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潘功胜最新发声！绿色金融、外汇稳定...来看十大要点！

易纲在致辞中表示，绿色金融将在平稳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金融部门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环境信息披露，适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同时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可以降低社会资金参与绿色转型的成本，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

“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易纲说，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均居世界前列。

潘功胜在致辞中表示，2023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流动由年初较高顺差趋向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中有升，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向前看，中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仍然具备良好基础。

来看易纲、潘功胜讲话要点：

易纲指出，绿色金融将在平稳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3060”的难点在于解决碳排放负的外部性问题，降低绿色溢价。实现“30”目标内容有很多，内涵非常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减少碳排放，这其中有两个难点：一是逐步降低碳排放负的外部性；二是逐步降低绿色溢价。

“我国和各国经验都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助力解决上述两个难题，为信息披露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激励机制。”他说。

在降低碳排放负的外部性方面，易纲表示，排碳增加了温室气体效益，但是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只有排碳有了合理定价，比如需要缴纳碳税或者购买排碳指标，逐步实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就可以使各个经济主体将排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有效激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行为方式。

在逐步降低绿色溢价方面，易纲表示，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实现“3060”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成本下降得很快，但是总的来看，绿色能源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降低绿色溢价的一个渠道是要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另一个渠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

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易纲表示，中央做出“3060”部署以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就是让社会知道谁排了碳、排了多少碳，社会各方面都能够测算并且验证排碳和减碳的行为。近年来人民银行逐步丰富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同时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二是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实现“3060”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则是“中棒”或者“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

三是开展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工作，在2021年搭建了气候压力测试的基本框架，组织19家国内系统性重要性银行开展了针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航空、化工、石化、造纸等8个重点排碳行业的碳成本敏感性压力测试。此外，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和转型政策，组织部分地区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上述工作中，我们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易纲称，实现“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要的资金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主要是靠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

易纲在致辞中指出，气候问题具有全球性，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协同应对。

易纲称，在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边机制下，深化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2019年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城一道，联合多家中外金融机构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易纲最后指出，上海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在地，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起步比较早，近年来，上海立足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阶段，提出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目标，率先推出了多个绿色金融产品，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力。

“未来（上海）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先导作用。”易纲表示，人民银行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加快绿色金融发展，助力上海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中国金融周期相对稳健，背后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跨周期和内外平衡导向，不跟随美联储“大放大收”，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潘功胜指出，2022年以来，全球股债汇“三杀”，全球股票去年全年下跌约20%，债券也有两位数的跌幅，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减少，银行信贷标准普遍收紧，呈现出全球金融周期下行期的典型特征。2022年，美国金融条件指数由历史极端低位上升，收紧程度和速度仅次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背后原因是美联储“大放大收”的货币政策。

潘功胜表示，中国稳健的金融周期为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充足稳定的融资。信贷脉冲是刻画金融周期变化的重要指标，反映了金融周期的边际变化方向。2023年以来，中国的信贷脉冲转正上行，显示信贷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正在增强。

潘功胜在致辞中指出，2023年初以来，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总体是上修的。两天前，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4.3%上调至5.6%。

“人民币资产具有竞争力的真实利率，为我国贸易投资伙伴持有的人民币资产提供了良好的保值能力。”潘功胜表示，以2年期国债收益率减去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衡量，中国的真实利率处于1.7%左右，与大幅加息后的美国国债真实利率相当，显著高于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等产品利率水平。

他进一步指出，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人民币债券具有良好的投资组合分散化价值。2022年以来，发达国家政府债与股票都出现了明显下跌，传统上债券对冲股票的分散化价值显著降低；中国债券与全球股票收益的相关系数则保持在负值区间，具有较好的投资组合分散化价值。

潘功胜表示，2023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流动由年初较高顺差趋向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中有升，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向前看，中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仍然具备良好基础。

一是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中上行的态势，美国经济则有可能面临温和衰退，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具有支撑作用。二是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美元走强较难持续，外溢影响有望减弱。总体看，我国外汇市场将有条件保持较为平稳的运行状态。

“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维护好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潘功胜说。

校对：李凌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