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人同时现身，有大事发生

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南部，自东山口地铁站下车，一路向南，穿越由中学生组成的人潮，踏过署前路、庙前直街、恤孤院路的林荫，就能抵达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一百年前，就是在这座双层小楼内，响起了首次国共合作的序曲。

建筑的存在，可以为历史结绳记事。它的砖瓦，记录着百年前风云际会的重要时刻，彼时尚且稚嫩的中国共产党，在确定了民族民主革命方向的前提下，决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中国历史进入国民大革命的新篇章。

短短百年光影变幻间，曾经身处危亡险境的中国如今已重回世界舞台中心。而此时的广州东山，则成为青年云集的潮流打卡地，身着校服、面庞稚嫩的中学生们在其间往来谈笑如清新的海潮。

厚重的历史与蓬勃的未来在此情此景中交织。

百年前，心怀理想的共产党人正是想要竭尽所有力量来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三大持续了9天，这场会议也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人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

这三个人的同时出现，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发生了。

而如今再驻足于三大会址前，人们也仍能透过它砖墙上的玻璃窗，瞥见百年前那场重要会议上激烈讨论国共联合的历史性画面。

在1972年前的30多年时间里，中共三大会址的存在一直成谜。

1937年，侵华日军开启对广州的密集轰炸。其间，曾有900多架日军战机盘旋于广州上空，在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中，6000多名无辜居民丧生，4000余间房屋因此损毁。而三大会址也于1938年夏季在重重炮火中成为废墟。

三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其力量尚且微小，为了确保安全，共产党人在行事时不得不小心谨慎。因此，三大是在保密的环境下筹办，当时从全国各地赶往广州参会的代表们，会乔装打扮以掩人耳目，会议期间也从不大声说话，连会后唱国际歌的环节都转移到别处开展。

故而，在三大会址被毁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会址的详细所在地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史料中记载的地址都写作“广州东山”，却全都语焉不详。

而谜底的揭开，有赖于三大的参会代表之一，徐梅坤。

1922年初，徐梅坤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组织任命为江浙区委书记，后又在三大中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在寻访三大会址一事上，他是最早的建言者与行动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梅坤就开始写信给广州相关部门，提供三大会址位于“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1958年，他为首次寻访遗址重返广州，却失败而归。不过，他没有放弃寻找，1972年，年近八旬的徐梅坤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再次到访广州寻找遗址，此行终于使三大会议具体地址得到确认。

时隔50载，当徐梅坤再次回到东山恤孤院路时，此地的情境早已同他记忆中的会址大相径庭，脑海中历历在目的关于会场的一切痕迹似乎都消失得踪影全无。

直到有天，当徐梅坤在恤孤院路上缓步行进时，他突然注意到一栋名叫“逵园”的小楼，其房顶有着“1922”的字样，这个数字很快与他脑海中那些被深埋的记忆勾连起来。他立马说道，想起来了！

1923年，中共三大就是在逵园的前方召开。徐梅坤记得，代表们在会议间歇休息时，会站在窗前，看北面的逵园内，青年学生们进进出出。从外地赶来的代表们，常把“1922”作为寻路的坐标。

不过，在他的印象里，会场是一栋两层的小房子，而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秃秃的一座平房。

彼时，徐梅坤的寻访行动由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组建的调查小组负责，调查小组包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黎显衡在内，他们根据徐梅坤提供的信息，进行了专门的调查。

通过对几位三大参会代表的访谈，以及一份后来从广州市档案馆中找到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调查组证实在逵园正南方向17.6英尺处，原本确有一栋坐西向东的独立楼房，即恤孤院31号。

历史的面目在遗址寻踪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

2006年，在各方呼吁努力下，广州考古部门经历一个月的发掘辨认后，在曾经的恤孤院31号、如今的恤孤院路3号处，找到了三大会址的唯一建筑遗迹——数十块斑驳破旧的红色墙基，最终确定了会址的确切地址。

而三大会址的重现，使得一段尘封的革命历史重新展露于公众面前。

1923年，正是在恤孤院31号，在这栋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的破旧小楼里，召开了以国共合作为讨论主题的中共三大。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两年，只有党员400多人，而抱有强烈民族民主革命愿望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却是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在休养生息中逐渐度过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危机，原本得到喘息机会的中华民族再次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峻局势。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以一纸《九国公约》，确认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展开共同支配和联合统治。

回望国内，在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愈演愈烈。全国陆军人数连年成倍增长，1916年至1925年间，军费开支激增四倍。

北洋军阀的大分裂累及民生，学生难以求学，商人无处谋生，工农群众没日没夜劳动，却仍温饱无着。而军阀割据更是使得亡国的威胁日日临近。

想要让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中国大地绝非易事，而此时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国内极少数真正支持革命并坚定地践行着革命的力量，且国民党在广东争取到了一块富庶的根据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合法地举起革命的大旗，这一切因素都指向唯一的结论——国共联合是时势的必然。

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各地选举出来的大约40名代表齐聚广州，正是要着重讨论应以何种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

三大代表杨章甫曾负责会务筹备，他在《中共“三大”的预备会议》一文中提到了大会召开前的预备会议内容：“这次大会最主要的议题是‘国共联合问题’，早知党中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所以曾经在大会前假借了‘宣讲员养成所’开了两天谈话会，作为心理的准备。”

从中，后世之人也可以瞥见共产党人推动国共合作的诚意与决心。

三大持续了9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而这场会议也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人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正是在这场会议中，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局秘书，标志着他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会议的前3天，首先是由陈独秀与马林各自做工作报告，继而是由各地代表做工作报告，并总结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二七惨案带来的经验教训。

接下来的3天是会议重点，代表们激烈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问题。徐梅坤记得，毛泽东对待这场讨论的态度非常严肃，他辩论到最激烈的时刻会站起来发言。

毛泽东的观点很明确，即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瞿秋白与毛泽东的观念是一致的，他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李大钊也认为应当建立统一战线，“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但同时，也有代表提出反对意见。

譬如林育南，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加入国民党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并且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而应该为共产党自身积蓄力量。在徐梅坤的记忆里，会议过程中，蔡和森和王仲一也始终坚定地反对联合国民党。“他们只要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合，认为这样就可以完成中国革命。”

但在讨论的最后，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大会终于还是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

就这样，国共开始走向联合，这是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组自身之必要，同时也为稚嫩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在公开活动中锻炼、宣传、壮大自身的重要机会。

1924年1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组，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这场会议同样在广州召开，它在内容上与中共三大形成一段热烈而紧密的对仗。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20多名。大会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项政策，为日后国民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尚未意识到争取革命领导权和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至关重要，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成长中的共产党人受限于政治经验，难免存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局限。但统一战线的威力亦将暴烈呈现，一股摧枯拉朽的飓风正在酝酿成形，而当时在混战中晕头转向的各系军阀，还未能意识到他们势力的崩溃已经不远了。

国共合作确立后，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到来。

在上海，当时有着为数80万的庞大工人力量，与主要的资方英国和日本矛盾重重。工人们每天在英方与日方开设的工厂里要连续工作12小时及以上，还常遭遇毒打、罚款、扣发工资等恶劣的对待。

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本工头毒打女工致伤，加重了本已经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工人们群起责问，导致数十人被开除，引发全厂罢工。罢工行动迅速蔓延，引起21家日本纱厂的30000多名工人全面罢工。

日方随后给予虚伪的承诺，声明从此以后不再打骂工人，约束自身不法行为，但却在工人复工以后变本加厉。5月中旬，在内外棉七厂内，日方向工人开枪，导致共产党员顾正红遇难，数十人受伤。而这一行为最终激化了民众的情绪，在中共中央的决策下，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民族斗争。

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同步示威活动中，事情的形势已经逐步突破了英方与日方的控制。

直到5月30日，大批学生和工人在租界内开启群情激愤的宣传演讲，到下午，英人捕头下令向聚集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导致13名示威者遇难。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在不断地引领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民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开始在全国弥漫开来。

1925年初，全国共产党员尚且只有900多人，到年底就扩充到10000人。过去很多并未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组织。

国共的合作，将五卅运动推向高潮，又借五卅运动风起云涌的气势，向东出征，将国民党的叛军陈炯明部歼灭，又逐步平息了邓本殷、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叛乱，完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统一战线的实现、群众力量的扩张、军事人才的储备、革命根据地的巩固等重要的条件逐步发展齐备，北伐战争箭在弦上，就将要为四分五裂的北洋军阀势力敲响他们的丧钟。

百年光阴今已消逝如云烟，从1923年的恤孤院31号房顶燃起的烽火，其炽烈和光明，终究还是为这个命途多舛的国家照亮了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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