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毕业生,心碎2022
作者|肉松
中戏本科毕业生顾越最近不怎么刷微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浏览各种招聘信息上,即便如此,也很难错过昨天的热搜: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考上国家话剧院。
他不追星,也不太关心娱乐圈,但熟知这几位校友的名字。因为每当有人得知自己在中戏上学,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这届有哪些明星?一开始他会被问懵,后来才在其他同学的科普下能熟练报出这三个名字,还会自动补充,“他们还是室友。”
刚看到这条消息时,他愣了一下,紧接着想到,编制这么好考?凭什么?就因为是明星?同样是中戏的、同样是应届生,他和他的室友都还在为工作头疼。
但没等今天“尚未录取”的新热搜出来,他又平静了,愤怒是一瞬间的,因为他知道,像自己这样的人构成了毕业季的大多数。
1076万——根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2021和2020年,这个数字分别是909万和874万。就业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影视专业毕业生的处境又更为微妙,学生时代与影视寒冬期高度重合,又在毕业前夕迎来了降本增效模式。
折射到个人身上,除了要适应工作难找的困境,还要接受“自己就值这么点钱”的事实。少数大公司能给到税前8-10k,更多中小公司给的是6-8k,如果实习经验少,只给4-5k也是有的。
尽管很多人在上学期间就产生了危机感,但没想到现实这么残酷,更没想到的是,毕业这件事本身的草率和荒诞。前段时间,北京爆发新一轮疫情,严格管控下,他们没有真正的毕业典礼、毕业照是P的,只有一部分满足防控条件的同学能回校打包行李,“可以报名,一个人打包五、六个人的”,一学期、甚至更久没见过面的同学们,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毕业了,没有拥抱新生活的勇气,只有一腔无处释放的愁绪,学生时代写到最后一笔,句号却怎么都画不圆。
不被选择的影视毕业生
一周多前,北电毕业生于晴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她并不会转正,也没有新公司要入职。
过去几个月里,她在一家影视公司担任制片助理,尽管刚开始就知道只是一个短期实习,但她选择不多、也愿意尝试,而且这个岗位有它的价值:头部平台、能接触具体项目,多少能给简历再填块“砖”。
这份实习也一度冲淡了毕业季的沉重感,所属部门的职场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内容,让于晴处于一种充实、昂扬的状态,看着leader姐姐,她获得了很多的能量和启发,也有信心成为她们那样的制片人。
因为不能转正,她还是得边实习边找工作——每天在招聘软件上跟HR打招呼、投简历,刷公众号的信息,哪怕人家只招有经验的也会发邮件自荐,硬着头皮去联系脉脉上的师哥、师姐,询问对方的公司是否缺人……
但她算了算,收到的反馈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去年就该行动的,大部分工作机会都是在秋招被“瓜分”的,尤其是大公司,但offer不好拿也是真的,进入柠萌的14个实习生里,最后只留下了2个。中小体量公司平时以社招居多,入职的应届生大多是长期实习后自然转正的。
但于晴当时没想好做什么,后来忙毕业论文、回家,又耽误了一阵,等反应过来加入春招大军,才发现形势完全不同,留给应届生的机会更少了。不过她也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早晚都一样,到手的工作随时会从指缝中溜走。她听说,一位春招时拿到offer的同学正重新找工作,在转正前被通知内部没有HC了,不幸成为了各行各业被毁合约的应届生一员。
和于晴一样,北电本科毕业生小舒的实习期也该结束了。一般来说,应届生拿到毕业证书后是不能实习的,但她主动向领导、HR提出继续实习,可以接受实习生标准的工资。
那是一家头部电影公司,行业不景气,但她跟的项目进展顺利。她想,与其反复投简历、反复被无视,不如多留一阵学点东西,能拥有一段完整的项目经历就再好不过了。
这个节骨眼上,她不介意成为一名“超期实习生”。因为存在法律风险,HR没有答应,但她可以跟着领导继续做项目,她挺开心的。分享这个消息时,家人不解:为什么不找稳定点的正式工作?
小舒听完无奈地反问:你们知道现在找个工作有多难吗?
去年下半年,她一直在剧组实习,12月开始找正式工作,从那至今投出的简历里,走到面试阶段的一共14家,这家公司是唯一给她offer的,也明确告诉她不能转正。
她记得很清楚,回到北京后的3月25日到4月28日之间,平均每天给3、4个公司投简历,在boss直聘和5、6个HR打招呼。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聊着聊着HR就没动静了,“还没有准确回复就不理你了,也不是‘已读’不回。”
有些公司的某个岗位始终在招人,却对她置之不理,她想不明白,“是这个空缺轮不到我来填?还是需要招聘信息‘虚张声势’?”她参加春招和双选会时就发现,很多公司只是来发资料、走过场的,“我和同学都准备得挺认真的,一对才知道,谁都没个后续。”
她也不止一次被放鸽子,约好去面试,HR告诉她招聘计划暂停了。最让她沮丧的一次,是原本没面上的大厂实习突然多出一个名额,但因为疫情无法按时到岗又错过了。其实只要宽限几天就好,对方却没再找她,猜也猜得到,备选多的是。
就在那段时间,她的手机还被偷了,两件事撞在一起让她感到憋屈,明明不能到岗是疫情的错、手机被偷是小偷的错,为什么承担后果的是自己?
面对这个无解的问题,只能具象地去找答案,作为一名按部就班的普通毕业生,总会在一些环节卷不过别人。
在影视行业,人脉、资源永远是最好说话的,某行业大佬的儿子也是应届生,已经在筹备自己的导演项目;这行重经验,但简历上有3段大厂实习经历,都不算什么优势了;高材生也越来越多,小舒的同学去参加阿里影业的管培生复试,竞争对手有南加大、纽大和哥大等海外高校的毕业生。
换个角度看,小舒和于晴又属于影视毕业生里的少数派,她们没有降低求职标准或改变求职意向,都希望进入制作端,而更多人从一开始就调转了航向。这里不能实现梦想、也赚不到钱,有什么可留恋的?小舒粗算过,同届同专业的70多个学生里,真正直接就业的不超过20个。
有人选择考研、考博,考虑到上岸及日后就业的难易度,还有大量跨专业的,马克思、心理学、体育、教育等,五花八门。但这也是一条千军万马的路,小舒有个同学,本想考上戏的导演MFA,考了390多分,在往年是十拿九稳的高分,到今年却没过复试分数线,“招生人数减少,一下就把分抬上去了,听说那个专业今年的最低分数线是439分。”
也有人打开思路,直接转行或者在产业链其它领域寻找机会,比如偏下游的营销,但小舒觉得,这个选择意味着更大的妥协,她有不少同学都在实习阶段接触过这类工作,大家的一致感受是痛苦,“工作量大,但很难创造价值,做的事情可能只是给一部根本看不上的作品当水军。”
毕业于某一本综合性大学编导专业的本科生安安不这么想,因为她清楚,比起北电、中戏这类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生,自己天然在竞争力上差一大截,所以只想先找到工作。但她投过一批营销和艺宣岗后备受打击,“其实对应届生并不友好,很多营销岗要求1-3年经验,艺宣的要求更全面,剪辑、拍摄、写新闻稿、开车什么都得会,我还没驾照,可能行业不好,就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吧。想想挺悲哀的,我连最下游都够呛能去。”
接近真相之后
毕业前夕,小舒回忆起一件事,刚入学时,有老师跟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考上电影学院很可能就是你们这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乍听觉得残酷和绝对,但现在她开始理解其中含义。
最近,王琦也总能想到一件事,她有个学习很好的邻居,父母一直喜欢在她面前夸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大三放暑假回家时得知邻居去银行上班了,“我爸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就说她以后一定会赚很多钱,替她父母感到开心之类的,我听完就顶嘴,我说‘那又怎样,我才不会做那么无聊的工作’。”
那时她已经决定要考北电的研究生,觉得以后一定能过上更有趣、更有挑战性的生活,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她才意识到当初的年少无知,“我和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家可能赚得还比我多。”
王琦在一家互联网影业从事策划,作为今年春招的应届生之一,是很多同学羡慕的对象,她也很庆幸,能在大环境糟糕的当下找到落脚的地方,解决步入社会之初的温饱问题,而她对现状的真实想法是三个字:不满意。
她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9点多出门,坐地铁去上班,到了工位上玩半小时手机,看看IP,12点多和同事吃个饭,下午可能写写评估报告、做个数据交给领导,7点多下班回家。”更让人焦虑的是,她觉得自己正被培养成一个按照公司标准筛选小说的人,并没有发挥创造力的空间,说得直接一点、大一点,公司和行业都不需要她这样做。
与那些前途完全渺茫的同学相比,王琦的处境似乎不值得那么悲观,但把时间线拉长能理解,她是一点点被失望“吞噬”的。
王琦在考研前去过北电,在校史馆参观时看到了三面环绕的奖杯墙,透明的玻璃橱窗里摆放着各种一比一复刻的奖杯:金熊奖、金棕榈奖、金狮奖、金像奖……让她觉得十分闪耀,后来再路过那里时,当初看到的光芒逐渐黯淡下去。
北电校史馆奖杯墙 图源网络
她是因为喜欢《阿凡达》那样的商业片才想学电影的,但很快发现,自己的理解和从业者操作商业片的逻辑有很大出入。
她第一次实习是在某个制片人的独立工作室当助理,上班第一天就拿到一个剧本,她很快看完并列举出诸多不足,一通输出后发现对方“脸垮了”,接着就听见一句:这是我写的。好不容易撑过一个月,她离职了,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想,“可能在稍微大点的公司才能接触各方面都更正规的创作。”
第二次,她去了一家做网剧和网大的公司,粗略了解了影视项目的制作流程,新的困惑随之而来,很多项目的周期长达2、3年或更久,决定项目成败的因素又多又不稳定,站在个人角度,如果长时间都做不出来一个项目,职业天花板不就是大龄策划?她知道这么想有些刻薄,但这也是客观事实。
追究起来,这些经历都是让王琦更接近真相、拥有更多视角以及感到失望的根源。而这种落差感或者说错位感,在影视毕业生中极为普遍,打开方式略有不同。
小舒代表了其中一部分,她最初的梦想是当导演,一定的天赋足以让她在高中那样的环境里显得出挑,但在电影学院里,和自己一样、甚至更有才华的人比比皆是。和她相反,也有很多人把艺考当成上大学的捷径,就业时才发现,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自己绕了远路。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小舒明显感觉到,和大一时相比,很多同学都从勇于尝试和接受不确定性变得更加保守。
于晴自认为属于小镇文艺青年的典型,她本科在一所地方高校念编导,曾经跟着老师来北电参加活动,那会儿还没有疫情、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她看见好多人拿着咖啡走在路上,边喝边走边聊天,而她每经过一个人群,都能听到他们在聊电影,被那种氛围深深地吸引了。
刚考上北电时,她像是身处“快乐星球”一般,交了很多朋友、看了大量的电影,但没多久就坠入人间,“走进面试间,谁在乎你看不看侯麦、懂不懂洪尚秀?”她追求的其实是无拘无束、不必担心现实烦恼的生活,那显然只能是曾经拥有。
还有一些怀抱执念而来的人,高考时按照父母的想法填了志愿,因为不甘心又选择跨专业考研,而事实证明:专业课内容并不能完全匹配理想岗位需要的能力。
对影视毕业生来说,从上学到就业,始终在经历不断感受并接受落差的过程。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会被劝退。
王琦克制着自己的厌倦,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愁温饱,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来日方长;小舒决定专注实习,把今年当做gap year,等明年9月去英国读研。
临近实习结束时,于晴对影视行业的憧憬消磨得差不多了,对上班这件事也喜欢不起来。倒数第二天,她下班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不少。尽管从同事和前辈身上得到过很多能量和启发,但这半年的经历让她确定:这条路不适合自己。
与行业短暂的接触过程中,她发现很多创作者并不会为了更好的内容去选择更难走的路,“动3分头脑能做出赚钱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去动7分。”
一些奇葩的面试体验也给她留下了阴影,有一回,对方觉得学院派出身的人,做制片只注重剧组和预算管理而忽略内容,同时挑剔平台的实习经验,让她回答问题时过于滴水不漏、缺乏个性,还觉得她既欣赏费里尼、奉俊昊的电影,又喜欢《传闻中的陈芊芊》和《御赐小仵作》这样的国产剧,是一种口味割裂。那是一场线上面试,退出会议室后她就哭了,“可能我比较脆弱,就觉得委屈、伤心又生气。”
现阶段,能靠兼职暂时养活自己,她不执念于在影视行业里拥有一个合适的位置,也没那么着急找工作了,她甚至和几个同学约好,要在月底去西宁的FIRST电影节来一场差点缺席的毕业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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