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哲学基础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赵毅衡丨意义理论，符号现象学，哲学符号学
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中。自在的物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义世界却是人类的意识与事物交会而开拓出来的，反过来，意义也造就了意识，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方式。这点极为重要，因为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立足点，是人区别与动物，或与人工智能体的根本点。
动物是可能的意识载体，对他们的意识之研究至今太零碎，近年各种认知实验报告让有关讨论更为具体而紧迫。如果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人的某些意义能力，那就可以证明人的这些意义能力是先天的，而不是经验学习所得，因此对动物心智研究的进展，不得不十分重视。
人工智能是正在产生的另一种可能的“意识”，对此课题的前景我们只能乐观但谨慎地等待。为了不让讨论漫无边际，在讨论人的意识与世界的关系（例如讨论“意义共相”，讨论“符号升级”与“元符号”）时，或许会用笔者对人工智能的有限理解做对比。但是这个领域进展太快，任何预言都太冒险。
现代之前，人的梦魇天敌是动物怪兽，现代化以后，人的噩梦是机器控制人类，为什么？他们身体能力上可能远超过人类（所以有蝙蝠侠、汽车变形金刚），在意义能力上却只能做人的奴隶，一旦它们获得人类的意义能力，世界就换了主人。幸好，至今为止，动物把所有时间用来觅食生殖，机器总得等待人来按按钮。
这就是为什么讨论意识的构成是如此重要，因为它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原因，也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的诸种可能。在符号中展开的意义活动，不是一种自然活动，符号学的思考并不是为了解释自然，而是为了解释意识如何籍意义而存在于世。
那么用什么来讨论意义的哲学呢？这样一门学科应当叫什么呢？它的目标是清晰的，名称却让人煞费踌躇。一名之立，却极为重要，它画出了与前贤思想的承继关系，也明确了这门学科在当代思想中的具体位置，不仅仅是一个可此可彼的说法或自我标榜，以下试讨论三种称呼的利弊。
现代思想界有一系列学科，以意义为核心课题：分析哲学、心理学、认识论、认知学等。符号学则是其中最集中地处理意义产生、传送、解释、反馈各环节的学说。不过，“意义理论”（The Theory of Meaning）这个术语，一直是分析哲学的专门领域。风靡英美一个多世纪至今不衰的分析哲学，集中处理的是语言与逻辑，分析哲学中的“意义理论”实际上就是研究语言表述诸问题。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在讨论“意义”，有的哲学史家把他们细分为“语义学派”，包括弗雷格、罗素、蒙塔古，以及“可能世界”诸论者；“基础学派”，包括戴维森、乔姆斯基、格赖斯、路易斯等；以及介于两派中间的蒯因、克里普克、维特根斯坦等。[1]但是语言分析哲学家讨论的，大都是命题语句（proposition）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是符号学讨论的许多种“意义”中的一种。本文讨论的是广义的符号的意义，使用“意义理论”就容易产生误会。所以笔者不用此专门术语，而是一般地讨论关于意义的各种理论。语言分析哲学的“意义理论”当然极其重要，语言是人类的符号体系中最重要、最完善、最复杂的一个，在很多符号学家（例如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人类其他符号体系的基础。洛特曼称之为“初始（primary）模塑体系”，其他符号体系是从中派生的。但是当皮尔斯的理据性理论成为符号学的基础，而且当“符用理据性”越来越占据我们的注意力后，当代符号学离语言分析模式渐行渐远。实际上分析哲学讨论的“意义理论”，之所以只盛行于英美，在欧陆应者寥寥，很大原因是英文的meaning一词，在法语和德语中很难找到对应词。这个词在西语中的歧出多义，给意义理论的发展平添很大的困难[2]。在英文中，meaning有“目的”的意图含义，significance则有“重要性”的评价含义，而sense这个词则有“感觉”的本能含义；法语中没有与英文meaning相当的词，但法语sens与signification的界限更为模糊。德文中的近义词歧义也相当严重，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核心术语Bedeutung应当与英文什么词相当，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争论。因为这是分析哲学的最重要概念，1970年，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牛津的Blackwell，为如何翻译此词，召集英语世界的德国哲学研究者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学术会议，争论激烈却议而未决。为避免理论及翻译中各说各话，最后竟然采取投票方式，决定在英文中妥协地共同译为meaning。[3]所有这些西语词与现代汉语词“意义”，不完全同义[4]，应当说，现代汉语“意义”的岐解还少一些。最大众化的《互动百科》定义“意义”为：“意义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务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5]此定义用词不严谨，不够学术，但是在意义的产生（“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意义与符号的相互依存（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以及意义的本质（“精神内容”），这三个关键点上，倒是说得出乎意料地接近到位。海德格尔指出：“意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相交共生的，是主客体的契合”[6]。笔者认为可以把意义定义为“意识与事物的关联方式”。符号学集中研究意义的产生和解释的，现象学关注意识是如何产生并“立义”的。这二者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意义过程，只不过符号学更专注于意义，而现象学更专注于意识。由于专注点的不同，使符号学向形式论和方法论倾斜，而现象学以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为主要的理论方向。但是它们的论域重叠如此之多，可以说，无法找到不讨论意识诸问题的符号学，也找不到不讨论意义诸问题的现象学（包括受现象学影响的阐释学与存在主义）。符号现象学这个思路，是皮尔斯奠定的，称之为“现象学”也是皮尔斯的用语。皮尔斯有时自称“显象学”（paneroscopy），据他说目的是避开现象学这个“黑格尔用语”。但是在皮尔斯的许多手稿中，依然用“现象学”（phenomenology）一词。皮尔斯的现象学，是符号学的哲学支撑，他从二十多岁哲学生涯开始时，就在符号学范围内思考现象学问题。皮尔斯明确声明：“就我所提出的现象学这门科学而言，它所研究的是现象的形式因素。”因此，皮尔斯的现象学是关于意义形式的理论。皮尔斯不知道的是，与他基本同时代的胡塞尔发展了一个体系更完备的现象学，而他到晚年才听说胡塞尔其人，在笔记中仅仅提到胡塞尔的名字。施皮格伯格说皮尔斯“很熟悉胡塞尔的逻辑学”（1998，p. 52），他没有提出文献根据。在皮尔斯晚年的笔记中，可以查到两次提到胡塞尔的名字（Peirce，1931-1958，vol. 4，p. 7；vol. 8，p. 189），对胡塞尔的学说却没有任何引用。[7]皮尔斯的现象学，是他的符号学体系的思辨基础，主要集中在所谓“三性”问题上，即现象是如何通过感知为意识所理解的。这的确是个典型的现象学问题，即如何处理事物的感性显现问题。只是皮尔斯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没有互相借鉴之处，两人的重点完全不同，可以说在现象学主流中，皮尔斯的现象学体系相当特殊。今日我们关于意义理论的哲学讨论，却无法孤立地处理二位开拓者的理论。笔者沿着皮尔斯思想的方向展开对意义形式的思考，也沿着胡塞尔的方向考量意向性与直观如何形成意识的本质。实际上二十世纪许多学者看到了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紧密关系，从而致力于建立“符号现象学”这样一门学科。开其先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梅洛-庞蒂的“生存符号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现象学传统中独开一系，他比胡塞尔更强调讨论意义问题；德里达的著作《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对胡塞尔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质疑。近年朝建立符号现象学努力的学者，有美国的拉尼根（Richard L Lanigan）、瑞典的索内松（Goran Sonesson）等，意大利的西尼（Carlo Sini）强调意义是“现象符号学”的根本问题，他称意义为“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8]。但是至今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符号现象学学派，没有这样一个论辩体系，甚至未能清理出一个大家同意的基本论域。笔者认为，符号现象学应当如皮尔斯所考虑的那样，是符号学的奠基理论。今天我们关心这个问题，是从符号学（不是现象学）运动的已有成果出发，回顾并丰富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在个别问题上，皮尔斯的现象学，似乎与胡塞尔现象学有所分歧，实际上只是论域不同。符号现象学不应当有任何重写现象学的企图，也没有任何“反驳”胡塞尔的想法，只是设法更多地沿着皮尔斯的方向，开拓一个独立的领域。从胡塞尔开始，不少讨论符号的现象学者，强调区分事物与符号，因为他们把符号看作得到意义后，传送此意义所用的工具。胡塞尔认为符号是本质直观之后需要表达出来时才出现的，并非初始的，并不是意识获得的感知必然携带的。他认为“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二者不同，取决于“对象究竟是单纯符号地，还是直观地，还是以混合的方式被表象”。（Sini，2009，p. 52）也就是说对象可以不借助符号被“表象”，这点恐怕是很值得质疑的。[9]反过来，他又提出“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一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胡塞尔，1998，p. 31）。根据“是否具有含义”，胡塞尔将“符号”分为两类：指号和表达。前者没有含义，“在指号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达任何东西，如果它表达了什么，那么它便在完成指示作用的同时还完成了意指作用。”（胡塞尔，1998，p. 31）后者则是“作为有含义的符号”（胡塞尔，1998，p. 39）的“表达”。对胡塞尔这种区分有意义符号与无意义符号的论说，德里达的评语是点中要害的：“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1999，p. 20）。的确，没有不承载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无须符号承载的意义，把符号局限于再现，使符号的外延范围严重缩小，这是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最大分歧。而且，在某些具体例子中，会无法自圆其说。胡塞尔讨论过“蜡像”例子，他说乍一看，蜡像馆中蜡像（符号）与真人（事物）难以区别，他说：“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觉，情况就会相反” （1998，p. 491）。从符号学角度，在初始获义阶段，究竟“被解释成携带意义的感知”来自一个真人，或是来自一堆腊，其实无法分辨，在这个阶段，作为符号表现意义时，也无需分辨。只有如皮尔斯说要求的那样“累加符号行为”，做进一步探究（例如触摸真人与蜡像，或观察到神态僵硬），我们才会进入到深入一步的意义。但是，如果如胡塞尔之说，真人不是符号，只有蜡像（再现）才是符号，那就与艾柯的“符号撒谎论”命意正好相反。艾柯说：“撒谎理论的定义应当作为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序”，他的理由是，“不能撒谎就不能说出真知”（1976，pp. 58-59）。因此，艾柯也承认真假在符号表意的起始阶段是无法分清的，否则一切“伪装”都无从谈起，符号起作用，恰恰是因为它“可以为真”。因此，事物与媒介再现有什么区别，必须等意义活动累积对照才能辨明。哲学符号学关心意义的生成，而在以形式直观获取意义时，事物与符号无区别（因为在形式直观时，二者尚无从区别），在这个意义的出发点上，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确很不相同。或许“哲学符号学”这样一个名称，比“符号现象学”更为切贴一些，也不容易引起误会。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面已经再三说了，是为了避免与主流现象学产生过多的争论。哲学符号学并没有把自身置于现象学的对立面，很多观点和术语与现象学类似，在许多地方也依靠某些现象学者的观点。但是既然符号学的现象学与主流现象学不同，而且不同之点一清二楚，就应当在讨论一开始时就说明：符号现象学的目标，不是把胡塞尔现象学扩展到一个新的领域。第二个原因可能更重要，就是符号现象学的目的是为符号学本身正本清源。西方学者给符号学下的定义“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在中文中是同词反复，在西语中也只是用一个希腊词源词，解释一个拉丁词源词。无怪乎符号学一直被当作一种方法论，它的绰号“文科的数学”就是因为它强大的可操作性，但是这个绰号造成很多误会，尤其是把符号学只当做一种工具。哲学符号学解释意识与世界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如何取得三种效果：意义活动如何构成意识，意义活动如何在个人意识中如何积累成经验，意义活动如何在社群意识中沉积为文化。所有的符号都是用来承载与解释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不用符号来承载与解释，一句话：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人类文化本是一个社会符号意义的总集合，因此不奇怪，符号学成为研究人类文化的总方法论。艾柯说过：“（应用符号学于某学科）一切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1976，p. 27）他很有自知之明。有些学者认为符号学能应用于几乎所有的文化问题，证明符号学“思想深度不够”。其实，现象学也被应用于文科的各种学科，应用于文学和艺术经常很有说服力，应用于各种文化与传播活动效果有时差强人意。这个局面可能与符号学正相反，或许是因为现象学并不聚焦于形式规律，而任何文化意义活动的形式变化多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符号学难道真的只是一种方法论吗？符号学能不能处理“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笔者个人认为符号学的根基奠定在一系列哲学思考上。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笔者有意加入了一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例如文化标出性，例如主体与自我，例如文化演进的动力与制动等。符号学作为意义形式的哲学，必须回答某些重要的（当然远不是所有的）哲学根本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或许我们可以对哲学符号学发表一些独特的见解。先秦时中国就萌发了极其丰富的哲学符号学思想，从《易》，到先秦名墨之学，到汉代五行术数；从别名“佛心宗”的禅宗，到陆王“心学”。这条宏大深邃的思想脉络，紧扣着意识面对世界生发意义这根本问题。如果至今哲学符号学论著不多，只是因为符号学运动在这方面的努力（本书中有大量引用介绍）不如符号学的方法论给人印象深刻。幸好，符号学与哲学的历史并不在我们这里终止。我们没有做到的，不等于后来者做不到。在意义世界中，意识面对的现象，可以粗略地分成三种：第一种经常被称为“事物”，它们不只是物体，而且包括事件，即变化的事物；第三种是别的意识，即其他人（或其他生物或人工智能）的意识，包括对象化的自我意识。这三种“现象”形成了世界上各种意义对象范畴，但是各种学派对如何处理它们的意义，立场很不一样。一般的现象学的讨论，只把上面说的第二种（再现）视为符号。一般的符号学的讨论，只承认物质媒介化的符号，对无物质形体的心像颇为犹疑。至于第三种中的“动物或机器”的意识，将使我们讨论人类意识的关键对比物。应当再次强调说明，哲学符号学把上述三种现象（事物、再现、他人意识）都看成符号，因为它们都符合“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这条符号基本定义。（赵毅衡，2015，p. 1）在笔者的详细讨论中，可以看到上述这三种“对象”，边界并不清晰：在形式直观中，物与符号无法区分；在经验与社群经验的分析中，文本与他人意识很难区分；在意义世界的复杂构成中，事物、文本、经验、社群综合才构成主体意识存在的条件。因此，哲学符号学既是意义形式的方法论，也是意义发生的本体论。说一句非常粗略的总结：现象学的关注中心是意识；符号学的关注中心是意义；而哲学符号学，关注意识与意义的关系，换句话说，即意识中的意义，及意义中的意识。在讨论这个关键问题时，“哲学符号学”可视为与“符号现象学”基本同义。不过，无论讨论任何问题，意义与意识，是我们须臾不离的两个核心概念。可以说，哲学符号学，是以符号如何构成“意义世界”为主要论域的符号现象学。笔者坚持称这种探讨为“哲学符号学”（Philosophical Semiotics）而不称为“符号哲学”（Semiotic Philosophy），是因为这种探讨不可能讨论所有的哲学问题，而只是关于意义和意识关系问题的探索。至少在笔者目前有限的视野来看，符号学远不是传奇大盗手中能开千把锁的“万能钥匙”，要想解开每个有关意义的课题之谜，都要求研究者殚精竭虑的努力，而且风险很大，极需谨慎。
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第十五辑（2017年第2期），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