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好的一面:非常廉洁,从不多吃多占
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在党内有崇高威望、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陈云说的,还有朴实有加、农民出身的领导人陈永贵的所见所闻。
“文革”结束后,江青被审判,当时出现揭发江青生活作风的舆论,说她生活奢侈,如此等等。
但查阅了一些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回忆,江青作风简朴,非常廉洁,与上述说法大相径庭。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现在有关江青正面的东西很少看得到了。但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江青也是如此,就拿她的生活作风来说,基本正面。
撇开江青的政治信仰和“文革”作为不说,单说她的生活作风,跟当时其他中央领导的家属相比,江青算是非常艰苦朴素的。
即使在“文革”中被江青打倒的戚本禹,对江青的廉洁也是大加赞赏的。
江青的廉洁应该跟毛泽东的教导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也许因为如此,哪怕在即将审判江青时,陈云在廉洁方面也要为她正名,讨公道。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江青问题时,陈云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江青对中国革命是有着巨大贡献的,要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妻子,江青是非常廉政的……“
关于江青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这里不多着墨,只说说她的简要历史。
1932年,年仅18岁的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开始进入“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戏。1933年2月李云鹤由俞启威(黄敬)①介绍,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
1933年,俞启威被捕,江青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加入左翼教联。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江青1937年8月抵达延安,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刚到延安的她被赞为“延安十大美女之首”,追求者众多,但她谁也看不上,就崇拜毛泽东。②与毛泽东“结婚”后改名为江青。同年1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
1947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江青陪伴身边,同生共死。她时任中央机关3支队政治指导员,该支队司令是任弼时,政委是陆定一,可见职位不低。
建国前夕,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毛泽东称之为“我的秘书室”)副主任,排在师哲③之后、田家英之前。秘书室前身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当时与中央办公厅平行。1953年,江青成为政治秘书室主任。
江青当时是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齐名的,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排名第三。毛泽东五大秘书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见江青当时地位很高。
建国后,江青一直低调隐身从事文化工作,直至“文革”爆发,才崭露头角,暂且不说。
陈云所说江青“非常廉政”,还有陈永贵所说为证。
“文革”结束后,江青被判刑,唯有陈永贵站出来仗义执言,呼应陈云的话。
陈永贵说,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
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
陈永贵说,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
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陈永贵说,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
注释:
①俞启威,即黄敬,是俞正声父亲,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与姚依林等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部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天津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②戚本禹回忆
③师哲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他曾是共产国际的观察员,任弼时秘书,毛泽东的俄文翻译;1943年1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1944年8月,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3月,随毛泽东到西柏坡,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师哲分别任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首任局长、北京俄语专修学校首任校长、外文出版社首任社长;1957年1月,师哲离开秘书圈,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犯了男女关系错误,1958年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下放陕西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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