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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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曾经的比利时殖民地，如今是一个叫“扎伊尔”的非洲王国（注:本文写于上世纪，如今称为刚果（金））。有些扎伊尔人会告诉你，这个听起来毫无意义的单词来自十六世纪，是当地语言中“河流”一词的葡萄牙语变体。刚果河现在改叫“扎伊尔河”，扎伊尔也是当地货币的名字，这种货币几乎一文不值。

这片土地上现在有三个扎伊尔：国家、河流和货币。在这里称王的那人以前叫约瑟夫·蒙博托，他的父亲是个厨子。但约瑟夫·蒙博托受过教育，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这个国家一九六○年独立的时候，三十岁的蒙博托在当地共和军担任中士。共和军后来变成了刚果国民军，蒙博托当上了上校和指挥官，经历了独立后那几年的哗变、叛乱和分裂之后，一支伞兵旅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一九六五年，身为将军的蒙博托掌握了政权，随着他在军队和国家中逐步建立起秩序，他的举止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变得越来越非洲化。他抛弃了“约瑟夫”这个名字，改叫“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

当将军的时候，蒙博托喜欢穿军服拍照。今天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则喜欢穿他自创的衣服。通过他的表率作用，这种服装已经成了扎伊尔的宫廷服装。他的服装是标准两件套的精致版。上衣有高高立起的宽阔翻领，纽扣从上面一直扣到下面，袖子可长可短。领带基本被禁止，用图案夸张的领巾取代，胸部的口袋里还要放一条跟领巾匹配的手绢。在非正式场合——置身于人民中间的时候——蒙博托喜欢穿印着花朵图案的衬衫。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头戴一顶豹皮帽，手执一根精心雕刻的手杖。

帽子和手杖象征着他的非洲酋长地位。只有酋长可以杀死豹子，手杖上则刻着富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两只鸟、一只蛇形动物和一个肚皮鼓胀的人。我遇到的扎伊尔人没有一个能说清这些象征的含义，一位老师干脆假装不知道手杖上刻着什么。他说：“我们都喜欢那样的手杖。”但在当地的一些纹饰中，人像的肚子之所以胀鼓鼓，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物神崇拜。扎伊尔人都承认，蒙博托的手杖就是酋长的权杖。当酋长让手杖离地时，他身边的人可以发言；当酋长把手杖放在地上时，大家都应该安静下来，由酋长宣布他的决定。

官方新发行的手册《扎伊尔指要》售价不等，街上的书贩开价四扎伊尔（八美元），最低两扎伊尔能买下来。手册在解释宪法和总统那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时，引用了孟德斯鸠关于政权功能的论述。官方日报《埃利马报》则表达了关于政府的另一种观点，一种非洲观点。“在扎伊尔，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他人的自由的深深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调节，人们习惯于磋商，也就是习惯于讨论，讨论是人人拥有的权利。”

就这样，孟德斯鸠和祖先被调节到了一起。而且祖先的做法其实很先进，问题只在于找到正确的措辞。“磋商”说到底是一种“对话”，酋长奉行的法则就是通过对话来实行统治。然而当酋长开口，当酋长让他的雕花手杖落地时，现代的对话便停止了，祖先的非洲便开始接管一切。酋长的话无可置疑，《埃利马报》不时地用各种方式提醒“反革命”分子记住这一点。

据说，蒙博托的非洲名字的后五个词指的是非洲酋长必须具备的勇猛的男性生殖力：他是一只不会放过任何母鸡的公鸡。但这些词也许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身为酋长的蒙博托已经跟他的人民“结了婚”——《塞塞（蒙博托）的婚姻》是一首革命歌曲——而且就像祖先经历过的美好时代一样，酋长总是心系子民。酋长和人民的婚姻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更具法律意义的解释：酋长跟他的人民有一纸“契约”。他通过现代的国家机关来履行契约，但部长和委员只是酋长的“协作者”，是“连接权力和人民的脐带”。

酋长、与人民缔结婚姻的领主、掌权者，蒙博托的角色越来越多。他还是“纯正扎伊尔革命”的领导人、国父，以及全国唯一政党——人民革命运动党——的创始人和主席。因此他的自我命名就像他自创的服装一样，把古老的非洲跟进步的、新鲜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就像多美男装（在金沙萨的商店里卖一百六十扎伊尔，合三百二十美元）搭上一条领巾和配套的手绢就可以变成纯正的扎伊尔国服，蒙博托的非洲酋长地位也可以用一堆舶来的花哨理念进行包装。

他是公民、酋长、国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斗士；他受到祖先魂灵的庇佑；他还像某位伟人一样，就自己的思想出版了一本书（蒙博托的书是绿皮的）。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各个位置，其王权基础不容置疑。他统治着国民，荣耀无比，他就像中世纪的国王，让人既爱又怕。他控制着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在金沙萨，他仍然睡在军用帐篷里。刚果自由邦时期，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拥有整个刚果，当时的很多专制法规经由比利时的殖民行政体系传递给了现政权——一八八八年规定矿藏全部归领主所有，一八九○年规定所有的空地归领主所有，一八九一年规定地上产出的所有果实归领主所有——这些法规如今都被当成古非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继承了下来。因此，今天的蒙博托就像当年的利奥波德二世一样，拥有整个扎伊尔。

去年十一月，穆罕默德·阿里在金沙萨对阵乔治·福尔曼，阿里赢了。但在扎伊尔，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蒙博托。现在，体育场外面仍然挂着巨幅的广告牌，法语下面的英语写着：“两个黑人在黑人的国家、黑人自己组织的赛事中搏击，全（世界）都在观看，这是蒙博托主义的胜利。”这场盛事及其声势无论在当时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等到一月中旬我抵达扎伊尔时，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我到的不是时候。酋长做派的蒙博托又抛出了惊人之举。两周前，蒙博托跟他的协作者磋商了两天后，决定发动一场“激烈的革命”。每个人都紧张起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蒙博托把外国人（主要是希腊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拥有的企业和工厂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把它们交给扎伊尔人民。一年过去了，很多企业已经被洗劫一空，濒临破产，现在蒙博托决定把所有企业再收回来，托管给国家。然而什么是国家？谁是国家？没有人说得清楚。而“新人民、更忠诚的人民”指的又是什么？蒙博托操持着纯粹的革命语言，似乎在向每个人发出威胁。他说，以前统治刚果的三百个比利时家族，如今已经被三百个扎伊尔家族取代；全国进口的奔驰车比拖拉机还要多；整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被用来进口国内可以出产的食物。

面对新兴的扎伊尔资产阶级——酋长本人一手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酋长向他们正式宣战：“我给他们的选择一清二楚：凡是热爱人民的，都应该把每一样东西上交国家，都应该来追随我。”在这种新情绪中，酋长威胁着要采取更多措施。他威胁说要关闭电影院和八家夜总会，他还威胁说要禁止任何人晚上六点之前在公共场所饮酒。

金沙萨有一个比利时人规划出来的原住民城区，那里的街道很宽，没铺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街上隆起的垃圾堆有时比那些涂着地中海颜色的小房子还要高，在奔放艳丽的芒果和鸡蛋花的绿荫中，到处可以看到学校里的孩子在游行，支持他们的酋长。《埃利马报》每天都会报道其他地方的声援游行。还没离开的外国人提心吊胆，国家抢走了他们的企业，有人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得到一点补偿，还有人在等着拿加拿大的签证。那些发了财、身穿国服的扎伊尔人也提心吊胆，他们表情严峻，面对访客非常紧张，动不动就冒火，一心只想证明自己的忠诚，身上“纯正的非洲性”不输给任何人。

然而，作为大权在握的酋长，他就应该让人捉摸不定。酋长声色俱厉，人民便诚惶诚恐；酋长发发慈悲，人民便称赞他宽宏大量。几天过去了，人们在白天继续喝酒，甚至早晨也喝；很多非洲人仍然在两眼发红、头脑空白的状态中度过整个白天（这种状态往往令初来乍到的访客迷惑不解）。夜总会和电影院也没有关门。妓女们仍然在默林酒店周围忙着做生意。看来在公共道德问题上，酋长总算发慈悲，放过了普通人。

但绷紧神经仍然有必要。没过几天，斧子就落到了酋长的很多“协作者”身上。酋长洗了一次牌，围绕着他的权力圈子缩小了。掌管金沙萨的几个扎伊尔人突然被解职，被打发到偏远的丛林地区去传播革命真理。《埃利马报》催促着他们离开的脚步。

政治委员会委员再也不会像体制改革之前那样了。就是说，再也不会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民，脱离人民的日常生活，开着奔驰车在金沙萨走街串巷，对丛林里农民的生活一无所知。新的政治委员将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他们将深入实地，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主宰，而是农民。他们会跟工人一起工作，跟他们同甘共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的心声，再次成为人民真正的孩子。

这是让人心惊肉跳的语言。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最令他们提心吊胆的事情，他们有的靠官方的掠夺一夜暴富，有的是这个新国家的新人，以“非洲化、非洲尊严”的名义占据着他们不能胜任的岗位，而且经常是什么工作也不做，干领着一份薪水。无论他们怎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纯正的非洲性，念叨祖先的旧制，他们无不心怀恐惧：害怕自己被赶回去，从金沙萨甜蜜的朽烂回到过去的丛林的朽烂，回到非洲。

然而丛林近在咫尺，城市外面就是丛林，无穷无尽的丛林。从金沙萨到基桑加尼的飞机要飞越八百多英里的森林，那些森林看上去仍然像是处女地。

让我们来看看赤道省的地区长官最近在博蒙戈镇定居点的考察吧。博蒙戈位于吉里河畔，向南一百英里就是重镇姆班达卡，姆班达卡以前叫“科基拉城”，是原来的“赤道站”，几乎刚好建在赤道线上，位于刚果河（或者说扎伊尔河）从金沙萨到斯坦利瀑布河段的中点。长官一行从姆班达卡出发，乘汽船沿主河道上行来到鲁本哥。他们在那里改乘独木舟，驶过二十英里长的鲁本哥“运河”，进入吉里河。但那条运河的大部分河段只有六英尺宽，两岸枝杈拦路，河道在有些地方只有十二英寸深，他们只好把独木船外侧的发动机收起来，改用手划桨。河上还有很多蚊子。

一到运河入口（《埃利马报》的官方文章写道），就有成千上万只蚊子把你从头到脚团团裹住，逼得你不停地活动……我们在鲁本哥运河（毋宁说是鲁本哥“水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们经常下船进到水里，以超人的力量帮助桨手把独木舟从淤泥或树杈里拖出来。我们头天夜里九点半进入运河，第二天早晨九点才驶出运河，最后终于在十二点半到达博蒙戈，我们当时的惨相，最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心软。我们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写鲁本哥运河，并不是想让人们打消取道运河前往博蒙戈的念头，而是为了强调博蒙戈长期与外界隔绝、很少有人到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官不辞劳苦，立即开始工作。他向各种团体谈到党政一体化，谈到遵守时间、精通业务和保持革命热忱的必要性。第二天上午，他拜访了埃贝卡区的一家炼油厂，这家炼油厂于一九七一年被废弃，如今在一位外国顾问的帮助下重新开工了。下午，长官发表了反对酗酒的讲话，并敦促人们提高产量。第二天，他拜访了一家咖啡种植园。扎伊尔的咖啡种植园以前主要是希腊人在经营，博蒙戈的这家种植园在一九七三年实行了国有化，交给了一个扎伊尔人。这份分配下去的资产经营得并不好：劳工已经五个月没有拿到工钱。劳工在抱怨，长官在倾听；但长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没有记录下来。长官每到一处都会敦促大家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福利，不折不扣地践行蒙博托主义的原则，每到一处都会敦促大家提高警惕。然后，长官把鲁本哥、博蒙戈、埃贝卡留给了成千上万只蚊子，返回了自己的指挥部。《埃利马报》认为，这十五天考察的英勇之举值得用半个版面来报道。

博蒙戈虽然与外界交通中断，但它距离刚果河（或扎伊尔河）的干流其实只有二十英里。整个国家的公路网因为缺乏养护而瘫痪，扎伊尔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很不稳定，到了一九七五年，刚果河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高速公路。然而汽船在这条河上通航已经将近一百年了。一八九○年，还没有成为作家的约瑟夫·康拉德乘着以木柴为燃料的比利时“国王号”汽船逆流而上，航行的速度是三小时八英里，而且汽船每晚都会停驶，让食人者伐木工上岸睡觉。船上的康拉德也许在想：此时，他正在慢慢进入未经触摸的黑暗之心。然而康拉德的研究者诺曼·谢里在查证了大量记录之后，在《康拉德的西方世界》中指出，早在康拉德旅行的时代，刚果河上游就已经有十一艘汽船在通航。

现在河面上跑的仍然是汽船，只是比利时人的Otraco公司已经被扎伊尔人的Onatra公司所取代。水路已经勘察清楚：白色标志钉在岸边的树上，有人定期清理河道两旁的树枝。在康拉德的时代，逆流而行的航程需要一个月，如今缩短到七天，顺流的航程也从两周缩短到五天。当年的汽船码头今天都变成了镇子，但它们的角色一如既往：贸易的前哨站。而且一九七五年的汽船航程仍然像是一次穿越蛮荒之地的旅行：一千多英里的水路，目之所及，只有青翠、平坦、近乎一成不变的国土。这片广袤的国土很少被外界触碰，在这里，非洲生活依然完好无损，依然是如此简单、如此千篇一律，只有船上的旅客从中间匆匆穿过。

汽船在比利时人手里时，非洲人需要凭优等公民证才能坐头等舱，持三等票的非洲乘客只能坐在驳船里，由汽船拖着跟在后面，跟汽船保持一定距离。现在，驳船直接跟汽船船头捆在一起。驳船有两层三等舱，船身已经很久没有刷油漆，到处锈迹斑斑，十分破旧，船舱里填塞着忙乱的院落生活：捆好的山羊和装笼的鸡跟乘客挤在一起。汽船上的一等舱乘客在他们的舱门外面睡觉、吃饭，四周弥漫着浓郁的、热烘烘的烤鱼和烤猴子的味道。

豪华舱的价格是头等舱的两倍，已经被船上那个汗流浃背的服务员当成了储藏室，里面放着他的扫帚、水桶和抹布，他总是很警惕地向这里张望，因为这里也是他用来藏食物的地方。比方说，他会在这里藏上半磅蔗糖，他把糖倒在河水煮的一锅茶里面，然后把茶水藏在衣橱里，到晚上才拿出来。他跑到客舱外面挨个敲打、刮擦舱门，直到里面的乘客放他进去。

客舱的窗帘没有窗帘环，窗帘掉了下来。“情况不妙。”服务员说。很多灯泡都不见了，而且永远也不会补上，但墙上空的灯泡座可以用来挂东西。卫生间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变质的河水，像是未经过滤；污渍斑斑而且漏水的洗手盆被从墙上拽了出来；镀铬的毛巾架永远空着，人们已经忘了它们是干什么的；地板上的洞都补过了，就像补独木船上的洞一样，他们用的材料是像淤泥一样的东西。马桶的水箱在不停地流水。“情况不妙。”服务员说，仿佛在说着生活中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然而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当气温达到一百华氏度，当豪华舱的窗户被密封起来，空调系统也坏掉的时候，他连这句话也不说了。

酒吧的柜子空空如也，只放了三瓶烈性酒。啤酒的状态永远是“售罄”，但整条船上到处都是醉眼惺忪的非洲人，船上那位管家更是从一大早开始就醉醺醺的。船上当然有啤酒，但任何服务都要给服务员一点“甜头”才能得到。这是非洲人的汽船，一切都得按照非洲人的规矩来。汽船的经营方式已经做过调整，这样才能适应非洲人的需要。头等舱的甲板上放着两艘救生艇，乘客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救生艇的载荷。然而汽船并不只是运载乘客的渡船，它还是一个流动的市场，对于很多河畔居民来说，汽船仍然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

这艘汽船从基桑加尼（以前叫“斯坦利城”）顺流而下，驶往金沙萨，中间只停靠本巴、利萨拉和姆班达卡，但它一路都在为两岸的丛林提供服务。一离开基桑加尼，便进入了丛林的世界。城镇消失了，破败的瀑布旅馆、海关棚屋、锚在一起的三四艘生锈的驳船依次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罗马天主教堂也消失了，然后是一大片废墟、几栋河边别墅，绿色在眼前铺开：竹子和厚厚的野草探出河堤，土壤现出红色，光滑的水面映着绿草红土的倒影，天空经常布满暴风雨的阴云，释放着电光和隆隆雷声，仿佛远处传来的炮声，天地间泛着银色的光。风雨袭来，绿色的堤岸变得模糊，水面泛起波纹，倒影消失，河水泛起了泥沙。丛林显得生机勃勃，但这些灌木永远不会长高，永远不会长成森林。

不久，定居点进入了视野：拔光了草的土褐色院子里搭着低矮的棚屋，茅屋顶和棚壁的颜色跟泥土一样，地上的草被拔光是因为害怕里面藏着蛇和兵蚁。男孩子向汽船游过来，享受他们一周两次的兴奋时光。和往常一样，做买卖的独木船应声而出，划船的人娴熟地把船撑到行进的汽船边上，把独木船跟汽船捆在一起，顺流而下数英里，卸下船上的货物（都是丛林出品）：藤椅，用树干挖成的研钵，还有装在硕大搪瓷盆里的菠萝。也许是因为战争，也许是其他原因，这里很少看得到男人，划船的和做买卖的都是女人，或者是女孩子。

她们卖完东西，就开始买东西。汽船前部，不断有水从二等舱厕所的钢地板上溢出来，厕所过去一点就是船舱旁边的狭窄过道，有小孩儿在那里随地大小便，负责洗衣、做饭、吸尘等杂活的姑娘们在小心地互相抓着身上的虱子，空气中弥漫着咸鱼、粪便、油烟和铁锈混合在一起的潮湿气味，留声机在播放音乐，船上的货摊就浸淫在这一片拥挤和嘈杂中间：这里卖剃须刀片、电池、药片、胶囊、肥皂、皮下注射器、香烟、铅笔、写字本和布匹。这些都是丛林所需要的外面世界的东西，她们费那么大劲儿，就是为了弄到这些。做完买卖，独木船从汽船上解开，在黑暗中逆流而上，划过几英里长的、没有灯光的水路。

事故时有发生（就在这次航行中，跟汽船捆在一起的一艘载客独木船翻掉了，一些从丛林返回金沙萨的学生失踪了）；晚上，汽船的探照灯不断地扫射着两岸。蛾子在灯光下颜色惨白，河面上的水葫芦也呈现出白花花的颜色：这种水生植物一九五六年在刚果河上游出现，随即蔓延而下，一发不可收，它那肥厚的绿叶形状像百合，灰粉色的花朵宛若野生的风信子，呈现出妖冶的美丽。它的繁衍速度非常快，可以在水中形成一座浮岛，让其他植物在上面生长，它会缠住汽船的螺旋桨。即便汽船照行不误，即便再也没有战争，水葫芦也会把河畔居民囚禁在丛林的远古生活中。

早晨，又一批独木船出现了，船上载着新鲜的货物：一盆盆埋在湿润的黑土里的鼻涕虫、新鲜的鱼，还有猴子。有熏好的猴子，也有炭烤的小猴脑，还有刚刚杀好的猴子，有灰猴，也有红猴，它们的尾巴尖被撕开，撕开的尾巴翻上来，缠住它们的脖子，系牢，它们就这样被捆着，被人抓着尾巴从独木船上拎出来，独木船上载着成箱成笼的死猴子。众人无比兴奋，猴子是非洲人的美味，在金沙萨卖六扎伊尔（合十二美元）的猴子在河上三扎伊尔就能买到。

在颤动的钢铁甲板上，那些猴子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活的，仿佛还在呼吸。风吹拂着它们的毛发，红猴的脸有的倒向这边，有的歪向那边，像是心满意足地沉入了深深的梦乡，它们的前爪松松地握着，有的向前伸着。汽船的尾部，较低一层的甲板上生起了一堆篝火，烧烤开始了：死猴子脸部朝下，冲着篝火，皮毛被烧得无影无踪。在船头，山羊和母鸡中间有一只湿漉漉的幼猴。它被拴得牢牢的，它可能是某个人的宠物，也可能是他的晚餐（第二天，救生船上出现了一只猴子的颅骨，骨头被剔得白白净净——有人开了一个非洲玩笑）。

就这样，日复一日，汽船运载的市场一路前行，只在本巴、利萨拉和姆班达卡稍作停留。在几个经停码头上，可以看到两层楼的比利时殖民建筑：赭石色的混凝土墙，白色的拱门，红色或绿色的瓦楞铁皮屋顶。岸边，竹子渐渐让位于棕榈，长在低处的棕色棕榈叶子拂动着泛黄的河水。岸上没有真正的森林，高大的树木都死了，白色的树干和光秃秃的枝条兀立在低矮的绿色灌木上方。更低矮的植被有时零星出现，有时铺展开来，在你眼前涌出一片绿草丛生的热带草原，在午后湿热的空气中显得奄奄一息，非常诡异。

河道变宽，河中开始出现小岛。然而这片非洲腹地并非荒无人迹，这里总能看到土褐色的、拔光了草的院子，院子里搭着土褐色的栖身之所，棚屋周围散布着小块田地，种着玉米、香蕉或甘蔗；而且船上的人一喊，总有做买卖的独木舟应声而出，来到船边。将近日暮时分，太阳在热腾腾的雾霭中显现为一轮橙色的圆球，倒映在河中，河水夹带着红色的矾土，在阳光下变成了一条橙色的水带。只有当汽船和驳船驶过时，这宁静的橙色倒影才在船头激起的涟漪中溃散。太阳落下的时刻，河水有时会在紫罗兰色的天空下变为紫罗兰色。

这是一片有人居住的荒野。非洲人用非洲的方式使用着这片流域的土地：焚烧、养护，然后将其抛弃。它看似荒芜，但人们都知道它物产丰饶；它野性难驯，就像一只猴子。灌木和枯树一直到金沙萨的外围才消失。泥土和矾土蔓延九百英里后才让位于火成岩，大地才开始出现丘陵，出现一些突兀的断层，而地表却变得平滑，光秃秃的，只有低洼的地方长着植物，给地表带来幽深的色彩。

“今天种，明天收”：基桑加尼人这样形容这个地方。但这片能养活整个大洲的广袤的绿色大地，却几乎连自己也喂不饱。在金沙萨，肉和蔬菜都需要从别的国家进口。尽管政府已经严令禁止，鸡蛋和橙汁还是从南非来到了金沙萨；奶粉和瓶装奶则来自欧洲。丛林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丛林密布的地方，组织化的农业根本无从谈起。

比利时人在其殖民统治的最后二十年，一度想发展非洲的农业，却一败涂地。汽船上有个姑娘是老师，她还记得那段不明智的、徒劳无功的尝试。一天，一位作家在《埃利马报》上说，农业必须“工业化”，但采取的方法不能像“以前的殖民者及其追随者所宣扬的那样”。比利时人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太照搬理论，太脱离农民，他们把农民一概视为“无知的”“愚昧的”。这位作家认为，扎伊尔就像中国，只有以传统的方法为基础，才能建设健康的农业。机械不是必需的，它们不一定全都跟土壤相适合，比方说，拖拉机经常导致土壤贫瘠。

两天后，《埃利马报》刊登了另一篇文章。作者说，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员开垦的土地面积很少，产出也“微不足道”，这不是什么秘密。必须采用现代机械，朝鲜的专家马上就要来这里向我们传授经验。文章配着一张大幅的拖拉机照片，向读者允诺着未来。

关于农业的问题，就像关于许多事情，甚至是关于政府的原则问题一样，让人感到困惑。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身后那片广袤的丛林。但丛林仍然是丛林，有着一整套按照它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生活。在远离矿区、衰败城镇的地方，比利时人离开的时候，大地仍然像他们到来时一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APERIRE TERRAM GENTIBUS：向诸国敞开。在金沙萨的火车站，纪念碑已经面目全非，花岗岩上的浮雕口号却留了下来。这条铁路从大西洋一路铺到金沙萨，运载着奔走于激流之外的另一种蒸汽交通工具，刚果就是这样被打开的。纪念碑竖立于一九四八年，以纪念铁路通车五十周年。

但这条铁路现在主要用于货运。这座带有城郊风格的小车站仍然竖着“金沙萨东”的站牌，但现在，很少有旅客会乘火车抵达这里，走出站台，步入码头后面沿着刚果河南岸修建的双向林荫大道，步入昔日帝国的辉煌。车站外面的环岛里面，国王阿尔贝一世的雕像已经被搬走。通过仍在销售的旧明信片可以知道，雕像中的国王穿着制服，佩戴着遮阳头盔和宝剑；雕像基座侧面的铜制铭牌也被敲掉了，只剩下铭牌上方的一点装饰，看上去像是香蕉叶子；泛光灯也已经被砸烂，电线装置被扯了出来，已经生锈；整座纪念物只剩下两根高高的砖砌立柱，如同立在被遗弃的刚果版亚壁古道尽头。

站厅里，时间表的框子已经变形，里面空空如也，金属框里面的玻璃也不见了。然而，在车站的院子里，走过一扇扇无人看管的敞开的门，一件真正的残骸出现在眼前：第一个运行在刚果铁路上的火车头，生产于一八九三年。它立在一片光洁的砂石上面，周围种着巴豆，旁边有两棵旅人蕉。火车头小巧玲珑，是为窄轨铁路设计的，车身装着低矮轻巧的锅炉和高高的烟囱，车厢是敞开的，显得古香古色；整个火车头看上去依然完整。车头上标着“第1号”，旋涡花饰上镌刻着十九世纪比利时工业扩张时期赫赫有名的字号：约翰·科克里尔－瑟兰有限公司。

在金沙萨，知道这个火车头的人并不多。它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也许是因为和很多比利时遗物一样，已经是个废物了——就像弃置在库房平台上那台半塌的叉车；就像火车站院子里另一台被洗劫得更彻底的叉车，生锈的叉齿像是要烂掉了，栽倒在尘土里，像两颗金属做的长牙；就像那台独轮割草机，被扔在火车站外面的公园里，公园早已荒芜，有些地方被踩磨得露出了泥土，其余的部分长满了杂草。这台割草机现在成了一个小男孩的财产，他注意到有个陌生人在窥伺，就上来主张他对这台机器的权利，他娴熟地驾着割草机飞跑，扬起一路尘土，生锈的刀片呼呼作响。

现在的来访者都是从恩吉利机场来到金沙萨的，机场在市区东边几英里远的地方。扎伊尔不是一个适合游客休闲观光的地方——官方和非官方的干扰太多了——到这里来的一般都是做生意的，而如果他是个穿着民族服装的黑人，那么他一定是前来参加会议的某个代表团的成员，现在有很多会议在扎伊尔举办。一条公路从机场延伸出去，一路经过用法语和英语写着蒙博托语录的黄黄绿绿的巨幅广告牌，经过刚果河（土著城的贫民窟就在南岸），经过比利时人建在绿茵花园中的别墅，来到市区和洲际酒店。另一个方向则是一条安静的六车道高速路，大约有二三十英里，通往位于纳西尔镇的“总统领地”。

纳西尔像一个度假胜地，装饰得十分浮华，但已经隐隐透露出衰败的痕迹。身份显要的访客在这里下榻、开会，相当数量的党员也得以在此一尝奢侈的滋味。穆罕默德·阿里去年在这里受训。今年一月，朝鲜的杂技演员和联合国的人曾在这里下榻。这里有安装着空调的平房、极其宽敞的会议室、奢华的休息室和游泳池。这里还有一个中国人管理的示范农场。纳西尔带着新总统的风格，是官方众多奢华建筑中的一座。那些奢华建筑都是酋长的庭院，最近几年在日益凋敝的首都冒了出来，一举确立了总统的权势和非洲的卓越。为接待国家首脑而新修的宫殿里，浴缸是镀金的——向我透露内部信息的人来自另一个非洲国家，他在里面住过。

就这样，比利时的遗迹正在慢慢消退，就像那座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一样破败不堪。《埃利马报》用了半个版面报道赤道省的地区长官在博蒙戈的为期十五天的访问；然而斯坦利，这位在马塔迪港和金沙萨之间筑起公路的刚果公路先驱，却被推下了荣誉的王座。博物馆里，比利时馆长保留着一个巨大的铁制车轮，那是当年在那条公路上奔跑的马车的轮子，它诉说着多少岁月的艰辛!但如今，斯坦利山已经改叫纳加利马山，变成了总统公园。俯瞰激流的斯坦利雕像也被手执长矛、身材高大的土著无名氏雕像所取代。在基桑加尼的瀑布旅馆，这座镇子以前的名字“斯坦利城”还残留在一些瓶瓶罐罐上。残破的咖啡杯现在被用来装蔗糖和奶粉，等到这些杯子被抛弃的时候，这个名字也将一起消失。

比利时人的遗迹正在被擦除，正如阿拉伯人的遗迹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一样。阿拉伯人曾经是比利时人在刚果东部的竞争对手，斯坦利瀑布行政区的历任总督中还曾有过一个阿拉伯人的身影。但现在还有谁会把刚果跟十九世纪的阿拉伯帝国联系在一起呢？一个巴提特拉族小伙子还记得，他的祖辈为阿拉伯人抓过奴隶，后来比利时人来了，招他们入伍，他们便站到了比利时人这边。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个小伙子现在是大学生，主攻心理学，他和扎伊尔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密切关注着获得国外奖学金的机会。他的女朋友属于另一个部落，以前，那个部落的人是贩奴者猎取的对象，而现在，贩卖奴隶的故事让她觉得很好笑。

丛林迅速生长，漫过了大事和骚乱的发生地。丛林已经掩埋了阿拉伯人规划过的城镇、种植过的果园，就像独立后的几年动荡岁月中，斯坦利城乔波瀑布附近的时尚东郊也被掩埋。比利时人抛弃了自己的别墅，非洲人来了，先是住在里面，然后开始把东西拆走，别墅里的五金件、电线、木料、浴缸和洗手盆（这两样东西都可以用来腌木薯）被洗劫一空，只剩下砌地板的砖石。到了一九七五年，一部分残垣断壁还留在那里，已经显得相当古老，就像杂草丛生的庞贝古城出现在热带，珍玩与装饰都不见了，只有威尼斯城堡夜总会的遗迹可以让人隐约想见当年那些居民的文化生活场景。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时隔不久的今天，比利时在人们记忆中的痕迹已经所剩无几。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几年的四十多岁男子告诉我，他父亲生于一九○○年，还记得比利时人征收的橡胶税，以及砍手的酷刑。一个女人说，她祖父把白人传教士带到村里，让他保护村民免遭酷吏的虐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讲述这种故事的人可以被描述为“进步人士”。有很多三十岁以下的人，他们挣脱了丛林，来到金沙萨，当上了教师或行政人员，他们说，他们从未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那里听到过关于比利时人的事情。

一位在大学任职的男老师说：“比利时人给了我们一个政权。比利时人到来之前，我们没有政权。”另一个人说，他从他爷爷那里只听说过班图人的起源：他们从乍得湖向南漫游，穿过刚果河来到一片“无人的”田野，只有俾格米人住在这儿，他们是一群“原始人”，都被赶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对很多人来说，过去是一片空白，他们个人记忆开始的地方就是历史的起点。很多人记得村庄里的孩童时代、学校，然后就是——独立带来的动荡。比如这个来自班顿杜省的男子，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他们村子里第一个接受教育的人，对他来说，新世界是在一九六○年突然降临的，当时，刚果分裂武装力量的士兵开进了他们的村子。“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士兵，我害怕极了。那些人里面没有军官，他们虐待女人，杀了一些男人。他们在找白人。”

一位校长告诉我，在殖民时代，学校里教的刚果历史是从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者的到来开始的，然后就跳到了十九世纪，讲传教士、阿拉伯人和比利时人。而现在的非洲史正如其所写的那样，把非洲人还给了非洲，然而这部历史也同样模糊不清：只是列出了一长串部落的名字，外加几个伟大的王国。扎伊尔去年出版的《黑非洲史导论》就属于这种情况。官方发行的《扎伊尔指要》也是如此：完全略过了葡萄牙人、传教士和阿拉伯人，简单提到了几个大多无时间可考的非洲王国之后，直接跳到了刚果自由邦的建立。叙述的语调平平淡淡，中规中矩，提到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绝对权力时的语调，跟说起古非洲国王的权力时别无二致。只有论及独立运动时，文字中才注入了激情。

过去消失了。书中罗列的事实并不足以让人们获得历史感。在一个少有变化、丛林与河流压倒一切的地方，另一种过去变得触手可及，它能够更好地回应非洲人的迷惘和非洲人的宗教信念，它就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美好时光”。

在纳加利马山（以前的斯坦利山）的总统公园，卫兵穿着装饰性的制服，大门上装饰着铜质的牌匾（这些牌匾是现代非洲拙劣的艺术品：它们脱离了原来的宗教或法术目的，变成了刻意追求异域情调的表象派美术，它们矫揉造作、意义空洞，是一种双重的模仿：非洲艺术在模仿自己，同时也在模仿那些从非洲艺术中汲取了灵感的西方艺术）；在这座山上，有一处修建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殖民者墓地。

墓地依山而建，坟墓排列成整整齐齐的梯田，柏树和凤凰木是它们的屏障。这些先驱者俯瞰着激流，肃穆地安歇着：山下黄褐色的河水看上去异样地纹丝不动，遇到岩石便泛起白色的浪花，白色的浪峰却永不移动，发出永恒不变的水声。普通的职业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传教士、代理商、锅炉制造商、汽船船长、教士、警官。只有伯纳德夫人没有任何职业。这里埋葬的并不全是比利时人，有些是挪威人，还有一位传教士是英国人。

在某种帝国主义的叙述中，这些人都带有英雄色彩。然而在一八九○年，这片墓地即将启用之际，正在穿越刚果的约瑟夫·康拉德却不这样看他们。在康拉德的眼中，作为进步前哨站的守军，这些人头脑过于简单，在家乡，他们只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依赖群体，他们在非洲拥有的力量就像当年的罗马人在不列颠拥有的力量，他们的“崛起只是对手太弱小而带来的意外斩获”，而他们“对国土的征服”也因为一种理念而万劫不复，“那不是矫揉造作的姿态，而是出自一种理念，以及对这种理念不带私心的信奉”。

“不出一百年，”在《进步前哨》（1897）里，康拉德让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中的一个这样说，“这里也许就会出现一个城镇。这里会有码头、仓库、兵营，还有——还有——台球室。文明，我的孩子，美德——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而这种文明，这种定义得如此精确的文明真的来了；然后又消失了，就像消失的斯坦利城别墅，就像消失的威尼斯城堡夜总会。“产业、衣服、漂亮的地毯——那种用力一抖就会展开的地毯”：这是《黑暗的心》（1902）的叙述者的话。“不；你想要的是具体而周详的信念。”

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他们往往是坐飞机来的——跟当时那些人别无二致。他们带来了货物、交易、技术和同样易朽的文明，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们不是先锋，知道自己不可能待下来。他们在夜总会出没（夜总会现在都起了非洲名字），引得妓女们围着默林酒店团团转（妓女现在都穿着非洲服装，因为非洲女人穿外国服装是违法的）。就这样，非洲再度变成了危险之地，在驱逐与没收的威胁中，深入非洲的文明前哨站又运转了起来：晚餐时分，两个老头子在和平咖啡馆炫耀他们叫来的年轻妓女，那些姑娘只有十四五岁。老头子们，这是他们品尝年轻血液的最后机会：金沙萨的大门也许明天就会向他们关闭。

“每个人到这里来都是为了钱。”人们从不掩饰自己的愤世嫉俗，而且焦虑的情绪让它变本加厉了。在独立的扎伊尔，愤世嫉俗的非洲人像是外国人的同谋。他们也想要“产业、衣服、漂亮的地毯”：开着梅赛德斯，挽着体态丰满的妓女，穿着笔挺的西装，配着得体的手绢和领结，端着镶金边的杯子，桌上摆着镀金的笔架，一只手上戴着硕大的金表，另一只手上戴着金手镯，在到处都是瘦小男人的土地上挺起意味着财富的大肚腩。然而，这些非洲人在合谋和模仿的同时，还带着另外一种情绪：对模仿对象——他们现在被称为“遗老遗少”——的怨恨。

西蒙所在的公司规模很大，已经被国有化了，西蒙现在是经理。（外国侨民仍然在公司工作，但那只是出于实际考虑，西蒙并不介意。）西蒙来自丛林，他这么年轻，这么成功，为什么要对以前的经理耿耿于怀，将他斥为遗老呢？这么说吧，有一天，那位经理浏览着工资单说：“西蒙的税没有缴够。”

西蒙（他还有一个正式的非洲名字）这种人的心思很难捉摸，即便是会讲非洲话的比利时人也这样说。西蒙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才开口，他没有能力主动发起任何一种谈话；由于他的自尊，由于他对自己产生的新感觉，整个世界再次向他关闭了；他像是在闪避。他对前任经理的怨恨，一定有着比他说出来的原因更深的原因。慢慢地，实情浮出了水面。通过他对其他问题的回答，对“本真性”的信奉，对外国人看待非洲艺术的态度的反感（对他而言，非洲艺术是活生生的，他觉得金沙萨博物馆非常荒谬），还有他私底下对自己家居生活的非洲式安排（他开着汽车返回自己的家居生活），真实情况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不真实的模仿的世界中，西蒙感到漂泊不定，精神紧张。

外来访客跟西蒙这样的人——受过教育，赚钱不少——在一起时，会感到眼前这人既脆弱又迟钝，而且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跟他们的雄心壮志似乎是矛盾的，而且他们永远也无法为这种怨恨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解释，它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转变为扫除一切、摧毁一切的渴望，这是一种非洲的虚无主义，这是当原始人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愚弄、被冒犯之后，爆发出来的狂怒。

刚果独立后爆发过一次这样的叛乱。叛乱的领导者是前教育部长皮埃尔·穆里勒，他带领部队长途跋涉，穿过整个国家，在斯坦利城驻扎下来，建立起恐怖政权。每个能读会写的人都被揪出来，带到小公园里枪毙；每个系领带的人也难逃一劫。一九六六年，叛乱平息已经将近两年后，邻国乌干达开始流传关于穆里勒的故事（乌干达当时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属于该国的虚无主义领袖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带领着一小股军队捣毁卡巴卡政权的阿明）。据说有九千人在穆里勒的叛乱中丧命。穆里勒想要什么？他杀人的目的是什么？那位在美国待过、四十多岁的非洲人笑了，他说：“没有人知道。他反对每一样东西。他想从头来过。”关于穆里勒的反叛，《扎伊尔指要》中只有含糊其辞的一行字。但穆里勒的待遇和卢蒙巴不一样，《指要》上印了一张穆里勒的照片，而且是大幅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带微笑的非洲人，牙齿中间有道裂缝。他穿着夹克，系着领带。

对约瑟夫·康拉德而言，斯坦利城——一八九○年时，它还只是斯坦利瀑布码头——就是黑暗的心脏。在康拉德的小说中，这里就是库尔茨统治的地方。那个象牙贸易代表在荒蛮、孤独和权力的包围下，从理想主义堕入野蛮，回到人类最早的年代，他的房子周围全是人头，钉在柱子上。七十年后，跟康拉德虚构的故事相似的事件掠过了这道河湾。然而在这次事件中，那个“有着神秘莫测的灵魂，不懂得约束为何物，没有信仰，也没有恐惧”的人是黑人，不是白人；他已经丧失神志，但不是因为接触了荒蛮与原始，而是因为接触了文明——那些如今长眠在纳加利马山上、俯瞰着金沙萨激流的先驱者们创建的文明。

蒙博托身上体现了非洲的所有矛盾，而且他似乎想通过王权的辉煌让这些矛盾显得高贵。无论他的非洲风格多么考究，他仍然是个严重的非洲虚无主义者，只是他采取的手段并非流血。他是那个“年轻、但又闪耀着智慧与活力的”人——引自扎伊尔大学的出版物——在分裂与叛乱的黑暗日子中，“洞悉了问题的核心”，获得了他特有的彻悟：对“本真性”的需要，“我拥有的不再是借来的良心、借来的灵魂，我不再说借来的语言。”他将让祖先的道路与尊严再度发扬光大，他将会再造那个纯洁而合理的世界。

“我们宗教的基础是对造物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这是某一天一位部长对老师们的讲话，“我们死去的父母还活着，是他们在庇护我们，替我们说情。”现在不需要基督教的圣徒，也不再需要基督教了。耶稣是犹太人的先知，而且他已经死了。蒙博托就是非洲人的先知。“这位先知让我们从浑浑噩噩中苏醒过来，把我们的心智从异化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他教会我们彼此相爱。”在公共场所，所有的耶稣受难像都应该被这位弥赛亚的肖像取代，就像在中国，到处都恭恭敬敬地挂着毛泽东的肖像。蒙博托的光荣母亲亚姆妈妈也应该受到尊崇，就像圣母玛利亚受到尊崇一样。

于是，蒙博托主义成了非洲的出路。非洲的很多舞蹈和歌曲都有其宗教起源，如今却被正式称作“活跃气氛的成分”，开始为这种新教派服务；舞者穿的衣服都印着蒙博托像。旧的仪轨被吸收到新的仪轨中来，但它的舞台不再是乡村，而是电视台的演播室、宫殿和会议厅，仿佛被赋予了焕然一新的尊严。非洲觉醒了！蒙博托在任何事情上都把自己当作非洲的替代者。一月底，蒙博托在金沙萨举办的“非美大会”（福特与卡内基基金会赞助）上说：“卡尔·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我尊重他。”但马克思并不总是对的，比如，他在“殖民主义的积极方面”这个问题上就是错的。“卡尔·马克思的教导是面向他所在的社会，而蒙博托的教导是面向扎伊尔人民。”

在非洲做这样的比较，一定得寡廉鲜耻。非洲人过着极度匮乏的生活，而蒙博托主义却深深地包裹在蒙博托王权的辉煌中：新建的宫殿群（基桑加尼那座印度王公风格的宫殿是从老印度居民纳赛尔先生手里没收上来的），纳加利马山的总统公园（星期天，非洲人在那里跟外国人一起散步，看到猴子便假装觉得它们很好玩），纳西尔的总统领地（只对忠诚的党员开放，当汽船和驳船经过那里时，船上的乘客竞相观望），出国访问，数不清的照片，蒙博托为这个国家带来的和平奇迹，镇子里几乎没有警察——蒙博托的王权是如此辉煌，国王的话语是如此精彩（他声称自己是穷人的朋友、厨师的儿子、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以至于非洲的一切矛盾似乎已经解决，都被转化为某种力量。

但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升级。扎伊尔的报纸会刊登一些跟科学和医药有关的文章。但一位医生现在觉得他可以告诉人们，“当神和祖先愿意的时候”，他就能给人治好病，他对一家报纸的记者说，不育症要么是遗传，要么是被下了咒语。另一家报纸则报道了一个治病的术士，革命让他有了自信，他说他有一个治疗痔疮百试不爽的药方，是祖先“密授”给他的。农业必须现代化，人民的饮食水平必须提高；然而一位医生以“非洲本真性”的名义警告人们，千万不能用进口食品喂小孩，毛毛虫和绿色叶子这类传统食物是最好的。西方的工业化世界正在衰败、崩溃；扎伊尔必须摆脱消费社会的瘟疫，摆脱随着工业文明一起涌入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埃利马报》的一位高校撰稿人则宣称：到了二○○○年，扎伊尔将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拥有大型城市，居民数量“也许会”达到七千一百九十三万三千八百五十一人，拥有庞大无比的生产能力。到那时，西欧将进入“后工业”的衰败阶段；苏联、东欧和印度次大陆将会结成一个集团；阿拉伯的原油会枯竭；扎伊尔（和非洲）将迎来她的时代，吸引发达国家（显然是那些还没有衰败的国家）的资金，引进全套的企业。

就这样，这些借来的理念——“殖民主义”“异化”“消费社会”“西方的衰落”——成了为非洲的“本真性”崇拜服务的工具；一边梦想着回归祖先的过去，一边梦想着这个国家在未来奇迹般的强盛，这两种梦想已经结成了同盟。这种混合并不新鲜，也并不只发生在扎伊尔。这类幻想曾经激发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反抗运动；在今天，牙买加的大学里也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复归非洲传统，黑人才可能获得救赎和力量。已故的海地前总统杜瓦利埃因为他的非洲性而受到黑人崇拜；一位作家说，黑人需要一段贫困时期来“净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他的观点无意中与杜瓦利埃的话形成了呼应：“受苦是海地人民的命运”）；还有一些离乌干达的屠杀足够远的人，认为阿明的非洲虚无主义是非洲力量的明证。

这是精神错乱，是绝望。《青年非洲》——金沙萨居然有卖，真是一个奇迹——二月七日这一期上发表了非裔法国作家施度·拉明的文章，他分析了非洲幻想的自相矛盾，谈到了“以过去为借口”。他问，所谓的非洲性是否只是今天的非洲“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而制造的“神话”？“在很多人看来，‘本真性’和‘黑人性’这些词只代表着非洲人的绝望与无力——面对自己那令人沮丧的、无边无际的落后所感觉到的绝望与无力。”

考虑到普遍存在的腐败，那么多的失职行为，以及金沙萨市政系统的崩溃：垃圾没有清理，运河没有清污（尽管政府定期征收一扎伊尔的清污税），公共电视设备和电话亭被捣毁……就连《埃利马报》有时候也觉得，很难将这些自私自利的表现归咎于过去的殖民统治。“如果只是从经济层面来理解‘落后’这个词，我们就错了。我们必须明白，有一种落后源自人们的习惯，源自他们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

《埃利马报》提出，蒙博托主义将与这种“精神瘟疫”做斗争。但谁都知道，尽管蒙博托主义口口声声在说“人”，扎伊尔轻快的国歌就叫《扎伊尔人》（“和平、正义与劳动”），但蒙博托主义推崇的只有一个人：酋长、国王。只有他一人应该受到敬畏和爱戴。离开了对蒙博托的崇拜，对生活和社会的新态度从何谈起？最近，有很多人因为某种原因被逮捕，被关进了马卡拉监狱。监狱是一道白墙围起来的、一排排没有厕所的混凝土房，靠近大门的墙上写着：纪律第一。牢房难以装下所有被捕的人，他们就用了一辆路虎来关门。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有很多人被挤死或闷死了。

惨剧发生的根源不是残酷，而是漠然：外来访客必须学会适应扎伊尔。纳西尔的总统领地（穆罕默德·阿里曾在那里训练）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既铺张奢靡，又趣味拙劣：带空调的平房里布置了过多的家具，会议厅巨大无比，VIP休息室里铺着地毯，缀满了繁琐的腈纶流苏，非洲艺术品在这里沦为装饰家具。但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纳西尔：它诉说着非洲人对非洲风格和奢华的渴望，诉说着非洲的巨大创伤。这种创伤可以解释外国定居者遭到的骚扰，解释国有化行为。然而国有化行为既可怜又虚伪，最后往往表明，它只不过是一种掠夺，是毫无创造力的计划的一部分；就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一种短视、自戕与虚无主义，它只是在拆除比利时人创造的国家的遗物。于是，来访者的情绪在不停摇摆，从一种情绪摆向另一种情绪；刚产生一种反应，便有另一种反应与之相抵消。

金沙萨有那么多人在尸位素餐，有那么多职位是徒有政治意义的摆设，是形同虚设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局面下，责任感、社群感和国家感从何谈起？这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交通系统，也没有工业（除了那些装配厂，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些装配厂都坐落在从机场到首都的道路两边），而且跟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相隔绝。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比利时人建造了它，到了今天，它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它没有必要运转，任其自生自灭就可以。夜晚，更有生命力的丛林生活似乎已经卷土重来，侵入到金沙萨的中心地带；此时，看守们（他们也在尸位素餐，因为他们不看守任何东西）打开他们地盘的围栏，人们抓起各种趁手的工业垃圾，在路面破损的人行道上生火，烹饪各种杂碎，然后睡觉。天气一热，阴沟就会发臭；一下雨，街上就会发大水。杂乱无章的城市蔓延着：污水在没铺柏油的巷子里汇成一道道蜿蜒的黑色小溪，大马路旁边隆起了粪堆，小孩满街跑，废弃的汽车轮胎乱扔，小货摊比比皆是，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种上了甘蔗和玉米：这是城市里的自给农业，是丛林生活的遗迹。

然而在一条大马路尽头，坐落着一所大学。据说这所大学已经没落了，但那里的学生既聪明又友善。他们来自丛林，但是已经能够谈论司汤达，谈论法农；他们满怀热情，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他们也感觉到，随着西方经济的崩溃（报纸上每天都这样讲），世界的大潮正在涌向非洲。这样的热情应该有一个更完善的国家来与之相配。当你看着这些觉醒的学生，他们有理念、有历史感、认识到不公、有自尊，你会觉得，当他们发现自己得不到其所属社会的支持时，觉醒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会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把自己奉献给一个人的蒙博托主义者。非洲前进的道路已经一清二楚；一切探询都被严令禁止；而且蒙博托也发出了警告，在扎伊尔，最离心离德的就是知识分子。

蒙博托主义就这样简化着世界，简化着责任和国家的概念，简化着人民。扎伊尔通往强大与荣耀的道路似乎一马平川。洗劫比利时政权的遗产，没收，国有化，大肆安排形同虚设的职位，一切都轻而易举。现在，创造力也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可以被掠夺的东西，会按照法令的要求出现。

扎伊尔有她自己的音乐和舞蹈。为了实现全面辉煌，她还要有文学；其他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埃利马报》用整版刊登了一篇周日文章，文章说：问题在于，有太多根本没写过一行字、有时候连话也说不对的人在四处出没，混充扎伊尔作家，让国家丢脸。这种现象必须停止，那些伪装的文学“圈子”必须由官方举办的文学“沙龙”取代；这项工作刻不容缓。还有两个月，总统就要去巴黎了。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这两个月里，完成并出版一部扎伊尔文学作品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为了迎接拉戈斯黑人艺术节，还有一些著作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从文章的语气来看，这很像是蒙博托在讲话。

蒙博托无时无刻不在发表讲话。他不再说法语，而是说林格拉语，那是夹杂了多种语言的当地话，半导体收音机把他的讲话带到了丛林深处。他以酋长的身份讲话，人们倾听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时地鼓掌。蒙博托的精彩举措在于，他把扎伊尔人长年渴求但又不曾得到的东西给了他们：一位非洲国王。国王体现了他的子民的全部尊严；拥有一位国王就分享了国王的尊严。个人的责任由此而减轻了——在境遇惨淡的非洲，个人责任很可能成为一个人的绝望之源——现在你要做的只是服从，而服从总是很简单的。

蒙博托总是颂扬他那简朴的出身。他和每个人一样，是一个公民。而蒙博托夫人妈妈——蒙博托的妻子——热爱穷苦人。她管理着一个面向贫困姑娘的救助中心，姑娘们在那里全身心地从事农业生产，还担任着制造国王勋章饰品的工作，忠诚的子民都会佩戴这种饰品：在扎伊尔，蒙博托的肖像永远供不应求。国王每一个小小的慷慨之举让都会让不适应慷慨的人民倍感珍惜。很多扎伊尔人会告诉你，现在有一艘医疗船在为河岸上的村庄服务。然而最令蒙博托的子民满意的，是他那些最奢靡的作风。国王的母亲受到了尊崇，她是个朴素的非洲女人。跟国王的人生经历有关的地方都已经被宣布为朝圣之地，遭到漠视的非洲丛林重新变得神圣了。

报纸上充斥着稀释过的法农的话语，每天都在谈论革命和革命的彻底性。然而革命的核心只有一个：王权。在扎伊尔，蒙博托就是新闻：他的讲话，他受到的欢迎，支持他的游行，以及他的新安排：宫廷新闻。真正的事件都无足轻重。金沙萨一家俗丽的家具店被国有化了，这是报纸上的重大新闻；另一条要闻是，人们发现一家酿酒厂的董事会里面没有非洲人。“警觉的”人民发现的反革命行为往往是这类事情：市场小贩的骗人伎俩；官员在晚上用政府的车拉客；一些人在违章建房；党的青年队成员喝醉了酒，在基桑加尼的大众汽车派对上捣乱。扎伊尔没有什么新闻，因为实在没有多少新的活动。铜矿开采在持续，因加的大水坝仍然在施工。到处都在扩建或新建飞机场，但这并不表明扎伊尔航空公司一派繁荣：建机场只是为了更好地管制整个国家。

这一切在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后来被似是而非的话语搞得模糊不清，最终还是被证明确有其事。蒙博托王权服务的目标就是它本身。扎伊尔从比利时手中继承下来的现代政权体系解体了，但政权体系是否正常运转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对于这个国家的真实生活而言，行政体系和现在的宫廷都是强加给它的，跟它没有真正的联系。责任、政权、创造力，这些都是访客带来的理念；这套话语不过是鹦鹉学舌，并没有回应非洲人内心的渴望。

蒙博托实现了和平，建立了王权，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权是荒芜的，对国王的个人崇拜窒息了这个民族在智识上刚刚获得的一点进步。“本真性”问题引发的智识混乱让人们产生了对强盛的严重幻觉，再度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将人们引向未来更深的绝望。蒙博托的权力必将烟消云散；但现在人们只能在蒙博托主义的指引下向前。蒙博托已经为他的后继者建立起了模式，到那时他们会发现，非洲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比起今天丝毫没有减轻，而且也像今天一样需要虚无主义的支撑。

当你开始感觉到，这是一个落入了陷阱的国家，始终停滞不前，永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你就开始体会到非洲人感觉到的空无。这是跌落的开始，非洲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跌回关于过去的迷梦——森林夹峙的空旷河面，土褐色院子里的茅屋，还有独木舟——那时，祖先的亡灵在守望和保护着他们，而敌人只不过是人而已。

本文选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杂文集《我们的普世文明》。南海出版公司202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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