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鼠为鸭”的今天，我们如何逃出鲁迅笔下“瞒和骗的大泽”？
6月1日，一则视频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视频显示一名学生疑似在学校食堂吃到“老鼠头”，而校方却回应称，已邀请学生共同对异物进行比对后，确认其为“鸭脖”，“该名学生已现场作出书面说明对视频内容进行澄清”。但是网友对于“鸭脖说”并不认同，出现“指鼠为鸭”的质疑和讨论。
日前，全民关注的“鼠头鸭脖”事件水落石出。江西省级部门联合调查组通报，判定异物为老鼠头部，顶格处罚涉事企业。
荒诞的“鼠头鸭脖”事件，不由令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写于一百年前的文章。他在《论睁了眼看》中写道，原本人一出生就会睁着眼睛看周围的一切，这是本性、本能，但中国人恰好在“睁开眼睛看”这个基本的能力上出了问题。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是用瞒和骗，为自己、为中国社会造出了奇妙的逃路。由此而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瞒和骗的学术，瞒和骗的文学艺术，以及瞒和骗的教育，“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导读
《论睁了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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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出生，当他睁开眼睛时，就“看见”整个世界了。鲁迅“看”二十世纪中国，并上溯到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观察，就是从这个常识出发的：要“睁了眼看”。
但在中国，要真正落实常识，比登天还难。这是因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而“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更是“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特别是“显露缺陷的危机一髪之际”，就“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这就是鲁迅在观察（看）中国社会、文艺、中国国民、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时，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惊心动魄的判断。
现在，已经是二〇二一年，我们重读鲁迅在近一百年前（一九二五年）的这一关于“瞒和骗的中国”的发现，有没有什么新表现、新特点？我们自己有没有逃出这“瞒和骗的大泽”？
我们终于明白，要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睁了眼看”，有多难、多不简单。
我们也终于懂得了鲁迅那句名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1927年3月，未名社
论睁了眼看
鲁迅像 1933年5月1日 摄于上海春阳馆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醮纸火盆，妄希福祐，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着。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钱理群教授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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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三个角度勾勒鲁迅的面貌和他的作品。第一部分是鲁迅和当代的关系，追问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为什么还要阅读一个140年前的作家的文章，这个问题最为迫切也最需要先行解决；第二部分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进行文本阅读和分析，令人切实感受到鲁迅作品的魅力；最后一部分，则是回到鲁迅的年代，还原他的真实生活、工作场景，让读者从另外一个具象的层面获得对鲁迅其人的生动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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