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报志愿的这些苦，他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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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5 07:06

▲ （农健 /图）

全文共8021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尹琳意外录到俄语专业，一定程度上与父母逼迫相关，“填报志愿前，他们要求我把所有志愿都填上，包括提前批。”
很多高分考生会填报某些985大学的二本学院，“他们以为，独立学院是某个大学的二级学院之一。”
在一篇尚未刊发的论文中，康乐也用“合理嫉妒”指标考察了内蒙古模式。结果发现，在录取质量上，内蒙古模式并不如平行志愿。
2023年6月23日始，全国各地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也拉开了报考季的帷幕。今日旧稿重推，再看数字鸿沟、父母意志、博弈风险会如何决定考生的命运。

本文2022年8月4日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庄泽铃

责任编辑｜吴筱羽

哪怕是最现代的系统，也无法避免意外。

内蒙古包头市一家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的老板萧益，从业7年，至少说得出三次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系统遭遇的意外。“2018年和2020年，两次因为天气等原因停电。”第三次是真正的“意外”。不久前，内蒙古教育厅宣布，2025年开始，伴随新高考的实施，全区将推行平行志愿，“这套系统以后还用不用，谁知道呢？”

在高考志愿填报上，内蒙古已特立独行14年之久。他们开创的填报系统，不仅能实时查看院校填报情况，还可以随时修改志愿。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这个自治区，在7月12日首次实行本科一批次志愿的网上填报。据《中国教育报》报道，近1.9万名考生，平均每位修改志愿105次，2018年，这个数字提高到130次。

正式运营前，当地动用电力、公安等部门提供支持，并推动声势浩大的基础工程建设，各所高中被要求接入互联网，网通、电信、铁通三大运营商建立了到自治区招考中心的100M光缆传输直达路由。

一切源于信息不对称。教育学界认为，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高分低录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复读人数持续保持高位。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叶晓阳曾推测，2010年高考，全国复读生可能接近五分之一，其中，县乡考生占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在成年前忍受了如此多磨难，终于走到这一步，结果短短三天志愿填报，也许会让他无形中浪费30分。”

到底哪一种方式才科学？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先后实行过考前填报、考后估分、考后知分梯度填报、平行志愿和实时动态填报。

有一批学者，寄希望于通过信息干预，让学生匹配到一所好大学。叶晓阳就和在北大教育学院就读时的导师丁延庆开展了持续至今、被命名为“我们都有光明未来”的信息干预项目。他们立志要服务100万人。

但永远有意外。即便在被视为“高考志愿填报未来”的内蒙古，当地老师也会遭遇一种古老的意外。2022年，萧益遇到一个高出本科线80分的男孩，他在公检法系统工作的父亲要求，必须填报一个专科军校。

“每年接触的学生中，会有10%。”萧益据此认为，或许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填报系统，“最起码，没办法规避父母的影响”。

风险无处不在

早在2007年，现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的聂海峰，在考虑偏好、策略和贝叶斯纳斯均衡后，得出一个让无数家长紧张的结论：考得好也许不如报得好。

大部分经历过高考的人，都需要在短短一周中，完成对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人生的规划。2013年的一名云南临沧考生记得，当地一位退休高中老师，每年能接上百单免费志愿咨询服务，“只需要一个分数，他就能给你说出该报哪个学校”。

不会有人想让孩子在这一关落后于人，不论贫富，家长都愿意为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付费。2014年在云南怒江州，2020年在贵州，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吴秋翔就见识过，即便是农村家庭的孩子，也会花300块钱，购买一张第三方咨询机构的志愿信息卡。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但大部分内蒙古家长相信，志愿填报咨询在内蒙古是最紧俏的教育产业。工商资料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带有“高考志愿”字样的机构，内蒙古的数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河北。萧益的收费标准是，平均每位学生4000-5000元。

2022年，另一位锡林浩特的生涯规划师吴辉遇到一个更艰难的抉择。一对母女找来，女儿考了390分，一个只能读民办本科学校的分数。吴辉算了一下，四年学费、每年一万左右的生活费、四千左右的电脑手机配置费，再加上七千咨询费，“最少也需要16万”。

“你们负担得起吗？”

“承受不起。”这位月入三千的母亲摇了摇头。最后，吴辉决定免费提供服务，女孩最终决定报一个未来好就业的专科类小学教育专业。

最担心的事情是，辛苦了12年后，与喜欢的院校和专业失之交臂。

内蒙古考生董志2018年报志愿时，遭遇了停电。他原先打算去北京某院校学机械。该专业在内蒙古招101个人。填报志愿当天，仅仅20分钟，他就发现自己的排名从101以内，跳到110开外。

强大的自信、充分的准备，也克制不住眼看要滑档而涌出的紧张。董志最终没有坚持自己理想的院校，而是选择了保底方案。

风险不是内蒙古模式的专属，相反，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模式的风险最小。

更大的不确定来自家庭。2021年9月，已经念到大二的尹琳决定回江苏老家复读。尹琳意外录到俄语专业，一定程度上与父母逼迫相关，“填报志愿前，他们要求我把所有志愿都填上，包括提前批。”江苏实行平行志愿模式，从成绩第一名开始，一个接一个往下录。结果，尹琳没有被一个“容易赚钱的专业”录走，而是进了俄语专业。

大学第一天开始，她就生活在焦虑之中。每天，5:30早起背单词，有时晚上10点才放学，课程考核基本都是翻译、默写等对记忆力要求高的题型——这要求她每周要牢牢记下一百多个单词。

“每天从睁眼开始就在死背，但把所有功夫都用上，我也攻克不下来。”严重焦虑使她崩溃，诊断出乳腺结节，短短两天内找了十几个心理医生。

2022年，萧益也遇到一个原本足以到省外读211院校的女孩。她在粮食局工作的母亲，只允许她在省内读一个农学专业。

女孩没能拗过母亲。

2022年6月28日，江苏高考名校见面会暨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咨询会连云港场。（视觉中国 /图）

技术进步，选择难度却没降低

“技术在不断进步，人们做选择的难度却没有降低。”叶晓阳说。

志愿填报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2022年，1193万人报名参加高考，需要在3013所学校披露的招生计划中，查阅超过1600种名称的专业往年录取分数、入学规则和就业形势，寻找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

即便久经考验，吴辉也需要花两三天时间与考生、家长沟通。“考生不想学某个专业，但父母不同意”的情况随时上演。这时，吴辉还得协调双方意见，让考生在二三十个推荐的专业中，挑选3-8个，综合地理位置、就业前景、学科测评等因素，从中匹配与考生分数相当、双方都满意的院校，以确保网报当天“听他指挥，能打胜仗”。

同样的分数，被录取到层次更低的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南京大学特任副研究员康乐认为，这会导致“合理嫉妒”的出现。换言之，一名高分低录的考生，会“合理”地嫉妒考分不如自己但被更好的大学录取的同学。“合理嫉妒”会让部分考生倾向复读。根据《中国教育考试年鉴2014》的数据，2013年，每100名高考考生中，就有14名是往届考生。

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高分低录会影响学生的后续发展。叶晓阳等人的研究表明，高分低录不仅会影响学业表现，且在以985、211为门槛的招聘中，高分低录的学生找到高薪工作的概率更低。

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高分低录的案例有多少。但叶晓阳等人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普遍。数字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即便基础设施完善，情况也难以大幅改善。

2014年，吴秋翔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州的支教服务。他在支教的高中宣讲过面向农村学生的高校专项计划。

这个计划始于2014年，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定向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2022年，约有95个学校实行。

吴秋翔支教那年，6月中旬的一天，人大招生组忽然给在怒江当地挂职的一位人大教师打电话，告知有一个孩子过了专项计划初筛，但迟迟没有上网确认复试，打印准考证。招生办希望当地的同事能去提醒这名学生，“当晚就会关闭系统”。

消息传回学校，老师联系家长，电话无人接听。一位老师急忙开车到学生家的村子，才得知孩子不知道自己入围，“正在邻村玩”。

当晚，在系统关闭前两小时，孩子的父母、哥哥，还有全村的亲戚们，挤进了学校的会议室。他们议论纷纷，村子已经十年没出过名校大学生了。穿蓝布衫的父亲握住吴秋翔的手，第一句话是：“老师，我们没有钱让孩子去成都参加考试。”接着又补了一句：“就算考上了，我们没有钱让孩子上大学。”

吴秋翔诧异。这些父母不知道政府的资助政策，更不知道学校能为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补贴赴考路费。

后来在贵州调研，他还遇见过更夸张的情况。

有了手机后，农村学生能说出意向学校优势专业，乃至于国际排名，但他们又会把手机浏览器搜索出现的置顶结果——通常是百度百科，当成学校的官方网站。他们会问，“为什么‘官方网站’上没有困难学生补助信息？”

信息缺失是一种认知边界，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往往难以意识到它带来的危机。吴秋翔曾连续多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到贵州某地招生办蹲点调研。有一次，在志愿填报截止的前一天，他问了一个前来咨询的女孩如何填报志愿。女孩回答，还没轮到她想。“我跟同村的几个同学共用一套高考招生指南，其他人还没看完。”女孩说，当天晚上就能轮到她看了。

“来得及吗？”

“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信息不对称产生蝴蝶扇动翅膀般的影响。丁延庆等人在分析2016年宁夏高考录取数据后发现，农村学生平均要比城市学生多花费1.7-3.7分的分数，才能进入相同的学校；若要进入同一学校同一专业，要再多花费1.6-2.3分。

2015年5月9日，北京，高考前最大规模的高招咨询会上，家长手中拿着购买的高考报志愿的资料。（视觉中国/图）

“尽可能不要浪费一分”

2018年7月13日，内蒙古根河市遭遇了一场停电。

那一年，教育部门组织学生到学校现场填报。董志家在阿龙山镇，就近到阿龙山小学。学校机房有三四十台电脑，现场考生并不多，家长围坐在学生身后，快速查阅着报考手册。

临近中午时分，天瞬间暗了。11:30，电脑屏幕忽然变黑，有家长吓得喊了一声。“知道是断电了”，考生们开始打电话联系网吧，“知道附近网吧还有电，二楼也是空的”。一群人冒着雨，向网吧奔去。

40分钟后，电力供应就恢复了。根河市供电服务中心一位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此前一天，中心就派出了500千伏安的保电车，“安排了大概15人在现场应急”。

在这套被视为“高考志愿填报未来”的实时动态系统上，多年来，内蒙古投入了大量成本。2008年《光明日报》曾报道，内蒙古投入两千多万元购置数量足够的小型机，并免费接入4G宽带网络。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网络工程师蔡斐2015年曾撰文介绍，内蒙古为了解决同一运营商内部网络访问快、跨运营商则变慢的问题，同时接入了4家运营商。另外，配置了IBM大型机，满足对数据库性能的高要求。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高考录取填报志愿过程公开、透明”。

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一直是高考志愿录取机制的改革要求。恢复高考后的十多年里，大多数省份主要采用考前填报模式，考生依照平时测试成绩填报。之后曾实行考后估分填报。

1995年起，考后知分填报得到推广。但遵循的规则是梯度志愿，允许考生填报若干个按顺序排列的志愿，通常第一志愿投档结束，会进入第二志愿，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退档或滑档。2003年起，湖南、江苏等地转向平行志愿模式，从成绩第一名开始依次录取。2008年，教育部提出，要在全国推广这种模式。

丁延庆和叶晓阳等人注意到，在不断革新的制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微小缝隙里，信息依旧是宝贵的。有时，叶晓阳甚至会被考生的懵懂和天真吓到：很多高分考生会填报某些985大学的二本学院，“他们以为，独立学院是某个大学的二级学院之一。”

2016年，丁延庆、叶晓阳联合北大教育学院的研究团队，决定在宁夏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信息干预项目。简单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让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尽可能不要浪费一分”。

这个后来被命名为“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项目，得到了宁夏教育考试院的支持。当时，丁延庆等人集合了一个9人团队，设置了三种干预方式——印发报考技巧小册子、开设讲座、一对一报考辅导，都是免费的。

2016年，宁夏约有6.9万高考生，丁延庆的团队选择3.6万作为样本，其中，有1.9万人接受了不同程度的干预，剩下的1.7万人为对照组。丁延庆发现，最终，同时接受了干预手段，特别是一对一报考辅导的学生，和没有受到干预的人相比，“大概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

那时的叶晓阳雄心勃勃，他提出未来要给100万高考生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他为此成立了一个公众号。没多久，公众号就被一名学生举报，对方认为这个项目“一定是骗人的”。

学生的理由十分简单：“我就考了500分，你能让我上北大吗？”

2015年6月25日，河南郑州一场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一位考生正在浏览高校招生信息。（视觉中国/图）

完全的信息透明更好吗？

内蒙古模式正式运营前的2007年，学业规划师张恒亮曾在博客上畅想过实时填报的运行逻辑。他认为，实时动态填报做到了“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让“志愿填报变成一个广大的拍卖市场”。

张恒亮也因此成为内蒙古模式坚定的拥护者。

但2013年，时任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秦春华曾撰文批评这种模式，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它假定所有考生提供的志愿填报信息都是真的，而且始终为真。”秦春华批判的，正是“占位”现象——先填报某一所高校，把座位占好，等到最后一刻，再换成自己真正想去的学校。

内蒙古模式中的博弈性也让学者持保留态度。“过度博弈的倾向，对于志愿填报而言不是一个好的动机，志愿填报的关键是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优势潜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动态的方式可能让很多人认为有偶然性机会，觉得天上会掉馅饼，而这可能会造成风险。”

张恒亮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内蒙古模式把“别人的报考情况，也披露出来了！做到了信息的完全透明”，让“学生填志愿的命中率大大提高”。

内蒙古模式一经问世，就成为媒体的宠儿。在2008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中，记者特地咨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内蒙古模式在粤推广的可能性。一位相关负责人回答称，技术上的支持并不困难，“但关键是观念的问题，考生、家长和社会能否在短时间内接受那么多变革”。

内蒙古模式的确曾有可能推广全国。据《内蒙古日报》报道，2011年8月，教育部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时，曾称内蒙古模式“是公众受益的一项创举，值得推广”。

但这个志愿模式即将在2025年结束。据媒体报道，三年后，内蒙古将实施新高考，并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张恒亮为此很伤感。

“我们当然知道实时动态好在哪儿，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内蒙古教育厅一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但她无法将内蒙古模式与平行志愿相比较，“三年后就要实行平行志愿了，我们现在到底该说实时动态好，还是不好呢？”

回顾秦春华对内蒙古模式的批评，他其实还有另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论点。他认为，高考知分填报志愿，除了违背教育规律，还把“唯分数论”推向极致。换言之，秦春华更倾向于更早之前的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方式。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考前敢填清华北大的学生，大概率是整个高中学习成绩都十分优异，这会更加考量学生在更长时间维度内的能力，而非仅仅一次高考的成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吴斌珍，2012年分析了某顶级大学的顶级学院近十年里招收学生的高考成绩和大学学习成绩。她发现，考后填报虽然使学校录取分数上升，但未能提高学生在大学的成绩，“甚至有所下降”。

研究据此认为，考后填报录取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和专业兴趣上，弱于考前无平行志愿填报录取的学生。

到底哪种模式更好？康乐及其合作者在一篇正在审稿的文章中，利用2005-2011年间各省高考录取数据，详细考察了不同模式下“合理嫉妒”的发生概率，结果表明，各省份从顺序志愿到平行志愿的改革，使得“合理嫉妒”的发生概率大大减小，复读考生比例也随之减小。

在另一篇尚未刊发的论文中，康乐也用“合理嫉妒”指标考察了内蒙古模式。结果发现，在录取质量上，内蒙古模式并不如平行志愿。康乐分析，“主要因为任何学生都可以随时修改自己志愿。”

由于内蒙古的高考录取是按不同分数段先后进行，“填报早期，排名靠前的考生可能在多个学校试探，这样某些学校的分数线可能会被顶得过高，从而使得排名略微靠后一些、但事实上能录取的考生被提前‘吓阻’”。康乐还认为，“填报末期，虽然高分段考生会较早结束志愿填报，但同一分数段内部的考生依然存在高低之分，如果分数较高的考生在临近结束时修改志愿，分数较低的考生依然可能在最后时刻被‘绝杀’出局。”

2021年6月28日，重庆市永川北山中学高三毕业生在学校微机室填报高考志愿。（视觉中国/图）

被数据改变的命运

2021年，马红霞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母校银川一中任教。她是叶晓阳服务过的50万个学生之一。

马红霞可能是被干预的实验对象中，最幸运的少数人——2017年，她获得了一对一指导。她是叶晓阳最喜欢的那种考生，有主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人云亦云，去关注某个专业冷热。

但是，即将在高中部任教的马红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时，家中长辈都在宁夏各个学校任教。在叶晓阳联系她之前，一心想学法学或公共管理的马红霞，时刻承受着来自家人的压力。

干预前，宁夏教育考试院给马红霞发短信，告诉这位在银川市区长大的女孩，她将得到一次免费咨询。那时的马红霞早被父母说服。她考了599分，在华东师大和陕师大的公费师范生之间犹豫不决。

老师们、亲戚们都告诉她，华东师大过于冒险，陕师大更稳妥。马红霞不甘心。丁延庆研究发现，在志愿填报上，城市考生更愿意“冲一冲”，农村考生则趋于保守，“他们没有冒险的勇气。”

数据改变了马红霞的命运。叶晓阳的团队研发了一套AI系统，能预估志愿填报的成功率。“叶老师告诉我，能去华东师大的概率超过了80%。”后来，叶晓阳不断完善这套“看上去像算命”一样的系统，2022年高考季，大约有两千名学生向叶晓阳学习如何填报志愿。

但中国没有那么多“马红霞”，绝大部分高三考生，报志愿时只能靠自己。

吴秋翔还记得，他在贵州那个县城的招生办公室，见到的一个女孩。女孩独自一人来签公费师范生协议，一边签字，一边落泪。“我只知道，我现在做出一个很重要的、会影响到未来的决定。”

“城市孩子，高考志愿没报好，还有修正的可能。他知道家庭是他强有力的支撑，未来还可以读研、出国，有其他途径实现目标。”吴秋翔清楚地知道，农村孩子没有那么多修正志愿填报失误的机会。

近几年，录取制度变革在悄然发生。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2017年开始，西南地区一些省份和城市，开始陆续尝试内蒙古式实时动态填报。

2017年7月，贵州遵义市中考首次采用。后来，贵州的思南中学、铜仁一中，也在中考不同程度地采用。2022年3月，四川省教育考试院通知，在今年的高职单招中，一直到网报结束前，考生都可以根据实时动态情况，自主决定是否修改或调整院校志愿。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究竟有没有一种近乎完美的志愿填报及录取制度？康乐认为，要看制度设计者想最大化哪一个指标，“例如对成绩好的定义，是长期平均成绩较好，还是最后一次高考成绩较好？”定义方式不同，制度也将导向两个方向，前者适合考前填报，后者适合知分填报。

从理论上看，康乐更偏向于无限数量的平行志愿模式。即排名第N的考生可以选择所有剩余的、可能被录取的高校作为他的平行志愿，等到他被录取，再考虑排名第N+1的考生，以此类推。

新高考的设计就与康乐的想法接近。2017年，浙沪两地考生开始以“专业+院校”为单位填报志愿，最多可分别填报80和96个。不过，吴秋翔却认为，选择太多，在实际中也有困扰，“学生不可能对96个志愿都十分清楚，其中很多志愿可能是他们不了解、不喜欢的，甚至是为了填满而硬凑。”

吴秋翔更关注填报机制中的不平等因素。“高分低录涉及到价值判断，什么算高分，什么算低录，录取结果与考试成绩的匹配并不一定是问题，但如果现象背后，存在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平等，例如家庭经济条件导致的信息差异造成了优劣势，那就需要去解决，尽可能地促进信息获取平等。”

叶晓阳则期待能得到一个长期的观测数据。他最近正在筹划，重新收集被干预后的学生在大学以及就业后的表现，“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马红霞在进入华东师大后，连续拿了几次奖学金，毕业前差点获得保送研究生机会。她原本或许可以到复旦大学继续深造。但是，由于她签署了公费师范生的就业协议，失去了深造资格。

她的父母知道这一切。

2022年7月，马红霞的弟弟也到了填报志愿的年纪。父母想让他在省内上学。马红霞告诉弟弟，“你18岁了，这意味着，其他人所有的意见，对你来说只是建议。”

最终，弟弟选择了一个省外的高校。

（应采访对象要求，萧益、董志、尹琳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王晨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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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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