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爆发战争，国家动员机制下的社会经济如何运作？

过去15个月，俄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不断被超越乌克兰边界的人们感受到。担忧和焦虑是战争背景下常见的大规模问题，不仅影响当地居民，而且影响所有接触战争相关信息的人。

过去的战争记忆如何作用于不稳定的国家关系，从而引发威胁感？由之产生的战备判断又如何从国家决策层面传递到社会大众，得到回应，并最终形成集体共识？在这种共识形成的过程中，政治、经济、产业和社会应如何调整以适应这种压力？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郭台辉和学生曾敏提出了“国家战争想象”的新命题，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攀枝花三线建设为案例，讨论了新中国政权如何想象与准备战争，并将其决策嵌入社会，推动全方位动员以实现中央集中意志及与社会积极回应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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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想象：

不确定性下的集体判断

1960年代初，国际局势日趋动荡。面对严峻的形势，应付战争危险、准备打仗这一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的议事日程。1964年8月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区开展了一场历时15年，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和交通建设，即三线建设。

直到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学者才确定，美国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1964年4月，制订了对中国核基地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并策划实施，只是在中国核试验前一个月才决定中止。

战争准备并非来源于主观幻想，而是受到战争的不确定性影响。在历史时空中，一切基于战争威胁判断的行动都是具有想象成分的。想象战争是一种现代国家久远并富有生命力的客观存在，是源于人性追求安全感过程中的不确定状态，它并非是虚构的产物，而是对现实环境变化的主观判断。

同时，战争的想象也会影响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想象方式。这种认知通过形象、故事和传说表述，成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识，形成了履行构建社会生活的集体实践基础。

战争想象来源于战争记忆和战争判断，是二者结合形成的对战争更复杂的主观认知。以往的战争记忆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刺激国家对可能的战争程度、战争后果、国家实力进行评估，形成一系列判断和想象。想象包含战争来临时的恐慌心理，也包括对战争结果的焦虑，驱使国家为抢占战争先机而自发动员和准备战争。

政治学家米格代尔指出，战争威胁促使国家提高对社会的控制力，采取手段提高自身的实力。巴尼特等学者则将蒂利的国家建构理论凝练为“棘轮效应”，即政府势必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来适应战争威胁导致的压力，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因此被迫进行调整。

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待三线建设，战争想象笼罩了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全部过程，并起着主导作用。战争想象促进了战争准备，统一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并使其能够快速传递、实施、巩固、回应和检验，从而加强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和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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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

长期威胁下的想象和判断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面临多个潜在战争威胁。1985年12月2日，程子华同志在谈中央关于建设攀枝花的有关情况时说，“那个时候,我们同日本只有人民的外交，日本是反对我们的，美帝国主义是要侵略我们的，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我们，并说动印度反对我们。这是当时的形势，苏、印、美、日四个大的国家反对我们。美国首先发动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失败后.发动进攻越南的战争。”

在长期的冲突氛围下，1965年6月初，毛泽东提出“要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结束了对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爆发的讨论，要求这一阶段国家工作必须面向战争出发进行安排。

三线建设决策所对应的战争想象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做好挨打的可能。“帝国主义已经二十年没有打仗了，帝国主义能不打仗吗？”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基于长期以来悲壮的战争记忆判断国内外形势下的战争可能性。

第二，积极准备，防患于未然。“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人认为，要消除战争恐惧的消极心理，就要做好战争准备。评估国内外局势并预判战争后果，使三线建设成为“三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第三，调整建设重心。“三五”期间，要立足于打仗，争取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首先是国防建设。“三五”计划各项工作重要性从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次序转为国防、吃穿用、基础工业的顺序。

同时，中央也对可能的战争影响和损失做出了预判。与苏联相似，中国的工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美国、台湾、日本能够轻易地发动对这些地方的袭击，一旦战争爆发，中国主要工业力量将难以存续。

针对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1964年总参作战部、铁道部，1965年国家计委、经委分别从国家经济建设、铁路枢纽布局和科研、勘察设计、文教系统布局的角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国民经济布局上的不合理以及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将在战时成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集中在一、二线地区，而三线地区相应资源匮乏。工厂、铁路等交通枢纽、科研文教系统集中分布在一、二线大城市，且城市规模大，人口集中，作战时目标明显，容易导致交通瘫痪和大量的经济损失。

一旦爆发战争，内部布局失衡必定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为应对战争威胁，中国政府试图调整国家工业布局，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破坏，并将沿海地区的资源进行转移，准备更多的国防后备力量。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将国土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三个区域。该决策基于地理位置和整体工业布局的考量，旨在在中国的三线地区建设军事战略基地，以预备一线和二线在遭到战争破坏后，仍能利用三线自然条件的隐蔽地位，储备力量以赢得战争。

围绕三线建设的战争想象，中央展开了一系列的动员活动。

首先是动态视察和静态组织结构结合的双重动员。

自1964年开始，主要中央领导人前往攀枝花考察选址，并在视察时生动地传达中央的战争想象和战备要求。考察队伍还包括各部委、地方、西南局和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以便在实地考察中相互了解情况，协调并加速工业基地建设的决策。

战争想象也促使国家改革制度和行政组织。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攀枝花特区”，纳入计划单列，实行特区统一领导与国家各部委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体制。建立基地政治部的同时，地方队伍的搭建也被纳入动员范围，实行“政治挂帅”。这一原则在组织结构上得到落实，表现为党务干部以红为主，其使命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动员指令，因此政治忠诚至关重要。

其次是制度规训与意义感的塑造。攀枝花建设是军事机密，对建设者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有很高的要求。在生产之前，需要对建设者的身份进行审查。搬迁后，要求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形成一条完整、持续的动员路径。除了进行政治审查和利用宣传活动传递中央意志给基层职工外，还出台相关制度，保障职工的福利待遇。

意义感的塑造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建设攀枝花被视为打赢战争的关键，增加了建设者的信心，也使建设者更容易接受来自中央的战争动员。彭真在对攀枝花建设主要负责人的讲话中提到：“你们的工作做得这样好，但是，现在不吭声，人民日报、新华社、四川日报都不登你们的消息，为什么？是要藏起来，跟解放军打仗一样，打埋伏，一下子把敌人歼灭。”

第三是以战备原则为核心，设计和推进建设进程。在空间上，工厂的布局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以防敌人进攻。选定重要的企事业和科研单位迁至三线是另一条重要策略。此外，建设细节也按照国防标准进行规划。在时间上，强调尽快建设“第三线基地”，立足于“战争马上就要打”的前提。

具体布局中，军事和重工业是优先考虑的领域。钢铁是战争准备的基础，没有足够的钢铁，就无从进行国防军事力量的准备。攀枝花被选为建设后方基地的理想场所，因为它地形复杂、交通落后，建设困难，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源和适宜农业生产的条件，具备一定的后勤补给能力。在所有资源优势中，钢铁的开发潜力是攀枝花被选为建设后方基地的关键。

此外，三线建设注重军民结合。机械加工工业和国防工业要尽可能结合军事需求，既能生产民用品，又能生产军用品。在备战、搬迁和生产建设的关系上，要根据主席的指示，一方面加紧备战和搬迁，另一方面尽可能不打乱正常生产秩序，千方百计增加生产。

通过中央的自上而下发动和实施，最终将动员落实到社会基层。国家力量渗透到社会中，改造和迁移一线、二线、三线的工业布局和地理位置，一切都服务于国家建构的战争准备。

地方对战争想象的回应，主要是协调人力与物资供应。1964年9月由国家计委和西南局领导，在重庆组成攀枝花工业基地规划工作组，提出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建设前期,实行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基地的建设和经济活动,都围绕“早出铁、早出钢”这个战备要求为中心,按照中央决策实行指令性安排。为了提高建设效率，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三老带三新”的办法，让老基地带领新基地，老厂矿带领新厂矿，老工人带领新工人，地方领导干部参与组建了指挥机构，组织工人和部队一起参与三线建设。

地方的首要工作是动员职工。让职工学习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认识攀枝花建设的重要性，并鼓舞士气，保持工作劲头。通过口号标语的宣传，提出“抢晴天，战雨天，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晴天一天顶一天半”的行动口号，还包括竞赛评比，等手段来动员职工，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项目大多具有保密性，形成了类似部队军营的社会关系结构。“攀枝花特区”改名为“四川省渡口市”，大部分三线工厂都以编号代替名称，如十九冶代号为“二号信箱”。保守秘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强化人们对战备的认识。在迁徙、建设过程中吃苦的直接感受能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惨痛，进一步确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迁徙和建设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变化，让建设者深刻感受到国家权力对他们生活的决定性作用。

战争准备意识渗透到了“三线人”的思想观念中，并促使他们采取提高建设效率的行动。职工们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认识和行动形成了社会接受中央动员的关键部分。在持续的动员作用下，职工们通过迁徙和建设的体验，对敌人的认识，对历史记忆的追溯等，形成了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要性的集体意识。

最深层次的是思想认识，在层层持续的动员作用下，对迁徙与建设过程的体验、对敌人的认识、对记忆的追溯，共同形成“三线人”工人群体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要性的集体意识。体现在这一时期创造的诗歌与顺口溜：“天是罗帐地是床，担水要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除了在语言上的积极响应之外，行动同样呈现出以艰苦奋斗为乐趣的指向。各车间、各班组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产生了许多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思想意识与语言、行为在战争想象中达成高度一致，不断塑造着“三线人”形象，使工人们体会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在愈加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对战争记忆的反复回溯和战争威胁的时刻警惕，使得中国人如鲠在喉，不断生成“挨打”的想象，为“战争想象制造国家”积蓄了潜在的社会共识和巨大的动员力量。

战争记忆、战争想象和地缘政治的复杂交织影响了中国政府对战争的认知和行为。对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战争的想象，通过不断的思考和确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逻辑闭环。而普遍存在的地缘政治威胁则是中国无法排除的最主要威胁。追溯中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象，旨在从战争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国家建构。了解战争恐惧以外的认识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塑造。

撰 文：郭台辉 曾敏          责 编：许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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