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疫情加剧西方社会孤独感；波兰堕胎法引发抗议
文｜龚思量
对于在疫情期间进入大学的西方学生们而言，“独孤”似乎成为了过去三年大学生活挥之不去的阴影。英国《卫报》作者Clea Skopeliti在题为《社交障碍：新冠疫情如何加剧年轻人的孤独感》的文章中，探讨了疫情下年轻人为何倍感孤独。
不幸的是，莱利的大学生活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莱利在谢菲尔德大学入学时，英国正在为第二次封锁做准备。学生们无法参加社团活动，晚上也不能去学生会，而是日复一日地被困在自己的房间里。莱利说：“我的大部分课程都是在网上进行的，所以我不认识任何一起学习的人。很明显，大多数社团都关闭了或者被转到线上。”在第二个学期内，随着英国进入第三次封锁，学生们被迫回家。虽然学校活动在第二年又迎来恢复，但莱利并没有参与其中，“部分原因是紧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表现。”
莱利以及与她有着相似感受的大学生们认为，自己“在社交方面发育迟缓”。她说：“我觉得我不太懂应该如何社交才能正确地交朋友。我在想是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我散发出了不好的能量。我担心，因为已经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我错过了交朋友的最好机会。”莱利指出，很难为这种情况找到简单的解释：“这是由我个人问题、大流行和社会形态等问题综合形成的死结。人们似乎觉得面对面交流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
许多年轻人有着和莱利相同的感受，他们在疫情爆发后又遭遇了生活成本危机，最终陷入了孤独的循环。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发起的“终结孤独运动”（Campaign to End Loneliness）的数据分析显示：16岁至29岁的人群中，接近十分之一的人经常或总是感到孤独，在所有年龄段中他们的孤独感是最高的。这种孤独感在大流行期间上升，且再也没有下降过。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的封锁高峰期，16岁至29岁的人群中的孤独感比例达到了7.2%，两年后仍有7.08%。作为对比，2018年，这一数字为5%。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孤独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里亚·威格菲尔德（Andrea Wigfield）教授表示，虽然社交孤立是一种客观的衡量标准，但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消极的感觉”。威格菲尔德解释说，与其他人的比较也起到一定作用，这与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关。她说：“影响孤独感的是（人们）渴望的社会联系，以及他们认为同龄人所拥有的社交联系。人们期望年轻人拥有活跃的社交生活。”
研究表明，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青少年的孤独感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开始上升。威格菲尔德说：“过去人们总是认为老年人最孤独。但数据显示年轻人也同样感到孤独，并且很难说年轻人的孤独感是否会继续长期上涨。”威格菲尔德强调：孤独是一种自然反应，“身体告诉你，你需要找人倾诉。这相当于挨饿，但当它变成慢性疾病时，就会开始影响健康。” 自疫情爆发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开始经历整体的网络化。尽管封锁已经结束，但许多人的生活并没有回到以前的样子。
27岁的视频游戏艺术家马库斯·约翰斯顿（Marcus Johnston）在经历了独居和远程办公后，感到独自生活与工作带来的沮丧。他意识到生活中需要更多充实的人际关系，并且开始准备与朋友合租。马库斯回应了莱利对人们关注在线社区的担忧，他说：“现在的社会似乎把我们困在了数字泡沫中，由于许多人都选择居家工作，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在社交网络上花费大量时间会让人们感到更加孤立，这一观点并不新鲜。研究表明，限制接触社交媒体可以减少用户的孤独感和他们的“错失恐惧症”（指的是经常担心自己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正性事件，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个体会强烈期待持续跟进他人所做之事，也被称为“局外人困境”）。
26岁的凯特在牛津郡的一所大学工作，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大多数朋友现在都住在伦敦。她说，她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同事们很少在办公室，这是她不去办公室的主要原因。凯特坦言：“我每天都不太和人说话，有时感觉自己好像在消失。” 她说单身是影响自己情感的主要驱动力：“我在学校认识的人，还有在社交媒体上认识的人，似乎都处于长期的恋爱关系中，甚至已经结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在恋爱的人。”
回想起疫情封锁期间，凯特感觉那时不像现在那么孤独：“很明显，封锁让人孤独，但并没有那么孤独，因为每个人都在家，而且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比如和别人在线聊天和做测验。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样。”
引用文章：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3/jun/19/socially-stunted-how-covid-pandemic-aggravated-young-peoples-loneliness
波兰孕妇在医院去世后引发抗议
当地时间6月15日，波兰各地的抗议者以“停止杀害我们”为口号，在波兰数十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堕胎合法化。在抗议发生前，媒体报道了5月一名孕妇在医院死亡的消息。据报道，今年5月，33岁的孕妇多洛塔·拉里克（Dorota Lalik）在羊水破裂后被送到医院，医生让她抬起腿躺着，并希望她的体液能被重新吸收。最终她患上了败血症，于三天后（5月24日）在波兰南部诺伊塔格的约翰·保罗二世医院不幸去世。这家医院位于极为保守的地区；据波兰媒体报道称，该医院原则上从不进行堕胎手术。
波兰病人权利监察专员Bartłomiej Chmielowiec表示，约翰·保罗二世医院有义务告知这名33岁的孕妇，她的生命可以通过堕胎来挽救。司法特派员裁定，医院隐瞒信息的做法侵犯了她的权利。
拉里克的丈夫告诉波兰媒体：“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他们一直在给我们虚假的希望，让我们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让我们相信，在最坏的情况下）孩子会早产。没人给我们机会去救多洛塔，因为没人告诉我们她有生命危险。”
在波兰，堕胎在少数情况下是合法的，例如怀孕对孕妇的健康或生命构成威胁，或女性因强奸或乱伦等犯罪怀孕。然而，在2020年，波兰宪法法庭判定胎儿畸形导致的堕胎违宪。拉里克和伊莎贝拉家属的代表律师Jolanta Budzowska表示，这一裁决对波兰医生产生了“寒蝉效应”。这名律师表示：“如果（医生）过早进行堕胎，而检察官随后认定（胎儿）对母亲没有构成危险，医生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
全波兰妇女罢工组织的创始人Marta Lempart表示：“所有孕妇在被转到波兰医院的那一刻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害怕所有的医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医生会采取行动阻止病人的死亡。我们又目睹了一起因为医生拒绝提供合法堕胎而导致的死亡事件。医生又一次撒谎，欺骗家属，被动地等待病人死于败血症。波兰的反堕胎立法非常严格，但医生甚至不愿意为孕妇提供法律允许的堕胎服务，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比政府更为严苛。很难说这种情况是政府的错，医生拒绝在危及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为孕妇进行法律允许的堕胎。”
波兰卫生部部长亚当·涅兹尔斯基（Adam Niedzielski）对拉里克的死亡做出回应，要求“一组专家……为产科医生制定更详细的（堕胎）标准”。涅兹尔斯基表示“在波兰，任何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的女性都有权终止妊娠，也就是堕胎，健康不仅意味着身体健康，还意味着心理健康。”
另一方面，据报道，2005年约翰·保罗二世医院的时任院长曾宣布，医院不会进行任何堕胎手术，因为堕胎手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和教皇的教诲”。据波兰媒体Gazeta Wyborcza报道，自2018年以来，这家医院就没有进行过堕胎手术。医院现任院长马雷克·维尔兹巴（Marek Wirzba）是右翼波兰主权党（Sovereign Poland）的地方议员，该党被称为“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公开支持禁止堕胎。此外，医院方面否认维尔兹巴的政治忠诚或教皇的庇护导致拉里克的死亡。
Marta Lempart说：“自2020年的抗议活动以来，每个波兰人都知道提供堕胎药的组织的电话号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如果你怀孕了，去波兰的医院你可能不会活着离开。你必须做好准备；你需要准备好律师的电话号码和媒体的联系方式，你必须继续战斗和争论，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任何一句话，因为你可能因此丧命。这就是我们抗议的原因。我们想要敲响警钟：如果你怀孕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为自己的生命而战，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引用文章：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5278250
http://www.hzad430.com/info/show/95541/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3/jun/14/all-pregnant-women-are-in-danger-protests-in-poland-after-expectant-mother-dies-in-hospital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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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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