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仇恨一个陌生人

注：本文首发于《财新周刊》2019年第29期。

网络让一切都变得便捷起来。包括仇恨。

当人们隐匿在屏幕后方，没有社会身份、基本礼节与同理心的羁绊，任何的不满与愤怒的情绪都可以口无遮拦地肆意发泄。人们对着那些主动或被迫暴露在舆论场聚光灯下的陌生人放出暗箭，其粗鲁与暴戾，往往令人震惊。

在任何一个网络平台，我们都可以信手找到太多案例。台湾女星林志玲结婚，留言区一片不堪入目的谩骂——仅仅因为她嫁给了日本人；人们本来在争议高校优待留学生，评论风向却迅速演变成对”洋垃圾”“黑绿留学生”的辱骂；留守女童被租客带走后身亡，相较于同情理解当事人的痛苦，网民更热衷于诅咒他们眼中“不配做父母”的家人……

在过去几年里，对网络暴力的声讨和反思，逐渐浸入艺术的表达和制度的革新中。从国产电影《搜索》到科幻神剧《黑镜》，人们在影视剧集里审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监管者与平台运营者则试图用实名制建立起基本的约束，或施以更为严格的言论审查。

然而网络中的戾气却并未因此被驯服。网络暴力反而进化出更多的玩法。从最传统的人肉搜索——曝光当事人隐私，线上线下持续骚扰、辱骂，到更具组织性的“出征”、向各个平台乃至公权力系统恶意举报。被称作“喷子”“杠精”的人在一次次成功的攻击中越发理直气壮：我为什么要攻击你、仇视你？——不是因为我的邪恶、阴暗，而是因为你有过错在先。所谓网络暴力，甚至被正当化成一种伸张正义的工具。

在这个网络时代，什么样的言行，将被视为“过错”？

第一种情况，便是表达了不同的主张或喜好。不同的观点被视作对己方所捍卫的价值观的挑衅，或是对个人尊严的冒犯。这种对异见的零容忍，在新时代的举报制度下登峰造极。最近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案例，是一位影评人在推送中赞美了TFBoys中的易烊千玺，被组合另一成员的粉丝视为对自家爱豆的贬低，于是有组织地大规模举报这位影评人“扭曲事实”“恶意造谣”。

这样的局面让人倍感沮丧。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不等于否定你这个人——这难道不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常识？基于这些常识的理想图景中，人们能够理解审美偏好的差异，尊重彼此个性化的表达；观点主张发生分歧，愿意倾听沟通，理性论证，以寻求基本底线共识。

当自己的观点被否定、被驳斥，愤怒、挫败是本能的情绪反应。克制这种本能，反而需要“反人性”的教育与长期的刻意训练，以及不断鼓励平等说理的外部环境。让常识重新成为常识，是消弭此种戾气的根本。

第二种情况，过错则来源于某个身份。基于某个人或群体固有的的身份特征——例如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性向、身体状态等，而煽动针对这个人或这一群体的仇恨及暴力，即典型的“仇恨言论”。

仇恨言论臭名昭著，但其散布者却同样相信自己言论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某个身份就是值得仇恨，拥有该身份的个体也应该背负这一身份带来的耻辱。例如——日本人。作为战争的发起方、屠杀者，所有日本人都应该被憎恶。这种仇恨会进一步迁徙：移民日本、嫁到日本或者喜欢日本文化，在他们眼中都是可憎的。

对仇恨言论的辩护往往有两个致命漏洞。其一，便是某个群体是否真的做出了可憎的行为，或某些负面行径是否真的可归因于其与身俱来的身份。例如一些网文宣称瑞典因为穆斯林移民而成为强奸大国，事实上却是瑞典的强奸案统计口径变更，导致强奸率数据较其他欧洲国家畸高；又例如很多人将男同性恋者与滥交者画上等号，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实证数据显示，87%男同性恋者与未婚直男的性伴侣数量相差无几。种种夸大其辞的谣言制造着人们对某一身份的偏见，又因击中人们的先入之见，而更为广泛、迅速地传播。

其二，当某个群体的部分人确实存在值得憎恶的言行——极端伊斯兰分子确实制造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二战中的日本军队确实展开了针对平民无差别的屠杀——那是否意味着其他的穆斯林、日本人都要为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承担责任？

忽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将其粗暴捆绑于某一单一身份。这种对复杂多元世界的极度简化，即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单一性幻想”，正不断滋生着暴力与分裂。打破身份暴力，需要回归对人的价值的基本尊重。看到人与人之间，远在政治身份之外的共同点，视他人为同类，以同理之心平等待之。这样的价值培养，同样需要根植于基础教育中。

/ Illustration by Lau Ka-kuen，from SCMP /

第三种滋生仇恨的“过错”，便是当事人违背了某种道德规范。

首先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依据怎样的道德规范，断言一个人有错在先。例如在某些网友眼中，面对亲友的逝世，当事人必须要表现得悲痛欲绝，否则即是残酷无情；一旦发生灾难，明星若不祈福捐赠，便是道义沦丧……用一厢情愿的道德标准绑架他人，却以此将自己的暴戾正当化。

而那些真正触及法律底线或公序良俗的事件，则每每都会发酵成席卷全网的舆论风暴。在高铁上霸座，辱骂孕妇，街头暴打妇女，拉闺蜜为自己当刀，虐待猫猫狗狗……对这些人渣的审判和咒骂，反而成为舆论场上绝对的政治正确。情节越是简单、人物越是标签化，就越能煽动情绪、带来流量。对基本事实的歪曲，对冲突的失衡报道，造就大量道德事件的“反转”“再反转”。若是当事人过错确凿，对他的仇恨与暴力就更是正当，也不再有法治的界限。网络私刑可以无限制曝光隐私，可以连坐当事人的亲属、朋友。

此等基于道德审判的网络暴力，一方面既有媒体的失语、真相的缺席，另一方面，也是公众基本媒介素养与法治意识的缺失。相较于打击、关停某些自媒体、扩大言论审查，通过教育强化信息素养与法治意识，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毫无疑问，我们都渴望一个更加理性、平和的网络世界。消弭戾气，需要的是破解让暴力正当化的思维方式，最根本的举措，依然是以培养理性、同理心为核心的教育。我们无法期待网络暴力地迅速消亡，但今天通过教育种下理性的种子，在不远的未来，一定会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