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挤高考，如何填报志愿？

什么在影响你的高考志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2016年夏天，我跟团队在宁夏做高考志愿填报研究。当时的课题是关于“信息干预对高考志愿专业选择的影响”。我们由北大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丁延庆老师带队，给宁夏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发放了我们自己编写的志愿填报手册，去了7所高中做讲座，还给100多个学生做了一对一的辅导。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中午，我们结束了所有的工作，准备返程。

对我来说，宁夏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我做教育决策系列研究的起始之地。我接触了很多省市，宁夏是迄今为止唯一愿意全面和一个学术团队进行高考志愿研究合作的地方。

离开宁夏前，我们在银川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大家聊起来这几天填志愿的事。当时包间有两个女服务员，她们突然问：“老师，听你们在聊高考报志愿？你们能帮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当时正值6月底，是宁夏一、二本的报志愿时间，到8月初才轮得到三本和专科。这两个女生中的一个，还从学校领到了我们当时发的志愿填报手册。我们就问：“你们志愿报了没有？”两个女生都说：“没考上二本线，所以没报。”

我顿时觉得不对劲。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高考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填报预科班，低于二本线80分都能报，而且通常会有很多线下学生被录取。报上了预科班，相当于多花一年时间学习但能够上二本。这对于很多家境并不富裕的少数民族学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尤其是三本以收费高的独立学院居多的情况下。我们在志愿咨询时也努力让学生们知道这个选项。

我们赶紧说:“下午5点志愿系统关闭，别上班了，赶紧回家去把预科的志愿报上。”两个小姑娘还犹豫，我们就让她们赶紧去跟饭店老板请假，下午的工资我们帮忙付。

当时萍水相逢，也没留联系方式，不知道两位女生后来怎么样了。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像我经常跟学生们说的一句话，“你以为你没有机会，其实你还有机会，但你要知道这个信息，要去积极行动”。

类似“信息缺失”的案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家庭背景相对弱势的学生面临的困境更大。我们发现，在高考分数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学生会比城市学生录取到平均质量更低的学校、就业前景更差的专业（“高分低录”）。

这个现象不仅是中国独有。我参与的一个8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大学录取的贫富、性别差异在这几个国家都普遍存在，也很相似。我们估计全国范围内平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高分低录（包括没有被大学录取），这个估计值和美国相当，虽然两个国家的大学录取机制极其不同。

这背后的核心问题，不是高考没考好，而是志愿填报有问题。回到城乡差异上，哪怕高考分数相同，农村学生最后录到的学校、专业相对更“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学生缺乏对院校和专业信息的真实观察，仅能根据院校和专业的名称等基本信息，获知院校和专业的水平。核心困境，依旧是信息缺失。

我们这几年也在帮助弱势学生填好高考志愿。在宁夏，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的父亲上过大学——这意味着，即使很多学生填志愿参考家长的意见，但是绝大部分家长并没有上过大学。那些西海固的学生们，努力了12年才有机会通过教育走出去，如果因为高考志愿填报的障碍而失去更好的人生机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也是信息时代的一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是可以改变的。提供关键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做更好的决策。举一个例子，我们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按照专业大类（比如文学、经济学、理学、工学）划分的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就有22%的学生决定改变他们的专业选择意愿。这说明这些学生可能在选专业的时候并不知晓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

信息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我们过去这几年一直在摸索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比如讲座和一对一辅导，效果明显更好。

我们还找过更多的人来做志愿辅导，最先想到的是当地高中的班主任老师们。当时，我们还筹了经费用来激励老师们。他们只用干5天志愿辅导的活儿，可以领到相当于1-2个月工资的报酬。但问题也来了，激励确实很大，但我们发现，老师们帮学生报出来的志愿，并没有比学生自己报得好更多。

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报志愿。

我们问了老师们3道志愿规则的题目，只有百分之十的老师回答正确。尤其是，宁夏从2009年开始就从顺序志愿改成平行志愿了，8年过后，还有老师不知道什么是平行志愿，继续按照顺序志愿的规则给学生提建议。

我们还同时调查了老师和他们的学生，超过一半的老师认为他们的建议对学生的志愿填报很重要。而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这么认为。

▲ 某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现场。图 / 视觉中国

看到一张迷茫的脸

事实上，国内直接做高考志愿填报研究和辅导的人并不多。

原因多种多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的“食材”——数据难以获得。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宁夏能够拿到数据就已经天时地利人和了，我们后来在其他好多省也做过这种大规模的项目，项目做完了，钱也花了，但是到今天都还没有拿到数据，所以也不知道效果如何。现在很多研究只能找一些局部地区的数据，比如一个县或者一个学校。很难再有像宁夏这样的规模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事情要做好真的很难。老师也提醒我：“你可能不太了解，国内目前高考咨询已经成为一个鱼龙混杂的商业领域，人们已经不太相信还有人在做非商业性的努力了。”

即便这样，这条路上也有“无限的少数人”同行。我近期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邱昕瑶，不管是北大光华毕业生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生的身份，都能让她有远大光明的前途。她选择来做高考志愿研究，我很多时候都很担心把她带“沟”里了，但她好像还没有放弃。

我之所以到今天还在坚持做，除了有三分热忱，也有我自身经历的影响。

我是2006年毕业于重庆巴蜀中学。中国有很多超级中学，重庆巴蜀中学肯定名列前茅。那一年北大的文科在重庆一共招20多个人，我们班去了11个。我当时拿到了北大的自主招生名额，可以任选专业。在我们班的同学里，我是报志愿最快的一个，当时见了北大招生组的老师，我就问了一句：“我想上经济学院可不可以？”对方说：“可以。”我的志愿填报就结束了。

我后来反思，这有很多遗憾。哪怕在一个重点中学里，我们这些学生，并没有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高考志愿填报的信息支持。比如我的兴趣是文史哲，但我当时看着专业名字，就选了经济学。后来进入了北大，才知道北大的经济学研究中心有经济学双学位，如果当时我就知道这些，我可能就会填文史哲专业，再修一个双学位。

对于那几年的文科生来说，可能北大首选专业院系都是光华管理学院。高三时，我从学校报刊亭奶奶那里买到的一本杂志，上面说北大经济学历史古老，听起来更“学术”。后来才发现，原来北大经济学做得好的老师多在光华和经济学研究中心。虽然我在经济学院也认识了很多好老师和互相信赖的好朋友，但回到16年前的今天，假如我知道得更多，选择也许会不同。

我还想起了一个朋友，我们叫他韦伯。

我作为一个志愿系统开放第一分钟就填完志愿的闲杂人等，在2006年6月的最后几天，陪着我的各路朋友们填志愿。一天下午我去了学校机房陪另一个同学填完志愿，我妈打电话催我回家说表哥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帮他建议志愿（现在想来，我一个18岁的小孩又能知道什么呢？），正要走出机房的时候，韦伯叫住了我。

一回头，我看到了一张特别迷茫的脸。韦伯父母没法给他提供任何建议，也不像我在学校里朋友众多（我可能算作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去到他的电脑前，屏幕上开了几十个页面，都是各个学校和专业的介绍。

他的分数很高，除了清北之外，其他学校都可以考虑。但是去哪里，学什么专业，在老高考下还有专业调剂的风险，这些选择加在一起，对于高分考生来说，也都是很困难的。我已经不记得我到底给他提供了什么建议，感觉自己当时的作用，只能是给他吃一个定心丸。后来他录取南京大学法学院，现在已经是重庆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了。

后来，这些填志愿的场景，总是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它无疑影响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在求学和研究的道路上，直到2015年之前，我做的都是教育政策的二手数据研究，越做越觉得虚无，发现不能改变什么，差一点都辍学了。

2015年之后，从高考志愿开始，我发现了随机实验这条路，才终于感受到正向的反馈。它真的能够帮助到人，改变个体的命运。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

▲ 叶晓阳和团队伙伴们。（前排中间为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最后一排左四为叶晓阳）图 /  受访者供图

改变的，纠结的

▲ 图 / 视觉中国

我还会在社交平台上回答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还记得在上面看到的一个故事：

▲ 2020年陕西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现场，家长们在认真聆听。图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