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把我写成一个浪子回头的人”｜接力访问053 黄卫平

文化

2023-07-14 00:07

接力访问

小鸟文学

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无比沉闷，那就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和黄卫平见面费了一点周折。他对在哪见面一开始没啥特殊要求：徐家汇附近，能抽烟。在我到了一个咖啡馆之后，他在微信里发来指令，得找个能让他坐在一个地方不断抽烟的地方。这个需求之所以不可回绝，是因为他瘸了。

那天气温差不多在 33 度上下，晴朗，我转去旁边商场的一个地下小广场等他。这时候离我们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40 分钟。

他拄着拐棍到了。穿着一件看起来洗了很多次的汗衫——当然也可以叫 T 恤，但是叫汗衫更符合它的状态。烟确实没有离手过，如果没有吸烟，他就在喝一杯泰式奶茶。我拿着小咖啡馆里带出来的咖啡坐在他对面，烟飘过来的时候，他就扭头换个方向吐气。

黄卫平出生于 1970 年，是“死亡咖啡馆”中国带领人的培训人之一，另一个是他太太王莹。介绍他接力的津一是“死亡咖啡馆”刚刚受训完的中国带领人，介绍的时候，认识黄卫平夫妇不会超过 96 小时。不过津一说，他们看上去经历过很多事情。

“死亡咖啡馆”是一个谈论死亡的地方，用正式介绍就是，“是一个没有议程、结论或导向的死亡教育小组活动”，带领人是保证活动在一个可信任的谈话氛围里进行的人，而参与者不必对死亡话题有发言义务，哪怕仅仅是愿意倾听，也可以参加。

黄卫平在他的另一个 NGO “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的公众号里发过一篇《关于「死亡咖啡馆」的问与答》，很长，以一种庄重但又戏谑的口吻回答了他做这件事的各种想法。这篇文章对我来说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确实折射了黄卫平的某种特质：在见识了自己的人生可以经历怎样的起伏，又见识了别人的人生可能有怎样的遭遇之后，对生命保持某种敬畏。这种敬畏值得他为之做一些事情，哪怕这些事情本身好像没啥回报甚至还相当消耗。

不过黄卫平肯定不会口头承认这一点。他宁可把话说糙也不好意思说伟光正的宣言，一个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黄卫平聊天节奏很快，还擅长在自我吐槽和自我陈述之间来回横跳。聊完，特地关照我，你不要把我写成一个浪子回头的人！

需要补充的是，“手牵手”的“主业”是临终关怀，一个黄卫平其实没有太多信心、但依然持续投入的事情。信心指的是在中国社会范围内实现临终关怀的各种配置，包括公共服务和人的认知。就目前的状况看，医疗体系还在急症医院里——以看病为主，而不是看人——而很多国家已经把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从中剥离出来。种种现状说明，要做到“以人为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既然相当长远，你为什么还要做？我和黄卫平的对话就是从这个问题正式开始的。

黄卫平说，因为有证明自己的愿望。

这个愿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从完全放弃自己的时候。

严格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它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变换自我观察视角的故事。这种自我观察的能力，可能于黄卫平而言一直都在，只不过看在何时发挥作用。

以下是黄卫平的自述，内容顺序略有调整。

我零几年就已经就退出社会了，跌入非常低的低谷。中国最好的 20 年我都没赶上，我已经退出了。

我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后来都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在消灭。做生意下海，挣快钱。小时候家在华山路乌鲁木齐路，现在是华山医院门诊部，奶奶的房子。姐姐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上海人，爸爸是当兵的，复员之后分配去了外地，退休之后回了上海。我出生在山东，那时候全国粮票不值钱，户口就转了山东，后来又去了宁波石化。厂矿子弟教育，高考英语 14 分，只能上大专。哪个上海人会高考英语 14 分？现在户口也还在宁波。

大专之后在石化厂当一个流水线工人，上班上了三年不到，实在上不下去了，每天跟这些工人在一起讲讲男男女女的事情。我还是个有理想的人。我妈也管不了我，就把我弄到上海来，让我姐管着我，因为我姐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太优秀了，我也有点怕她，所以我们家只有我姐能管得了我。

一开始来上海啥都干，红马甲也当过，销售也干过，后来 90 年代中期开始就自己开公司，那时候比较简单，做什么都行，你只要胆子够大，做啥都行，对吧？赚了点钱，就有点忘乎所以。各种恶习都染上了。

你知道回顾人生很讨厌吗？现在就觉得，“那个人是我吗？”那时候没见过什么世面，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拜金、忘乎所以的人，觉得钱能解决一切。去商场随便买东西。

后来开始赌博。赌博就太快了是吧？一个晚上能全赌光。总有一天会赌到你承受不了。就折腾了一半（钱），然后自己也吓到了。也不是光接触了赌，你进入了那个圈子，然后慢慢就开始啥都来，就沉沦了，滑下去了，然后家门也毁了，生意也毁了。那时候你有个几千万，觉得可以活到天荒地老是吧？赌博、离婚再干嘛，钱就越来越少了。倒也不是因为钱少，到后来发现也没意思了。

生命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让你真的坏吧，也坏不下去。因为底色还在，毕竟还是读过书的，坏不到底，作恶也作不了。在黑暗之中，还想看到一点光明。那时候还经常送人去读书干嘛的。然后发现自己也好久没读书了，2006 年我就去读书了。因为我英语太差了，对英语没要求的只有一个心理咨询，就去了华师大。

2006 年去读，读了两年半，实在没兴趣。那些老师整天跟你讲怎么接个案，整天想着怎么挣钱，同学们也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作为职业，心烦吗你说？我其实想跟他们探讨人性，是吧？

不过这样正好就到 2008 年了，留了一级，遇到我现在的太太王莹，然后汶川地震，我就号召大家一起去汶川做援助。就王莹一个人跟我去了。她父母不同意，所以我们还是去找了一个正规的组织，我说我给你们扛包、当后勤，因为觉得自己水平肯定不行嘛。然后王莹给他们负责宣传。就这样，二十多号就冲过去了。

去的时候已经挖完了，有的地方都封着，进不去。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什么是心理援助没有任何概念，后来变成“防火、防盗、防心理”。在那边待了三个月。最早到德阳，然后跑了很多地方。

一起去的都是心理咨询师。比我大的小的都有，都没有经验。谁有经验？连团建都没做就去了，到那边天天吵架，争论工作方法。有的人还要争个名利是吧？有人去了三天就回去了，到处做英雄事迹报告。

我跟你说，因为那时候阳光很好，每天（都感觉）很恍惚，早上起来坐着车出门的时候，阳光明媚，像一切都没发生一样，然后你到了这些人群当中的时候，又看到了他们的悲伤。我整天跟人家抽烟，喝酒，聊天，聊了就接业务。部队说你们可以给我们的战士们放松一下，我就回来说咱们明天去给那些战士们做团体活动。包括后来建的那种帐篷学校，因为高考延迟了，几个老师定期上下午各一场（心理辅导），持续一个多月的团体活动，还是支持到他们考上大学的。

这也不是一个必然的条件，就说是这些能够来学校（接受辅导）的（孩子），说明是想学习的，然后也解决了一个家长的后顾之忧，因为家长那个时候都在忙。国家说要前看，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了，马上 8 月份要开奥运了，要把时间抢回来。

好多人的哀伤都无法处理。其实每年在“5·12”前后中期的时候，自杀率比较高，就是因为当时哀伤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当然很严重的我们也碰不到，那时候国家就很快介入了，就是有严重应激障碍的那些人，国家很快关怀起来了。

怎么说，这个东西就是个悖论。我碰到一个妈妈——那时候央视还报道过——她被一个心理学大师治疗过的，用空椅子技术。她每天梦到女儿，女儿不是被压死了吗。后来她每天坐在废墟那里，拿着女儿的照片看。我那天正好经过，反正当时看到人我就发点吃的或者别的什么。她就跟我聊天，我说我是搞心理的，她问我，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个忙，她说，我现在梦不到我女儿了，被他们给弄没了，你能不能帮我把女儿弄回来。

我每天就得接受这种荒谬的事情你知道吗？然后你也看到有些人，别人在这干活，他们不管，照样打麻将是吧？抽钢筋、收废铁的人也照样，反正最早恢复的是网吧和洗脚房。灰色产业是最先发达起来的，啤酒的销量是最好的。人就是那么复杂。

所以那段经历让我对心理咨询这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觉得只要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大部分的认知，首先是要允许一个人去哀伤。那时候的人太想解决问题了，稍微觉得别人好像有点不对，就觉得要干预。但没办法，那个时候都没经验，团队都是稍微学了几个什么疗法就匆忙上阵了。

（所以为什么会想做临终关怀这些事）有时候不太好说。好像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有时候还真是觉得冥冥中自有定数。我现在越来越只能把它归为玄学，我觉得。

所以我就没（心理咨询）二级证，我只有三级证，而且那时候对心理咨询幻灭了，我就搞临终关怀了。当志愿者上瘾，想要去为别人服务，突然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在这个之前的七八年，完全是无价值感的状态，甚至都准备等爸妈死了我就死了算了。

而且我发现其实你要做关怀人的事情，并不需要专业——当然专业还是重要的——就说是关键是你真的愿意去关怀别人。所以后来我招募志愿者就放开了，尤其打击那些搞心理咨询的人。因为我发现他们学了几样东西就总想用，反而没有专业的人，更容易使用你自己，而不是使用那个技术。

“手牵手”就是这个时候做起来的。到现在 15 年。最早我还有点钱，想想这玩意也花不了多少钱，后来接了一些这一类项目，团队不断扩大，最多的时候到了 10 来个人。然后发现不对，我们俩也不是做管理出身的，招来的人不到一年就跑了，还得擦屁股……最早我们也承接过日托，也做过养老社区里的癌症关怀什么的，王莹做得很辛苦。我就觉得不对。政府项目相当于撒胡椒面一样的，跟我们想做深度有点不太一样。这些项目一年制的，就是一年一个项目，而且还想让你创新，其实哪来那么多创新，你要让一个关怀深入下去，没有两三年怎么行？

2012 年开始，我和王莹意见不一样。她就想把这个机构能够维持下去，安全一点。我就离开了一阵子，去做了死亡体验馆，从 2012 年开始弄，到 2016 年开馆。

死亡体验馆是一个没有参照的事情。从零开始。以前做生意也好干嘛也好，有大环境在，对吧？我当时是逆着大环境来做事情。算是人生一次“非常美妙”的体验。如果你现在再让我来一遍我是不来的。

太难了。一开始想的很简单，开始以后钱也找不到，就自己投钱。我们从 2013 年开始造体验馆，到 2014 年底发现不对，又全部拆了，然后再投钱。是一个 4D 实体体验馆，在上海黄埔区公益新天地。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方式。首先你叫“死亡体验馆”，本身就在打破除死亡禁忌——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就走了——还有，我们是觉得死亡这件事情，你没办法通过上一堂课或者科普就能明白。它必须来自于自己的体验或者内省，这样才能扰动你固有的认知。

我们最早落点都在硬件上，后来发现硬件也不是最关键的，所以还设计出一个游戏流程。一次来 12 个人体验，他们能够互相有价值冲突，每一轮结束投票，你就被投死了，然后就可以体验后面的一个死亡流程，包括仿真版的焚化炉。不能选择死法，这个也有人提过，但是园区给我们的面积比承诺的小太多了，地方不够。

来的是想多了解一些死亡的人。有的离婚了来纪念一下，上午刚刚敲完那个证，下午就来体验了，说要牢记今天。有的刚辞了职想换份工，毕业的也来打个卡。人们想来寄托各种东西。好多人还把我们当鬼屋来体验。

不是密室逃脱和剧本杀，那都是后来才有的东西。我们是个哲学产品。其实我们的乐趣在创造，不在服务上。后来有人找来要加盟去别的地方开，我们理也不理人家，媒体也是，报道根本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自己天天在想怎么卖票，因为我们团队没人去搞销售或者管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见过钱，小钱看不上，大钱又没本事，所以把自己搞尴尬了。到 2019 年底，我们撑满三年，就把它关了。

不过我有个发现。我开了馆，等于是让人体验我——就是来的人会把所有对死亡的疑问、对答案的探索压力全部投射到我身上。甚至我莫名其妙就占领了“死亡”这个话语权，要跟佛教 PK，要跟基督教 PK，要跟心理学 PK。我相当于是个庙。这样不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死亡咖啡馆”活动是对的，是把“死亡”（的话语权）还给你们的。

死亡咖啡馆活动其实在 2014 年王莹去德国学习了以后，就断断续续开过。它是一个沙龙活动。当时（我的精力）都在死亡体验馆上面，就忽略了这个事情，只是偶尔开开。后来我就跟王莹一起搞带领人培训。死亡咖啡馆在家里也能开，在野外也能开，在哪里都能开，只要你有一个私密的空间能够把大家聚起来，就相当于一个组织者为大家提供的一个场域，核心就是讨论死亡，唯一的主题。什么话不说，听一下午也行，也算是有个假设——假设你增加了对死亡的意识。

（和死亡体验馆）最大的不同，是参与者有更多的代入。体验馆是按照我的流程走一遍，就像参展一样，死亡咖啡馆相当于你自己参与到艺术创作里。

不同带领人确实有水平差异，这反而是好的。因为每个人死亡都是不同的，没有人能够代言死亡这件事情，也没有一个人有唯一的答案，宗教都做不到，是吧？

所以这几年一直在推这个事情，因为看到它跟死亡的属性是最接近的，一样有不确定性。你也不知道今天办活动的带领人怎么样，心情怎样，背景怎样。

我们不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就给出个场域来让你能够讲出来。我们认为你能够讲出来，对你自己来说是好的，包括重新去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死亡咖啡馆不是实用主义的，因为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有问题的人，这是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是别人的责任。

其实 2019 年培训的时候，我们想的比较简单，就跟志愿者们说，你们自己去开，毕竟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就把手册发给他们。结果没人去开。他们害怕，觉得说万一有人问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怎么办？还是给我们培训一下。其实“死亡咖啡馆”带领人的培训是这么来的，是我们鼓励志愿者们去开活动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按老的习惯，说需要培训一下，心里有底。

2019 年民生银行还支持了一下，拿了个项目，跑了 5 个城市，根据国家的临终关怀试点城市来的。我们按照经验，最早都是从倡导开始，等到当地有条件了再开展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这么一步步地深入。那么死亡的议题就有可能进行得更深入，对吧？

结果 2019 年培训完了，几乎没人去开活动。当时培训很简单，就一天，还有一天弄了个安宁课堂。就是临终关怀和死亡咖啡馆是一起的。结果全军覆没，既没有人去做志愿者，也没有人去开活动。

还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你想想看，到今年居然还有的地方，带领人发死亡咖啡馆活动招募还被举报，就有人看到“死亡”两个字不舒服，觉得是负能量。还有一些阶段性的事情，比如去年开会，所有帖子都发不出去，因为带“死亡”。

2020 年开始培训变成两天，后来又小班化，去年又升级一下，也就是第 15 期，90% 的人都去开活动了。正好社会也到了一个需要这种类似支持方式的时候。就像汶川地震是中国公益的元年，疫情三年也是我们真正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为什么而活”这件事情的临界点。希望它是。

最关键就是很多人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而生活了。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小孩，开始从自己出发了。

以前你以为幸福一定是大房子、有车子、有保姆对吧？后来没想到，两个人有话说，在家里也有话说最幸福，对吧？两个人一起干着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也很幸福）。没有那种对明天的焦虑。有时候不光是自己，你知道如果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不够，对方会激发你的焦虑，你碰到一个老是不满意的人，也很心烦。

现在主要做死亡咖啡馆的推广，还有招募临终关怀志愿者。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政府项目，靠筹款过日子，然后培训。你要不现在就成为我们的月捐人？我要做出一点姿态，不然王莹老说我筹款一点不积极。我出来一趟你得对得起我这个瘸子是吧？

不是，我本来（脚的问题）以为是痛风。就是之前——其实我本来已经在戒酒了——有个包头来的头部殡葬公司，它们也想做临终关怀，和他们吃饭，喝断片了，出来就把手摔断了。这是之前的事。然后之前做培训回来，拎行李箱，中间换了个手，结果绊了一下，没当回事。以为是痛风，后来肿起来，发现是骨折。

来，一杯奶茶的钱嘛……（找二维码，找了半天无果）……你看我确实不擅长跟人要钱。

其实跟你讲讲想起来了，当初也不完全是因为吃喝嫖赌，其实也有自信心受到打击。有一笔巨款没收回来，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不太擅长要钱，然后都是按信任做的，货要先押就押出去了，然后一直没踩过什么雷，然后最后踩了个大雷，就说是那家企业倒闭了。那件事很复杂。然后又经历了胃穿孔，整天吃喝，把胃吃坏了……被推进医院一刹那，也有点开了一个什么东西，突然觉得做生意这件事情没意思，对，突然有点不积极了，对，人生，很难讲……

Q：最近在做什么事？

A：做培训、做客服、养伤。

明年要开启一个子命题，也是来自于死亡的，“正确认识哀伤”。会更接地气一点，我发现人还是要解决问题，太抽象的离生活还是远了一点，能具体解决问题的也需要。

Q：那你最近要解决什么问题？

A：月捐人数。今年连基金会都开始卷了。我们是没有公募资格的，只能是提供服务来造一部分血，但是靠这个不行，我们还要靠筹款，筹款就必须有一个专项基金账号，所以我们要在这些公募基金会下面开设专项基金账号，那么他们对专项基金账号是有管理的，那么今年开始也有 KPI 了，要我今年一定要比去年人数多。

Q：想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我们天津的一个带领人邹似玉，就感觉她的人生整个转换了吧，也不一定是做了我们带领人的关系。反正各种折腾，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位女性，属于“人狠话不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