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我震惊地看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安琪老师因病于2023年6月9日去世，享年68岁（http://114.214.202.40:65432/wordpress/）。这个数字对于当代人来说真是太短了。实际上去年我还见过安琪老师，在主持完希格斯粒子发现十周年科普报告会（揭秘基本粒子质量起源——赵政国院士等大咖讲述希格斯粒子背后的故事 | 中科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后去吃饭的时候，遇到他和其他几位高能物理的老师，愉快地聊了很长时间。当时安琪老师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讲了很多核电子学和高能物理界的故事，想来如在昨日！我第一次见到安琪老师，是在2016年6月，我刚加入科大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的时候，一块去景德镇考察。当时跟他聊起来，他说他看过我的《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对其中的观点很赞同，很高兴有人把这些科学界了解、但公众不熟悉的大图景告诉公众。他自己还笑称，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鹿明老师的老公，——鹿明老师是科大前党委副书记，长期负责学生工作，对学生非常亲切，我在读书的时候就跟她很熟。没想到安琪老师骤然长逝，也令我们为鹿明老师深感哀痛！
后来有段时间，大型对撞机要不要建引起了很多争论，这是非常少见的高能物理成为公众话题的例子。我去专门找过安琪老师，咨询他的意见。他一方面认为我国的技术基础还有很多欠缺，一方面认为大型项目对技术进步也有拉动作用，所以总体上持开放态度。对这个具体问题虽然是见仁见智，但在对话中我也明白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就是在核电子学领域他们是国内最强的团队。无论是哪里要建大型的高能物理探测器，都需要非常灵敏的核探测设备，也就需要科大的团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如此，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号”是如此，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CSR）、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等等都是如此，里边都有安琪老师团队的核心贡献。因此，中国物理学会授予了他2020年度王淦昌物理奖（http://cloudmanagement.cps-net.org.cn/E-CPS/202003/jiangli/jiangli.html），这是中国物理学会在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变领域的最高奖。
我想，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在看到大科学装置的酷炫之后，就应该深入了解其中的原理。这时你会发现探测器就是一个迷人的领域，许多伟大的发现都源自探测器的进步。有一句话说得好：测量精度在小数点后每前进一位，都是一场科学革命。在悼念安琪老师的网站（http://114.214.202.40:65432/wordpress/），一天之内已经有了几百条留言，其中包括许多合作单位的，例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物理学院、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HIRFL-CSR）低温高密核物质测量谱仪（CEE）合作组，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院士等等。而在所有的留言中，对公众最有启发的可能是安琪老师的学生封常青教授写的纪念：2005年秋天，我大四刚进实验室，有一次参加组会。我还记得当时是在科大东区近代物理楼的509会议室，屋子里坐满了研究生和一些刚加入实验室的本科生。在研究生ppt报告讲完之后，因为某个技术方案，安老师和刘树彬老师（我的博士论文副导师、本科论文导师，现在也是实验室领导）从平静的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论。安老师原本就中气十足，此刻更是斗志昂扬，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分贝，刘老师却据理力争并未“让步”。争论的结果是安老师听了刘老师的讲述之后，突然恍然大悟说刘老师是对的，然后组会继续，会议室里又变得风平浪静，彷佛一切从未发生过。现场的一群研究生虽然都在瞪大眼睛关注两位老师的讨论，但从他们平静的表情来看仿佛已习以为常，只有我因为刚加入实验室还没见过世面，一时“吓”得目瞪口呆。到后来在实验室和老师们相处多了，也逐渐习以为常。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才逐渐意识到，这就是科学精神。这件事也让我对将科研作为自己的职业有了初步的向往，我也为自己成为这样的实验室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是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还能看出来跟安琪老师争论的刘树彬老师本人也对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留言写道：还记得进实验室您手把手从焊电路教起，还记得办公室争得面红耳赤，还记得您一再督促谆谆教诲，可是您为什么走得这么早，这么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