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结束沉默，开始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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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古原
最近，一份名为《柳传志：八十感言》的文章在网络流传，有内部人士透露，这是柳传志在八十大寿生日宴上的发言。
这篇文章感情充沛，细节满满，应该是真的。
能够传出来，也应该是得到柳传志的允许的，我个人认为，这算是柳传志在沉寂数年后向社会的一个公开回应。
在这篇长达四千字的回应中，柳传志回忆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并且对联想的贡献进行了自我评价：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截止2022年底，联想历年累计向中科院（包括计算所）上交分红、股权转让及目前科学院仍持有联想的权益合计242.39亿元，总计增值了121197倍，年复合增长率35%。”
其实柳传志没有算另一笔帐，那就是联想交了多少税。
2018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46亿元
2019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35亿元
2020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09亿元
2021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10亿
2022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33亿元
仅仅五年时间，联想就纳税了633亿元。这还没有算联想为员工带来的收入，然后员工们缴纳所得税的收入。
如果懂中国税制就明白，如果柳传志需要从公司拿薪酬和分红，薪酬部分要按最高45%纳税，比如联想曾一次性支付柳传志一亿元的退休金，这一笔钱，要交4462.35万元个人所得税。
柳传志和联想一众管理层股东，要从联想支取分红，也要上交20%的股息税。
联想的高管也要交纳同样比例的个人所得税。
以中国税制，中国所有的大企业，不管你是什么企业性质，从企业利润分配占比来说，政府永远是最大的股东。
联想2022年净利润为129亿，即使不算未征的股息税，也低于联想当年上交的133亿税收。
如果加上向员工和高管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联想集团10万员工上缴的社会保险税，政府在联想总利润中拿到的现金收入，应该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再加上中科院这一大股东的存在，那占比应该超过了70%。
也即，联想从市场中赚一百块钱，最终要有七十块进入政府的口袋。
这说他是国企，还是私企呢？其实是说不清的。
当然，我们一般定义国企私企是在说，国企的管理受到政府的支配，比如派送官员去国企担任一把手，由国资委来考核管理企业干部，甚至政府可以直接干预这个企业的运营，而私企则是由董事会确定管理者，其具体的经营由董事会及高管团队自行决策 。
但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哪怕是政府收走了绝大部分的收入，但只要给予管理层在决策层面的产权空间，让企业管理者可以基于产权份额的优势进行自主决策，那么这个企业爆发出来的生产力也是惊人的。
国企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国企管理者的决策权不来源于产权，而来源于上级官员的任命，当企业的决策者不拥有企业的产权时，这时，他是在决策非自己的财产。
然而，企业决策者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连一个初入社会门的人都会知道，如若给一个庞大的企业给一个官员来管理，他必然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动机，这时管理者并不一定会追求企业的总利润 ，而是会追求个人的总利润，因为企业的总利润并不一定与个人的总利润挂钩。
企业可以亏损，但个人不一定亏损，甚至有可能盆满钵满，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违背市场原则，才能创造个人利润。比如，采购一个质次价高的产品，他才能拿到灰色收入，而采购一个符合企业利润目标的产品，可能个人就达不成利润目标了。
企业利润与个人利润之间就构成了冲突。
中国的国企改革方案中，就存在让管理层增加薪酬与利润挂钩的新的体制，一些国企的确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虽然很多就是从公务员系统派出来的，但他们可以在上市公司拿到不同于公务员系统的收入，比如年入可以达到几十万，但这样的收入，在一家上市公司年营业额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当中，明显不成比例。
边际上，他努力一点，可能就能带来上亿的利润 ，他怠惰一点，可能就减少上亿的利润或是带来上亿的亏损。
这种管理薪酬的设计模式，根本没有起到作用。那是不是学民企这样，大笔分红和大额薪资就是合理的呢？当然不。
原因如下：
第一， 部分国企他的收入来源于特许经营也即垄断，那么这个国企拿到了超出市场常规的利润 ，国企高管的边际贡献率是计算不了的，他们要拿高薪酬，别人是不服气的。
第二， 国企享受了很多政策性的优惠，比如拿到更低利率的贷款，甚至是国有银行大笔的授信，比如政府给予的大额补贴，那么国企这时创造的利润是真实的吗？还是由这些特殊性政策带来的政策性利润呢？
第三， 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国企，没有政策性补贴和垄断地位，依然存在问题，因为决定谁去做企业一把手的还是官员，而官员属于公务员系统，他凭什么让一个有经营能力的高管去当这个一把手呢？选谁不选谁，是没有标准的。官员也不是国企产权的拥有者，他并不会站在国企利润增长的角度来选拔企业管理者，这依然无解。
中国国企改革算是历经了数次波动，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国企自主经营，走到了国企大量破产清算，再到混合制改革和国资改革，国企问题始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阻止国企改革的最大阻力，并非完全来源于政府，主要是来源于民间。
根据联想集团的财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联想完全私有了，政府在联想的收益也会高达联想利润的60%以上。
如若政府只是想从企业的发展中拿取收益（税收），那么，一家由政府控股60%的企业和一家民企，哪一家能拿到更多收益呢？
表面看，政府又控股了，拿到了股权的收益，又获取了企业的税收，在企业利润中占比增加了，但是前提是，企业的营收和利润会增加吗？
一个百分百控股的企业，一年赚一百块；一个只有1%股权的企业，一年赚一百亿，你要哪一个？
傻子都不会选错。
试想一下，如若中国所有的企业全部都变成国企了，政府的税收会变得更多吗？实际上会剧烈减少，因为大部分企业将不再盈利了。
很显然，政府站在财政收入这一目的的角度，也能想明白这个事。
在九十年代末，大量的国企，不仅不能向财政上交利润，创造税收，反而是不停地要求政府搞政策性贷款，这些贷款最后大多变成了烂帐，成为了隐形的税收，由全民买单。
这时，不是要指望庞大的国企带来税收和利润，如何甩掉包袱才是重中之中，出售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假设联想当年没有出售股权，那么联想就能成为华为吗？
不要忘记了，华为是私有企业，股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国有成份。而联想改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第一阶段，柳传志和联想前期奋斗者拿到的只有30%的分红权，然后通过购买的方式变成股权。
而中科院正式退出联想的决策，就来源于中科院持续出售了联想的股权，也就是被司马南质疑的股权出售。
这个股权出售，其实与柳传志基本没有关系，决策者是中科院，再往上是国资委，他们是出售方，柳传志或许可以影响他们，但绝对不是决策者。
这个股权出售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将政府部门（中科院）的决策权从联想的管理中剥离了，只留下分红权。
从决策权角度看，联想成为了民营企业，也即，政府不再拥有联想这一企业的决策权了。
正如柳传志所说，决策权的剥离，反而带来了收益的增加，中科院的分红加现有收益就达到了数百亿，前期投资增值了十几万倍。
一些人指责国有资产流失，其实是在说，假设股权没有出让，这部分股权也将带来比出售股权价值更高的收入。
他们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在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联想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在2000年前后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人想过自己可以做成一个世界第一的企业，因为当时的中国才刚刚加入WTO而已。
那个时间点，华为也仅仅只卖交换机，与思科等企业相比，依然是非常小的企业，如果你能知道未来，那你就发财了，买茅台，就能让你成为亿万富翁。
谁也不知道未来，联想的股权将来会值多少钱，不知道。你拿现在的联想价值来评估当年的企业价值，这是扯淡。
第二，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出售股权，中科院的领导成为决策者，会出现什么？中科院的领导是上级任命的，几年一换，他们扮演大股东和决策者角色会出现什么？
随便来一个欲求不满的贪官，都能轻松把联想搞死，他可以利用大股东身份，随便换一个亲信来当联想的高管，柳传志能对抗吗？不能。
这就意味着联想的高管都随时面临不确定性，谁会有什么长期规划呢？好好巴结领导才是正事。正是由于将国有股权的出售，让联想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可以进行长久规划，不再担心随时被踢走，联想也才能发展成为全球第一的PC企业。
不过这些人的质疑却说明了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保留了部分股权，才使得争议持续。
如果中科院出售所有的股权，那这个争议也就不会存在。因为收购国企发展的企业非常多，很多都成为了知名企业，但由于没有保留国有股权，他们没有成为热点，比如TCL，福耀玻璃等等。
当然如果历史能倒流，柳传志当年曾经计划过，如若不能持有联想的股权，就将带着团队出走，自己创业，其实这个计划才是正确的。
中关村里，这样创业的人不少。比如四通公司，也是由一群中科院的人创办的，四通的创始人中有一个人叫王安时。
四通成立前，王安时在中国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对进口手续和价格都很熟。后来四通决定选择电脑终端和打字机作为进口重点，王安时起了重要作用。
那时的中关村公司，都是以进口外国产品来先做大的，四通也不例外。四通当时进口的是日本打字机。而联想则是通过进口IBM电脑起家的。
四通公司没有国有股权的问题，但也没有解决好产权问题，创始人不懂现代企业，总说企业是大家的，却从不明晰产权，导致内部管理混乱，频繁更换企业领导人，最后反而陷入了困境。
让企业有一个产权预期稳定，可以进行长期决策，并以个人私有产权为代价的决策者，这是现代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来源。
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企业领导者几年一换，随时被上级官员调换，亏损与盈利与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企业想搞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政府当然也懂这一点。
国企上市后中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法人股的出售，这就是试图减少国有股权在企业中的占比，但始终推不动，长期以来，法人股出售成为中国股市最大的利空，遭到中小股民的一致反对，认为这种减持只会带来股市大面积的崩塌。
当下的国企改革的方向，更倾向于国资化，也即，国有资本只占企业的少数股权，而不介入企业的管理，只分利，而不追求掌控一切。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实践证明了，全盘掌控只会越来越差。
虽然中国国企数量庞大，但是给政府财政带来的收入极其有限。
2020及2021年国有资本上缴收益在广义财政中占比仅1.9%和1.5%。
总有人说，烟草由国企掌控，因此中国财政就增加了上万亿的军费开支。
但如果换一个思路思考，假设烟企由民企来经营，就不交税了吗？不是一样会产生这么多税收吗？
烟民并不会因为烟企变成民企生产，就会减少吸烟。
事实上，烟草管理公司掌控着所有的香烟销售渠道，但这家公司其实是个政府机构，他并不追求利润的增长，更不会带来税收的增长。
普通小店想要卖烟，都是很困难的，在不少地方，想拿烟证都得花钱。如果是私企，有人要卖货，居然还设置障碍，这不是脑子坏了吗？这种手段能增加税收吗？
所以，即使以财政收入增长为目标，那由国企来经营，也并非是什么最佳手段，相反，很多领域完全由民企来经营，才创造了更加繁荣的经济，从而增加了税收。
财政收入增长的目的正确与否放在一边，但仅以手段来评估的话，减少国企成分，增加私有成分，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成功经验。
国企改革，依然是现代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
在多项国际协议中，对国企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CTTPP，这是中国现在计划要加入的协议，协议中明确要求参与国不能给国企特殊地位。
如若国企没有特殊的金融政策扶持、产业补贴扶持、当地政府的地方保护扶持，那么，在市场竞争中，能战胜民企的概率是极低的。
相反，现在活得比较好的国企，都是因为增加了私有成分的结果。
格力就是这么一家从国企慢慢蜕变成股份制到民企的企业，事实证明，这种渐进式的退出改革，才能让企业保持活力，才能让企业真正迎合消费者需求。
联想当年的改革，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的，尽管有瑕疵，但依然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勇气。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怎么发展。
谈发展，中国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经验，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对为什么达成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争议。
如果没有争议，那大家会认同过往的市场化改革，产权制度改革，那么坚持这种改革，进一步深化这种改革，就可以成为社会的共识。
但遗憾的是，非常多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错误，因而在如何继续发展上失去了共识。
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人已经不在意经济是否发展了，他们在意的是，能不能让社会更平均一点，对富起来的人他们充满了嫉妒。
他们是真正关心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吗？当然不是。
城投公司就是国企，背负天量债务就是经营困难,无以为继，有人骂这些负责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吗？没有。北大方正负债三千亿，破产重组，清华紫光负债超千亿，破产重组，造成这些后果的国企负责人可曾被骂成热搜？没有。
柳传志买了几个点的联想股权，数十年给中科院带来几百亿分红，给政府交了上千亿的税，却成为了全民公敌。
原因是什么？嫉妒罢了。
国有资产流失，这个名词给了表达嫉妒心的政治正确的掩护，让阴暗的心理可以借着政治正确在社交媒体上堂而皇之地展示。
人总是有各种阴暗的心理的，平时他们会小心地掩盖起来，甚至在社会舆论不支持时，会自我压制住这种阴暗心理，但这种心理当得到某种理论的掩护时，就会堂而皇之地展现在大众面前，甚至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司马南，正是利用了这种阴暗心理，这是一位大师级的民粹主义运动员，他是有资格写入青史的，可以和郎咸平等人齐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为著名的苍蝇。
司马南能成为大V,是中国的悲哀。
除了前面的专栏课程，还可以学习后面的《人的行动》训练营和《小岛经济学》的解读，训练营的形式多了一些视频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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