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怎样宣传自己的价值观，那都是一个口号。真正的价值观是在行为中体现的。

有一位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因为喜欢哲学，所以准备考大学的哲学系，但是家长的执意让他报考建筑系。结果，这哥们高考考到一半，不考了，他放弃了。

回家后，家长、老师、同学，甚至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最后这位性感内向的学生离家出走了。

七年后，在一个叫《亲情》的电视访谈节目中，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我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会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孩子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这种一元价值观，在“十年浩劫”那样的极端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

中国人到国外，也大抵如此。在美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

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

易中天说一个段子：我在四川见到一个人拜文昌菩萨，拜完把功德钱交了后嘀咕：哎呦，今天拜对了没有？我问他：你要干什么呢？他说：我的娃考大学撒。我说：这太对了，文昌菩萨就管高考。他说：你不晓得，我的娃考的是斯坦福大学，那个文昌菩萨懂得到英语不？我说：这个呢，建议你去拜圣母玛利亚，她懂英语。他说：我晓得，可是圣母玛利亚她不懂四川话撒。

中国人拜佛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中国人拜观世音是希望生儿子，拜文殊是要考大学。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事实上，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手机和电脑旁的看“会动的图画”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