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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年初，我们历经四个月的调查、走访，研究就业、人口、产业等多项数据和趋势，总结出以下观察及预判：

核心观点：

1.未来中国将根据省份区域，呈现出三种社会状态：以东北为代表的区域表现为“慢性衰竭”、西南区域城市化停滞并成为生育主力、经济发达地区将是“繁荣+不稳定”并存的状态。

2.目前整体有慢性衰竭的迹象。但具体细分，东北处于发展后衰退的阶段，已经进入了“慢性衰竭”，且这种现象开始扩散到华北、西北地区。

发达地区属于发展的成熟期，依然有经济红利，但繁荣中社会矛盾最激烈。西南地区为发展早期，属于“前现代”，但财政支出放缓后，发展会趋于停滞，会维持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生育率。

3.在生育率锐减的时代，西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减缓未必是坏事。如果继续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将西南或类似的欠发达地区靠基建投资“一刀切”地城市化，不仅会因为无法持续而浪费资源，反而会把生育意愿最强的社会结构摧毁，加剧人口问题。

高生育率意味着西南人口将在未来，成为涌入东南发达地区的主力。而西南人口因社会发展水平和观念不同，融入东南发达地区极为艰难。因此一定要在西南地区大力投入和发展职业教育，更好地解决新生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问题。

在不久前的一篇付费文章我对未来形势的预判和普通人的应对策略里，我提过一个概念叫社会的“慢性衰竭”。

这种衰竭表现为“年轻人减少生育、富人守成、，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低欲望、低生育率，有问题但无动力解决的状态。”

“慢性衰竭”的成因我分为两篇文章进行了陈述当社会进入“慢性死亡”，中国古代史，为何总逃不出“治乱循环”？，有兴趣可以了解，不过不妨碍后面的阅读。

“慢性衰竭”是北方多数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日本的平成时代，并持续至今。体现在经济数据、房价和人口都呈现出下行趋势，在那篇付费文章里，我指出这种迹象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毕竟比日本大得多，这样的描述有些笼统，因此我想更细分一下，未来中国将根据省份区域，呈现出三种社会状态：

以东北为代表的区域表现为“慢性衰竭”、西南区域城市化停滞并成为生育主力、经济发达地区将是“繁荣+不稳定”并存的状态。

在解释三种社会状态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一个前提，就是中国从改开后，有条主线一直没变——不断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的好处很多，首先城市创造经济增长的能力更强。同时，中国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给模式，更利于发展基建，大规模基建的目标和效果就是城市化。

197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17.92%，而到了今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60%以上，意味着十四亿人有8.4亿人住在了城市。

城市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城市的价值观更偏向于个人本位，法律和商业所提供的保护，超过了传统的血亲宗族，生育率因个人权利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骤降。

河南是最典型的例子，90年河南总和生育率2.941（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941单位人口），位居全国第四，而七普时这个数据为1.4，属于“极低生育率”。

与之相对应的，是河南城镇化率在十年以1.69%的年均增速提升，达到56.45%。这个增速居中部六省第1位、周边省份第2位，不止河南一家，城市化是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另外，城市化本身也存在可持续性的问题，可持续的前提是要有支柱产业。因此，一些纯靠负债拉动、或者产业淘汰地区的城市，则会出现“空心化”现象。

东北最为典型，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基地，是中国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地区，却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迅速衰落，表现为人口流出、生育率锐减、老龄化加剧。

但这种“慢性衰竭”不是说城市会退回为农村，从而增加生育率。东北城市衰竭的表现是鹤岗这样的情况，人口减少，但不是走向农村，而是去发达地区，或者直接不生育。

（曾经因石油开采而兴起的玉门市，如果已成“鬼城”，随着人口下降，未来这种状况会持续发生，某些产业衰退的城市会逐渐鹤岗化）

而那些城市化可持续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则成为了人口流入的目的地，七普数据显示，广东流动人口全国第一， 外来人口总规模高达2962.2万人，占总人口的23.5%。

持续涌入的人口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公共服务、经济平等和个人权利诉求。不同群体和阶级的存在，激化了矛盾，产生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主要的群体事件都发生在发达地区，而不是生存和法制环境更恶劣的欠发达地区，因为繁荣和权利诉求、多元和动荡总是并存。

传统对中国“南北差别”划分很笼统，东南、西南差异很大，并存在人口“互补效应”。

除了东北和东南，另一种状态就是西南地区，以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和四川部分地区为典型，重庆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不做讨论。

西南地区是我国发展最晚的区域，建国-改开这段时间主要发展东北和西北（有战争风险原因），改开后发展东南和中部，最后才是西南地区，主要方式是扶贫和基建。

10年后西南地区加快了开发进程，从2010-2020年，贵州经济增速连续10年位居全国前三，年平均GDP增长超过10%，四川、广西、云南、西藏也高于全国平均值。

但云贵川藏过度依赖债务扩张增长，其高低起伏的地势，又极大地增加了基建成本。此外，教育、人才资源的匮乏，也成为这里发展的天花板。

结果，疫情三年债务扩张的模式走向终结。2022年，贵州GDP增长1.2%、广西2.9%、四川2.9%（这还是包括了成都）、只有西藏因受疫情影响较小，增速高于全国。

从城投债上看，东南地区的负债率虽然高，但经济繁荣偿债能力强，债务可持续。东北西北地区债务规模小，西南地区问题最大，债务规模大且偿债能力弱。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东部地区广义债务余额均值超过3万亿，西南和中部地区在2.4万亿左右，东北和西北地区广义债务规模较小、增速低，均值不到1万亿。

随着债务扩张周期的结束，西南地区想靠过去大规模财政支出拉动经济的道路已不现实。后续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经济增速也将均值回归。

西南和东北同样面临下行压力，但效果不一样。西南地区属于开始发展，东北是发展后的衰落。这意味着西南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没被打散，城市化深度和时间不够。

因此，西南地区的生育率要远高于东北地区，全国生育率前三的省份都在西南，分别为贵州2.119、广西1.936、西藏1.927，云南为1.605，四川没有成都外数据，因此不举出。

我将西南的状态称之为“介于传统宗族社会和城市化之间的初级状态”，或者叫“前现代时期”，鉴于未来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将放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年，生育率也如此。

处于“前现代时期”的人，个人本位意识相对较弱。所以西南人相较于北方、东南人会更内敛，个性表达较少，宗族观念较强。这也是互联网时代西南地区存在感较弱的原因之一。

未来数十年，西南各省将逐渐成为人口增长的主力，新生人口一部分会留在当地，另一部分流入发达地区打工，东北化地区将“慢性衰竭”，成为人口减少的主要地区。

另外，发达地区本地人的生育率会下降，但外来人口将补充缺口。人口结构将进一步区域化，南重北轻的格局将加剧。

中国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对三种社会状态分类，意味着政策的施行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能“一刀切”。

总结一下我的预判：目前整体有慢性衰竭的迹象。但具体细分，东北处于发展后衰退的阶段，已经进入了“慢性衰竭”，且这种现象开始扩散到华北、西北地区。

发达地区属于发展的成熟期，依然有经济红利，但繁荣中社会矛盾最激烈。西南地区的发展的早期，但财政支出放缓后，发展会趋于停滞，保持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生育率。

这就是我所观察的社会在未来的三种模式：“慢性衰竭”、“繁荣不稳定”、“前现代状态”。

在生育率锐减的时代，西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减缓未必是坏事。

如果以过去的经验，继续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将西南或类似的欠发达地区靠基建投资“一刀切”地城市化，不仅会因为无法持续而浪费资源，反而会把生育意愿最强的社会结构摧毁，加剧人口问题。

另外，长期生活在宗族小共同体氛围下的西南人，融入发达地区的难度较高。根据我的统计，广州地区的主要外来务工群体来自广西、贵州等地，从事职业附加值较低，可见对西南地区的职业教育投资不能减少。

2012年起，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累计支持173所中西部高校教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00余项。“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

我认为，在大学教育冗余的背景下，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搞教育，让教育资源继续流向大学，西南的新增人口继续扩充本科队伍，对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发展将毫无意义。

中国当前应届生本科率接近30%，这个数据远超人均GDP和产业形态与我们相似的国家，甚至高于德国。德国仅初中生，每年就有65%的人会放弃进入高中，而去学习技术。

我认为，一定要在西南地区大力投入和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周期短，能更好解决新生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问题。相比其他地区的大学生群体可以通过家庭资助和晋升学历的方式延迟工作时间，西南地区的年轻人需要更早进入的工作。

如今我国高级技工人才缺口已经高达2000多万，新生人口依然有创造红利的巨大空间。而西南地区的传统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水平，这时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好教育层面的转移支付，提升人口的劳动技能。

随着北方各省生育率断崖式下滑，高生育率意味着西南人口将在未来，成为涌入东南发达地区的主力。而受教育程度低、现代性观念较差的新生人口进入城市，个体的生存和融入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未来这批人的职业教育和就业至关重要。

最后，对于“繁荣不稳定”地区，处理好各阶层、群体利益诉求，提升公共服务，缩小贫富差距则是重中之重。而东北的“慢性衰竭”是比这两种情况都严重的问题。

PS：我现在写热点比较少，会更多做一些思考和调研，但是阅读量没法保证，如果大家喜欢这类有深度的文章，请不吝三连，让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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