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家搬进一辆面包车，他要寻找生活里新的“意义”｜接力访问048 阿峰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卷，为免费内容。

01

阿峰是在 2022 年 10 月初上路的。经营五年的青年旅舍转让给了朋友，所有家当该处理的处理，剩余的整个搬到一辆改装过的金杯面包车上，同行的只有“秘密”，一只拉布拉多犬。就此开始“非必要不合作”生活。

他想象中的“非必要不合作”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去一个山里待着，再不会被人天天问去过哪里、有没有做核酸、核酸结果是否呈阴性，不会成为谁的密接次密接，也不会密接别人。远离压迫性的荒诞，远离糟心的消息。

他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兴奋。搬到面包车里生活是七八月份做的决定。一旦想好了，随即开始行动。首要的是抓紧驾照考试的最后时间期限，一边看车买车，一边考下了驾照。这算是他人生第一次爽利地把考试考了。从小他遇到大场合——随便什么看起来有决定性的场合都是——就会紧张。这次相当于抱着保险柜冲出火场，肾上腺激素帮他扫平了考试障碍。

开车上路那天，是他人生第五或者第六天开车。肾上腺激素还在。这种游牧生活可参照的样本不多，他身边仅有一个朋友，开着面包车从贵阳到了罗马，走的还是规定好的路线。何况人家并没有把家搬到车上。但他是一个历练过的人。他在街头帐篷里生活过一周。他背包徒步过一年。他和各种各样松散生活的人打过交道。何况眼前生活已经把他内心的对抗情绪挤压到了一个爆发点，他必须“和这个社会慢慢脱离关系”，寻找一种新的状态。

金杯车很整洁，哪怕半年之后都是。刚上路的时候，车里的书桌台上插着一本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不过这个世界还是比他预期的更糟糕。一开始往西北走，开到甘肃的时候，一路上都不让他下车，他觉得西北可能管控还是严，于是买了假健康码扭头往东南开，觉得广东那边的氛围或许会好一些。路上经过桂林和柳州一带的某片山区，他觉得这里不错，于是就停了下来。

车刚停下，路边茶园里站起来一个农民，对阿峰说：“你有没有健康码，让我看一下。”

阿峰觉得自己逃无可逃：“这社会的电子镣铐已经武装到了这个地步，太荒诞了。你看，我躲到这样的地方都不行。”

但事已至此，他还是在面包车里生活。回到过去和继续面包车实验的不可预测性一样多。11 月 11 日，他更新了一篇公众号文章——也是这个公众号 2020 年注册以来第一次更新——说自己处于巨大的未知之中。他回顾了自己过去 10 年的人生状态，如今再次走到了临界点上。虽然没有明确这么说，但字里行间都有“加油啊，阿峰！”的意思。一起发出来的还有四张照片：落日里趴在沙滩上的大狗“秘密”、面包车广告栏（可以做从防水补漏到疗愈 DJ 的各种工作，童叟无欺，吃苦耐劳）、面包车书桌台（整洁）以及夜生活。最后一张照片上有篝火、露营椅和毯子，金杯车上挂着成串的小灯。火光和夜色美好如露营产品广告。

生活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车开出去就可以找到人生的另一种状态。有条不紊，内心平静。后来阿峰说，他开到后来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已经逐渐模糊了，经常在想现在是什么季节，一年的什么阶段。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哪里，很少打开定位，以至于只有自己觉得自己“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社会感的削弱让他进入一种虚无的状态。他试图用写作来对抗。以前背包徒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记录自己，记录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但这次不行，他找不到自己写作的身份。“我要写给谁，我为什么要写”。如果他写了，那也是一种大脑锻炼，尚有人类对话在进行，哪怕是和自己。那次公众号更新之后，他立下目标，一周两三更。事实上至今公众号也只有两篇文章。他未尝没有写，那是 11 月底，他试图写点什么，作为对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事情的遥远回应，但公众号审核无论如何通不过，他又不愿在文字上妥协。于是就算了。

焦虑。他其实无所谓生活条件，最折磨他的是意义。车开在路上——有时候也停在朋友家附近——生活每天都在进行，但没有“事情”做。没有“事情”就无法自洽。不是那种赚钱的“事情”，虽然生活费也是必须的，而是那种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什么是“意义”，要从阿峰高中毕业之后的生活说起。

02

阿峰生于 1989 年，山西运城人，“关羽的老乡”，除此之外他没用别的介绍他的家乡。事实上他和运城的联系也不多，到武汉之后就没怎么在家待过，就连后来和妈妈一起住，也是把她接到了贵阳。

阿峰觉得自己的命运是被高考改变的。他是那种“事情越大我想得越多”的人，高考偏偏要求各种临场应变能力，而他不行。后来也是这样，有时候他被拉进了某种变动之中，其实内心远远没有准备好，肌肉僵硬，神经紧张，所有压力扑面而来。

“高考没考好，也没复读，就读了大专。其实我所有的根源应该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我觉得我可能要和别人走不一样的路，因为我不可能在校园里一直往上拼，那是别人的路，我的路要在校园之外了。”

高考失利之后，他的沮丧持续了整个大专生活。“后来我想，可能是社会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从小我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如果在教育上已经落后别人的话，在社会上的起点就会比别人还要低。这种传统的观念给我的压力非常重。”

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其他事，尝试比别人先走一步，比别人更早、更快、更多接触外面，找机会去认识别人在校园里遇不到的东西，包括找实习、主动和老板谈工作，看不上我不要紧，我不要钱，免费给你做。也包括背包徒步，去打开自己。也尝试写东西，主动和喜欢的作家发邮件去学习。总是带着这样的劲儿，我就想我一定要这样干。”

所有做的事情里，间隔年带给他的影响最深远。虽然背包上路依然凭的是那股“我要改变命运”的劲头，但是这件事的持续时间够长，历程也够多元。它让阿峰看到了全然不同的世界。

那是 2012 年。一开始他只打算走一两个月。他有一个迫于无奈的原则，就是少花钱。之前实习和工作一年零 8 个月，阿峰攒了 1 万多块钱，这是他间隔年的所有储备，中间也打了点零工，挣了 1000 块钱。后来他总会重复一些数字：搭过 400 辆顺风车、在二三十个陌生人家里借过宿，徒步了四五个月，看过很多不同风景和城市。这段描述是为了强调他被“种完全陌生的文化冲击”之前的自我——不是一个平平之辈，多少也见了世面——尽管如此，他还是“整个人被颠覆了很多东西”。

颠覆他的是 2012 年 6 月的香港。游行的队伍就在街上，他要碰面的朋友在中环大街上的帐篷里席地而睡。

朋友叫阿豪。无论是名字还是职业都非常香港。阿豪是一个海边救生员，也教人游泳。他们是在漠河认识的，又结伴走了东北和内蒙，大约十几天时间，相处特别愉快。阿豪教会了阿峰一个技能：搭便车。徒步之处，阿峰没有搭便车的勇气。阿豪和他一起看了一个纪录片，《搭车去柏林》，顺便传授了搭车技巧。

那次见面之后，阿豪回到香港，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挺严重，有半年都躺在床上。这半年里他为了解闷，书、电影和纪录片看了不少。看着看着人就变了。“他说自己以前是一个没啥文化的香港混子，骑个摩托车每天浪荡，然后去海边，在救生员的塔上一坐一天。这半年完全改变了他。”有一天阿豪看了一个新闻，香港汇丰银行大厦下面在进行一项社会运动，他有兴趣，就拄着拐杖去了。到接待阿峰的时候，这个运动已经持续了 10 个月。

阿峰后来写过在香港的经历，发在贴吧和天涯上。贴吧是他间隔年旅行的图文直播连载，有几十万人浏览，百度把帖子放到了贴吧首页，有出版社联系过阿峰，看看是不是有出版的可能。天涯发布的时间更晚，但也没有晚到完全发不出来的时间，大约是 2014 年年初。到了 2018 年的时候，阿峰再去找这个帖子，已经找不到了。

香港让阿峰亢奋，他每天写下自己的见闻，7 天写了八九万字。冲击主要来自于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背后的社会观念。这些观念与高考失利之后带来的功利心形成了巨大差异，久久震荡了阿峰之后的生活。

他和阿豪一起住在汇丰楼下街道旁的帐篷里。阿豪介绍了他认识一个美国朋友，马克。素食主义者马克光脚、身型瘦弱，做事却很猛烈。马克在运营一个叫做“丰剩”的团体，每天收集大型超市丢弃在地下垃圾场里的过期食物，留给自己一部分，剩余的分享给所有有需要的人。这些食物其实就是在时间意义上“过期”，完全没有变质。包括大量的面包、豆浆、鲜奶和其他新鲜事物。

豆浆是用来洗澡的。阿豪说服阿峰，豆浆可以和人体酸碱中和，是天然去污剂。他们会去体育场免费冲凉，如果过了时间限制，就会去公共厕所。半夜的女厕没有人又干净，他们在里面用豆浆和凉水洗个干净，再回到大街上的帐篷里。

很野。阿峰后来说。他和马克一起背着超市剩食走回中环，去女厕洗澡，有时候阿豪在路上会戴着头套，纯粹是对寻常路人的视觉挑衅。内心规矩的阿峰觉得尴尬，不自觉就要离他远点，阿豪再故意靠过来，让他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目光。

阿峰在那一周里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有一些是从国外来的流亡者，还有一些就是原本在街头生活的人。他做过一次关于流浪和搭便车的分享，听完的人把资助金夹在他留下的一本书里。这些都是阿豪教他做的。那时候他还远远不习惯被资助，其实后来也是。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阿豪给了他一点钱，是之前车祸保险赔偿里的一部分，大部分已经给了别人，最后一点留给了阿峰。好好走完间隔年，祝你顺利，他说。

阿峰后来回想起 2012 年自己在香港过的那 7 天，“也没有很特别，就是每天去见一些新朋友，聊聊天”，但是“看到的东西都非常强烈，每天都被强烈冲击着，那个状态是很亢奋的”。

在那以后，他每年都要去几次香港，至少待 7 天，有时候是 10 天。朋友们本身在香港的生活在扩展，阿峰目睹了渐进式的变化，一直到 2019 年年底。

03

关于香港留下了什么，阿峰没有展开，但无疑锚定了他对“意义”的定义方式。事隔 11 年，他语气里的惊奇和兴奋似乎没有褪色多少，那种充满公共性的生活，跳脱传统社会框架的潇洒，为理想而燃烧的热度，仿佛只在昨天。

阿峰说他当时想过很多生活的可能，但最后还是回去上班。“为什么你没有留下来，既然你看到了让自己那么兴奋的生活？”

很难在香港找工作是一个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阿峰说：“（香港那种生活）我觉得我当时还驾驭不了。（香港的事情）在内地没法做，社会没有开放到那个程度，而且传统对我的束缚还在。要成家，要事业，要稳定，我那时候想放弃计划，寻找未知，但是做不到。其实我驾驭不了这些东西。”

“驾驭”这个词后来在阿峰开面包车上路之后也被提起，“就像我现在开了个面包车出来，其实我还没有掌握这种生活方式。内心其实不是很自洽的”。邀请他接力的孙大肆很准确地描述了阿峰的人格特点：“很多人都会怯懦，但不会承认；而阿峰是承认的，同时他内心又没有什么恐惧，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太多。”

2012 年告别香港之后，他去了北京。他最初想当一个写作者，自媒体计划都写了，但回答不上来别人关于商业模式的问题；去过众筹网，想着可以帮做艺术和其他创作的朋友筹集资金；和朋友在不同的地方创业，都没有成功。2017 年，他落脚在贵阳，给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平台运营。机会出现得很偶然，他住在当地一家青旅，没多久就接下来自己运营。他要让这里成为一个青年空间。

关于青年空间的想象，阿峰从香港的德昌里获益颇多。那时候他去香港已经可以睡在之前朋友做的空间里，十几平米的弄堂房子。朋友也带他去别的空间，德昌里是他最中意的一个。那里日常卖唱片和碟片，2013 年那会儿，老板四十来岁，唱片店免费提供给年轻人，让他们在里面发起各种活动，或者就做一些日常的交流。

“那个地方看似混乱分散，不同的人在那里，每天都到天亮，但实际上它是有序的。只是没有组织、没有干预、没有主题，你在那边，也没人问你要干嘛。大家没有事的时候在里面待着看看书，他们告诉我：你来了待着就行了，看你想做点什么，你自己来安排，或者你跟着我们一起。然后他们白天会带我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去参观一下，在那里呆着，听他们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经事做，就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

这就是阿峰对于“青旅+青年空间”的设定。他也要做那个不加干涉、不作审查的老板，让各种思想和观念在这个空间里发生，让贵阳多一个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如果有在贵阳演出的音乐人来住，票卖得不好的话不用支付房费，阿峰还会介绍下一站类似的低成本演出地点。他之前徒步受人帮助，如今也把这种帮助传递下去。

这种一边上班，一边做青旅空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2019 年年底，公司项目结束，他辞职，并做了正式留在贵阳的决定。青旅一直开到 2022 年 7 月，中间还经历过一次拆迁，阿峰在旧址 200 米开外重整旗鼓。开青旅这事，他一直用着自己的钱，没找合伙人，也没找投资。

一开始做空间的时候，他说自己的状态是“强对抗性”的。和自己不是一类的人，都是“他们”。他要改变“他们”。后来阿峰变得平和，在青旅的日常运作里把自己变成实践的一部分，“相当于告诉别人，你不用按照社会上那种标准生活，你也可以有别的选择”。

放弃青旅的理由除了疫情对收支的影响，更多是阿峰对自己状态的质疑。他觉得自己状态那么差，空间也好不到哪里去。倒是如今在面包车上，他还能继续推进当初的生活实践。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房子”，日常的社会关系也是流动的，一切都更像当年香港街头的朋友们了。

新问题是他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有时候会说自己是个研究宇宙的民间科学家，这当然是一种戏谑，戏谑的背后是游移。他尝试去掌握一个“无身份状态”。如果没有一个社会支持的身份，别人对他就可以有各种看法：有人觉得他做生意失败之后跑了，有人觉得他又想搞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04

有一次阿峰开面包车开到海南万宁，住在一个朋友家附近的闲置房子里。那天下了小雨，天有点闷，他简单收拾了房子就住了进去。第二天起来，发现自己多了邻居。有个号称大师的人要来闭关。阿峰和大师聊天，后者说自己专治癌症和精神病，方法是在山里找草药，给人服用，也可以药浴。还用流行歌曲改编了佛法歌，给那些人唱一遍。

“我问他如果人没治好怎么办？那人说，死了的话就选个墓地，保证他们家风水好。“

换做以往，阿峰会立时三刻觉得这人是个骗子。其实他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一开始冷嘲热讽，或者逗着“大师”多说几句，记录一点素材，只不过一直没想好要怎么写这么个人。后来有一天，阿峰突然觉得这个“大师”算不得坏人，服药洗澡之后起码病人走得干净，很多农村的绝症患者临终也许也会更安心。“我更温和了一些。”他给自己下结论说。

聊起这个的时候，我们正在谈写作。“大师”的确是作为写作素材出现在对话里的。写东西是阿峰眼下生活的一个出口，他定义为自救，发不发表都是其次的，主要是对生活的一种自救式记录。其次是看看朋友正在做什么，他是否可以参与进去。比如一个朋友在贵阳做展览，于是他帮忙布展，也学习策展是怎么一回事。

他前阵子知道阿豪又回去做救生员了，大约是从前年开始。疫情之后，很多香港朋友都失联了。和阿豪四五年没见，再联系上，发现生活变化之大，竟让彼此聊着聊着就陷入沉默。有很多话题阿峰想留在当面聊，他能感觉到阿豪的沉重。

因为想和朋友一起做事——在他确定自己要做什么之前——阿峰无意之中成了其他人生活状态的观察者。直到现在，他说很多朋友的状态都是“懵的”，“就好像被胖揍一顿坐在那里”。问各种人接下来想做点什么事，得到的答案都是“想办法搞点钱”。

“我说全部的社会的信息告诉我，国家想搞钱，政府想搞钱，企业想搞钱还在裁员，然后个人也想搞钱，那钱从哪里搞？”

“我就发现所有人都在这个问题里面。问最近要做点什么事情吗？也说不清。前两天我发朋友圈，等待戈多，就是两个人在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干嘛。这个社会也不知道往哪走，巨大的未知，巨大的颓丧，我跟孙大肆说，在现在这个荒诞的时代，有点事情做已经非常不容易。”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没想到什么特别能拿出来说的。最近就是学新东西，发现自己还在学习的状态里。不过有一个事情我想说一下，可能接下来想正式进入一个在路上的状态。其实去年在车里已经贴了广告栏，但大部分时间我没有主动去做，我想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比如我路过一个卖西瓜的市场，弄一点西瓜去路边卖。我想把这个状态找到。

Q：之前没有这个状态？

A：我可能刚知道我该做什么。之前跟朋友聊天，我说我已经没有租房的欲望，也确实忘了自己生活在面包车上，可能车门打开就是生活，我已经默认了这个状态。之前有逃避、对抗，还有焦虑和恐慌，其实是非常不平和的状态。现在渐渐意识到了我就是一个被风吹出去的小船，随时可以靠一靠岸，就是这样。

比如路过一个村，我可能会拉一点东西去那边卖一卖，弄个移动小酒吧，有人喝就一起聊聊天，没有就继续往前开。

Q：之前贴了小广告没有人找你吗？

A：有，在路上确实是给干了不少活，刷漆、给别人民宿守店，还有这两天帮朋友布展。但是我得过心里这一关。还是想太多，我没有那么自然，也没有那么自由。这种生活状态我是有了，但我没能力去实现，比如摆摊我有个摆摊的心理关，我有时候经常不自然。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Q：希望找谁来做接力？

A：苗族音乐人叠贵，他也是一个鬼师，还是一个跨界写作者。他现在在巡演，我觉得他很需要发声，所以传给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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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在路上》（201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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