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卖淀粉肠，真能月入过万吗

最近两年，摆摊火了。带来“人间烟火气”也好，助力“脱下长衫”也罢，这种历史悠久的商业形态，以一种惹眼的姿态再次引起了注意。

早在10年前出版的《城市地摊财富秘籍》中，摆摊就已经被归入“21世纪创业捷径”。“下岗工人罗宏200元起步地摊卖牙刷三年买房”、“驾驶员小李摆地摊卖酱油日赚上千”和互联网大佬们“中关村摆摊”的故事一起，成为了带有奇幻色彩的造富传说。

如今，退役爱豆、老师、程序员、宝妈、大学生……越来越多的人正跃入小成本创业的新浪潮。在小红书上，词条“记录摆摊生活”的浏览量是11.1亿，“摆摊日记”则达到了12.8亿。“辞职后靠摆摊月入5万”、“摆摊卖奶茶14天回本1.9万”、“夫妻摆摊日入9000”——我猜类似的标题也曾煽动过你。

摆摊真有这么好吗？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一个互联网大厂职工，决定把娱乐效果拉满，亲身来一把“街头探秘”。

有过经验后，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摆摊，绝对不像想的那么轻松。

当我把摆摊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来考察，立刻就发现了“摆摊成功学”的可疑之处。

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摊”大多以市集的形态出现。《2020商业地产志年度报告》写到，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国多个商场空间举办了超过1000场与市集相关的主题活动。

“摆摊的人实在太多了，”摊主抽筋这样告诉我，他从广东顺德来北京“赶集”，卖他的蜜汁鸡翅，“多到开始打价格战。到这一步，基本已经没有利润可言了。”他奉送我一句话，慎重入行。

然而，把目光转向地摊的上游供应链市场，你会得到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摊主钟爱的微型卡车销量一路走低，2021年累计销量为60.45万辆，到2022年，这个数字跌至50.69万辆。

摆摊，究竟是致富之路，还是赔钱的天坑？我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扮青蛙人偶卖气球，游乐场卖蝴蝶翅膀，车尾箱卖鸡尾酒……这些摆法对我而言都太时髦了些。最终我的选品相当保守——一根人见人爱的淀粉肠。

淀粉肠的能量或许超乎你想象。在博主们美好的计算中，一根100克的淀粉肠成本价为0.8至0.9元，若遵照市面上3元一根的普遍定价，每个月只要卖出约4900根烤肠，即平均每天卖出163根烤肠，就能够实现月入过万。

摆摊博主们整理好了各类清单和教程，照做就行。食材调料、工具、装饰购买齐全，总成本不超过1000元，其中只有露营车和卡式炉的单价在50元以上。

摆摊地点选在北京西二旗。全中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巨头在此林立，每一天，西二旗地铁站要吞吐整整30万人，前者意味着客人们兜里富裕，后者则许诺了庞大的客流量。在小黑板上写好宣传语“非同寻肠”，带上最重要的收款码，我就这样心虚地走上了街头。

下午4点，开张不到两分钟，第一位客人就朝我走来。没想到到会这么快——我的烤盘还没热好，我的心态也没建设好，只能用聊天掩饰慌乱。客人慢悠悠地告诉我：“我们已经下班了。”另一位客人也晃荡着来了，自称晚上7点才下班，“我是出来摸鱼的”。

15分钟，接连3位客人，累计卖出6根烤肠。我激动了，照这么下去，一下午不得赚死？

然而，只来得及做5分钟的发财梦，四位大哥就把我摁回了现实。他们将摊子团团围住，平静地宣布，整个海淀区都不能摆摊，“赶紧把这些东西收了”。大哥们显然见惯了类似场景，“你这是第一次摆摊吧”，用的是陈述语气。

此时，第三位客人还在旁边立等。顶着压力一通忙乱之后，我成功烤出了堪称惨不忍睹的肠，有的焦黑，有的夹生，蘸料粉还撒了一地。把包装袋递到客人手上的那一刻，我被愧疚彻底击倒，又硬生生塞给他4根，“以作补‘肠’”。

最终，在大哥们的默默注视下，我揣着微信钱包里刚赚的18块钱，拖着露营车，慢慢走远。20分钟，这是我摆摊首秀的总时长。

第一天的街头试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想要摆摊，还有其他更稳定的地方可选吗？

带着好奇，我选择了第二处摆摊地址——立水桥。这里比邻号称30万人常住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许多西二旗上班族，都在立水桥的出租屋安家。

最重要的是，立水桥有一条狭长的小吃街。摊前除了偶然路过的白领，还有目的明确、饥肠辘辘的食客。

清华经管学院的陈荣教授曾说，地摊经济适合三类商品，一是看到就有购买欲望的应激性商品，二是引发情绪性购买的商品，三是应景性的、冲动型消费品。

如果这段话听来有些抽象，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暮色降临，各色LED招牌接连亮起，开启小吃街的夜场。脆皮烤鸭、花甲粉、麻辣烫、烤生蚝、烤冷面、手抓饼、生煎、蛋肉堡……碳水化合物和油脂伸出它们隐形的小手，刺激你的感官，让你刚踏进小吃街一步，就被色泽、香气和滋啦作响的炉灶“劫走”。

晚上8点，正当我庆幸自己“来对了”，兴致勃勃地开始支摊时，一位疑似隔壁摊主的大哥前来阻拦。他给出的理由是：除非在街上有底商铺面，否则不允许任何外来摊贩在此逗留。

想不到这条表面上布局松散的小吃街，实际是一个紧密的联盟。大哥走后，周围卖“网红辣条”的摊主、炸串摊老板娘也都纷纷围了上来：“我们这里是不能摆的嗷。”

当晚，和我一样误打误撞的还有另外两位做麻辣拌的小姐姐，据说生意在附近刚刚起步，最终没能顶住压力，离开了。但很快就有“新人”顶替了她们的位置。

一对夫妻挨着我的烤肠摊，铺开设备，卖起了玻璃手工艺制品。辣条摊主不满地抱怨：“你不能这样子的呀，把他们（外来摊贩）都引来！”夫妻二人则在观察我，妻子说，老公，要不我们以后也卖淀粉肠吧。

喧闹的夜市上，小摊贩之间的竞争暗潮汹涌，但我无暇对以上任何一个人作出回应，因为我的生意好到出乎意料。手忙脚乱地烤到晚上9点半，我的第二次摆摊尝试宣告结束，总收入58块钱。

收摊后，出于对街头“摆摊生态”这种微妙平衡的好奇，我咨询了几位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规定，摆摊应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进行，并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备案，提交拟经营食品类别的说明和食品安全承诺书。

我想，这大概也是立水桥摊主们抱团的原因之一。建立一张关系网络，对内分享商业资源和信息，对外排除竞争者。

摆摊这件事，还有待我慢慢参悟。

想要在北京合法摆摊，最好的去处是各类市集。进驻市集必须办理“三证”，即个体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约125元一本的健康证；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外地人，那么在办理“三证”前，还要先准备好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以及一张北京居住证。

光有“三证”等硬性资质不够，同时要满足一些软性条件，如契合市集调性、选品具有差异化等。先后咨询的几家市集，都婉拒了我的申请，有的说他们集市的淀粉肠摊已经饱和，有的说卖烤肠不符合他们的文艺调性，我的“摆摊大业”，只得就此作罢。

从西二旗到立水桥，辗转120分钟，我卖出了26根淀粉肠，总收入76元。扣除960元的前期投入，很显然，我做了一场不折不扣的亏本生意。

“据我了解，真正能靠摆摊做到月入稳定过万摊主，占比不到10%，”博主禾小喵专做集市信息收集，因此认识了许多摊主，“一场有50个摊位的市集活动，日流水超过1000元的摊子连一半都不到。”

她给我算了一笔账。北京的各类市集，平均每天的摊位费要200-300元，三里屯、蓝港等区域，摊位费可能涨到400-500元。“再加上交通费、伙食费和进货成本，摆摊赚钱的难度，其实还是挺明朗的。”

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优质市集并非每天都有。火爆的市集一“位”难求，好不容易抢到摊位，现场的摊主或许比顾客还多。2023年初至今，北京发布了超过10次沙尘蓝色预警，降温、雾霾、暴雨接连袭来，“恶劣天气，熬干生意”，摊主只能自认倒霉。

各个市集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单论食品一类，有的市集规定售卖薯条、泡面需要出具厂商营业资质，有的市集禁止现场制作，仅允许售卖预制食品。在摊主NUUK眼中，摆摊就是不断做风险投资：“每个市集的元素主题都不一样，地理位置不一样，客流量不一样，商家不一样。你选对了，就能挣钱。”

NUUK其实不太在意挣钱的事，他卖精酿和咖啡，摊车设备加起来花了十几万。“靠摆摊财富自由的比例我不好说，但肯定是忽悠人的，”NUUK很坦诚，“‘财富自由’这四个字就特别误导人，一定要月入过万才叫自由？我不用坐班还能结交新朋友，赚的钱买不了奢侈品，但也能满足生活所需。我就喜欢，一辈子就愿意这样过，那也叫自由，对吧？”

40多岁的摊主李大瓶也不太在意挣钱的事，他原本做艺术展览，现在卖美式汉堡，自称纯属“生活所迫”。“指着摆摊挣大钱，你就别想了，”他说，“市集摆摊是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吧，让自己轻松一点儿。”

乐观的抽筋卖了两年蜜汁鸡翅，勉强收支平衡。他刚赶完“北京集”，打算推着餐车继续环游中国。传统的糖葫芦摊主于女士表现得更谨慎，她表示摆摊还不如上班清闲，但凡能找到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她都不会选择摆摊。

被描述为“致富捷径”“通往自由之路”的摆摊，可能也不过是一座围城。

那些想通过摆摊追求财富与自由的人成功了吗？那些津津乐道于摆摊故事的人，喜欢的是摆摊本身吗？

或许，其中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只是照见了自己两点一线上班的疲乏，照见了内心对自由的向往。

一名“非典型摊主”的观察日记，到此就结束了。未来某一天，是否会把摆摊变为主业，这件事，我还得再认真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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