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法国殖民主义与非洲政变带的形成；不可避免的“去增长”
文｜季寺，杨小舟
法国的错误助长了非洲政变带的形成
近日，研究者Folahanmi Aina在Al Jazeera发文，剖析了非洲萨赫勒地区再次陷入的危机，这里有着世界上最贫穷、政治最不稳定和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从马里到尼日尔，街头的反法情绪帮助政变者获得了合法性，也帮助俄罗斯扩大了影响力。
从尼日尔和马里到布基纳法索和乍得，萨赫勒地区各国普遍存在腐败、极端贫困、普遍失业等问题，而西方合作伙伴和国际机构也被认为无力为该地区带来稳定和安全，这使得当地民众反对与他们结盟的西方政府，从而助长了公众对政变的支持，并增强了武装组织的招募能力。
但是，除了长期的不安全和经济不稳定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军政府在整个地区掌权：日益高涨的反法情绪。
在萨赫勒地区，人们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记忆依然根深蒂固：残酷的军事行动、强迫劳动、广泛镇压、文化抹杀、种族隔离和强迫流离失所。
加上源于殖民历史的猜疑，法国最近在非洲的不幸、失望和彻底失败导致萨赫勒地区的民众对这个前殖民国家及其在该地区所做的一切越来越警惕。许多国家的政变分子利用这种日益加深的敌意，设法向公众展示自己是反抗新殖民主义法国及其在地方政府中的腐败棋子的反殖民英雄。这就是为什么在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以及最近的尼日尔，群众高呼反法口号欢迎军事统治。
事情要追溯到2012年，当时马里政府邀请法国帮助其解决该国动荡不安的北部地区迅速恶化的安全危机，那里的图阿雷格叛军和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旨在推翻阿尔及利亚政府，在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活动）结盟的战斗人员占领了大片领土。法国派遣了数千名士兵，在邻国乍得的帮助下，将这些战斗人员击溃，赶出了首都巴马科。
2014年，在马里政府的支持下，法国扩大了在该地区的反恐行动。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五个国家部署了5100名士兵，这就是后来的“巴尔卡内行动”（总部永久设在乍得首都，该行动是与五个国家合作领导的，目标是“成为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反恐的支柱”），也是法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海外行动。
尽管付出了高昂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但“巴尔卡内行动”未能取得预期成果。马里和更广泛地区的问题并没有结束。相反，武装组织的势力和影响范围开始扩大。袭击平民成为家常便饭，萨赫勒地区各国的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因此，当地居民开始将长期问题归咎于法国，并越来越怀疑这个前殖民国家在该地区的意图。
2020年，因安全局势恶化和涉嫌腐败而引发的数月街头抗议导致军事政变，亲法国的政府被推翻。马里与巴黎的关系迅速恶化，马里的新统治者向瓦格纳集团的俄罗斯雇佣兵求助，以解决持续的安全危机。
马里“临时”政府在政变后拒绝按其承诺举行选举，经过两年日益紧张的局势后，“临时”政府与法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崩溃点。2022年1月31日，马里将法国大使驱逐出境。此时，多达1000名俄罗斯雇佣兵已在马里当地驻扎。几天后，成千上万的反法抗议者走上街头，挥舞着俄罗斯国旗，焚烧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纸板，庆祝驱逐事件。
同年，作为新非洲战略的一部分，法国宣布决定从马里撤军，并将部分部队转移到邻国尼日尔。
现在大家知道，这对提高法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没有什么帮助。尼日尔很快就发生了政变，在舆论坚决反对法国的情况下，政变者不失时机地将该国的诸多问题归咎于法国，指责法国“破坏了国家稳定”。
巴黎没有试图通过加强国家机构和鼓励善治来确定和解决冲突的根源，而是试图仅仅通过军事力量来解决萨赫勒国家的安全问题。这种以军事为重点的做法甚至没有在实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而为冲突火上浇油，并迅速使公众舆论对法国产生了反感。
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屡屡犯错，除了马里、尼日尔和其他地区的政变者之外，最大的受益者是俄罗斯。长期以来，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与非洲的关系，消除西方对非洲大陆的控制。而法国最近在那里的失误给了它期待已久的机会。
现在，俄罗斯正通过瓦格纳与武装组织作战，与军事政府建立关系，并努力在这一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已经处于劣势，但如果它能正确地打好剩下的牌，还是有可能扳回一局的。作者认为，要想重返萨赫勒地区，巴黎首先需要赢得当地人民的民心。
为此，巴黎需要进行反省，正视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巴黎还需要承认自己最近犯下的错误，从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最重要的是，开始将萨赫勒地区国家视为平等、独立的安全伙伴，而不是需要法国指导的前殖民地。这其中包括承认尼日利亚作为萨赫勒地区主要经济体所拥有的力量，并与尼日利亚平等合作，以实现其在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目标。这种伙伴关系还将有助于弥合西非英语国家与法语国家之间的信任鸿沟。
为了夺回萨赫勒地区，法国还必须愿意并准备好与俄罗斯展开一场论战。在努力净化自身形象的同时，法国还应该开展一场以证据为基础的运动。
作者称，如果法国不采取这些措施，不与萨赫勒国家建立新的、更牢固的伙伴关系，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大国，除了为该地区的政变者提供便利的合法性之外，别无他用。
经济发展如何可持续？在极端气候频发的语境下，有关“去增长”的讨论又热门了起来。上周，Conversation网站刊登了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杰出客座教授Wim Naudé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治理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ike Joy关于“去增长”的讨论文章，分别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表达了各自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很有代表性。Wim Naudé反对“去增长”，并认为让富国“去增长”是一种有缺陷的想法。Mike Joy则支持“去增长”，认为从生态学角度看，“去增长”是应对环境危机不可避免的选择。
“去增长”（degrowth）是一种反对当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思想和运动。这个词最早由奥地利-法国社会哲学家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在1972年提出。作为一种运动，“去增长”从21世纪初开始在学术界和社会运动中获得关注。现代“去增长”运动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其他方法，例如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徒劳的。这是因为这些方法植根于痴迷于经济增长的民主资本主义。因此，该运动呼吁实施“激进的政治计划”，以取代资本主义并让西方“去增长”。南方国家除外。
Wim Naudé批评“去增长”忽视了经济增长对于提高人类福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他认为，虽然经济主流一直对“去增长”不屑一顾，但“去增长”运动确实对经济增长和支撑当前解决生态危机主流方法的“绿色增长”范式提出了非常有效的批评，可他们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去增长”的提议并不能解决生态危机或民主资本主义缺陷。“去增长”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对环境可能更糟。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沉重打击。这可能会对最贫穷的人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并使全球不平等进一步恶化。大流行凸显了这种相互依赖性，南半球的贫困增长速度高于北半球。疫情的影响表明，南方与北方脱钩是多么困难。
几十年来，西方一直经历着经济衰退（“大停滞”）。这个实验导致了许多社会和政治弊病。“去增长”运动本身就是对“去增长”的反应。由于这些缺点，“去增长”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鉴于西方民主国家不太可能自愿选择“去增长”，“去增长”运动可能会让西方走上一条拒绝民主、回归独裁集体的危险道路。
此外，他认为“去增长”也注定无效。其大多数关键提议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和消费，而不是抑制它。例如，去增长运动要求能源充足、基本收入补助和每周只工作四天。所有这些都可能会产生反弹效应——它们实际上会刺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体化。
但是在Mike Joy看来，“去增长”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的一种理性策略，它可以避免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的生态崩溃和社会动荡。作者认为，许多批评“去增长”运动的经济学家未能认识到地球生物物理极限的这一临界点。
许多“去增长”学者（以及批评家）将资本主义的特征视为这种生态超载（overshoot）的原因。尽管资本主义可能存在问题，但早在它成为我们的主导经济模式之前，许多文明就已经将生态系统破坏到了崩溃的地步。
作者认为，从生态学家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目前的发展轨道上，“去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生态学告诉我们，许多物种如果暂时获得异常高水平的资源，就会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当这些资源恢复到更稳定的水平时，生态超载就会下降。随着人口的调整，这通常会导致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
获得化石燃料使人类能够暂时超越生物物理极限。这使人口和人类对生物圈的需求超过了它可以安全吸收的水平。除非有计划地减少这些生物圈需求，否则我们将经历与其他物种相同的“调整”。
作者说，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的优势之一是我们了解生态超载动态并可以计划如何调整。这就是“去增长”运动试图做的事情。
新西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相当大。但这只是众多环境危机之一，其他危机还包括土壤侵蚀、地下水污染、森林砍伐、入侵物种增加、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酸化和资源枯竭。作者认为，它们都是环境超载的症状。但气候危机只被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环境超载的症状。这个问题通常被表述为寻找一种方法来维持富裕世界当前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减少环境超载。
这种生态视角强调了当前地球系统发生的重大变化的规模和紧迫性。作者最后结尾写道：
“减少人类对生物圈的需求是首要任务。强调稳态经济（steady-state economy）的生态经济学也许是现有最准确的经济框架，并提出了确定优先行动的具体建议。我们敦促各学科的学者加以审视。”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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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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