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从山寨走向被山寨！

钢铁的逆袭

当时，全欧洲的炼钢业普遍采用的是英国人发明的贝塞麦炼钢法，但这种炼钢法和西门子-马丁炼钢法都只能用于不含磷的铁矿石，这导致德国钢铁厂必须高价进口铁矿石。

然而，托马斯炼钢法的出现改变了整个行业的面貌，它设法中和了矿石中的磷，让原德意志地区和洛林地区的矿石变成了可用之材。同时，它还能将炉渣（又称“托马斯粉”）作为副产品分离出来，作为肥料。到1895年时，这种新方法已将德国粗钢生产的总成本降低了80%甚至90%。

同时，德国人还致力于提高生产合理化的程度，例如使高炉产生的热量或废气也得到了利用，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

除了技术革新之外，德国企业也在不断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尽力追求规模效应。新成立的工厂往往比英国的大三到四倍，快速扩大的规模还逼迫所有的德国企业加快运输和装卸流程进行现代化改造，使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

在1890年之后，英德两国在钢铁业上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从1867年到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从100万吨增加到1930万吨，几乎增长了20倍，其价格下降了90%。

同期德国钢产量增长了约25倍，生产效率更是远超英国：1913年德国钢铁工人人均年钢产量已达77吨，而英国人到了1920年也只有48吨。

机械大国的诞生

除了供给端，德国的消费类机械在需求端为工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进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复杂机械并不多。19世纪末的德国开始大量出品这类消费类机械，比如自行车、缝纫机和打字机——它们带动整个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领域不断创新：以钢代铁，改良润滑剂，发明无缝钢管和滚珠轴承。

缝纫机和自行车这类面向消费类机械还特别需要有较高精度的、可拆换的部件，以准确地进行批量生产。

这样的要求推动了金属加工机床的发展：钻床、刨床和车床得到完善，19世纪末出现能同时加工多个工件的多轴机器，生产效率因而提升四到五倍。

随着对加工精度控制愈加成熟，各类工业零部件逐渐形成了统一标准，直至1917年成立的“德国工业标准委员会”（NADI），它所制定的标准即“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缩写：DIN-Norm，后又简化为DIN）。“标准化”显著提升了德国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和零部件之间的通用性。

在德国的自行车市场渐趋饱和之后，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又在孕育之中。1880年代，戴姆勒（Daimler）、迈巴赫（Maybach）和本茨（Benz）研发出了四冲程和二冲程发动机，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发明了火花塞。20世纪初的汽车业已成为下一个朝阳行业。

造船业也创造了大量钢铁需求。1871年前后，无论是德国海军还是民用航运公司都还依赖英国的造船厂。

然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德国完成了从木船到铁（钢）船和动力系统的全面进步，造船技术已匹敌英国，且性价比更优。从1900年起，德国的新造船只已普遍采用以油代煤的技术和柴油发动机，自1910年起使用了涡轮驱动装置，这些都是引领时代的变革。

电气和化工等新兴产业真正奠定了德国制造领先世界的根基。电气行业发展初期遇到的阻碍是：如何在集中生产电力以降低成本的同时，满足分散至原子状态的终端消费者的直接需求？

在大型发电机和变压器分别问世之后，1891年德国的AEG公司用高压远程输电的办法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入20世纪后德国在发电和配电组织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

除了AEG公司之外，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Siemens & Halske）及其子公司西门子-舒克特电气（Siemens-Schuckert-Werke）也于此时成长为举世闻名的企业。

德国在化工业的领先地位更显著。本来，煤焦油只是冶金的副产品（煤焦油于炼焦时产生，焦炭是高炉炼铁时的重要燃料和还原剂），但德国人于1860年代末率先开始大批量生产焦油染料，拜耳（Bayer）、赫希斯特（Hoechst AG）和巴斯夫（BASF）三家公司相继成立。

它们一开始也是“山寨”其他国家的工艺，不过从1880年开始，全世界50%的合成染料均由产自德国，到了19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0%，后起的科赛乐（Cassella） 、凯莱 （Kalle）和爱克发（Agfa）也加入了竞争。

随着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进步催生了现代制药行业，上述六大德国化工企业纷纷开始生产药品，同时崛起的还有默克（Merck）和先灵（Schering）等专门从事药品生产的企业。

在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工业产量大约翻了一番，德国产量则是原来的六倍。即使在人均国民收入的提升方面，德国也以1%的年增长率领先于英国的0.7%-0.8%。

逆袭的原因

德国工业能实现这样的“逆袭”，简单地说，有国家干预、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和国防需求这三个原因。不过，这三个原因之间有一种彼此缠绕，相互推进的关系。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其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干预经济发展。政府对这些新崛起的企业予以财政和融资方面的扶植，加速其规模效应的形成。1910年莱茵电力集团（RWE）的24名监事会成员中竟有14名来自公共部门。

国家干预的动机首先来自国防需要。早在一战之前德国军方就是德国尚处于萌芽期的汽车行业的重要赞助者；德国军方的订单对德国造船业和整个金属加工行业的重要意义更是有目共睹；上文提到的电气康采恩AEG也是一战时是德国仅次于克虏伯的第二大军工企业。

科学与技术的相结合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为此奠基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代的教育改革亦有国防方面的动机。

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需要公立教育普及化，因为一支按《普遍兵役制》编成的新军需要已被教师们唤醒了民族主义情感的成员。但这些受过良好中学教育的青年也是当时的高科技企业（电气、化工）青睐的雇员。

19世纪初盛行于欧洲的博雅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世俗时代的社会精英和领导人才，科学教育居于从属地位。在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后，科学研究有了某种自觉性。国家对此给予财政支持，但同时秉持“科学自由”的原则不去瞎指挥，这就为后来德意志空间内的基础科学的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不过，柏林大学的师生们仍然鄙视应用类知识，看不起为了谋生而求学的人，嘲笑他们做的是“面包学问”。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风气首先在德国的高校中发生了转变，学习和研究工程技术类的实用技能不再低人一等，他们在就业之后又将科技研发从大学搬到了企业内部。

前文提到过的西门子、R·博世、蔡司、阿贝、肖特等人都已经是身兼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多重角色的人才。

到了20世纪，国家干预、科技融合与国防需求这三者之间的结合愈加紧密。哈伯（Haber）和卡尔·博世（Carl Bosch）在一战前开发出的合成氨工艺使人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氮气生产氮肥，但此物同样是生产炸药的关键原料，这也是德国能下决心参与战争的关键因素。

同样典型的例子是1916年法本公司的成立。它整合了上文提到的六大化工企业，成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为战争服务的化工巨头。

只不过，一些使得德国工业实现成功赶超的因素，也为德国走向歧路埋下了伏笔。它们造成了畸形扩张却无法盈利的军工部门、无法提供足够消费能力的劳工群体和紧张到极致的国内政治状态，不断挤压着20世纪初期德国政府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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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部分文字编译自该书】

2.https://de.wikipedia.org/wiki/Fahrrad

3.https://de.wikipedia.org/wiki/Rationalisierung_(%C3%96konomie)

4.https://de.wikipedia.org/wiki/Technische_Universit%C3%A4t_Berlin

5.李工真：《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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