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几十年坚持申请入党的父亲

历史

2023-06-18 02:06

【留美学子】第30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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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

-父亲节怀念先父董鸿钧

文：朝歌

父亲去世41年了，出国38年来，总想写点文字纪念他。不仅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儿子，而且还因为他是个小人物。小人物往往是容易被人遗忘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比较模糊。他在一个建筑单位工作，流动性大，一家人聚少离多。而且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加上“父道尊严”，平常跟儿女交流甚少。所以，我对他的了解，除了母亲告诉我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外，主要还是帮他写入党申请书时听他说的。

父亲1916 年 8月18 日出生在河南省淇县良相董庄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祖父是晚清秀才，读书人不善务农。到了父亲诞生时，家道已经中落。

父亲 18 岁那年，为了躲壮丁离乡背井，跑到山西太原做学徒，当了工人。1948 年底，解放军开始围困太原，采取“只许进不许出”的策略，围而不攻。太原城内一时粮食奇缺，民众饥饿待毙。

听母亲说，为了活命，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两岁多的我，一头是行李，带着全家人深夜偷偷出了城。从死人堆里冒险穿过火线，昼伏夜行 40 多天，一路讨米要饭打短工，回到河南老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在北京基建局14队工作，被评为六级铆工。他为人诚实可靠，技术熟练，工作积极肯吃苦，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我小时候还把玩过他的奖章。

可惜好日子不长，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开始在全国折腾。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无论城乡，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群众集会呼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那年秋天的一天晚上，我做完作业上床准备睡觉了，只听门响，父亲下班回家了。母亲赶快给他热饭，一边问他，“怎么下班这么晚？加班了？”

只听父亲唉声叹气地答道，“还不是介老七那回事！单位开会要我交待。”

母亲说，“政府不是早就定案了吗？”

父亲没有作声，只是叹气。

后来，母亲告诉我，早年老家董庄村子里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介锡山，外号“介老七”，是个大烟鬼，经常勾结土匪和日本人祸害乡里。祖父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读书人，被村民推举为甲长，表面应付日本人，暗地里帮助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祖父责备介老七不务正业，多次欠交军粮军鞋。他怀恨在心，向日本特高科告密，说祖父勾结八路，将他抓走。我们家变卖家产，东凑西借600多元大洋，花钱托人，才将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的祖父赎了回来。

这件事激起全村人的公愤，为保一方平安，董庄全体青壮年男子一齐动手除掉了介老七。

土改时，介老七的外甥孙XX在地方政府当领导。县政府应他的要求，对董庄“杀害革命干部亲属”一案进行专案调查。最后结论说，“介老七被杀案系好人杀死坏人，不予追究。”

但是，结论归结论，介老七的外甥始终怀恨在心。他拿当地的村民没有办法，背地里却以权谋私公报私仇，每逢什么政治运动，他就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往我父亲所在单位寄黑材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每当政治运动来临，父亲都会莫名其妙地挨整，连我们后代都受到牵连。

也许是为了子女免受牵连，父亲是六十年代初开始申请入党的。他的申请书由他口述，我来执笔。此后，父亲每年都会在七月一日前递交一份申请书，并附上一份简历。每一份简历都会申述那个所谓“杀害革命干部亲属”的历史问题。

那时，我们全家已经随父亲单位南迁从郑州搬到了湘潭。1964年秋，湘潭市“社教”运动一开始，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我被列入了“阶级队伍”的“另册”，从那时开始，多年受到“阶级路线”的歧视。

父亲不但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反复受到审查，而且子女还因此受到牵连，他总觉得愧疚。本来就少言寡语的他，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文化大革命”中，别人都在“闹革命”，他却一个人天天按时上下班，像受管制的“四类分子”一样，埋头在车间干活儿。

1967年，湘潭市“文革”两派疯狂武斗。父亲担心我外出惹事，严令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我每天上午读读书，下午收听Radio Peking的英语广播（偶尔也偷听一会儿美国之音和BBC的英语教学节目），练习听力。谁知隔墙有耳，邻居老党员M师傅的“革命警惕性”奇高。他跟别人说，怀疑我在收听敌台。

胆小怕事的父亲闻讯，着急万分。我跟他做了解释，并特地让他听了收音机里的《东方红》音乐声，他才放下心来。那个星期天，他专门请M师傅到家里喝酒。让他亲耳听到《东方红》。

父亲巧妙地帮我解脱了被怀疑收听敌台的罪名。在那个年代，这个罪名可不轻！

父亲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申请入党。但是，他每一次的申请都如泥牛入海，了无音讯。直到1981年7月1日，66岁的他才成为预备党员。按说，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但是他那严肃的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我们见父亲满脸沧桑和佝偻瘦弱的背影，都劝他退休，可是他不愿意。不知道他是担心党籍还没有转正？还是担心我们的收入都低，没有能力赡养父母？他没说。

1982年7月1日，父亲突然病倒，正好是他入党转正的那一天，离他六十七岁生日还差三个月。病来如山倒，来的是那么突然，令人不可相信。我闻讯急忙赶回家里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短短半个月未见，竟消瘦得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眼窝深陷，整天痛苦得双眉紧蹙。我立即安排他住进医院。经医院复查，确诊是肝癌晚期。

二叔和三叔从河南赶到湘潭，执意要他“落叶归根”，他始终没有答应。是因为担心介老七的外甥还在老家当权？还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在湖南工作的儿孙们？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在他生命弥留期间，单位领导到病房去探望。他刚从杜冷丁中苏醒，挣扎着坐起来，断断续续地说：“我还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

我的眼圈湿润了。父亲一生战战兢兢、老实巴交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在生命的尽头，他似乎只会重复那个时代宣传中的革命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