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法国极右翼暴力上升；受限的印巴气候协调
文｜季寺，杨小舟
近日，Harrison Stetler在《雅各宾》发表了对法国的新极右翼团体崛起的评论。后者最近对其反对者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作者认为，这些团体对移民、左翼分子甚至国家官员的暴力表明，极右翼的前进不仅仅是“民粹主义”言论，而是致命的危险。
2027年，法国恐怖主义纪念博物馆计划在巴黎以西的郊区Suresnes开放。根据纪念馆网站上的使命声明，该项目将是“独一无二的”，涵盖“50多年来恐怖主义的历史和记忆。此外，与其他类似机构不同，它并不局限于单一的袭击或单一类型的恐怖主义”。不过，这个纪念项目围绕着一个禁忌起舞：法国本土的极右暴力传统。在博物馆列出的八个历史序列中，最后一个确实是关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极右恐怖主义”：从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到2011年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在挪威的袭击，再到2019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大规模枪击案。
从博物馆的使命宣言来看，法国的极右翼恐怖经历明显缺乏。里面顺便提到的是来自遥远过去的文物：20世纪30年代的秘密组织，如La Cagoule（当年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倾向和反共的恐怖组织），或20世纪60年代被遗弃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狂热分子。
当地时间2020年1月7日，袭击事件五周年之际，《查理周刊》巴黎总部外描绘袭击事件中遇难者形象的壁画。
然而，这种错觉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近年来，一系列武力展示表明，法国极右翼暴力活动正在死灰复燃。Lebourg表示，人们正处于极右翼煽动和恐吓的“第四波”浪潮中，新一代民族主义武装分子正试图恢复法国传说中的议会外极右翼帮派和团体的传统。
武装活动的增加是极右势力在法国机构和政治文化中发展的最可怕的副作用之一。玛丽娜·勒庞的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现在在国民议会中拥有88个席位，创下了新记录。泽穆尔（Éric Zemmour）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远远落败，但他的激进主义已经打破了保守建制中的所有障碍，相比之下，勒庞看起来几乎是温顺的。执政的表面上的中间派政府和主要媒体经常助长极右对国家认同感减弱的焦虑。
Arié Alimi是一名律师，曾为巴黎地区的Stains市提供法律顾问，去年10月，该市的市政厅被极右翼组织法国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激进分子袭击了。Alimi说：“从政治代表性和能见度的角度来看，极右翼从未像现在这样出现在国家层面，这为各种暴力行动腾出了空间”。
极右翼的侵略性日益增加可以从一系列不同的活动中看出，从所谓的“激进主义”（通常演变成低级别的街头暴力）到更广泛的阴谋，再到有针对性的暴力袭击或暗杀政治人物。对所谓的巴尔若勒团伙（Barjols group）的13名成员的审判于今年2月结束，他们因策划暗杀马克龙和对穆斯林社区发动一系列袭击的长远计划而被捕。
本月是18岁的左翼活动家Clément Méric被光头党杀害的10周年。时至今日，极右翼暴力仍主要是青年团体所为，包括法国行动（Action Française）、防卫联合（Groupe Union Défense）和认同一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等，后者在2021年初被内政部正式“解散”（dissolved）、取缔。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固定且经常重叠，他们喜欢轰轰烈烈的街头抗议活动，并经常在左翼活动家和学生面前晃悠。在激烈的社会运动期间，他们以秩序维护者自居，比如2018年，一个极右翼团伙在法学院院长的帮助下，袭击了蒙彼利埃大学的一个学生罢工。
左翼政党不屈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也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活动家和活动面临极右翼团体的骚扰或直接攻击。在2021年6月的一个题为《左翼是防弹的吗？》的视频中，极右翼的YouTube明星Papacito上演了对一个让-吕克·梅朗雄（不屈法兰西领袖）支持者的模拟处决。
上面提到的学者Lebourg指出，在2019年欧洲选举中，大约有4500人投票给了极右翼的微型党派法国异见（Dissidence Française），该党派呼吁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国。（根据Lebourg的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初，情报部门估计有7600名极右人士可能会参与暴力。）更难追踪的是来自可能的独狼袭击者的威胁，他们在极右翼互联网文化的腐烂沼泽中长大。2022年12月底，一名六十九岁的男子在巴黎的一个库尔德文化中心开枪打死了三个人，几天前他从监狱获释，一年前他袭击了首都的一个移民营地，用刀伤了两人。
像这样的丑闻，虽然令人震惊，但通常被当作杂事处理。但是，最近的一桩丑闻使人们对极右翼个人和活动家构成的威胁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3月，身份不明的人对法国西部Saint-Brevin-les-Pins的中右翼市长Yannick Morez的私人住宅进行了爆炸。该城曾是当地极右翼煽动的场所，他们反对在国家政府的要求下为寻求庇护者建造一个中心的计划。Morez于5月10日辞职，指责当局无视他收到的警告和死亡威胁。在当地极右的压力下，布列塔尼的城市Callac也于1月放弃了接受类似的移民中心。
极右翼团体现在更敢于攻击机构（如市政厅或选区办公室），或者由政党发起并由民选官员参加的游行。毫无疑问，这是极右翼信心的表现，但这种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也是这一政治领域力量重组的症状。尽管泽穆尔的再征服（Reconquête）党在选举中处于劣势——只有少数当选官员，主要是地方官员——但它始终与极右翼激进生态系统保持联系。
政治学者Bénédicte Laumond认为，目前极右翼的能量反映了“无党派极右翼内部正在发生的转变，再征服党吸引了忠诚的激进分子，并将自己嵌入极右翼团体的亚文化中”。
法国形形色色的极右翼团体压倒性地支持泽穆尔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参选。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泽穆尔2022年12月的竞选启动仪式上，所谓的Zouaves（一个总部位于巴黎的极右翼团伙，于2022年初被内政部正式解散）的出现，当时其成员袭击了一群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
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勒庞的政党与极右翼帮派保持距离，那么考虑到她的政党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深厚根基，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夸大其词。5月6日，在巴黎的极右翼游行中，勒庞的两名亲密的前顾问被看到在挥舞着凯尔特旗（凯尔特十字架是欧洲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极右翼极端分子的标志）的武装分子的海洋中游行。
在其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龙政府对无党派极右的煽动的反应一直是漠不关心，尽管偶尔会有一些象征性的姿态。5月6日以巴黎为基地的极右翼团体进行了游行，他们在市中心的部分地区游行，遇到的警察人数少得可怜。几天后，内政部长Gérard Darmanin夸夸其谈地宣布将禁止极右翼主义的游行，这一命令最终被地方法官中止。
塞尔吉大学的法学学者Olivier Cahn说：“从法律上讲，没有理由取缔极右翼的游行”。不过法国法律也确实承认禁止示威的理由，如果示威被认为存在直接的暴力威胁。国家法律武器库中的主要武器是行政解散（administrative dissolutions），借鉴了1930年代打击法西斯、反共和联盟的法律。但这种方法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对于情报部门来说，它也有自己的缺点。收集关于一个结构化组织的信息要比收集大量分散的个人信息容易得多。
左翼组织青年卫士（La Jeune Garde）的发言人Raphaël Arnault认为，事实证明，解散在地方层面是有效的。里昂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右翼团伙的聚集地。在里昂，解散被用来关闭极右翼激进分子的聚集地，如“身份”酒吧和拳击设施。
Arnault说：“我们的立场非常简单：在打击极右翼的问题上，任何和所有的措施都是必要的。但是解散一个协会而不跟进，不追踪激进分子，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重新集结是不够的。”
如果像再征服这样的政党和极右翼帮派之间的华尔兹舞继续下去，这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法国政府通常的政策武器库。再征服作为一支选举力量无关紧要。但它作为一个政党的官方地位——由许多政治机构的人物组成——意味着它逃脱了极右翼团体的许多挫折，即监视的威胁。Laumond研究法国和德国对极右翼的反应，他指出德国政府对极右翼的反应并非如此，在德国，像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样的力量是受到国家监督的。
自2018年在里昂成立以来，青年卫士已经扩展到巴黎、斯特拉斯堡、南特和里尔。它的目标是与更多制度化的工会和左翼政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Arnault表示，该组织有一个发言人的事实标志着一种转变，他曾在4月初就极右翼恐怖主义的风险向国民议会委员会作证。
但新战略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基本要素，Arnault坚持认为，在对构成生存威胁的人和思想进行反击时，民众自卫的原则是不可谈判的。这当然会给青年卫士带来问题，因为内政部长已经把其他类似组织作为解散令的目标，比如洛林集团（Le Bloc Lorrain）、还有一个媒体集体组织南特反叛（Nantes Révoltée）。现实不容乐观。
受限的印巴气候协调
6月15日，超级气旋“比尔乔伊”（Biparjoy）在印度海岸登陆，致印度2人死亡、23人受伤，多地断电停网，树木倾倒，造成巨大损失。另据巴基斯坦气象部门称，相比印度沿海地区直接受到了风暴的袭击，气旋风暴的外围越过了原先预计的巴基斯坦登陆点凯蒂班达尔，巴基斯坦的海岸基本保持安全，信德省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极端的大降雨。但在气旋登陆过程中，信德省的海岸沿线多个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强风、沙尘暴和雷阵雨。部分沿海地区的低洼道路被水淹没，海水渗入多间房屋。
在此之前，两国都已下令渔民及其船只离开阿拉伯海的深海水域。两国都建议其公民避免进入公海和海岸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Shehbaz Sharif）上周二在社交媒体上说：“上帝保佑，我们将能够在人民的支持下克服这种情况。”
最近几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主要城市如孟买和卡拉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季风降雨和由此导致的城市洪水。不过，据关注高原水系问题的媒体The Third Pole报道，两国在分享气象数据方面做得很有限。同时，在救灾和备灾方面，似乎根本没有进行沟通。
印度气象局（IMD）局长Mrityunjoy Mohapatra告诉The Third Pole，IMD已经与巴基斯坦当局分享了与气旋“比尔乔伊”的路径有关的预测和建议。“有一个（共享数据）的正式安排。根据正式安排，IMD作为热带气旋的区域专业中心，它在孟加拉湾的13个国家和沿线提供热带气旋咨询，其中之一是巴基斯坦。”他这里的“正式安排”是指，印度是世界气象组织指定的为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沿岸国家提供旋风警报的区域中心。
但巴基斯坦联邦气候变化部长谢里·雷曼向The Third Pole证实，两国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我们没有直接联系，他们也没有。”
简而言之，印度和巴基斯坦当局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协调，而这种协调仅限于自动发送电子邮件和监测对方的网站。除了跟踪气旋，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分享其他与气候有关的灾害的数据，如冰川湖溃决洪水（GLOF）、雪崩和喜马拉雅山脉脆弱的山体滑坡。在这些情况下，信息的分享也是勉强的，联合规划仍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专门的、实时的协调。
两国是否会从气候灾害的实时参与中受益，以改善救灾？雷曼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有科学证据表明，随着地球变暖，阿拉伯海的气旋活动将变得更加激烈，喜马拉雅山脉的雪崩和冰湖溃决将变得更加频繁。
巴基斯坦总理的前气候变化顾问Malik Amin Aslam认为，气候变化灾害在未来将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在我们的政府中，我们试图创建一个平台，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协调洪水和气旋，目的是建立一个正式的机制。但最大的挑战当然是政治。它妨碍了必要的协调。”
其实，两国政府都已正式承认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2015年，巴基斯坦恢复了其气候变化部，而在2014年，印度将其环境部更名为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此外，作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做出了一些努力，通过印度的《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和巴基斯坦的《气候变化法》，在这个领域制定适当的国内政策。然而，印巴两国因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水资源争议等原因，至今并未形成一个长期、全面的双边气候框架，以减轻气候变化对大南亚地区的有害影响。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极易受到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其共同的风险包括农业收入减少、水资源紧张、社会不平等和健康紧急情况。南亚的地形由跨越印巴边界的跨境湿地和水域（印度河流域）组成。管理这些领土的双边法律文书如《印度河河水条约》（IWT）等，为两国之间的进一步谈判树立了先例。因此，每当出现洪水、雾霾等环境灾害时，就会有人呼吁加强双边合作。比如，2015年美国无党派智库“世纪基金会”政策助理Neil Bhatiya在《外交政策》评论称，“应尽早将气候变化列入印巴关系的议程”。2018年时任巴基斯坦参议员、现任巴联邦气候变化部长谢里·雷曼呼吁在水资源危机中与印度进行气候合作。2023年3月The Diplomat评论称，印巴应合作解决烟尘污染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将其安全化。这涉及到将该问题提升为一个高级别的政治优先事项”。
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为缓解气候变化而开展的各种项目的评估表明，以前的大多数倡议要么不成功，要么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这种失败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资金。例如，印度曾倡议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知识任务和国家适应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受到阻碍。
巴基斯坦目前仍处于大洪水恢复期，去年9月那场洪水导致近1700人死亡，800万人流离失所。在2022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该国气候变化部长敦促富裕国家为“损失和损害”设立一个基金——补偿那些遭受气候变化影响但对造成气候变化没有什么责任的国家所承担的经济损失（巴基斯坦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比重不到1%）。巴基斯坦外交官和谈判代表Nabeel Munir说，损失和损害不是慈善，而是关于气候正义。
在2023年1月9日由巴基斯坦和联合国在日内瓦主办的“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巴基斯坦国际会议”上，国际伙伴向巴基斯坦承诺提供超过90亿美元的外部资金支持，以应对历史性的洪水。巴基斯坦环境律师Ahmad Rafay Alam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赞扬了巴国政府的重建计划，但警告说，只有在地方官员的合作下，该计划才能发挥作用。他还指出，在日内瓦认捐的90亿美元与300亿美元的估计损失相差甚远，而持续的经济危机使这一事实更具挑战性，在过去一年中，通货膨胀率飙升。
印巴两国因政治互疑始终未能就气候变化议题达成正式的合作协调机制，但两国积极与域外大国进行气候合作。2009年，中印签署《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2021年中巴签署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物资援助的谅解备忘录》。2021年4月，拜登政府发起建立“美印2030气候与清洁能源议程伙伴关系”。今年2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在美国国务院顾问德里克·乔莱特（Derek Chollet）访问访问巴基斯坦之前，刊登了一篇题为《巴基斯坦与气候适应》的文章，三位作者分别是CSIS高级副主席、繁荣与发展项目主任Daniel F. Runde、有40年美国对外事务经验的南亚和中东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专家Robin L. Raphel和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学者、曾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第九任国家安全顾问Moeed W. Yusuf。
该文章认为：“现在是拜登政府与巴基斯坦关系多样化的好时机，因为美军从阿富汗的撤离已经减少了对安全合作的强烈关注。此外，印度在俄乌问题上不愿与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这提醒美国决策者需要继续在南亚保持一系列多样化的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机会，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广泛地思考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新领域，这对两国都很重要。气候适应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该文章还建议，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气候适应措施是否得到适当的实施和维持，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治理的质量和方案选择、实施的透明度。”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thirdpole.net/en/climate/opinion-cyclone-biparjoy-underscores-climate-threats-facing-india-and-pakistan-and-why-they-must-work-together/
https://southasianvoices.org/towards-a-bilateral-india-pakistan-climate-framework/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3/why-india-and-pakistan-should-work-toward-a-joint-framework-against-smog/
https://www.csis.org/blogs/development-dispatch/pakistan-and-climate-adaptation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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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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