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智利的政治回摆；斯诺登泄密事件十周年
文｜卢南峰
智利现任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在2021年12月的当选曾被视为拉美左翼回潮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然而，在执政一年半后，博里奇的支持率下降并徘徊在30%左右。其间，由政治左翼主导的制宪大会起草的新宪法，在全民公投中被彻底否决，该国的右翼在随后的第二次制宪大会代表选举中获胜。犯罪、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主导了公共议程，而博里奇的大部分立法议程受到一个分裂的国会掣肘而举步维艰。
2023年6月9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研究员、前美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理查德·M·桑德斯（Richard M. Sanders）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网站发表题为《智利的政治回摆》的评论文章，分析智利当前的政治局势。
智利左翼的胜利始于一场政治危机。2019年，智利发生一系列持续数月、遍及全国的抗议活动，它最初是由圣地亚哥地铁涨价引发的。虽然许多抗议者在这场被称为“社会爆炸”（social explosion）的抗议活动中保持了平和，但也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和财产破坏活动。
抗议活动发展到后来，危及到时任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的执政地位。为了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皮涅拉和政治机构同意了左翼长期以来的要求，即召开制宪大会重新制定智利宪法。智利现行宪法是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独裁统治期间制定的，但在1990年恢复民主后进行了重大修改。
一些极左翼人士认为，这次制宪大会是一个陷阱，目的是将抗议活动的能量引导到正常的政治活动中。博尔奇曾为学生领袖，后来成为一个小型新左翼政党——社会融合党（Social Convergence）的国会议员，他支持这一提议，由此获得了新的声望。授权召开制宪大会的立法获得通过，并提交全民公投，得到了疲惫不堪的公众的广泛支持。2021年5月，智利举行了提名制宪大会代表的选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左翼势力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与此同时，皮涅拉的任期将于2022年3月结束。已成为全国知名人物的博尔奇在“广泛阵线”（Broad Front）的旗帜下竞选总统。该政治派别是一个由相对较新的左翼政党和智利共产党组成的联盟，自智利回归民主以来，一直得到占智利人口6%或7%的核心选民的支持。
传统的中左翼和中右翼联盟提名的候选人表现平平。与此同时，在其更右翼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由参议员约瑟夫·安东尼奥·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领导的共和党（the Republican Party）。该党支持经济和社会保守主义，并准备捍卫皮诺切特时代的政治成果。它被视为与西班牙的Vox、法国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意大利兄弟党（the Brothers of Italy）等欧洲新右翼政党同类的政治势力。
在第一轮选举中，自1990年回归民主以来一直统治智利的中间派政党遭遇了溃败。进入第二轮的两名获胜者分别是卡斯特（27.91%）和博尔奇（25.82%），其他人均未超过13%。在第二轮投票中，选民决定性地支持博尔奇，让他以55.9%的多数票获胜。
在总统选举和制宪大会代表选举之间，激进左翼似乎卷土重来，取得了自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当选以来再未有过的权力。在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统领下，人们认为智利正进入重大政治变革的快车道。中左翼总统里卡多·拉各斯（Ricardo Lagos）和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倡导的实现社会进步的谨慎方法——以“公平的增长”（growth with equity）和“不放弃的现实主义”（realism without renunciation）为代表——已经不足以满足不耐烦的公众。
然而，形势发展不尽人意。博尔奇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它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包括它试图取代的中左翼政党，而在势均力敌的参议院，它的地位更加脆弱。
虽然中左翼政党准备与博尔奇的“广泛阵线”联盟合作，但后者表现出的傲慢和蔑视并无助于解决问题。正如总统办公厅主任所说，新左翼与政治上妥协的上一代有“不同的价值观”。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环境下，博尔奇和他的政府指望制宪大会起草一份文件，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观点永久地写入其中，并在此期间推迟了新的重大立法。然而，由左翼占据明显多数的制宪大会在2022年7月产生了一个令绝大多数智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
它的388项条款保证了国家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金领域的主导作用，这些领域之前由私营部门主导。智利将被宣布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土著社区将享有前所未有的自治权，包括拥有他们自己的司法体系。该文件规定了严格的环境管制，威胁到智利利润丰厚的采矿、渔业和林业部门。此外，改革后的立法和司法体制使左翼获得了不公平的结构性优势。
除了最终成果过于激进之外，许多大会代表的行为也冒犯了智利人。表演的姿态多种多样，有打断国歌的代表，也有人装扮成精灵宝可梦角色。在长达一年的大会期间，大多数人对调和中间派和保守派的观点缺乏兴趣。所有这些都让许多选民对最终草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到2022年9月就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投时，公众对草案的拒绝令人震惊——62%的选民选择反对它。鉴于博尔奇与制宪大会一损俱损的关系，对他本人的支持也迅速退守至其铁杆支持者的范围，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可以佐证这一点。
在宪法草案被否决后，博尔奇和左翼坚持认为，人民最初要求起草新宪法的授权仍然有效，并推动了第二次制宪大会。虽然许多右翼人士对此并不热心，但他们之前承诺若第一次大会失败，将支持一次新的大会，不能食言而肥。
最终，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召开新的大会，但这一次，激进的野心受到了重大限制。初稿将由大会指定的一个专家委员会编写；实际的制宪大会（现在称为“理事会”）修改专家草案的权力有限；一个仲裁委员会将审查最终文件，以确保它在相当有限的国会授权范围内。
与之前的制宪大会不同，这一次，选民们从政党提名的名单中选出代表——排除了独立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活动家，他们曾经是最激进的成员之一。这次公投的结果与上一次宪法公投的结果截然相反——左翼代表在新委员会中只占34%的席位。
在占66%代表的保守多数派中，卡斯特领导的共和党以46%的席位成为右翼的主导力量。至少从这次投票来看，它将成为智利最受欢迎的政党。这个提出保守复兴愿景的政党才出现没多久，对智利政治而言，这是一场真正的地震。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宪法公投和第二次制宪大会代表选举中，投票都是强制性的（在常规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则不是这样）。这一新变化调动了老年选民的力量，他们决定性地站在政治右翼的立场上，并在两场选举的最终结果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次制宪大会代表选举的结果，加上之前的宪法草案被否决，意味着任何新宪法都不太可能与现行宪法有太大的不同。除此之外，也意味着任期至2026年的博里奇必须在保持联合政府团结的同时，削减自己的立法野心。甚至在最近的惨败之前，他就把高级职位给了老的中左翼政党人物，尽管如此，他还是声称忠于自己激进的竞选纲领。
民意调查和关于宪法改革的两次投票结果都表明，博尔奇的支持率下降有几个原因。当然，他对第一次大会的灾难性管理难辞其咎。但是，在其任职的第一年，其他问题也成为国家生活的首要关切：城市犯罪，特别是在圣地亚哥；从海地和委内瑞拉涌入智利的空前的移民潮；以及智利南部激进土著团体制造的暴力。
以多元化和社会包容为竞选纲领的博尔奇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装备不足，行动迟缓。最终，政府采取了一些不情愿的措施，比如部署军队来支持南部的警察。它不得不忍气吞声，接受无视其反对的立法，限制了警察和军队在面对暴行指控时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它通过赦免几名在“社会爆炸”期间被判犯有暴力罪行的抗议者，向其极左翼伸出了援手，而这被证明是极不得人心的。
面对低支持率和在国会缺乏稳固的多数席位，博尔奇降低了自己的目标，但仍宣称忠于他所推行的激进计划。他取得了一些成功——一项提高智利关键采矿业特许权使用费的法律在经过向下调整后获得通过；每周工作时间从45小时减少到40小时，并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但其施政纲领中的其他内容，如大幅增加总体税收、大幅增加国家在医疗和养老金体系中的作用，以及拟议中的国有锂矿企业，不得不进行相当大幅度的修改，才能在温和派和保守派占据主导的国会获得通过。
然而，博尔奇并不会就此谢幕。他保持着他那迷人的、年轻的形象。虽然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激进，但他已经采取措施缓和曾经释放的政治信号，并抑制了其共产主义和独立左翼基础。老的中左翼建制派人物仍在内阁的关键职位上任职，而博尔奇的立法议程仅限于他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如果他能够推动一些立法获得通过——哪怕是经过淡化处理的，以及经济形势也有所好转，他仍可以期待自己的地位有所回升。事实上，他最近在国会以一种和解的语气发表讲话，使得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暂时上升。
桑德斯认为，在过去30年中，智利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使智利成为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典范。然而，他们变得自满，多年来，同样的面孔在关键职位上轮换。与此同时，人们也失去了勇气，尤其是中左翼，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期望，他们似乎对捍卫渐进主义的优点感到内疚。
这为博尔奇和极左翼开辟了道路。但他们错误地认为，中间派的溃败意味着智利的公众已经转向，他们可以自由地实现其愿景。这种过度扩张反过来又为卡斯特和强硬右翼打开了大门。
但智利失望的中间派选民仍然是关键的战场。卡斯特的共和党人努力将其转化为永久票仓，并可能对在宪法问题中投票的年长智利人给予特别关注。与此同时，中间派政党将寻求自我重组，重新获得失去的支持。
但博尔奇如今以更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面目示人，他也可能找到一种方法，在保留其大部分强硬左翼支持的同时，再次夺回中间派。他受伤了，但没有出局，智利政治中心的位置仍有待角逐。
斯诺登泄密事件十周年
2013年6月，时年29岁的博思艾伦（Booz Allen）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缩写NSA）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监听的“棱镜”计划， 坐实了美国在其境内外窃取人们的在线通信、互联网活动和电话记录的关键事实。
2023年6月9日，奇普·吉本斯（Chip Gibbons）在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网站刊文认为，美国政府十年间对斯诺登的无情迫害，只是国家安全局漫长而肮脏的保密历史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吉本斯写道，斯诺登以泄密者的身份站出来，让他背负一个巨大的靶子，美国政府发现他的身份只是时间问题。斯诺登在其披露的信息被公开之前离开了美国。十年后，他仍在流亡，而美国仍然希望根据严厉的反民主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起诉他。
吉本斯认为，美国政府对斯诺登的不懈追捕表明，这个国家安全部门为了保密愿意走多远，因此，理解斯诺登泄密事件的历史本质至关重要。
即使按照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令人生畏的标准，国家安全局也格外热衷于保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该机构的首字母代表“没有这样的机构”（No Such Agency，缩写也是NSA）。《反间谍法》、摧毁告密者的无情意志以及对新闻自由的彻底蔑视，使这种保密得以实现。这种厚重的保密面纱维持了几十年，使斯诺登曝光的监控项目得以在不受民主监督的情况下运作，并使他的揭露变得更加重要。
吉本斯回顾了斯诺登泄密事件及其后续影响。他写道，斯诺登泄密引发了一系列新闻爆料，直到2021年10月，仍有基于斯诺登档案文件的新报道。斯诺登披露的信息涉及方方面面，从国内监控到对盟友的间谍活动，以及与外国合作伙伴（包括暴虐成性的以色列军事组织8200部队）令人不安的信息共享。
在美国引起最大轰动的斯诺登爆料涉及国内监控。首先曝光的是一份来自秘密的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机密命令，该命令允许联邦调查局要求弗莱森公司（Verizon）将所有美国人的通话记录交给国家安全局。这些数据不包括通信内容，但它确实包括电话来自谁、打给谁、在什么时间打了多长时间。根据法庭的命令，弗莱森公司每天都要交出这些数据，而且法律禁止该公司向客户或公众披露这些信息。
这一命令令人震惊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监视，包括外国监视，通常需要一个特定的目标。然而，联邦调查局在没有可识别目标的情况下，要求弗莱森公司交出数百万人的大量信息，而国家安全局也得到了法律授权。其次，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和国家安全局一样，应该专注于外国情报。然而，该命令只包括国内电话，不包括国外电话。
最后，该命令基于对《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一项已过期条款的秘密解释。当该法案被提出时，该条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公民自由主义者认为它将被用来跟踪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情况。尽管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没有人相信它会被用于大量收集美国元数据。就连《爱国者法案》最初的一些支持者也感到震惊。
元数据收集项目被曝光后，国家安全局的另一个项目“棱镜”（PRISM）也被曝光。与元数据收集项目不同的是，在“棱镜”计划中，国家安全局与微软、谷歌、雅虎和美国在线等私营公司合作，获取在线通信内容。虽然国家安全局存储了这些通信，但向供应商提出请求的是联邦调查局。
“棱镜”就是所谓的“下游”（downstream）收集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安全局直接向谷歌等提供商索取信息之时。除了“棱镜”计划，国家安全局还从事所谓的“上游”（upstream）监视。在这种监视下，国家安全局直接进入互联网的主干网，并复制所有通过的通信。
“棱镜”和“上游”收集之所以成为可能，归功于《外国情报监视法2008年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第702条，尽管该修正案将于今年年底到期。从理论讲，根据第702条，国家安全局不被允许故意拦截美国人的通信。然而，在过去，国家安全局理应销毁“偶然”收集到的此类通信信息，但现在它存储了这些通信。虽然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通常需要授权才能有意获取这些信息，但他们声称，第四修正案的“后门搜查”（ backdoor search）例外允许他们检查这些信息。
联邦调查局的“后门搜查”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联邦调查局利用外国情报数据库搜索背景调查对象、犯罪受害者、“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1月6日国会暴乱参与者，甚至在任国会议员的信息。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国会一再未能制定搜查令要求。
吉本斯认为，要充分理解斯诺登泄密事件的重要性，就必须了解国家安全局的历史。该机构成立于1952年，但直到1975年才得到正式承认。向美国公众披露这份文件，是参议院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对美国情报机构滥用职权进行的里程碑式调查的一部分。
尽管国家安全局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它仍在一个强大的武器——《反间谍法》的帮助下，严格保护自己的机密性。
在丘奇委员会的调查之后，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缩写FCC）将尝试对国家安全局拦截美国通信的行为展开自己的调查。参与该项目的通信运营商高管拒绝作证，声称他们参与调查将违反《反间谍法》。
1982年，国家安全局还利用《反间谍法》试图阻止詹姆斯·班福德（The Puzzle Palace）出版《谜宫》（The Puzzle Palace）。也许没有比班福德更了解国家安全局的专家了，他在1982年至2008年期间撰写了关于该机构的三部曲。2014年，班福德透露，他曾在丘奇委员会的一次执行会议上秘密作证。作为一名海军预备役军人，他曾在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拦截站工作，并意识到该机构对丘奇委员会撒谎。
在撰写关于国家安全局的第一本书《谜宫》时，班福德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缩写FOIA）的要求，获得了司法部关于国家安全局犯罪行为的报告。尽管这份报告是由美国司法部合法交给班福德的，但国家安全局坚称，司法部这样做是错误的，因此班福德拥有这份报告是非法的。它希望班福德归还这些文件，否则将根据《反间谍法》起诉他。
直到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他在竞选纲领中呼吁废除《信息自由法》，并撤销对国家安全状况的检查，这种不满才得以平息。国家安全局再次坚称，班福德持有或撰写相关信息是非法的。根据吉米·卡特的一项行政命令，已解密的信息不能被重新加密。里根改变了方针，但新规定不能追溯适用于班福德。
即使按照里根时代的标准，国家安全局希望看到班福德被起诉也是荒谬的。但《反间谍法》仍将是压制对国家安全局报道的有力工具。至少有五名政府内部人士因向媒体提供信息而被起诉，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分享了源自（或可能源自）国家安全局的文件。
即使该机构没有赢得对举报人的刑事指控，它也会找到其他方法来恐吓他们。2004年，《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瑞森（James Risen）和埃里克·利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从司法部律师托马斯·谭（Thomas Thamm）那里得到了一条线报，得知了小布什时代的一个秘密间谍项目。但布什政府会见了《纽约时报》，并说服他们压下瑞森的报道。当《纽约时报》得知瑞森将在一本书中发表这个故事时，由于害怕被自己的记者抢先报道，他们改变了计划。这篇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奖。布什政府怒不可遏，并以《反间谍法》威胁瑞森。据称，迪克·切尼（即理查德·布鲁斯·切尼，时任美国副总统）本人希望看到他入狱。
政府没有追查这名记者，但确实开始了对其消息来源的搜寻。联邦调查局突袭了许多国家安全局举报人和一名前国会工作人员的家，这些人都对国家安全局的行为提出了严重关切。他们开始瞄准托马斯·德雷克（Thomas Drake），后者曾多次通过内部渠道对国家安全局的行为表示担忧，这使他成为这场政治迫害的完美替罪羊。
虽然德雷克不是《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但他曾与《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名记者分享过有关浪费、欺诈和虐待的非机密信息。五年后，奥巴马政府根据《反间谍法》起诉德雷克未经授权保留国防信息。德雷克被指控保留的一份文件被标记为非机密，但政府辩称这是一个错误，德雷克应该知道这一点。奥巴马本人亲自向“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groups）为政府对德雷克的迫害进行了辩护，但政府针对德雷克的间谍法指控在进入审判之前就完全失败了。尽管如此，德雷克还是因为支付律师费而破产了。
在这种保密的外衣下，国家安全局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间谍机构。斯诺登披露的项目只是国家安全局数十年来对美国人实施的间谍活动中特别令人震惊的例子。
吉本斯继续向前追溯国家安全局的历史。1952年，哈里·杜鲁门总统根据一项绝密的总统指令创建了国家安全局，其目的是收集信号情报，包括拦截通信。这项任务导致了强大的电子窃听能力的产生，如果不加以控制，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的内部政策最初限制该机构只能收集外国通讯。虽然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局不能拦截纯粹的国内通信，但它并未将这一禁令应用于美国公民与海外一方之间的通信。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官僚竞争，而联邦调查局与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则截然不同。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联邦调查局创始人）和联邦调查局也将在创建国家安全局第一个美国公民监视名单中发挥重要作用。古巴革命之后，美国对古巴实行禁运之前，胡佛要求提供有关古巴经济的信息。他求助于国家安全局拦截那些仍在古巴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通讯。在美国和古巴之间更大的破裂之后，这种监视失去了最初的目的。但联邦调查局开始向国家安全局转发前往古巴的美国公民、居住在古巴的美国公民以及古巴间谍嫌疑人的名单，联邦调查局希望国家安全局拦截这些人的通信。
这份观察名单并不局限于美国对古巴的痴迷。1967年，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陆军部联合成立了一个新的针对“公民骚乱”的单位。这个单位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证明民权和反战抗议活动不是美国公民对种族主义或越南战争的憎恶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的产物。
那一年，美国陆军情报助理参谋长威廉·亚伯勒（William Yarborough）将军要求国家安全局交出它所获得的任何显示外国对黑人权力团体和“和平组织”影响的信息。亚伯勒并不是唯一一个向国家安全局提出要求的人。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胡佛向国家安全局提供了美国公民和组织的名单，以列入监视名单。在1971年写给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一封信中，胡佛请求国家安全局帮助证明“种族极端分子”受到外国的影响。在随后的信件中，胡佛将一些具体的黑人活动家和组织的名字列入观察名单，这些信件的主题都是“黑人民族主义者-种族问题”。国家安全局的另一个项目截获了那些据信参与毒品走私的人员的通讯。
在此期间，最令人震惊的国家安全局项目是“三叶草”计划（Project SHAMROCK）。从1945年开始，国家安全局与当时的三大电报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两家公司向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几乎所有国际电报的副本，第三家公司只向国家安全局提供部分电报。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每月要阅读15万份电报。参议院的一项调查称“三叶草”计划是“有史以来影响美国人最大的政府监听项目”。
国家安全部门也曾面临改革压力。吉本斯写道，“水门事件”的余波和国家安全状况的曝光，意味着保护公民自由的新限制得以实施。鉴于此前的“国家安全”监视、窃听和闯入都是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国会颁布了《外国情报监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缩写FISA），设立了一个秘密法庭，对外国情报进行窃听，并在国内执法部门和对外情报部门之间竖起了一堵墙。
这些改革的结果好坏参半。有证据表明，国家安全局的改革起到了一些作用。例如，当联邦调查局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调查杰西·杰克逊牧师（Reverend Jesse Jackson）时，它要求国家安全局提供杰克逊的信息。这个问题升级到司法部长亲自试图代表联邦调查局说情的地步。然而，国家安全局的总法律顾问坚称，这是禁止合作的事项，该机构立场坚定。法律顾问的理由是，联邦调查局所要求的信息是用于刑事调查，而不是外国情报调查。
《巴尔的摩太阳报》1995年的一篇文章报道了美国公民被国家安全局监控的一系列情况。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国家安全局特工如何把窃听巴尔的摩-华盛顿地区的电话当成训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国家安全局雇员称，在培训期间，“我们会窃听参议员、众议员、政府机构，乃至家庭主妇和她们情人的对话。”
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头。
上世纪70年代的改革一实施，右翼就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主张取消改革。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对改革百般攻击，然而直到“9·11”恐怖袭击营造了一种政治氛围，它才得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让步。
最臭名昭著的反改革措施是《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扩大了《外国情报监视法》和其他外国监视法律授权的监视范围。然而，在《爱国者法案》通过前几周，小布什批准了一项秘密监视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国家安全局被授权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公民的电话通话。该计划是基于对总统固有行政权力的泛化解读。虽然国会可能会批准布什政府想要的任何间谍活动，但对强硬派而言，行政权力的主张本身就是对“水门事件”后施加限制的报复。
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小布什非法窃听美国公民，有相当比例的美国人支持弹劾他，他确实这样做了。但当民主党在2006年控制参众两院时，他们把弹劾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罪行累累的总统之一的可能性排除了。相反，他们通过了《外国情报监听法2008年修正案》，该法案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扩大了监听范围，并为参与布什政府非法监听的电信公司提供了豁免权。这样一来，他们就为斯诺登最终曝光的监控活动埋下了伏笔。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吉本斯关注了泄密事件后斯诺登的遭遇。他写道，斯诺登通过在美国境外寻求庇护，逃脱了根据《反间谍法》的起诉。他敏锐地意识到托马斯·德雷克的命运，这影响了他出国的决定。在成为本世纪一些最重大的国内监控事件的举报人后，维基解密挺身而出，帮助斯诺登寻求庇护。
尽管斯诺登最终来到了俄罗斯，然而这并非他的本意。国家安全局前副局长克里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表示，斯诺登的意图是去拉丁美洲，并指出，为了把他带到目的地，“他非常努力，他的律师也非常努力”。英格利斯说:“我无法想象他的计划是抵达莫斯科，然后处于实际上的隔离状态。”
从香港到拉丁美洲没有直飞航班。在莫斯科停留期间，美国取消了他的护照，并向古巴施压，要求不允许斯诺登途经哈瓦那。(一些记者认为古巴是他的下一个目的地，于是登上了飞往哈瓦那的飞机。)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亲自致电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并施压，后者曾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提供庇护，拜登的目的是防止科雷亚对斯诺登采取同样的措施。尽管厄瓜多尔曾给予斯诺登安全通行证件，但他们随后撤销了该证件，称这是一个错误。
阿桑奇认为美国政府正在监听他的通讯，因此他在公开线路上向美国律师谎称斯诺登将与时任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一起前往该国。为了证明阿桑奇是对的，美国及其欧洲附庸在一次戏剧性的帝国主义行动中，迫使莫拉莱斯的飞机从空中降落。
斯诺登虽然逃离了国家安全局的控制，但却被成功地困在了俄罗斯。
吉本斯最后写道，对斯诺登的戏剧性和报复性反应表明，美国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让公众保持对国家安全部门的阴谋一无所知。这种保密是为了保护一个非法的、影响深远的监视项目——一个国家安全局几十年来一直在培育的项目。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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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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