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市场来看，上市11年，市值最高时超过5000亿，既是普通投资者心中优选标的，亦是二级市场的价值投资“风向标”。从增长势头来看，成立23年，它从一个百人小厂发展为超6万人的大公司，业务遍布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斩获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第一：全球最大的单晶硅片和组件制造商；全球市值最高的光伏企业；顶级投资机构“加持”最多的光伏企业；整体研发创新投入最多的光伏企业……不得不说，外界对这家企业充满好奇。比如，在光伏这样一个具有显著周期性特征的行业里，隆基凭什么能够数次穿越行业的跌宕起伏？屡创经营奇迹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战术与打法？5月初，正和岛“案例探访”走进隆基绿能，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正和岛总编辑陈为就隆基的成长之道与企业家精神两大话题展开了深度交流。在这场重磅对话中，千亿隆基的增长密码，逐渐浮现在了我们眼前……以下为本次对话内容精编，细细品读，定会对你有所启发。对 话：钟宝申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宝申：1000亿营收背后，
有3大思想法宝
陈为：今天的两位嘉宾堪称陕西之光，在陕西岛亲和乡党中也是口耳相传的人物。钟总是世界级的企业家，张教授也是家乡人的骄傲。有陕北的朋友和我说，在陕北，很多父母教育小孩的口头禅就是“娃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看看人家张维迎”。我们的话题也先从张教授开始。张老师，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这一路走下来，您觉得除了天资外，还有什么特质对您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张维迎：坦白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天资，多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至今我仍然是这么认为的。当然，这一连串的偶然背后也存在一些必然，比如在不同阶段遇到的那些对我有帮助的人，但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其实并没有特定的目标，这是我的一个特点。那如果今天让我重新做一个选择，我有没有可能选择做一个企业家呢？我想了想，答案是不会。和企业家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知道这些做企业的人真的很累很累，社会上现在有“996”的说法，但他们中好多人的工作强度其实远超“996”。另外，一个企业的发展中会遇到很多矛盾，需要企业家及时果断地做出判断和选择。但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优柔寡断的，一些事情做起来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这种性格做企业也会很难。但我觉得无论是做学术还是做企业，有一个理念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的人生追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你的行动。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别人喜欢看什么，我就去给他写什么，如果这样做了，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学者，好在我在这方面的坚持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我觉得企业家也是如此，不一定只能去迎合客户的需要，很多情况下，客户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只停留在追随客户的层面上，一般来说，前途不会特别好。对企业家而言，还要担心现金流够不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需要考虑到更长远的事，这是我的理解。我们看到，前不久隆基公布了去年的年报，成绩惊人又喜人。营收达到了1289亿，净利润也有148亿，营收和利润都实现了60%以上的增长，非常厉害。这一优异成绩的背后，相信一定与钟总做对了一些关键事情有关，和我们讲一讲，有哪些事情是您觉得比较关键的？
我们在做事之前会先去思考这个产业的本质，就是在一个产业中，隆基能不能做出一些差异化、有更大价值的产品来提供给市场和客户。我们的一个观念是，凡是人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能够被大多数人学会的东西，最终都会过剩。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过剩论者”，持“过剩论”该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差异化和创新这一条路可走了。谁能先实现差异化和创新，谁就能享受一定阶段的红利，等这一红利期过去后，就需要通过持续的创新和研发来给市场提供新的产品。如果研发和创新的红利也没有了，那就只能靠高效的运营，靠提高组织效率来应对同质化竞争了。所以对隆基而言，思考产业的本质、产业的未来会往哪里走，已经成为我们做事之前的习惯了，这是决策方面。不领先不扩产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和原则，很多产业你在外面看的时候觉得很热，但等到你真的投入其中、扩大产能时，往往就是价值下跌之日，就是残酷竞争甚至亏损的开始。但如果你现阶段已经做到了行业领先，或者大家刚刚注意到这个产业，正准备往这个产业发力，而你已经在其中扎根许久了，这个时候你扩充的产能才会对产业起到推动作用，才能享受到产业的红利期。隆基在执行方面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我们在自己认定的战略方向上会配置超出这个项目所需要的资源，一切以产出结果为导向。所以我们内部经常讲，在战略性项目上，杀鸡就要用宰牛刀。战略性项目就是鸡，我们决不能让这只鸡跑掉，所以要用宰牛刀，在战略性项目上要投入足够的资源取得领先。这样的打法前期虽然投入比较大，但等到有了成果，取得了领先优势后，后面的发展相对来说也会更顺畅一些。当然，这一点很考验判断力，市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你可以去关注它，可以去分析它，但只要这个机会不在你的战略方向上就不要投入资源，毕竟你的管理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等等都是有限的。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确定的战略方向上，然后加大投入，结果是会必然产生出来的。
陈为：钟总总结的三点因素很引人深思，所谓形势比人强，有些时候我们有点迷信人的力量，但战略的力量可能比人的因素还要重要。
张老师研究企业家精神近40年了，也写过很多企业家的故事，我有一个好奇，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的时代里是不是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人其实常常经不起诱惑，很多企业家也是一样。钟总能够坚持杀鸡用宰牛刀，这一点非常重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机会，哪一个机会要利用，哪一个机会要放弃，这是企业家要做的关键抉择。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的时代里确实不太一样，早期来看，套利型企业家是居多的。这种套利可以是贸易上的套利，比如同一个东西，一个地方的价格高，另一个地方的价格低。从价格低的地方买入，然后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就可以赚到钱。也可以是产品或者要素上的套利，比如早些年很多产品供不应求，谁能把产能提上来也能获得暴利，所以早些年对于机会的敏感性是特别重要的。但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更偏爱那些能够看到未来的创新型企业家，因为客户没有办法告诉你未来需要什么，只有你先通过创新做出来了，才有可能引领他们的需求。套利型企业家往往缺乏耐心，喜欢做一些短平快的事，项目投钱进去后短期内如果没看到回报就特别着急。但创新的产品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开始大多都会亏损，到了一定时机后才能赚钱，但对于企业家和投资者而言，今天其实更需要培养起自己的耐心。总的来说，对于未来的企业家而言，要求确实是比过去高的，但也有一些最基本的企业家精神始终是没变过的。比如充满想象力、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对机会的敏感等等，特别是那种屡败屡战的精神。在经历磨难和失败时，可能一般人就放弃了，但真正的企业家不会放弃，他们不甘心以失败收场。比如，我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讲了杜厦的故事，1989年他欠了1400万，放在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他还是通过一些奇思妙想，最终把钱都还上了。俞敏洪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教培行业骤变后，他的财富几乎快要清零，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要重新站起来，证明自己能行。所以，从古至今，企业家精神中这些最基本的内涵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但从当下来看，有一点确实也变得愈发重要起来，那就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今天是一个极为强调创新的时代，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像钟总所在的新能源行业，如果没有专业知识，做起来可能就会更麻烦些。所以，如果说过去企业家的主要工作是组合资源，那未来更多的是组合人。企业家要和发明家、科学家进行紧密地合作，将他们的知识有效利用起来，最终变成可以为市场所接受的产品。就像几百年前发明蒸汽机一样，蒸汽机就是企业家和发明家完美组合的产物。总之，企业家要想着与发明家、科学家或者那些能够不断创造新产品的人联合起来。未来，这一点将变得至关重要。
陈为：钟总最初下海创业的起点其实和今天的创业者差不多，但您在10年的时间里做到了接近100倍的增长，这就非常厉害了。
我也特别想替创业者们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这20多年一路走下来，作为前辈和领先者，有哪些心得感悟或者提醒可以给到各位创业者？
什么是经营的常识？就是把握好你的收入、支出、现金流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对自身的情况和能力有清醒的认知。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充斥着太多的机会。就像张老师刚刚讲的，哪个机会要利用，哪个机会要放弃，这是需要创业者们认真衡量的。坦白说，每个人的欲望都是无穷的，想做的事情数不尽。但我们的生命有限，资源有限，还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战略上首先要去明确哪些事情是你不去做的，那件怎么也舍不得放弃，非做不可的事情才是你的心肝宝贝。但从市场上来看，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不尊重常识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地产行业，过去20年可谓风光无限，但最近2年一批又一批的接连倒下，之前赚的几百亿乃至上千亿的利润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亏光了，有的甚至还欠了很多债。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看它们的商业模式就明白了，基本都是90%以上的负债率，这本身就是不尊重常识的一种表现。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周期，不未雨绸缪、不尊重常识、不想着为穿越周期做好准备，那么问题迟早会出现。我认为，创业的想法一定是来自能够为别人解决某个问题，你能够赚钱，只是你帮别人解决问题顺带产生的效应。如果创业的想法不是从帮别人解决问题开始，我个人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举个例子，之前结交了几位做美容院生意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都说干美容院好挣钱，半年左右就能换一辆好车。但等到第二年、第三年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开心不起来了，都说不挣钱了。我问怎么了？他们说第一年卖了很多美容卡，但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美容卡卖不出去了，收入上不来，服务还得继续。这就是没想清楚生意的本质，只想着把卡卖出去了钱就是自己的了，但真正让你赚钱的是背后的服务，后续的服务跟不上，不能再帮别人解决问题了，这个钱就是不可持续的。也有人问我，那创业到底从什么做起呢？从我的经历和观察来看，创业初期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就是从身边的事做起。比如有什么东西是短缺的但你能做，或者这个东西市场上也有，但你还能把它做得更好、更方便使用。陈为：整体来看，光伏产业也经历了几轮的跌宕起伏，您对这个行业的周期和趋势有着怎样的观察？目前很多企业都把布局储能领域作为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建议？
钟宝申：首先，我认为储能行业一定会蓬勃发展，几年之后的规模会是现在的很多倍，有着很明朗的发展前景。
第二，光伏的需求和市场也一定会持续发展，但必须强调的是，行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行业里的企业都好过。比如，假设产业需求增长10%，但企业的产能增长了50%，这就会导致市场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我们的膨胀速度，竞争就会变得愈发激烈。任何一个新兴行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脑子里追求梦想的速度要比现实需求的速度快很多。再回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说储能和光伏行业会蓬勃发展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去碳化的大趋势。中国已经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保守的目标，我们大概率会提前完成。欧盟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则把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定在了2050年，距今就剩26年多的时间了。届时，煤炭和石油作为燃料的时代就完全结束了，过去200多年积累的庞大的能源体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重构。对一些传统能源企业来说，他们的化石燃料业务将随之消失，这个进程中，新能源行业将面临巨大的机遇。
陈为：我们发现，一个地方民企发展得越好，经济就会越活跃。客观来讲，与一些先进地区相比，陕西的民营经济略显薄弱，怎么才能把民企搞得多多的，把民企力量搞得壮壮的，张老师对此有什么建议？
张维迎：我很欣慰陕西出现了隆基这样的民企，整体来看，陕西在这二十年间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不过，有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当地权衡斟酌的，比如前段时间向非公企业派驻“第一书记”这件事，对企业家来说，这可能就会对他们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企业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他们的某个想法要经过其他人议论，他们的心态可能就会发生变化。第二，企业家一定是那个说话算数的人，在企业里，他的话是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第三，企业家是企业的第一责任人，无论好坏，责任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所以，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需要当地多做考量的，一些决策要考虑到企业家的真实感受。这里，我也想和钟总探讨一个问题，我觉得未来的能源是多样化的能源，而不是单一的能源，传统能源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一定份额，像我们今天给电动车充的电，绝大部分依然是化石能源转化而来的。从人文历史的角度看，化石能源也是新能源，不是旧能源。人类社会在1900年之前仍然是以生物质能源为主，比如木材、动物的排泄物等，到了1900年之后，化石能源才超过了生物质能源。尤其像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化石能源才真正超过生物质能源，所以我认为化石能源是新能源而不是旧能源。钟宝申：我要和张教授争鸣一下。首先，新旧能源的称呼本身，包括各类能源出现的时间点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对今天的能源而言，昨天的能源就是旧能源。我们之所以区分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最主要是受到全球气候问题的影响。目前，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公约，展现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和决心。要知道，青藏高原的雪线最近20年升高了500米，什么概念？原来在4300米左右就是终年积雪，现在已经上升到4800米，这是在20年之内发生的事情。还有“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山，曾经是终年积雪，但现在不是了，到了夏天就是一片光秃秃的灰石头。更严峻的是，到本世纪末，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度，我们将会陷入气候灾难循环发生的困境中，这意味着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可能就是最后一代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去碳就是必然的趋势，我坚信以化石能源为主的时代一定会结束。另外，现在清洁能源的成本已经大幅降低了，具备了大规模应用的条件。我们发展新能源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环境，阻止气候变化，也是在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这方面我们也有系统的研究。张维迎：很多人都说化石能源给环境带来了破坏，但我觉得人们也忽视了化石能源好的一面。我从小在陕北长大，小时候陕北基本都是光秃秃的景象，因为大家烧不起煤，只能去山上砍柴，植被受到了破坏。后来煤炭开采量上来了，大家烧得起煤之后就没人去砍柴了，植被覆盖率也随之上来了。所以在新能源方面，我其实没有您这么信心十足，包括我们自以为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仔细想想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认知还非常有限。就比如气候变化这件事，多大程度上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宇宙周期循环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无法确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万多年前地球上还没有多少人，但为什么冰川还是融化了，为什么美洲板块和亚洲板块还是分开了，这似乎与人类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不能以一种理论来证明事情一定就是这样的，不能说达成了全球协议，就认为他们说的就是对的。最好的办法还是要给人们更多的选择，让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判断，能源的使用上也是如此。我反对以政策或者法律的形式来禁止某一种能源的使用，比如欧盟将在2035年起禁售燃油车，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在1900年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是蒸汽车，第二位的是电动车，第三位才是燃油车。当时来看，电动车的前景一定是好过燃油车的。那为什么燃油车后来超过了电动车？因为燃油车的效率提升得太快了，如果当时不允许竞争，法律规定禁售电动车，那今天的世界就会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些想法。钟宝申：张教授表达了自由竞争的观点，通过自由创新让市场的土壤更肥沃，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服务，使社会经济更加繁荣，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但张教授在这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环境的治理和经济的发展是两回事，回到这个问题来看也是同样的道理。张维迎：我是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只看一个方面，比如说有机食品，如果规定只能推广有机食品，那面对高昂的价格，吃不起的穷人就要挨饿。同样，一提到杀虫剂或者农药，很多人就觉得是有害的。但没有杀虫剂，没有农药，中国粮食的亩产量就难以实现翻番，很多事情还是要辩证的去看。陈为：两位嘉宾争鸣起来，主持人就很省事儿。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说，可能张老师的立场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家乡情节的影响，因为他是在煤矿发达的陕北地区成长的。（众笑）
陈为：我再向钟总请教一个问题，隆基三位创始人既是校友也是老乡。牛人之间一般很难合作，都喜欢自作主张。你们这么多年合作得挺好，陕西有句土话，“能尿到一个壶里”，靠什么做到的？
价值观是个大问题，在我做过的四五家公司里，基本都是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合作的，至今我们依然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合作状态。因为我们合作初期就在价值观上形成了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之后，所有问题都会变得简单起来。举个例子，1993年创业的时候，我去工商局注册营业执照，工作人员问我有存款吗，我问需要多少存款，他们说至少2000块钱。可我存折里就20块钱，怎么办呢？我就打印了一个存折复印件，然后在后面画了两个零，就这样把营业执照注册了下来。那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在一个宿舍，挣了钱就塞到床底下，公司和家是不分开的。等到1996年我们赚到了100万，算是一个正式的公司了，这时候就要面对分股权的问题，后来的经营中又要面对发展方向的问题。这些事我之前也没想过，但到了那个时间点又不得不处理。第一，我们是一个支持干事的团队，谁干事谁就能多拿钱。有人觉得钱赚得不少了，想要休息，也可以，但想休息的人得把自己的利益多分给干事的人，不管他们平时来不了公司，每个月都一定要抽出一天的时间过来，大家坐在一起把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说清楚，互不隐瞒。很多事情上，你不让别人参与进来，他就会觉得这件事和他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有让他参与其中，他才会认为这件事是和自己是有关系的，要负起责任来。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能参与进来的人都要参与，每个人都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都要对结果负责。比如，有的人洞察力更强一些，那就让这个人去做决策，其他人配合他来完成工作。就是在一个项目中，谁擅长做什么，谁就是核心，充分发挥核心人员的才干，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习惯。当然，能做到这一点，还是离不开前面提到的价值观上的共识。只有彼此信任，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这些问题上有明确的共识，大家才能更好的合作下去。对我而言，我这个位置更多的会做一些拍板决定的事，所以我很感谢我的伙伴，如果不是他们的包容，乃至牺牲掉一些个人想法，我也很难顺利地做好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陈为：接下来请张老师和我们讲讲经济形势。最近，不少人在担忧通缩的风险，从您的观察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是怎样的？
张维迎：很多企业家每天要拜访客户或者找订单，他们对经济形势的感触可能比我要更深刻。我想说的是，很多人目前过于关心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利率等等，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越优秀的企业家越不关心货币政策。马斯克什么时候讨论过货币政策？去世的乔布斯什么时候讨论过货币政策？退休的比尔·盖茨什么时候讨论过货币政策？当然，不是说货币政策不重要，而是要看你处在什么行业里，国家经济是发展还是不发展。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多少人天天盯着货币政策看，但我们的经济依然发展起来了，在2009年之前，政府担心的一直是经济增长过快的问题。现在大家经常提到通缩，但我觉得通缩本来就不算是一个问题，只是我们认为通缩是问题，它才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觉得通缩是问题呢？因为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企业家们能够解决的。我认为企业家的信心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大，我们越关注货币，越可能刺激货币，越容易导致货币超发，最后的问题也就越大。企业家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钟总刚才谈到的那两个问题，解决好创始人或者合作伙伴之间利益和认知上的冲突。尤其是认知上的冲突，像一些刚结婚的小夫妻，就是因为装修上产生了分歧，最后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闹离婚，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冲突。钟总和几个伙伴能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他讲的这些道理还是很值得大家思考一番的。
陈为：最后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想听听钟总的看法。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能听到基层的真实声音，从而做出灵活及时的决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商业组织同样如此。
隆基的员工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6万，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您怎么确保自己能听到来自一线的真实声音？
钟宝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我觉得可以总结为2个方面：一是工作文化，二是平台建设。企业都会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的历程，小的时候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向别人学习，看看那些优秀的企业是如何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是怎么做到降低经营成本或者提升组织效率的。这一阶段不要总想着引领行业，还是要沉下心来向优秀者取经。等到企业成长为一个大组织，比如到了一两千人或者更大规模的时候，就要考虑在企业中培养起相应的工作文化，然后再叠加自己的平台能力，以此来保证自己能够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和不同意见。以我们自己为例，2007年，隆基的员工手册里加上了这样一条规定，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就把你的想法拿到台面上公开讲。我们相信，能拿到台面上讲的想法一定具备合理性，至于要不要执行、怎么执行，大家再一起来讨论。包括我们对所有干部也有一条关于组织氛围的考核，考核什么呢？就一点，你带的团队中，大家是不是能够无压力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一个创新型企业来说，一定要提倡员工不用看领导眼色和喜好来发言。如果一切发言都以领导眼色和喜好为准，员工就会不自觉地观察领导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领导在一些事情上的判断和想法。久而久之，即便自己有了新想法，但如果这个想法和领导不一样，他也不会讲出来，因为担心领导不喜欢。对企业家而言，这样的氛围下不可能观察到事物的完整面貌，很多创新点也被忽略掉，甚至导致你做出错误的判断。十几年来，隆基在文化方面进行过一系列的修订，但鼓励大家讲真话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在隆基，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我们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即便有些话可能领导不喜欢听，那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便于员工讲真话的机制，能够保障这种讲真话的氛围不被破坏。另一方面是平台建设，通过平台把职能能力发挥到极致。比如我们有人资平台，有财务平台，以财务平台为例，我们的财务不是算账的财务，准确点说，应该叫财经分析员。这些财经分析员会帮助各条线的总经理做经营分析，通过数据来查看哪个部分成本增加或降低了，然后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这样一来，既能够完成数据的积累和沉淀，也会把不同的意见和一线情况汇聚到平台上，最终的结果也会通过各个渠道反馈给管理层，我们的财务就变成了一个共享的财务。工作文化和平台建设，在倾听基层声音上，这是隆基的2个主要策略，我们也会坚持把这2个策略继续推进下去。陈为：任正非有一句话，大机会时代拒绝机会主义。今天的两位嘉宾就很符合这种特质，极度专注，面向长期，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这点特别重要。
另外，德鲁克先生一直呼吁创建一个“企业家社会”，在陕西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西安能够成为企业家之城，中国社会能够早日成为企业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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