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大学学院统计学系的中国留学生 (1926–1939)

内容提要：1926-1939年是UCL统计学系最鼎盛的一段时期，短短14年间竟然陆续迎来了7位中国学生，在这个不大的统计学系学习、研究，他们不仅将最前沿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带回中国，使得中国的统计教育和研究紧跟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其中的杰出代表吴定良、许宝騄也为世界统计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选自《数理统计与管理》2022年41卷6期文章，引用格式：袁卫,唐丽娜,潘月.在伦敦大学学院统计学系的中国留学生(1926-1939)[J].数理统计与管理,2022,41(06):1132-1140.原文已获作者授权.

引言

近代统计理论发源于英国。1911年，K.Pearson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统计学系。此后，著名统计学家W.S.Gosset,R.A.Fisher,E.S.Pearson和J.Neyman等都先后在这里做出了统计学史上的巨大贡献。

下边的大事记，摘自UCL统计系史，是UCL统计系乃至影响整个统计学科的重大事件。

• 1884:K.Pearson(即老Pearson)被任命为UCL应用数学系主任。
• 1890:K.Pearson陆续开发出研究“自然遗传”的统计方法(如相关、回归和Pearson频率曲线族)。
• 1894:UCL首次开设统计课程。
• 1900:卡方诞生。K.Pearson推导卡方分布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联列表中的关联。虽然1876年Helmert就给出了这一分布，但普遍认为是K.Pearson为今天在应用统计学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 1901:K.Pearson,F.Galton和W.F.R.Weldon创办《生物计量学》杂志。
• 1903:K.Pearson在UCL建立生物计量实验室。
• 1906-7:W.S.Gosset(笔名“学生”)来到UCL,跟随K.Pearson进修。
• 1907:K.Pearson接手F.Galton的优生学实验室。
• 1911:生物计量学和优生学实验室合并为应用统计学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统计学系，K.Pearson为系主任。
• 1919:应用统计学系搬迁至巴特利特楼(Bartlett Building,后来更名为皮尔逊楼),2000年搬到新的办公地点(1-19 Torring tonPlace)。
• 1921:E.S.Pearson(即小Pearson)),K.Pearson之子，被任命为应用统计系助理讲师。
• 1933:K.Pearson退休，该系分为优生学系(R.A.Fisher任主任)和统计学系(E.S.Pearson任主任)。
• 1934-38:J.Neyman到统计学系与E.S.Pearson合作，为现代“经典统计推断”奠定了基础。
• 193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统计学系被疏散到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R.A.Fisher离开。

吴定良（UCL1926-1932（指在UCL留学时间）,Ph.D.）

吴定良(Woo Ting-liang,1894.1-1969.3)江苏金坛县人，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心理学系，1922年在校期间与陆志韦一起撰写了《心理学史》,并翻译介绍美国的心理学期刊杂志和教育测量学等。1923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24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攻读心理统计硕士，1926年转到UCL应用统计系师从老Pearson,1928年以论文“手和眼的右旋与左旋”（Dextrality and sinistrality of hand and eye:second memoir）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1929年经杨杏佛推荐，中央研究院发函聘请吴定良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恰在当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报道。正在老Pearson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Biometric and Galton Laboratories)继续学习研究的吴定良十分兴奋与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定钻研生物测量和体质人类学的决心。

1931年，经英国统计学家G.U.Yule教授等5名会员推荐，在荷兰经全体会员大会投票通过，当选为国际统计学会(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ISI)第一位中国会员和他一起当选的还有R.A.Fisher等21人。

吴定良著述甚丰，在1926-1932英国留学期间以及随后几年，先后在《Biometrika》、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剑桥大学主办的《Philosophical Magazine》发表论文近20篇。仅《Biometrika》就发表了11篇，其中2篇和导师老Pearson合作，2篇和人类学家G.M.Morant合作，1篇和E.M.Elderton合作，其余6篇吴定良独立完成。这11篇论文对后续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谷歌学术显示其中位引用次数为35(截至2017年底),远高于该时期(1928-1943)《Biometrika》论文的中位引用次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定良与老Pearson合作的论文"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orphometric characters of the individual bones of the human skull"被后续研究者认为是当时热门研究话题生物测量学的开端。

1936年老Pearson去世，吴定良在《科学》(1936年20卷8期)发文“皮尔生教授生平及其科学贡献”,怀念自己的老师。在最后一段，吴定良写道：“遇有反对之者，氏必多方引证，反复驳斥，至辩胜为止，当时科学家皆敬畏之。好学不倦，自朝至夕，除授课及饮食外，皆埋首研究室中，虽盛暑严寒，未尝稍息。氏著述之精，且多此为主因。师生间多接触，每日四时后，恒巡视各研究生之工作，遇有新发现时，则欣然有喜色，谆谆指导之。”后一句还原了当年老Pearson指导研究生的场景，即每天下午4点后到研究生的计算室兼研究室巡视，与研究生交流。研究生学习和研究中遇到问题，他随时给予解答，当然也给研究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天天都要面对严师的检查。

艾伟（UCL1932-1933,Post Doctor）

艾伟(Ai Joseph Wei,1890.8-1955.9)湖北沙市人，1925年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学习中文时影响因素分析”运用统计方法分析识字心理实验数据。回国后，应聘为东南大学教授，为教育系、心理系讲授统计学。后东南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历任教育系系主任、教育学院院长、师范学院院长等职。他积多年教学经验所著的《高级统计学》(1933年商务印书馆)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统计学教材之一。

1932年9月，艾伟赴英进修，在UCL心理学科注册，计划用两年时间再拿一个博士学位。UCL一学年分3个学期，艾伟第一年一口气选了心理学系的7门课，前两个学期还选修了5门"应用统计与优生学系”的课，其中“联系、不确定性与相关思想”和“定性与定量分类及相关的高等理论”两门课程由老Pearson开设。但遗憾的是他只待了一年，没能完成博士论文。在UCL档案中，老Pearson亲笔写道：“他已经在剑桥本科学生改进人体测量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这一研究看起来比他原来的选题‘中国高中学生国语能力的统计研究’(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Ability in Chinese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取得了更好的成果。但由于经济原因，他可能不得不在他两年计划结束之前就返回中国，对此我非常遗憾。他是一位很棒的、非常稳重的研究者。”

能够得到老Pearson如此高的评价十分不易，足见其对艾伟的厚爱。至于艾伟1933年返回中国的原因，艾伟侄子艾国正说：“1932年9月，艾伟先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伦敦大学随K.Pearson在高尔顿实验室(Galtonl aboratory)研究统计方法。K.Pearson建议艾伟多停留一年，写一本教育统计专著，艾伟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中央大学一再电促艾伟回国，他只得暂停此计划。1936年K.Pearson逝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艾伟常引以为憾”。老Pearson在档案中说艾伟是由于经济原因终止学业，而艾国正则说是中央大学催促艾伟回国。1932年艾伟赴英留学时已是中央大学教授、教育学院院长，留学学费似不应成为问题，国内催促艾伟回国的理由似可成立。是否是由于老Pearson希望艾伟改变研究选题，艾伟不愿放弃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但碍于情面，不便驳老Pearson的面子，故不得已找理由终止学业，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艾伟以毕生精力、采用严谨的测验方法与统计方法，对人的先天智商、后天学习结果以及整体人格进行客观分析，编制出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测验、儿童能力测验和智力测验，是中国心理学和心理统计学的先驱。

唐培经、汪沅（UCL1934-1937,Ph,D,和UCL1935-1937,M.Sc.）

唐培经(Tang Pei-ching,1903.4-1988.10)江苏省金坛人，1923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数学系，1927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1928年任金坛中学校长。1929年至1934年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期间，向数学系系主任熊庆来推荐华罗庚，让自学的华罗庚有机会跨进清华园。华罗庚来清华大学后，二人渐成至交。

1933年，应用统计系一分为二：一为优生学(Eugenics)系，R.A.Fisher担任系主任；另一为统计学系，小Pearson担任系主任，他当时是首席讲师。统计学系的正式教师有特聘讲师J.Neyman、社会统计首席讲师E.M.Elderton、助理讲师B.L.Welch四位，不久F.N.David加入。而优生学系的R.A.Fisher早已大名鼎鼎，他在Rothamsted农业试验站工作过14年(1919-1933),其间陆续发表了有关控制误差的论文，提出了方差分析、随机区组、拉丁方块控制、分解和测定实验误差的实验设计法，并在1925年出版了《研究者的统计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esearch Workers)。1934年秋季学期，优生学系的教师不多，除R.A.Fisher外，还有F.Galton、荣誉研究员J.Bell、讲师G.M.Morant、助理讲师K.Mather和研究助理M.N.Karn五位。

1934年，唐培经赴UCL留学，师从小Pearson和Neyman,1936年当选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会员，1937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

唐培经夫人汪沅(Tang Yuen,1905.2-1971)1935年也来到UCL获硕士学位，与唐培经一同回国。关于他们在UCL的生活，Neyman年当选英国皇家统计学统计学系读研，1937年传记中有两段记载。一段是唐培经接受Neyman传记作者C.Reid的采访，回顾当年的上课情形。"当年我们在那里上Neyman课时正是现代统计理论、方法和应用深入、广泛发展的时期。上课的内容大多是教授的新思想和方法，几乎找不到现成的教科书参考。Neyman上课时波兰口音的英语很重，他习惯于在课堂上来回走动，几乎没有板书。他讲的课多是他的新想法。我发现自己跟不上Neyman教授的讲课内容，包括那些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学生听课也有困难，Neyman博士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补课。”这段回忆十分生动，还原了Neyman的上课形象。另一段是汪沅来到伦敦后，得知父亲病故，准备放弃学业回国奔丧。Neyman得知此事后，安慰汪沅并鼓励她继续学业，还给她提供一些数据和计算结果，帮助她整理成一篇论文。除了学业方面的关心和指导，有空时他还给学生介绍欧洲当地的文化和习俗，也会参加一些社交和聚会，对学生十分和蔼可亲。学生们则担心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因为在伦敦的这几年时间对他十分重要，也是他理论创新的高产时期。

唐培经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差分析的假设检验”问题，创立了非中心的F分布理论，并付诸应用。为方便计算，他还专门制作数表，成为后人实验设计和抽样检验的有效工具。1952年，美国统计学会授予唐培经荣誉会员(Fellow)时，特别对上述贡献予以表彰。1949年3月，赴美任衣阿华州学院教授。195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聘请唐培经为技术顾问。1967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与美国农业部合办的国际普查训练班。1969年8月退休，1988年10月在美国病逝。

唐培经一生奖掖后进，栽培学生，与华罗庚结下了深厚友谊。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华罗庚每次去美国访问，都要去看望唐培经，畅谈友谊。

许宝騄（UCL1936-1939,Ph.D.和D.Sc.）

许宝騄(Hsu Pao-lu,1910.9-1970.12)浙江杭州人，1928年入燕京大学学习化学，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攻数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助教。1936年赴英留学，师从小Pearson和Neyman。许宝騄原计划3年读完博士学位，第一年就选修了11门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第二年，他完成了两篇论文“双样本问题t检验理论的研究”(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the t-test as applied to the problem of two samples)和“方差的二次无偏最优估计问题研究”(On the best unbiased quadratic estimate of the variance),凭着这两篇出色的论文，许宝騄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个博士学位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伦敦大学规定统计方向要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统计量，编制一张统计量的临界值表，而许宝騄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成为第一个破例者，用统计实习的口试代替。

1938年夏，Neyman离开UCL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经小Pearson和Neyman商定，破格聘许宝騄为助理讲师，给研究生开设两门课“高等估计和检验统计假设理论”和“矩阵理论及其在统计中的应用”。矩阵理论课是许宝騄的专长，UCL统计系学只在1938-1939年专为许宝騄设置一次，此后再无人开过。在UCL1938-1939学年统计学系教师名单上，许宝騄的名字赫然在列，跻身国际著名统计学者之列。在1939-1940学年，许宝騄连续在Biometrika等统计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1941年，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即科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Science)(经查《袁同礼著书目汇编三》中国留英同学博士学位及UCL许宝騄学籍卡，确认科学博士学位(D.S.)为1941年获得)。

1939年秋，许宝騄圆满完成3年学业，离开UCL到法国数学家J.S.Hadamard(雅克·所罗门·阿达马(Jacques Solomon Hadamard,1865年12月8日—1963年10月17日)是法国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最有名的是他的素数定理证明)所在的法兰西学院访问一年。Hadamard曾于1936年3-6月到清华大学讲授偏微分方程，恰在许宝騄赴英前。许宝騄前去听课并得以与其深入交流，Hadamard对许极为赞扬，邀请他访问巴黎。1940年许宝騄结束巴黎访问后，坐船经好望角等地，终于在1941年初回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教授，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1945年，许宝騄应Neyman等邀请再次出国，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教授。在Neyman传记中，对许宝騄的评价极高，称“许宝騄与A.Wald都是世界级水平的数理统计学家，是一代人中的两位杰出人才”。为了能让许宝騄长期在美国任教，Neyman积极筹措经费，并和哥伦比亚大学一起邀请许去讲学。许宝騄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讲学两年，于1947年10月回国。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定为一级教授。

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宝騄在长期患病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毅力主持了极限定理、马尔可夫过程、实验设计、次序统计量等科学讨论班，带领青年人开展科学研究。其相关著作有《许宝騄文集》(1981)、《抽样论》(1982)、《许宝騄论文选集》(1983,英文版，美国纽约)。

徐钟济与黄祖瑜(UCL1937-1939,M.Sc.)

徐钟济(Hsu ChungTsi,1904.11-1990.2)江苏省泰州人，1923-1924就读厦门大学数学系，1924-1925转入上海大夏大学数学系，1925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并于1927年毕业。1937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入UCL统计学系攻读数理统计。

黄祖瑜(Huang Zuyu,1912-2005)河南信阳人，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并旁听文学院课程。1937年毕业后，自费赴英国留学，也进入UCL统计学系，与徐钟济成为同学。在其二人入学时，许宝騄已是研究生二年级。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徐钟济和黄祖瑜都通过了博士学位综合考试，计划再用两年时间攻下博士学位。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爆发，徐钟济转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统计学博士学位，黄祖瑜则有了一个去瑞典教书的机会，此后转行成为瑞典知名的中国文化学者。对于在UCL的学习和转学美国，徐钟济有十分翔实的记录：

“英国大学每学年分三学期，大学四年毕业，统计专业三年级开始，研究生第一年要读完大学三四年级两年的统计专业课。这样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要上课1至2小时，上完课后即回到实验室做实习，其中有许多实习题计算工作，实验结果要写成报告。每天从早晨下课后到下午6、7点钟才能结束。星期六上午再做半天工作，下午关门。其余时间在公寓内自修。每学期完毕后都有考试，有时几门课混合在一起考，第一学期考概率论，第二学期考统计理论，也考实习(都是混合考试)。第三学期要总考两年的统计专业课。考五篇理论，一篇实习。大学本科生及格的可得荣誉学士学位，研究生及格的可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为了准备考试，故我每天工作都是很忙的，所以不能再去补习英文。结果我通过了这个考试。”

“1938年暑假即开始做论文，1938-39第二年再读了一些统计专业和数学课程(读数学课要去数学系上课)。我还得到教授允许听了R.A.Fisher开的课程，并完成了二篇论文，1939年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1939年6月结束后，我去剑桥大学农学院的暑期学校学习实验设计，是由Wilshart开设的。这时期第二次发生欧战，接教授皮尔生来信说，战时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决定迁往威尔士大学，应用统计系将参加战时计算工作，我可以参加战时的计算工作，或是留在剑桥学习。我和在剑桥的中国同学靳自重(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和院长，已故)商量后，决定不参加战时计算工作，并拟去美国继续学习。后来到美国驻伦敦使领馆签证，因为我还有一年公费，签证并不困难。这时中国同学王自新(四届，学铁路工程)李佩琳(病理学)也想离开英国，大家商量认为战时在伦敦乘船困难，也许到爱尔兰(未参加欧战，它的首都在都柏林)乘船比较容易，事先也不做调查研究，我们就前去都柏林候船。结果在都柏林好多天也没有办法，只好又回到伦敦。我和王自新都准备去美国的，不久就买到船票，两人同行去美国纽约，途中灯火管制，听说是有护航的。到纽约后，我就带了皮尔生和费雪的介绍信，去哥伦比亚大学见郝太林，于是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数理统计。”

1941年，徐钟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统计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院校担任教授，从事数理统计教学工作，并编写过多种数理统计学讲义。

1956年，徐钟济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如加刚刚筹建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数理统计和蒙特卡罗方法的科研工作。徐钟济的科研工作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来自正态总体某些统计量的数字特征、抽样分布或近似抽样分布，小Pearson文章中引用过他的成果；二是关于蒙特卡罗方法的理论和应用。他从最基本的随机数的产生和检验做起，在1962年《电子计算机动态》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还翻译过大量科技文献资料，对促进和推广蒙特卡罗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和贡献。

杰出的留学生团体

从1926年吴定良由哥伦比亚大学转入UCL继续读博，到1939年许宝騄结束在UCL的教学研究赴巴黎访问、徐钟济UCL硕士毕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读博，这14年间，统计学系几乎每年都有中国学生在那里学习。在前述7位留学生中有5位成为著名学者，一位成为中国文化学者。在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7人中就出了两位院士，何以成就?

首先，名师的指导。老Pearson自1911年兼任UCL应用统计系主任、优生学实验室和生物统计学实验室主任、Biometrika主编等众多重要学术职务于一身。

1926年可以说是UCL兴盛的一年，标志是Neyman的来访。他出生在俄国，迁居波兰后，生活艰难，但即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26年，波兰政府决定派他去彼时世界统计研究中心深造。在UCL,经老Pearson推荐，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以继续去法国巴黎访学—终于亲见和聆听了他的偶像Lebesgue的课，激动异常。那时的Neyman还是想成为理论数学家。然而在结识小Pearson后，意识到自己的兴趣慢慢从理论数学转向统计研究，二人的通信合作长达八年，成为了挚友和重要合作者一共同完成了永载史册的Neyman-Pearson理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假设检验建立了一套形式完美的数学理论，其中严谨的数学证明无疑是Neyman的主要贡献。不过，小Pearson作为研究发起人、合作的领导者以及他早期很多原创性想法，也是二人完美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Neyman在华沙时，生活和研究条件都不尽如人意，在与小Pearson的通信中多次寻求帮助。1933年小Pearson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引进Neyman,但因为统计系只有4个正式教职编制，如果要引进新人，就不得不解除原有的一位教师，1934年底得到院长批准，Neyman终于得以举家迁到伦敦，受到小Pearson一家的热情接待。

虽然小Pearson、Neyman的统计学系形式上与R.A.Fisher的优生学系是两个单位，但同在一栋楼内，且学生选课多有交叉，整体实力大大加强，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学者前来访问和交流，如美国的H.Hotelling、S.S.Wilks、C.C.Craig和瑞士的Feller接踵而来。

Neyman和小Pearson在同一个系里，合作更加方便紧密，仅在1934-1938年间，二人对统计科学就做出了四项基础性贡献，提出置信区间理论，对传染分布理论的贡献在生物学数据处理中十分有效，总体分布抽样法为统计学理论铺平道路，其中就包括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随机化实验模型的工作开辟了在农业、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中广泛应用的全新实验领域。

1937年，Neyman应邀到美国做巡回学术演讲，演讲十分成功。此时雄心勃勃的伯克利大学新任数学系主任G.C.Evans正在物色引进一位统计界一流领军人物，在本系建立理论统计学学派，以期彻底改变伯克利数学的平庸现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Neyman,并开出了优厚薪资。

其次，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UCL统计学系十分重视研究生培养，不仅要求学生有扎实的数学基础，而且强调学生的计算和动手能力。UCL统计学系所在的Pearson楼是一栋二层小楼，内有一个阶梯教室、一个教室和好几个实验室，供教学与实验，其余为办公室。每天除了上课，研究生主要集中在实验室。实验室为每位学生都配备了手摇计算机，还有大量最新的期刊和图书。徐钟济回忆实验室的生活时写道：

“实验室为每个学员提供了一张台子和一架手摇计算机(另有一台共用电动机和加法机),实验室为各年和各系的研究生提供了几个房间，实验室虽没有规定每人的工作时间，然而因为上课是在清晨，学生总要在上课前赶来，每天上一节或二节课之后，立即回实验室做实验学习，一直到黄昏工作完毕后才离开。就这样把整天时间耗费在实验室里，中午就在食堂便餐，休息约一个多小时，然后继续工作。统计系每天下午有一个茶会。所以每天都有一次师生会见和交谈的时机，可以解决问题。研究生每周与导师有一个约定时间。实验室对每个学员都是严格要求的。因此，每个学员都全力以赴。”

最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努力。以上7位统计学留学生做出的贡献，除了身处世界统计科学中心并跟随名师外，非常重要的是学生自身的努力。中英庚款留学生唐培经(第三批)、许宝騄(第四批)、徐钟济(第五批)都选择到UCL学统计，因为庚款遴选委员会的专家清楚UCL的统计系是世界统计中心，未来中国需要统计专门人才。许宝騄的学生张尧庭回忆，“许先生曾说：‘30年代末期，我在英国留学，当时有三个中国人在那里学统计，日本也有三个人在那里学，可是我们三个中国人(许、唐培经、徐钟济)比日本人强多了。那时日本已侵略中国，我们想，在统计、概率方面，我们将来回国后一定要把它搞好，超过日本人’。我感到他的这个想法一直是指导他的行动的准则。快解放时，他急于回国就是想回来后好好干一番事业。”

徐钟济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英国学习时，为了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培养，我决心首先要满足庚款会的要求，抓紧学习，这样时间是很充实的。这个系过去庚款会已有两人来过，唐培经(1934-1937),一为许宝騄(1936-1939)他们都学很好，唐的爱人汪沅也来学习了二年。我要更加努力，为中国人争荣誉。同时我在国内做过统计员，对统计实习(指应用和计算)感兴趣。换句话说，我主观上对理论和实习并重。"

黄祖瑜在回忆录《开花的石榴树》中写了一段“在伦敦大学(1938-1939);国内的军事消息，也越来越坏，国军几乎完全失掉了战斗能力。华北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父母亲和全家，随着河南大学，迁往与我生地很近的鸡公山。1938年秋，豫南战事紧张，河大又迁往豫西山区：镇平、方城、叶县、宝丰、临汝、宜阳、伊川西抵嵩县及其附近的潭头。……在这个时间中，我收到的家信，也越来越少了。我感到忧愁、绝望，可是我仍用我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继续读书。除了理论统计的课程外，我还参加'大学学院'算学系主任教授所开的高等分析课程。”

这个留学生团体用他们“在统计、概率方面，我们将来回国后一定要把它搞好”“我要更加努力，为中国人争荣誉”“我仍用我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继续读书”的强烈家国情怀与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为祖国、也为世界统计做出了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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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eid C.Neyman[M].Springer,1998
[6]许宝騄先生纪念文集委员会编.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纪念许宝騄先生百年诞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黄祖瑜.开花的石榴树[M].郑州：海燕出版社，2001.
[8]袁卫，李扬.我国首位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统计学家：吴定良[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3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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