中其他难民——应该说任何灾难和冲突的受害者——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中充满了“如果不是因为”“差一点儿”和“在最后关头”的时刻。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是因为它最终有一个较好的结局，带着这些回忆的流亡者抵达了他们的避风港——那个公认的期许之地。就我的家族而言，故事大概是这样结束的：“经过了所有那些千钧一发的时刻，结果你看，感谢上帝，他们终于来到了美国。虽然最初的光景非常艰难，他们租住在纽约一座破旧的廉价公寓中，但最终还是想方设法来到了波士顿。在那里，你祖父得以重新开始行医，并将他的儿子们送进了波士顿拉丁学校和哈佛。这就是结局。”

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真正了解到，整个家族在悲惨的流亡过程中遭受了多少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果说欧洲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迫害下得以存活，那么在这些成功逃离的人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了他们之前的身份和完整的人性。茨威格的流亡岁月吸引了我，部分原因在于它以一种生动的画面呈现了难民逃离残酷血腥国家的典型经历。他的故事还说明了人们重获自由并不能解决流亡造成的困境。

被征服者是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的人。

在依靠社会救济支撑了几年之后，当时我已经上了年纪的祖父终于掌握了足够的英语，并通过了医生资格考试，可以在美国注册行医了，但他在美国的收入始终只是勉强糊口而已。比物质方面的损失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物质困境破坏了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的祖母有一个表妹，我们叫她爱丽丝（Alice）奶奶。她也从维也纳逃了出来，后来成为曼哈顿地区一个了不起的精神科医师。他人一生平凡普通，爱丽丝奶奶却是个有故事的人。她信誓旦旦地说她曾多年受雇于墨索里尼的一个后代，帮助制定重新安置欧洲犹太人的计划，他们可能想将所有的犹太人迁到乌干达。据她所说，她在古巴革命时期还结交过海明威和他那帮朋友。海明威迫切地想和她上床，她拒绝透露自己是否妥协。在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垮台时，海明威把她送到机场，强迫她登上了最后一架离岛的飞机。她最自豪的事情是以一己之力令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警卫释放了她的丈夫。但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婚了—多年后又复婚。我曾偶然见过他一次，那是个有点寒酸的人，下巴很宽。当时爱丽丝奶奶带我去看《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日场演出， 他就略带奉承地等在比蒙特剧院（Beaumont Theater）的大厅里。爱丽丝奶奶从他身边走过时并没开口，但随即——在我们经过时——用一个神秘动人的手势把手伸向身后捏了他一下。几年之后，她才向我们说明那个被冷落的男人的身份，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但当时他们已经再次分开了。

我的祖父母居住在维也纳的贝尔维德花园（Belvedere Gardens）附近一间很大的公寓时，同爱丽丝奶奶的关系就很好。她经常乘坐他们黑色的欧宝奥林匹亚车，同他们一起参加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展。她在他们的家里用餐，还到过他们夏日在阿尔卑斯山中租住的庄园。爱丽丝奶奶在提及我的父亲时，嘴角总会浮现一个宠爱而和善的笑，还带些屈尊纡贵的味道。“可怜的马丁，他小时候备受冷落。”然后她又叹气，“人们总认为父母吵架会对孩子造成可怕的伤害，但相信我，过分相爱的父母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更糟糕。你的祖父母非常相爱，因此马丁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冷落。”

当然，我父亲身为当事人，能对他父母间的关系进行更全面的评价。他们之间 20 多年的亲密感情，到美国后产生了裂痕。他们开始频繁地争吵，场面总是很可怕，青春期的我某天就见识了这些争吵造成的伤害。我父亲当时正郁闷地盯着电视机上某个无聊的节目，突然对我说，“人们总是抱怨“太可怕了，现在一家人坐在餐桌旁吃晚饭时全都盯着电视，连话都不对彼此说＇。其实，我告诉你，在晚饭时坐在一起聊天也没什么意义。天哪，我父母争吵得那么厉害。”他把手放在额头上，“当时我多希望家里能有台电视机啊。”

他们争吵的由头各种各样，但都在意料之中，永远围绕着钱。在某个时期，还可能涉及婚外情。但他们婚姻中各种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度给他们的社交生活造成的激烈而彻底的失衡。人们一般认为流亡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同外部世界业已变形的关系上，每日的例行公事也变得陌生起来——充满了各种困难。但在自己的祖国形成的家庭关系的隔阂同样也会非常严酷。就我祖父母来说，有时还因为权力的逆转。我的祖母是个极有天分的钢琴家，经常出入各种社会场合的她，在维也纳社交界的魅力比身为医生的祖父还要大。然而，这个医生的挚爱，这个交友广泛、邀约不断的人现在却只能和两个儿子一起被困在陌生的家中：在四十岁生日前遭到双重流放。与此同时，我的祖父虽然比她大十岁，但由于对工作的迫切需要，不得不飞快地学习英语，被迫步入社会，勉强维持了一种活跃的社交生活。（传统的奥地利—德国主妇总是不堪其扰地忙于各种家务事，因此权力的逆转很多时候是另外一种。一个流亡者就观察到，“只有到了美国，许多的欧洲女性才见识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她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处于一种典型的美式狂欢中”。）

有时，这种之前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如上的逆转，有时原本的这种方式则会加强，令人更加迷惘。我相信，茨威格和洛特面对的应该是后面的情况。自流落到陌生的巴西山中小镇后，他们猛然发现，他们婚姻之外的世界越来越令人费解。洛特在给英国的哥哥曼弗雷德（Manfred）和嫂子汉娜（Hanna）的信中反复提及她无力缓解茨威格的绝望。在茨威格最后一次离开纽约前，洛特曾对一个朋友说，她现在除了强迫茨威格无论去哪里都把她带在身边外，根本束手无策，她的语调中满是《圣经》中《路得记》般的阴暗。

被迫放弃了那么多东西，人们很容易认为流亡只是意味着放弃之前的身份。然而，这些故事并非完全关于放弃。流亡者在被迫奔赴新世界的过程中，也一直在无意识地散播着往昔生活的气息，正如从扇动的翅膀上掉落的粉末一样——就茨威格而言，是德奥合并前维也纳的壮丽和阴暗，是灿烂的黑色的光。我祖母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张照片同 1941 年身处奥西宁的消沉的茨威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刚刚成年时，茨威格的声名已如日中天，整个奥地利仍处于文化高峰的余韵之中。在这张照片里，她身着时髦的黑裙，腰部有一枚椭圆形的金饰针，头上一顶优雅的钟形帽。她的双手放在臀部，手指朝下，跷着二郎腿，高跟鞋上点缀着醒目的羽毛，一长串珍珠项链落在她白色的衬衣上。她对着镜头笑得极其活泼自信。当我看到照片里她这种热情的无所畏惧的笑容时，我总会想起每当她来到我们在弗吉尼亚（Virginia）北部郊区的家中时的那种失衡感——她给我和我的兄弟们大大的湿热的吻，她大笑的样子，她在家中弹奏的交响曲，她在游泳池中快速扭动时显得非常大的琥珀色的眼睛和胸脯，她总是非常慷慨地给我们糖吃，对自以为不上档次的东西根本不屑一顾。她在费尔法克斯（Fairfax）时简直就是一个犹太版的格列佛（Gulliver）。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在探索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时必须承受的挑战，她流露出的对文化启蒙的热情——她在之前的社交圈子里有很多同道中人——最终激起了我自己的想象力。

年轻的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从小小的布拉格（Prague）踏进茨威格在维也纳的单身公寓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刺激。他看到了无数的外文书籍，茨威格请他喝的酒令他感觉到自己正在领略“原汁原味的都市优雅”，其他人则注意到茨威格身上那种精致格调的魅力在开始流亡后反而持续扩散开来。至于他在伦敦哈莱姆街（Hallam Street）租住的“漂亮的房间”夜里的情况，则令到访者震惊不已。正如茨威格一位维也纳的旧识所说：“连续好几个小时，作家们轮流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并礼貌而恭敬地聆听。”这样的场景概括了很多流亡者“夹缝中的生活”。在早期的流亡中，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被迫蹒跚于“自命不凡与高贵和一种波希米亚风”之间——被困于流离失所的同胞和古怪的当地人之间。茨威格在这段时间经常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游荡，试图去寻找纪念那些早期流亡者——其中就有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的牌匾，来确保自己仍为世界精英公民中的一员，他试图让自己相信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周边的路灯照亮的就是世界的中心。

“自命不凡与高贵和一种波希米亚风”之间

我父亲的家族和茨威格的不属于同一社会阶级。我母亲的父母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到维也纳的，祖父的父母来自利沃夫（L’viv），他们都是不久前才成了东犹太人（Ostjuden）的。但茨威格本人对他父母的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矫揉造作的阶级意识一贯是嗤之以鼻的，他总是嘲讽地提起父母在他和他的兄弟小时候灌输的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高雅”的人而其他的则绝对不是的观点。“他们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看这个朋友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对这个朋友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财产状况都要详细调查。”他回忆说。但茨威格又冷静地指出，50 年或最多一个世纪之前，所有这些犹太家族都来自于同一个犹太人地区。

随着年龄的增长，茨威格对这种行径也越来越宽容。尽管他已意识到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为了赢取地位，不如说更像是那些伟大的犹太人努力想在“文明世界中更进一步”的征兆——这一定律实际上适用于每个社会经济阶层的犹太人。一个“上流”家族——他发现——最终被定义为摆脱了犹太人区那种狭隘、小气生活的刻板印象，通常是因为他们适应了“另一种文化”，“一种兼容并蓄的普世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祖父从他父母偏远的村庄中不远万里长途跋涉的行为就是一个范例。照片中我祖母那种自信来之不易，但这种自信的表情在几年后却轻易地从她脸上抹去了。茨威格注意到，这只是另一种“犹太人永恒悖论的命运”，他们正如被困在物质领域的祖先那样，现在一股脑“逃向了精神世界”，但结果是一样的损失惨重。谁能预见纳粹将禁止犹太人从事“脑力方面的职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茨威格想知道为什么这种对精神生活的投资后来却触怒了大众，正如先前专注于商业活动的那些犹太人一样？

当我开始阅读茨威格的作品，研究他的生平后，我发现他的故事让我离祖父祖母更近了，这使我更加乐此不疲，甚至多年之后也是如此。就算终结他们流亡的机会已经一去不返，或许在描绘这个复杂的流亡者时，我至少可以摸清漫长的流亡过程的构成——追溯其在欧洲的源头，在新世界的发展，在那里华丽新奇的事物和被粉饰的记忆都令流亡者们迷惑。但实话实说，我同样喜欢徘徊在这些维也纳的幽灵之间，探索他们神秘的命运，即使在发现有许多黑暗同样也诞生于这座城市的光辉中之后。

维也纳在 20 世纪早期的创造力爆发，经常被描述为某种美妙的梦境，这瑰丽的火焰燃烧于欧洲文明的最后时刻，燃烧于原始的野蛮撕裂并灭绝那场文艺复兴之前。但这蓬勃的精神和紧攥的拳头之间存在某些朦胧的、重叠的领域。茨威格的故事揭示出善与恶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紧密联结的。维也纳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在努力应对同样的难题，达成同样的志向，这些难题和志向又激发他们的敌人的暴力情绪。希特勒的计划深受拿破仑泛欧思想的影响——通过武力征服来获取，并通过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来维持霸权的统治。茨威格计划的灵感是基于人道主义模式的泛欧思想的梦想，实现的方法是和平的，是跨越国与国之间界限的，而它的领导者应该是学者和艺术家群体中的精英。在大变动面前，就欧洲命运进行争辩的双方都受教于同样单调乏味的教育体系，都受到了混杂着性压抑和强硬的军国主义思维的思想的影响。他们都经历了那场信仰破灭的世界大战，并不得不忍受它对社会经济造成的迟缓的破坏。这个赋予人灵感的文化之都维也纳同它的敌人一样忧虑着欧洲的未来，他们对深刻的精神复兴的需要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茨威格认识到——甚至是短暂地认可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魅力。在 1930 年 9 月的德国大选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从两年前的不足一百万飙升至如今的六百多万，他将纳粹获胜的原因归咎于那些民主党人的自负保守，将这次大选的结果称作“或许不太明智但根本上很可靠的，年轻人在面对“高层政治”的迟钝和优柔寡断时值得称赞的反抗”。比茨威格小 25 岁的克劳斯·曼不得不提醒他：“年轻人的所作所想，并非全都对未来有益。如果德国的年轻人变得非常激进，难道我们不该首先问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反抗吗？”

茨威格和他的法西斯对手在就欧洲危机究竟意味着什么和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偏偏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结论。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在如何推进人类文明的观点上甚至都是完全相同的。基于此，茨威格在被迫流亡之后，便开始对全欧层面综合的发展观和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了质疑。针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成就，他在自传中这样写：“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失去自己过去的许多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奥地利人“自由自在，漫不经心，一味虔诚地信赖自己的皇帝和信赖赐予他们如此安逸生活的天主”，但这种悠闲、传统而滑稽的阶级分明的安全世界，恰是他和他的同龄人要推翻的，他们如饥似渴地投身其中的这场革命般的、艺术般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帷幕。

在茨威格故事的核心中，隐藏着他的人生之路在何处拐弯以及他创造的欲望和毁灭的冲动是如何分道扬镳的秘密。如果非要在维也纳的地图上标出这个十字路口的话，那我会选择席勒广场（Schillerplatz）。这是维也纳艺术学院（Vienna’s Academy of Fine Arts）前面的一个小公园，就是那个拒绝了希特勒入学申请的学校。学院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欧洲艺术品，至今仍向公众开放。公园的中心立着一座德国诗人席勒（Schiller）的塑像，犹太神秘主义专家格舒姆·肖勒姆（Gershom Soholem）把席勒称为“自由的传道者”。他曾经这样写道：“与理性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席勒的邂逅，对很多犹太人来说，要比与经验主义的德国人的邂逅更加真实。”茨威格引用了席勒的一段文字作为他研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题词——“崇高的性格只能在一次次战胜感官的阻力时，在热情奔放和瞬时出力的某些时刻显示出来”。也正是从席勒的诗歌之中，茨威格领悟到了足以支撑他道德哲学的基础：自由只能在梦中实现，就像最深刻的美只能在歌中绽放。

席勒塑像的底座上是一个青铜的浮雕，刻着一张巨大的由于恐惧而扭曲的脸，它象征着悲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环绕在这张面孔周围狂乱的卷发，会发现里面隐藏着一个大笑的森林之神萨提（Satyr）：他是喜剧的象征。在这个浮雕图像中，悲剧和喜剧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这也呈现了维也纳面临的真正的困境。喜剧的脸孔相较于悲剧要小一些，还被悲剧的长发所遮盖，眼睛也是半闭的；而悲剧的脸孔看起来像是完全发疯了一样。茨威格不可能的流亡的故事——茨威格本人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流亡者——与这幅令人困惑、充满悖论的图像产生了共鸣。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研究如这个谜题般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

……

获取完整阅读体验

或在应用商店搜索“小鸟文学”👆

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