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张云飞：人口绿色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人口是最为基本的自然条件，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自然变量。为了有效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促进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人口绿色发展或人口可持续发展。当下，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人口因素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有效对接起来，坚持人口绿色发展。人口绿色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绿色发展是人口均衡发展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组成部分，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重要任务。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实施人口绿色发展计划，积极应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矛盾，增强人口承载能力”[1]。坚持人口绿色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调节人自身的生产是社会调节的基本形式。与地理环境一样，人口是社会存在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至少包括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两种形式。前者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生活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后者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总是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人自身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造因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进步的各个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人自身的生产也会受到一系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恩格斯提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2]人口少子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与上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将大幅下降，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人口快速增长之后，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49，跌破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连续5年下跌。出生人口减少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密切相关，不仅包括房价上涨、就业不稳定等问题导致生育成本上升的客观因素，教育的发展也是一个因素（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可能会越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时强调：“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与生育意愿不足将导致人口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必须高度重视人口调节，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这样，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

人口可持续性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变量之一。1972年，通过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一个由人口、经济、粮食、土地和污染五个因子构成的世界系统模型。通过计算发现，无限制的系统（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会与有限制的系统（粮食和土地）发生冲突，并将加剧环境污染。尽管这一模型及其结论存在简单化的问题，甚至存在悲观主义的倾向，但也揭示出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为人类敲响了生态警钟。生态足迹是估计要承载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所需要的资源总量和能够消纳人为废弃物排放的环境容量的指标。201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生态足迹网络（GFN）公布的各国生态债务情况显示，我国生态足迹已经达到生态承载力的2.2倍，即至少需要2.2倍的现有的国土面积才能养活目前的14亿多人口。换言之，我们已经严重突破生态环境极限，生态环境超负荷运行由来已久，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可持续的风险。另外，从新冠疫情防控经验来看，人口聚集密度过大和人为活动频率过高会大大增加公共卫生管理的难度。为此，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持人口绿色发展。只有在对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生态环境压力、公共卫生压力进行全面系统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可以考虑完全放开现有的人口政策。这样，才能在确保人口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把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摆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中谋划部署，兼顾多重政策目标，统筹考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坚持人口绿色发展，同样要统筹人口自身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努力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向：

保持适度的人口总量。在有限的地球上，人口调节问题首先是量的控制。我国总人口已经超过14亿，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美国总人口约3.32亿，国土面积是937万平方公里。显然，我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压力远远高于美国。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口压力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之一。如果不能保持适度的人口总量，那么，不仅会加重经济社会重担，而且会加剧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压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人口适度、稳定、持续的增长。

打造优良的人口素质。人口增长同人口素质呈负相关态势。目前，我国依然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而非人力资本强国。教育和卫生是投资人力资源的基本途径和方式，通过加大教育支出和保健支出的方式，可以将人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 Schults）认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东亚现代化比重视货币资本投资的拉美现代化更有助于保证现代化的公平性和持续性。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年限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上升空间，公共卫生体系还不健全。必须继续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始终把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的人民性和公共性，防范单纯的教育产业化和卫生市场化带来的各种弊端，不断加大教育和卫生投入，推动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公平发展和创新发展，努力让十四亿多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教育服务和卫生服务。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我国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正常的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地理、性别、年龄等层次上都具有适当的比例关系。2015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一个城市过度集中产业、过分拓展功能，人口就会过度集聚，就会占用更多农田和生态用地。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或者从其他地区调水。当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比例失调时，环境容量就不可避免变少，污染就必然加重。”在地理分布上，要按照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生态阈值和环境阈值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合理安排人口的增长及其结构，特别是要关注特大城市和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增长的自然物质条件的承载能力，合理规划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在性别分布上，必须促进性别公正，保持合理的性别比例，坚决依法清除人工选择胎儿性别的行为，坚决依法严惩贩卖女性的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妇女的人身自由和身心健康。在年龄分布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不能简单地采用放开人口的方式，也不能将养老的重任完全交给家庭和市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社会政策应该坚持的底线。要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效解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养老问题，适度补偿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尤其是失独家庭，引导国有企业承担起支持全国养老事业发展的社会责任。在产业分布上，有序引导农业人口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要提高生产一线劳动者、农民工的科技文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切实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实力，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人力资本强国。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脱贫地区以及一些生态脆弱、资源匮乏地区人口与发展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生态相适应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制定和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禀赋，不同的自然禀赋支撑不同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影响着人类活动的范围和频率。要统筹考虑国家战略意图和区域资源禀赋，在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基础上，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可承载的人口数量、结构，实行差别化的人口调节政策，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人居环境适宜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尚未超载的地区，要重视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培育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人居环境临界适宜的地区，要稳定基本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重点市镇收缩集聚，避免人口过度集聚可能造成的风险。人居环境不适宜人类常年生活和居住的地区，要加快实施限制人口迁入政策，有序推进生态移民，实行易地搬迁，让大自然休养生息。

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坚持人口绿色发展，必须积极应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矛盾，增强人口承载能力。一是要合理降低人口密度。目前，我国总人口已经超过14亿。北京、上海主城区的人口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2万人以上，而东京和纽约等世界超大城市人口密度却只有1.3万人左右。为了缓解大城市在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压力，可以通过城市组团的方式降低超大城市人口密度。二是合理控制人口流向。要充分考虑“胡焕庸线”的客观制约作用，通过共享发展的方式实现大、中、小城市人口结构的均衡分布。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来说，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引导技术、财富、信息、网络、人才等资源要素有序流入，而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流出。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联系农村和对接企业，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有效减轻、避免人口盲目流动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压力和风险。三是降低人口活动频率。通过鼓励发展“轻型经济”、倡导“就地工业化”和“就地市民化”，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过度占用及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特大型城市还可以通过职住一体化等方式，降低城市内部的人口活动频率。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

防范化解非法外来人口流入和集聚造成的风险和隐患。从大生态系统的高度考虑人口发展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全球人口发展态势对我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世界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但是，在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当中，国际非法移动人口尤其是难民的大量涌入和集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隐患。因此，要有效防范非法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有效清除非法移民人口及其集聚点，有效处理边境地区外来人口流动引发的各种犯罪问题，切实维护社会治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面对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国情，我们要以建设一个人口均衡型的社会为目标，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坚持人口绿色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