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互鉴 | 颜荻:潘多拉与倒转的天人——赫西俄德世界中的神人秩序
编者按:天人问题是关涉人类文明处境的根基性问题,无论是华夏文明还是欧亚诸文明都对此问题有过深入的追问。《南方文物》2023年第1期“华夏与欧亚诸文明”专栏推出了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组织的有关各古典文明围绕“天人问题”的系列讨论,专栏涉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及古代中国等多个文明体,对“天人问题”作出了立体而多面的探讨。
本期推送“华夏与欧亚诸文明”专栏系列文章之《潘多拉与倒转的天人:赫西俄德世界中的神人秩序》,感谢作者颜荻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在赫西俄德笔下,有一个神话故事极为特殊,它同时浓墨重彩地出现在了《神谱》与《劳作与时日》这两部“古希腊神话思想之基” [1]的作品里,这便是潘多拉(Pandora)神话,亦可称为“第一个女人”的神话。在诗歌中,潘多拉这个第一女人的诞生不仅标示着人类两性社会的开端,而且,它作为宙斯对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僭越之举的一项惩罚,更标志着宙斯对神人秩序的根本确立。从此,天人两分,人类只顾疲于应付潘多拉所带来的灾祸与不幸,再无力与“同一起源”(《劳》:第107行)[2]的诸神抗衡,宙斯对人类支配性的统治得以最终奠定。
▲ 潘多拉的诞生,James Barry 绘,1770年
潘多拉故事在赫西俄德两个文本关键之处的重复出现,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3]但为何在诗人的想象中神人秩序的确立要以“潘多拉事件”(而非其他事件)为标志却少有讨论。面对诗人反复的讲述,一个不得不追究的问题是:为何宙斯最终要通过“女人的诞生”来奠定其对人类的支配性统治呢?在对女人起源如此着意的叙述下,女人问题与诗人关于人神世界的想象究竟是何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赫西俄德的这一神话思想,又如何理解由此所奠定的神人秩序?对于以上问题,本文将试图作出分析与解答。
作为一个多神教的文明体系,[4]古希腊神话与宗教思想中的人神世界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这两个世界总是相互对照的。尽管在不同的神话故事里,神明与人类的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但无论某位神明是支持、帮助还是打击、无视人类,从人类世界的视角来看,诸神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总可以被视为人类世界的某种对应的存在,以供后者在对比中反观自身。
这一对照的关系最可见于两者同作为“社会”的构成形态。与基督教或犹太教一类一神教中绝对孤立与超验的上帝不同,在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圣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可谓十分切近。除了前者永生、后者有死之外,神明世界与人类世界几乎别无二致:它们都通过生育来繁衍后代、形成物理意义上的社群,因而也都自然发展出了父母、兄弟、姐妹的亲属关系,并外延至朋友、敌人与各种利益和政治团体。可以说,神明世界与人类世界一样,都是一个由关系所发展与构建的意义系统,一个由群体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诸神不仅拥有各自的姓名以及独特的性格特征,[5]而且还被赋予了体系内不同的荣誉与地位。
▲ 巨人族的衰落,Giulio Romano 绘,1532年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神明世界与人类世界一样,就是一个广义上的“社会”,其运行也都遵循着某种社会规则与政治秩序。神明世界所有的特征因而也都使得古希腊的神圣世界成为与人类现实经验相对照的一个镜像,神明世界之所见也可以在人类世界中得到映照——无论是相同、不同还是相反。从而,神明与人类的关系就不仅限于人类对神明单方面的祭祀与崇拜,也不仅限于两者时有时无的互动,而是,体系性地,人类世界在与神明世界并行的对应下被纳入了“神-人”所共同构成的宇宙之中。在古希腊神话思想中,人类世界就绝不独立于神明世界而存在。在人神世界的对照下,希腊人发展出一系列解释自身、界定自身所处位置的存在论。
赫西俄德的《神谱》与《劳作与时日》便是希腊神话此“神-人”结构思维的典型体现。在这两部关于神明谱系与人类生活的诗歌中,尽管诗人对两个世界的叙述各有侧重(《神》以神事为主题,《劳》以人事为核心),但两部作品的总体结构却显示了相当的一致性:[6]两者都从神明或人类世界的角度关照了其所对应的社会,并由此,两个社会在人们对宇宙世界的想象中被纳入同一个有机运转的整体,从而,诸神社会、人类社会以及由两者所共同组成的“神-人”世界一同构成了希腊整个宇宙想象的复杂图景。
前文已经指出,早在赫西俄德时期的希腊神话思想中,神圣世界就被想象为一个如同人类世界一样的具有实在性的社会共同体,并且该共同体(包括最初代表宇宙生成的自然神)也通过生殖与繁衍发展而来。在此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父/母-子/女以及夫-妻、两性等人际关系在神明的代际生育时自然产生了,它们与人类社会一样也成为诸神世界中社会建构最原始的基础。因而神话中诸神社会形成可以被认为是对人类社会形成的参照性探究,借由神话中的诸神社会,便可同时理解人类社会的问题。
那么,这个由自然生育所形成的神明共同体,其社会秩序究竟是怎样的呢?如果该社会通过生殖扩张而成,是否可以认为,其社会秩序就在代际相承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了呢?乍看之下,此问或许有累赘之嫌,因为,在诸神社会构建的过程中,一个将所有个体纳入关系网络的组织结构的确已经产生了,它便是“父-子”[7]。该结构包含了一个自然的秩序:既然孩子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前者自然就理应遵从后者。在秩序问题上,“起源”本身似乎比任何其他在其之后产生的事物都更拥有天然的权威。然而,倘若其他一些文明对此顺承关系持有较为正面的态度,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古希腊人(无论是荷马还是赫西俄德),把“社会的形成”与其“秩序的构成”直接等同却是一个需要被严肃检讨的问题。
▲ 赫西俄德与缪斯女神,Gustave Moreau 绘,1891年
对此,赫西俄德的思考可谓十分深入。对于《神谱》的读者而言,神明世界政治王权的建立(后称其为“王权神话”)必然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叙事之一:它的过程太过漫长而曲折了。从乌拉诺斯(Uranos,第一代神)到克洛诺斯(Kronos,第二代神)再到宙斯(Zeus,第三代神),神界稳固的王权统治经历了整整三代神才最终被建立起来。在这个既是社会形成又是秩序建立的漫长过程中,“冲突”不断涌现,社会秩序不断被打破,后代对父辈王权的颠覆一次又一次发生。在该起源神话中,正如我们所见,社会的起源、形成与秩序的构建并非相行不悖,社会秩序并没有随社会的形成而自然到来。
究竟因何之故导致了秩序建立的困难呢?为何社会形成的自然法则无法为其秩序的建立提供牢靠的基础呢?社会秩序又如何才能真正建立呢?这正是王权神话通过整整三代更迭的漫长过程所要关切的核心问题。而我们将看到,在赫西俄德的讲述中,诗人不遗余力地对此做出了病因学的探讨,并在不断试错中试图寻找答案。
秩序建立的困难在前两轮生育中已经显现出来:孩子。父亲的权威总是被亲生的孩子所颠覆。[8]在赫西俄德笔下,前两代的父亲对生育后代一事明显充满警惕(《神》第155行:乌拉诺斯憎恨他的孩子们;第461行:克洛诺斯对他的孩子们感到警觉),因为总有一些可怕而强大的后代会威胁父亲的王权(《神》第148、155、462行)。在此叙事下,我们看到,促进社会形成的根本基础,生育,对社会秩序而言其实反倒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因为但凡有新的力量产生,社会就不可能保持稳定,变化——无论好坏——必然会发生。这样看来,“父-子”这一自然关系其实非但不能确保社会秩序的建立,反而,随着新生子的产生,原有的社会形态必然会被打破,已有的秩序就将不断遭受威胁。倘若不能控制生育及其后果,秩序就将无以维系。
那么既然问题已经明确为生育,是否可以直接停止生育来消除威胁的根源呢?我们被告知,这恐怕只是一个幻想。故事显示,一旦起源开始,生育就再也无法再被阻止了。爱欲作为世界形成的根本动力,总推动着两性的交合和生育。[9]因此,尽管两位神明都十分清楚生育后代所带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止不住地与女神繁衍。乌拉诺斯非常多产,他与盖亚一起生下了十五个孩子(《神》第132—138、147—-149行);克洛诺斯和瑞亚也生了五个,一个接一个地出生(《神》第453—458行)。
▲ 乌拉诺斯与群神之舞,Karl Friedrich Schinkel 绘,1834年
对此,两位神明只能做事后的补救:他们一个将孩子隐藏起来(《神》第157行),另一个更极端一些,将刚生出来的孩子直接吞回肚里(《神》第459行),以此将潜在的颠覆力量扼制于黑暗之中。但这些努力结果最终都没有成功,无论是乌拉诺斯还是克洛诺斯,他们都没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前者还是被儿子阉割(《神》第178—182行),而后者则被儿子直接打败(《神》第492—506行)。为了应对新生子的威胁,两位神王显然已经在最大程度上作出了努力,那么为何他们仍对整个生育过程失去了控制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随着诗文的进展,诗人提示我们,恐怕是这两位父亲努力错了方向。或许,两位神王都没有意识到,其实整个生育问题最关键的并不在孩子,而在母亲![10]仅仅关注后代是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需注意,两次动乱,都是母亲帮助了她所生出的孩子。没有母亲的帮助,克洛诺斯和宙斯即便再强大也根本无法完成对父亲统治的挑战。这里有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当盖亚怨怼乌拉诺斯无法无天地藏匿孩子时,是她主动将克洛诺斯藏在子宫中并教唆儿子阉割父亲(《神》第174—175行);在下一代中,也是瑞亚再次接过了盖亚的角色,在后者的建议下,她自主行动将石头放进克洛诺斯肚中替换了儿子宙斯,并将其交由盖亚抚养长大,在盖亚的掩护下,宙斯才得以伺机颠覆父亲的政权(《神》第477—500行)。
在此,盖亚的“子宫”被呈现为女性对抗男性的战场。与乌拉诺斯被阉割的阴茎一样,子宫也与性和生育有着十分强烈的关联,可以说,子宫与阴茎就是女性与男性在生殖中最直白的象征。我们注意到,这两个象征性符号被诗人一同运用到了前两代王权故事之中。由此“母亲”/“女人”在该神话中也被凸显为一个比“孩子”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乌拉诺斯的故事中,女神的子宫直接成为男神勃起阴茎的对手,并最终以阉割后者的方式将后者打败。而在克洛诺斯的故事中,这位男神的肚子明显是对女人子宫的模仿,他吞噬孩子的行为暗示了其将后代重新送回子宫的希望,而克洛诺斯以自己的肚子为子宫,更是显示了他希望掌控生育、进而在男女对抗中获得绝对的胜利的企图。然而,尽管克洛诺斯的策略看上去比前一代的乌拉诺斯要高明,但他仍然未能参透女性子宫的真正奥秘,最终落得满盘皆输。
在这场女性与男性的抗衡中,子宫的真正奥秘是:它作为一个独立于外界的空间,可以将事物保留于黑暗之中,因此天然地成为一个隐藏秘密、酝酿诡计的绝佳场所,这正是男性所不可控甚至不可知的“绝对他者”。子宫的这一特性不断出现在乌拉诺斯与克洛诺斯的两段故事中——隐藏的诡计被一再表现为制胜的关键。在后一事件中,即便丧失了掌控子宫的主动权,盖亚与瑞亚仍利用了子宫隐藏“未知”的特性(《神》第486—492行),反败为胜。运用子宫的诡计,男性与女性的秩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男性丧失了起先凭借强力对女性的控制,反而被置于不利的位置,在这里他完全无法发现甚至获知其对手的行动。与此同时,子宫还为母亲与孩子提供了天然的亲密连接,由母亲所生的孩子在出生的一刻便自然与母亲结成同谋,所以直到被颠覆的那一刻,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都不知道母亲与儿子到底共同酝酿了怎样的计划。
▲ 克洛诺斯与瑞亚,Karl Friedrich Schinkel 绘,19世纪
社会秩序彻底被打破。通过诡计与隐藏,弱者战胜了强者。从男性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此诡计自然相当可恨,因为它是社会秩序最大的威胁,它使一切成为“未知”,一切都无法被“预判”与“把控”。但从两性生育的角度来看,这一诡计的确凭借母亲子宫特有的性质而拥有了特别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理解,男性想要阻止生育、阻止社会的变化与秩序的颠覆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男人怎么可能不憎恨女人呢?[11]
至此,在逐层揭开的叙事中,诗人从男性的视角带领读者看到了两性社会秩序建立的根本困难:它便是女人与两性生育。若将整个问题追溯至源头,如果是社会的发展、后代的生育、两性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变化与秩序的颠覆,那么,本质上讲,恰恰是对两性结合的需求本身和女性的必然存在造成了秩序的崩塌。换言之,社会形成的自然方式与其目的其实从根本上就是相背离的。由此将导致一个非常悲剧性的结论:自然本身无法为世界带来秩序。那么,如何才能构建社会秩序呢?
根据赫西俄德的叙述,第三代神宙斯是一个绝对转折点。尽管他和他的父亲一样生于秩序的颠覆(他作为最小的儿子打败了父亲克洛诺斯),但他本人却结束了这循环往复的动乱,为神明世界建立了稳固的秩序。我们看到,尽管宙斯娶了多达六位女神作妻子,并与她们生子众多,但他的政权再没有被决定性地颠覆过,而是获得了奥林普斯诸神的普遍承认,成为诸神世界唯一的统治者。如上文所述,社会秩序的建立无法从一个自然过程中获得,那么宙斯是如何建立奥林普斯社会的秩序的呢?
笔者希望指出,宙斯行动的关键,恰恰在于这位第三代神王特别处理了生育的问题,并充分吸取了前两代神在两性问题上失败的教训。如前文所析,作为社会形成根本动力的爱欲无论如何都不可抗拒,因而,在故事中,宙斯也并没有试图去抗拒它:他自己同样也出于欲望与女神们交合。但与前两代神不同的是,在两性结合之后宙斯便开始行动,并且他全副精力都集中在了女性身上。而我们将看到,正是宙斯对付女性及其生育的不同方式使得他的统治与前两代神产生了本质的差别。
宙斯构建秩序决定性的一幕发生在墨提斯(Metis)生产之前。就在此关键时刻,宙斯将这位女神整个吞入腹中,孩子雅典娜(Athena)直接从其头里诞生(《神》第866—900行)。这个由父亲而生的孩子成为了父亲的追随者与捍卫者,不再像前两代神一样听从生母的指挥。从该片段可见,宙斯与前两代神处理两性生育的方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不同:前两代神无论如何还容许两性生育的正常运转,而宙斯却试图打破“两”性的生育方式。在满足了爱欲之后,通过将怀孕的母亲吞入自己的身体,宙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他对整个生育环节的控制权。
▲ 雅典娜自宙斯的头顶诞生
在此,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它从生于“二”变成了生于“一”。父亲接管了母亲,他不仅接管了她生育的职能,而且还接管了属于她的人生乃至本真的存在。母亲不仅丧失了她与孩子专有的亲密关系,丧失了子宫作为一个孕育诡计的隐藏之所,最重要的,她还丧失了作为“绝对他者”不受父亲控制的独立性。由此,两性之间的对立关系被取消了。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构建,宙斯建立了乌拉诺斯与克洛诺斯期盼已久的一元式的秩序。没有了子宫的设防,那些曾经“在子宫之中”酝酿的致命秘密、未知与不确定性都被消除了,孩子与母亲天然的依恋关系也被父亲所取代。同时被消除的还有两性结合带来的必然威胁,宙斯成为生育唯一的控制者。这是男性对女性的压倒性胜利——是前者对后者的生存性在存在论意义上的褫夺。
作为宙斯胜利的象征,女儿雅典娜对父亲所构建的秩序立即作出了确认。她生来就是一个处女,且命定一辈子都是处女:她理应拒绝爱欲的诱惑,不能作为被欲求的对象,不能发生两性关系,更不能产子。雅典娜以上所有特征都表明:潜在的子宫及其后代的威胁完全受到了宙斯的控制,这标志着宙斯全新秩序的诞生。
除了剥夺女性对生育的主宰权外,宙斯对墨提斯的攻克本身也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正如墨提斯(Metis)的希腊语称谓所示,这位独特的女神就是“诡计”(metis)本身,她正是前两代王权故事中女性对抗男性、弱者对抗强者的具象性化身。因此,毁灭墨提斯就不仅仅意味着摧毁女性的独立存在,而是宣告毁灭了子宫与隐藏的诡计——这一超出男性控制的绝对领域。由此,宙斯在此两性关系中的胜利清晰地表明:弱者不再可能运用计谋(metis)去颠覆强者,在强者的智慧和强力掌控下,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诞生。[12]
当然,宙斯对墨提斯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在宙斯世界中不再存在冲突、爱欲或两性关系,而是以上一切都不再能构成对宙斯统治实质性的威胁。如上文所述,宙斯只妻子便有六位(《神》第901—923行),他不仅与她们交合生子,还经常与其他女神和凡人偷情。不过所有这些两性关系,包括他们的孩子们,都没再挑战宙斯的权威,反而,女神们都竭力帮助宙斯稳固其秩序,并臣服于他。[13]这反倒允许宙斯成为在两性关系上最肆无忌惮的一位,他的所有结合与生育都不是出于繁衍的需求,而仅仅就是出于其欲望本身。
由此,我们看到宙斯秩序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便仍处于一个正常的两性社会之中,即便欲望、变化、冲突仍然存在,宙斯仍能确保他最根本的地位不被撼动,整个社会秩序持续稳定。在此意义下,可以说,宙斯吞噬墨提斯以及雅典娜的出生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宙斯在两性社会中一元性秩序的根本建立。在此事件中,宙斯向整个世界展示了他的强权、彻底摧毁女性这个“绝对他者”的能力,当然也展示了他的智慧(metis)比女性更高一筹。由此,他便不再像前两代神明一样受制于必然发生的两性关系,而是掌控了它。现在,墨提斯事件有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结束了王权更迭的循环,宙斯的儿子们不再对其形成致命的挑战”,[14]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女性(以及其他男性神祇)永远暴露于被吞噬的危险之中时,她们便再也不胆敢设计挑战这位神王了。这是为何尽管宙斯仍着迷于肉欲却不再担心秩序的颠覆。
▲ 宙斯化作公牛掠走欧罗巴,Jean-Baptiste Marie Pierre 绘,1750年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雅典娜的诞生是宙斯单性繁殖的结果呢?从神话的叙事逻辑来看,并不能下此结论。毋宁说,这反而是一次极其智慧的对两性生育的变形。与单从一个母体/父体生出不同,雅典娜从一开始便是宙斯与墨提斯两性结合的产物,只是在生育时前者吞噬了后者,使得雅典娜实际经历了“两次”出生:先从母亲生到父亲腹中,然后再从父亲头部生出。而恰恰是这第二次追加的出生剥夺了母亲对生育的控制权,使之看似是“生于一”,从而确保了两性生殖像单性生殖一样受到严密的把控。正是这一新型的两性生育模式成功地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他者”问题,由此在神明世界中建立了稳固的社会秩序。在后世文学中,雅典娜的一句表述尤为经典:她敬重两性婚姻,但因为她是由父亲且只由父亲所生,所以作为父亲的女儿,她全心全意遵从父亲的统治。[15]
诸神社会的秩序在宙斯一代终于建立,那么人类社会的秩序呢?对此问题,我们从诗人处得到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人类社会秩序其实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反而,它一直陷于无穷无尽的动荡之中。在《劳作与时日》的一开篇,我们就被告知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便是冲突与无序。诗人在这部关于人类社会的诗歌中,第一位细致描绘的神明便是不和女神(《劳》第11—25行),而他所诉说的第一个事件便是两兄弟的争吵(《劳》)第27—35行),它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
这不禁令人疑惑:人类社会的稳定秩序为何没有建立起来?诗人为何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处于冲突之中呢?对此问题,我们看到,赫西俄德再一次立即转向了两性与性别秩序的问题。潘多拉的故事(《劳》第42—105行)是诗人对人类社会秩序病因学探讨的开端,他向他的兄弟也向读者解释,恰恰因为潘多拉的诞生,人类社会的秩序才一直无法建立。
根据赫西俄德,潘多拉的诞生是宙斯惩罚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结果。诗人特意将神明的故事(普罗米修斯)与人类的故事(潘多拉)相连,这强烈地暗示出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与诸神世界有着根本的关联。在宙斯统治之后,普罗米修斯两次企图欺骗宙斯、帮助人类偷得禁用的火种。在宙斯看来,这是对他权威严重的伤害,因为,恰恰人类不知生存之法,才无暇顾及挑战神明与诸神抗衡,现在,普罗米修斯居然运用隐瞒的手段来偷盗禁品,这简直是在模仿前两代王权神话中的“隐藏”诡计,帮助弱者对抗强者,这当然触碰到了宙斯统治的禁区。
▲ 普罗米修斯盗火,Heinrich Füger 绘,1817年
对此,宙斯震怒,于是他决定惩罚普罗米修斯和人类,为他们送去一个“邪恶的东西” 、“一场灾难”(《劳》第57行)。就在此时,潘多拉被创造了出来。究竟宙斯是否真的上当受骗还是他将计就计,这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16]无论如何,整个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的故事至少非常清晰地表明,女人的创生就是宙斯奠定他对“神-人世界”整体性统治的一个环节,并且人类社会的形态直接就是神明行动的结果。
对于如此突出的潘多拉神话,我们自然会问:为何宙斯要单单将潘多拉作为武器来惩罚普罗米修斯和人类对他的挑战呢?潘多拉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在诗人对潘多拉的描述中,这个女人可谓世间尤物。她是工匠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完全遵照宙斯的吩咐打造而成的。她不仅拥有女神般的外表、出色的语言、被精心装饰的打扮,而且被注入了引人欲求、辗转反侧的诱惑。最重要的,她还被赋予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和欺瞒成性的天性(《劳》第61—73行)。这个女人之所以被称为“潘多拉”(Pan-dora),因为她是“由诸神一同(pan)创造并送出的礼物(dora)”。
这是宙斯针对人类世界量身打造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宙斯的真正意图。从王权神话中我们知道,宙斯深谙沟壑难填的欲望所引发的两性关系对社会秩序而言是多么危险的威胁。在将一个将欲望作为原型的女人送往人类世界时,宙斯也就将那个摧毁秩序的巨大危险也送给了人类。一旦人类接受了她,开始了两性的结合,源源不断的变化与动乱必然接踵而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宙斯为这个诱惑的女人赋予了无耻之心和欺瞒的天性(《劳》第73行),如此,潘多拉便可以对人类施用诡计,即便秩序已由强者建立,她也能通过隐瞒与秘密来颠覆其统治。
上述的情形不会不令人想起诸神世界中前两代神的生存境况。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与《神谱》中的王权神话十分相似的叙事模式。尤其,这个被制造出来送给人类的“女人”像极了前宙斯时代的盖亚和她的继任者瑞亚。正如盖亚在两性关系中既迷人又残酷,潘多拉也是美妙与邪恶的完美结合。同样,正如盖亚为男神们带来摧毁性的颠覆使其痛苦不已,潘多拉也为人类世界带去了灾难让人类悔之莫及。可以大胆猜测,在赫西俄德描绘潘多拉时,他的脑海里大约浮现的就是盖亚的身影。甚至可以注意,潘多拉就是由大地之土捏造而成(《劳》第61行),因此她确确实实可以说是一个盖亚的凡人化身。
▲ 潘多拉,Alexandre Cabanel 绘,1873年
将潘多拉送去人类世界因此就实际是将一个像盖亚一般的女人送给了男人。这是宙斯可以设计出的对人类而言最恐怖的惩罚。在王权神话中,宙斯与他的前任者们已经十分痛苦且深刻地体会到了女性的力量。在几代与女性的斗争之后,宙斯终于在神明世界中制服了这个力量。而现在,他将她召回,将她作为潘多拉送给人类,这样,宙斯便将前两代神所经历的动荡、痛苦与灾难悉数投放给了人类世界。在厄庇米修斯代替人类接受这个“礼物”之后,人类开启了两性社会的历史,从此,人类将别无选择地被羁绊于欲望与两性关系中,整个社会也将不断受到来自女人以及两性问题的侵扰。
更糟糕的是,与那些可以随时根除女性存在、停止两性生育的永生之神不同,有死的凡人不仅不具备单性繁殖的能力,而且他们为了社会的延续,也根本不敢从世界中根除唯一能为他们生育后代的女人。这样一来,想要像宙斯一样通过吞掉/杀死自己的另一半来建立一个一元式的秩序就变得根本不可能。一旦陷入两性生育的循环,人类也就永远不可能再逃脱冲突与战争。结果便是,人类社会落入了动乱之中,如诗人所述的另一个“五代神话”,从一个没有灾难、疾病和根本冲突的“类宙斯”的黄金时代堕落或“退化”为拥有“前宙斯时代特征”的黑铁社会。
由此,我们看到潘多拉事件之于两个社会的根本意义:它实现了一个“倒转”,将本来接近宙斯秩序的人类社会倒转回了前宙斯时代那个无序的社会之中。这样一来,人类社会与诸神社会孑然分离,并再也不可能对神明形成挑战。这不仅是宙斯的计划,更是诸神作为一个与人类社会相对的社会共同体的计划,是为“潘-多拉”(Pan-dora)。
与潘多拉一同来到人世的,还有一个显眼的物品,笔者希望称其为“黑暗的子宫”,它便是潘多拉所携带的罐子。这个引人注目的罐子像极了那个令人焦虑万分的女性武器:子宫。[17]和子宫一样,它也是密不透风的,并且,从外侧看,完全不知罐内之物为何。潘多拉携罐而来,因此就不仅将自己这个“女人”带来了人间,而且是径直将“子宫”本身及其隐含的所有力量都带去了人类社会。罐子随着外表诱人的潘多拉一同被接受了,而当它被打开时,人们才发现这里面装着的竟是未曾料到的悲伤与邪恶。这一招数再次令人想起盖亚与瑞亚的诡计,当子宫成为隐藏与欺骗的最佳场所,所有的颠覆都潜伏其中。
不仅如此,罐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质,被称为elpis。这是唯一被潘多拉留在罐中之物,它没有到达人间。通常人们将elpis翻译为“希望”,但实际对于希腊人而言,它更接近于“预判”之意,即对即将发生之事的先见之明。[18]Elpis没有进入人间,这意味着人类根本无法提前预知未来,由此,它表明了人世脆弱无比的不确定性。这恰恰是宙斯奠定“神-人”秩序的计划中最关键也最致命的一环:它将人类世界永远禁锢在了诸神世界中的前宙斯时代——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动乱与失序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样态。
▲ 潘多拉,John William Waterhouse 绘,1896年
从《神谱》到《劳作与时日》,诗人赫西俄德构建了一个包含神明世界与人类世界在内的宏大宇宙。在希腊多神论体系下,由于诸神(尤其自然神)被直接想象为宇宙万物,因此,宇宙便被同时理解为了物理世界与诸神世界的外显。正是这一神学与宇宙论的结合为希腊人理解其所经验的宇宙世界奠定了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希腊的宇宙论,即关于宇宙的起源,在希腊的想象中便自然也必然同时成为一个神学与社会学命题:宇宙的起源本身即为诸神世界形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发展出了整个物质空间,而且也形成了诸神的社会。我们看到,正是希腊思想中这一独特的特征为希腊人在认识论意义上理解人类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塑造了希腊人的生存论根基,即“生活在宇宙与诸神之中”。
诸神与人类世界的切近关系使得“人神的比较”不仅不是禁忌,而且,同作为物质性存在,诸神世界的起源也很自然地被想象为了人类世界起源的镜像,两个社会的对照由此而来。在对赫西俄德两部作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人神世界有着明显的对应,同时,同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内嵌于宇宙整体秩序之中。因而,希腊神话中的天人关系,即人神秩序,就可见于两者社会秩序的比照。
诸神社会秩序的构成与其起源方式乃至形成方式息息相关。由于诸神社会的物理起源与形成被想象为与人类社会无异的自然繁殖过程,因而,无论是诸神社会还是人类社会,其秩序的构建都嵌合于自然生育的环节之中。然而,在赫西俄德病因学的分析下,我们发现,社会的“自然繁殖”模式并不能为社会形成自然秩序,反而,随着不断生育,新生事物对既有社会结构的冲击成为社会秩序被颠覆的潜在威胁。
从希腊父权制的视角来看,生育之所以危险,其症结不仅在于后代对父辈的反叛,而是,更根本的,两性生育这一结构本身使得生育的过程大大超出了父亲的控制。母亲/女性,作为与父亲/男性相对的“他者”,一方面,在社会形成中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却因其绝对独立于男性而成为最大的“不确定者”。自然的两性关系成为男女对抗的天然场域,母亲还因其与后代更密切的天然关联而与后者的反叛自然联盟。在两性生育中,超出父亲控制的母亲与孩子随时都有颠覆秩序的可能。如此,只有人为构建,社会秩序才有形成的可能。这正是赫西俄德王权神话与潘多拉神话共同的逻辑。
▲ 众神会议,Luigi sabatelli 绘,1819―1825年
我们看到,在王权神话中,前两代神的失败都被归因于母亲的力量未被扼制,而第三代神宙斯的成功便在于他决定性地征服了女性,这一不可控的“他者”。从“前宙斯”时代到“宙斯”时代,诸神社会的秩序最终被建立起来。通过剥夺母亲/女性的生存论基础(吞噬墨提斯),诸神的“父亲”在两性社会强力地构建了一元论式的权威。而作为对人类僭越神人秩序的惩罚,宙斯反向地向本没有女人的人类社会送去了潘多拉,从此,人类社会秩序大乱,从“类宙斯”的黄金时代倒转为“前宙斯”的混乱时代。在此“倒转”之下,人类再无力反抗诸神,人神秩序由此奠定。
根据赫西俄德的叙述,不难看出,在古希腊神话思想中,对诸神世界以及人神关系的想象实际建立在其对人类社会现实本质的理解之上。对于希腊人而言,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悲剧性的,它永远充满着冲突、战争、黑暗、秘密、隐藏、诡计与不确定性。而这一悲剧性视野事实上与希腊思想中人类作为有死之人的存在本质密切相关。与“知晓一切”且“永生”的宙斯不同,人类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有限性”——生命的有限、时空的有限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知识的有限。
于是,人类自身不可能对世界拥有超越时空的全知全能,这恰恰使得“不确定性”与“未知性”成为人类世界的本质。在赫西俄德起源神话(以及后世的几乎所有主流希腊文学)中,女人被想象为“男人/人”(andres)的“麻烦”。这其实仅仅是一个对人类社会“不确定性”极端的意象化表达。作为不可控的他者,女人在男人看来是“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女人”在神话乃至普遍的社会话语体系中最终成为象征一切不确定性的符号。从上述分析可见,希腊“厌恶女人”思想的底层逻辑仍然是对“不确定性”与“黑暗未知”的恐惧。由此可以理解,对于希腊人而言,人类社会真正应对的困难,不仅是女人之于男人的挑战,而是“不确定性”与“未知”本身。
在赫西俄德中,由宙斯所统治的奥林普斯世界最终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克服了“不确定性”与“未知”的世界。但如此理想,无论是诗人还是听众都明白,它只能是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黄金时代”。回到潘多拉的命题,人们明白,但凡女人存在,人类社会就永远不得安宁。而“女人”(及其所指涉的一切“有限性”)又绝不可能不存在,正如人不可能永生一般。对此,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奉劝他的兄弟也同时教导听众与读者,要时刻对神保持虔敬,时刻践行节制与真诚,时刻以永不变化的时日来安顿凡世的生活,以此抵御人世的种种不确定性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变迁与动乱。在赫西俄德的劝说中,“善良而正直的人”自然能过得好一些。他称这一切是“宙斯的正义”。但须知,所谓“宙斯的正义”,其实只是针对如此一个人类世界的应对之法——诸神世界自有其另一套生存逻辑。
注 释
作者简介
颜荻,剑桥大学古典学博士,清华大学“水木学者”,清华新雅书院助理教授。先后在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进行学术访问。研究主领域为古希腊神话以及古希腊悲剧。代表作品有《“地生人”与雅典民主》(三联书店,2022)、《〈僭主俄狄浦斯〉中的诗歌与哲学之争》(《外国文学评论》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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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金政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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