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三年，那根五色大棒

公元174年，司马防应该是有点头疼的。

头疼的原因，是他受托要推举一个人当官。

这一年，是熹平三年，司马防25岁。按理说，25岁的年纪，自己都未必能混出什么名堂，怎么有资格推荐人当官呢？

但倒也不奇怪，司马防所在的司马家族一路都高官辈出：曾祖父司马均是东汉的征西将军，祖父司马量做到豫章太守，父亲司马儁官拜颍川太守。《三国志·魏书》记录司马防“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说明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州郡一级当官了，之后又升任了首都最高行政长官——老爸和爷爷都是省部级高官，这升官速度当然不奇怪。

司马防推荐的这个人，才刚刚虚岁20岁，是当时沛国的地方长官王吉推荐上来的。

“沛国”虽然名字里有个“国”，但其实是一个郡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沛国下辖21个县，其中有一个县叫谯县，王吉推举的那个20岁的青年，就是谯县人。

王吉自己也是这一年刚刚提拔升任沛国的一把手的，他才20多岁，在当时也属于破格提拔——没办法，他的干爹是朝中权势熏天的中常侍王甫。

王吉到任没多久，就通过“举孝廉”的方式把那个没比自己小几岁的谯县年轻人推荐了上去。

作为汉朝“察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孝廉”顾名思义：要么是你“孝”，要么是你“廉”，获得公认，就可以被地方长官推荐走上仕途。这个考核标准照理应该非常严格——按当时规定，人口到20万的地方，才能获得一个“孝廉”名额。

而从任何角度看，那个20岁的谯县年轻人，都是没有资格被“举孝廉”的：

他在老家是著名的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顽主，“孝”和“廉”没有一个字和他沾边。更何况，按当时规定，除非这人特别优秀，否则一般情况下只有40岁以上才可以被“举孝廉”。

而这个20岁的谯县青年，偏偏就这样被举了“孝廉”。

当然，很多人也对原因心知肚明：这个年轻人的干爷爷，是当朝著名的大宦官曹腾；他的爸爸——也就是曹腾的干儿子——是花一亿钱捐了个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过官瘾的曹嵩。

自汉武帝开始推行的“察举制”，原本是希望打破世袭和阶层固化，由地方长官逐级推荐贤能之士选拔人才。但历经三百年，早已荒腔走板，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一旦摈弃客观打分体系而改用主观评分，那么“公平”二字早晚会销声匿迹。

那么按理说，司马防只须做个顺水人情即可，又为何会头疼呢？

因为按《三国志·魏书》记载，司马防“性质直公方，虽间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可见他不仅浓眉大眼丰神俊朗，也是有节操有原则有榜样的，眼里很难揉沙子。

可能也正是因此，司马防的推荐没有让那个20岁的谯县年轻人完全满意。

那个年轻人本来是想当洛阳令的，也就是洛阳这个首都县的县长。

但司马防给他的推荐位置是洛阳北部尉。

洛阳是首都，天子脚下，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县，所以分为东西南北四个辖区，各设长官。“洛阳北部尉”相当于现在从北京天安门到北五环奥林匹克公园一带的公安局长——至于西北边的圆明园和东边的朝阳公园归谁管，还要看辖区分配。

但毕竟才20岁，就当了一个县处级的公安局长，可以满意了。

这个年轻人，叫曹操。

他带着兴奋和忐忑，准备走马上任，大展宏图。

熹平三年，曹操正式上任洛阳北部尉。

他在兴奋之余，确实应该是有点忐忑的。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被一路推举上来，材料并不过硬。

尽管曹操已经四处求名士给自己“品评”，希望借所谓的“流量”和“热度”为自己加分，但他自己也知道，作为“举孝廉”的基本条件，他是不达标的。

不仅他知道，后人也知道。《三国志》作为一本以曹魏为正统的史书，陈寿在《武帝纪》里提及太祖曹操少年时的名声，也不敢违背事实，只是尽最大努力润色为：“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而吴人所作的《曹瞒传》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点明：“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这难道符合“举孝廉”的标准吗？

而如果说这些还能解释为“差生未必能力不行”的话，让曹操更头疼的是他的家庭背景。

曹操当然是有显赫家庭背景的，没有这层背景，他绝不可能年纪轻轻就被“举孝廉”，但他的这层家庭背景却也让他有点抬不起头——他爸爸是太监的干儿子，他是太监的干孙子。

事实上，曹操的干爷爷曹腾虽然是大宦官，但即便是在“党锢之争”白热化的东汉末年，名声还是可以的。

曹腾侍奉过四朝皇帝，谨言慎行，对外低调，且不任人唯亲，还颇发掘出一批人才，他推荐的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堂溪、赵典这些人，当时在天下名士里都有极高的声望。

即便是曹操的父亲曹嵩，虽敛财有术，居然能拿出一亿钱买官，但也只是占了个虚职，并无实权。西晋史学家司马彪评价曹嵩用了八个字：“质性敦慎，所在忠孝。”考虑到司马彪可能对曹家有所顾忌，但当年“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为主公袁绍写讨伐曹操的檄文，恨不得把曹家一脉骂得狗血淋头，但说起他父亲曹腾，用足24个字，也不过就数落他“买官”的丑行，对他人品名声并无指责。

但即便如此，对普通人而言足够了，对曹操而言还是不够的，因为他虽然“好飞鹰走狗”，但毕竟还是有自己的志向的：要做一番大事业出来。

在那个士人明显看不起宦官的年代，有宦官家族背景的曹操，很清楚自己若想在京城洛阳搏得一些名声，就必须做一些事来证明自己。

而且以曹操的性格，他会选择自己单干。

甚至不会告诉和自己玩得最好的那批兄弟们，比如袁绍。

熹平三年那一年，袁绍正在洛阳“养名”。

与曹操相比，袁绍可以说是“年轻的老干部”了。

袁绍同样是20岁仕官，在曹操还在老家游手好闲的时候，他已经是濮阳县的县令了。那他为何也能“破格提拔”？因为袁绍的家族背景比曹操家的更吓人——象征最高职位的“三公”：司空、司徒和太尉，他们家里人“排排坐，吃果果”：袁绍的高祖父袁安做过司徒、曾祖父袁敞做过司空、祖父袁汤做过太尉、父亲袁逢做过司徒。

曹操的老爸要花一亿钱财才能买个“太尉”虚职，而袁绍家四代人里代代都有人坐到过正儿八经的“三公”高位，人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天下。

在濮阳县令的任上，袁绍遭遇了母丧。在那个达官贵人已经可以有种种理由逃避守丧的年代，袁绍主动辞官，为母亲守丧三年。三年期满，正当众人以为袁绍将“满血”出山的时候，他又宣布要为早逝的父亲再守丧三年，一共守丧六年。

六年期满，袁绍“庐墓六年”的孝名已经传遍天下，他于是来到了京都洛阳，开始“养名”。

所谓“养名”，就是并不急着做官，而是做“大隐隐于市”的姿态，广交朋友，提高声誉。

袁绍长得很帅，性格豪爽，家里又背景深厚，关键还不缺钱，所以很快就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的铁杆弟兄里有从兖州来的“富二代”张邈，从荆州来的“小智多星”许攸，还有就是那个“宦官之后”曹操。

袁绍和曹操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史书并无明确记录，《三国志·袁绍传》里也只是提到“太祖少与交焉。”。但两人关系应该相当不错——都是高干子弟，大院孩子，混一个圈子，也可以理解。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圈子里，曹操应该一直是追随袁绍的小弟。

《世说新语》里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段子：

曹操有一次和袁绍在一起厮混，潜入人家园子里去看人家结婚。曹操胆大妄为，大喊一声“有小偷！”结果人家家人追出来找小偷，他和袁绍就进去抢了人家新娘子往外跑。那家人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园子很大，逃到一半两人迷路了，袁绍更是卡在一个荆棘丛里动弹不得。

曹操这时候有拉兄弟一把吗？并没有。他大喊一声：“小偷在这里！”人家家人循声赶来，吓得袁绍一个激灵，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从荆棘丛中一跃而出，两个人就逃走了。

《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志人小说，记录的段子不能当正史看，但这多少也能反映出当时人对这两个人的一些印象和看法——南北朝时期离东汉末年在时间上也并不遥远。

至少从这个段子里，我们能看到曹操这个人年纪轻轻，就胆子很大，而且手段毒辣，不计后果，但又往往会另辟蹊径。

熹平三年这一年，曹操与袁绍同居洛阳，但两人做事的风格已经显露出了不同：

与老大哥袁绍一本正经的慢慢“养名”相比，初出茅庐的曹操更倾向于一招制胜的“扬名”。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一件石破天惊的事。

一个叫蹇图的人，很快送上了机会。

蹇图并不是什么有名之辈，但他的侄子在当时可谓是权倾朝野——汉灵帝眼前的红人，大宦官蹇硕。

作为蹇硕的叔叔，蹇图在京城自然是人人敬畏三分。而这个蹇图确实也没有作为高级干部家属的政治觉悟，总是带着身边的一群马仔在洛阳城内耀武扬威，尤其是到了晚上，还要上街招摇过市。

而这恰恰是犯禁的——东汉年间，各城市实行宵禁，而洛阳作为首善之都，更应成为表率。

但有时候，禁令反而会被一些特权阶层刻意违反，用来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你不敢违反宵禁，他也不敢，因为你们都是平头老百姓，而我蹇图违反了却没事，那就能显出我和你们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可惜的是，蹇图碰上了曹操。

曹操上任洛阳北部尉后，立刻就让人在县衙门口摆上了几十根五色大棒，并且让人张贴告示宣布必须严格遵守宵禁令：“有犯禁者，皆棒杀之”。

这种广而告之的事情，蹇图是没有理由不知道的，但应该也很难引起他的警惕：小小一个县处级公安局长，昏头了，敢动我？相反，这纸禁令可能还引起了蹇图的兴趣：越是这样，就越要违反，就越能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后面发生的事，史书并没有详细交代，只是寥寥数语，但整个过程是不难想象的：

在某天的深夜，蹇图带着他的马仔们再次违反宵禁令，在洛阳的街头吆五喝六，正撞上带队巡夜的年轻曹操——二话不说，蹇图被曹操命人拿下。

在没有手机通讯的年代，蹇图是不可能有渠道迅速“摇人”乃至通知到自己在皇城里的侄子的，而曹操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时间窗口：直接拖到县衙，用承诺过的五色大棒活活打死。

汉朝虽曾感叹秦朝刑法严苛，但“枭首”、“腰斩”这种刑罚该有的还是有，还加出“焚刑”、“烹刑”等各种法外之刑。汉灵帝尤其喜欢“笞刑”——用棍棒活活把人打死，所以上行下效，曹操用这种方法倒也不出意外。

没有史料证据表明，曹操是专门针对蹇图实施的这次行动，但他的动机，多少还是可以揣摩的：

击杀违规的大宦官亲属，不仅可以体现自己不畏强权且嫉恶如仇的姿态，更可以划清立场，向士人集团展现自己对宦官集团的态度——这对有宦官家族背景的曹操而言，尤为重要。

当然，也不能否认那一年的曹操很可能也有一种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一种特有的虎劲儿，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蹇图都是一个完美的击杀对象，曹操没有理由放过。

一个区区县尉，居然敢活活打死一个当朝大宦官的叔叔，即便是在没有社交媒体的东汉时代，也是足以轰动整个洛阳城。

一夜之间，很多人都知道了“曹操”这个名字。

在完成这次“击杀”之后，听闻乃至崇拜曹操名字的人中，应该有个不满15周岁的少年。

这个少年是涿郡涿县人（今河北保定一带），按古代人的虚岁计岁习惯，他在不满15周岁的时候就外出游学，拜当时大儒卢植为师，在缑氏山学习。

缑氏山，地处洛阳东南，距离首都不过几十里地的距离，所以首都一旦有什么大新闻，很难不传到这里——一个刚满20岁的县尉居然击杀了高官的叔叔，这样的新闻应该会在这个少年以及同学之间流传。

这个少年的名字，叫刘备，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公孙瓒。

当然，史料并没有记载刘备当时是否就真的知道了“曹操”的名字，但他结识曹操并建立熟稔的关系，确实就是在熹平三年之后的没几年。

按《英雄记》的记载，“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复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曹操之后失意离开洛阳回家乡时，刘备患难与共与之同行，可见交情不浅。

刘备知道曹操，可能是占了“地利”，但也有人因为距离遥远，未必知道曹操的这次壮举。

熹平三年这一年，扬州刺史臧旻率领大军，终于平息了一场历时三年的造反——有个叫许昌的人在会稽郡造反，自称“阳明皇帝”，一度部众超过数万人，攻城拔寨，颇有声势。

获胜之后，臧旻为部将表功，尤其对麾下一个来自吴郡的小伙子大加赞赏，极力表扬。这个小伙子出身普通，却刻苦勤勉，且有胆有识，敢杀敢拼，招募乡勇，在这场征讨战役中立下大功。

这个小伙子叫孙坚，那一年也是20岁。

臧旻为孙坚表功，后者被授官盐渎县县丞。

县尉和县丞，都是县令的佐官。那一年同为20岁的曹操和孙坚，有不同的背景，在不同的岗位，都期待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时的曹操肯定不知道孙坚，而孙坚也很难知道曹操，但他知道的是自己出生普通，来自基层，没有靠山，如果要往上爬，只能依靠自己拼命的努力，有时甚至还要提着自己的脑袋。

但有时候，凭借实实在在的成绩拼出来的位置，倒反而比依靠背景或关系得来的地位要稳固一些。

熹平六年，才干了三年的曹操，就被调离洛阳了。

曹操去的是顿丘县，做的是县令。从县尉到县令，名义上是升了一级，却从权力中枢的重要岗位被调到地方，是很明显的“明升暗降”。

不难猜测，即便有干爷爷和爸爸的背景，曹操还是被报复了。

事实上，若一般人敢做出棒杀高官叔叔的举动，纵有十个脑袋也搬家了。但曹操毕竟不同：首先，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符合法律的，让人挑不出毛病；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背后有人的人，人家还不敢轻易动他。

但“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四十年后，曹操对23岁的儿子曹植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

“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但凡说“想想当年的所作所为，现在并不后悔”这种话的，心里多少还是一直有触动的。更何况，教育曹植时的曹操已经功成名就，才能坦然说出“无悔于今”这样的话，如果换种境遇，可能未必会这样提。

人生就是这样，总有把握，总有错过。

曹操在洛阳度过职场人生的前三年里，应该赶上了一场生辰礼，错过了另一场生辰礼。

赶上的那场生辰礼，来自曹操的顶头上司，洛阳令周异。

周异在熹平四年喜得贵子。作为下属，曹操前往贺喜或者至少送上贺礼，属于基本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范畴。

周异给自己的那个宝贝儿子取的名字，叫周瑜。

而曹操因为离开洛阳而错过的一场生辰礼，则来自他的知遇恩人司马防——他在公元179年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那一年，恰好是年号“熹平”终结，改年号“光和”。

年号更改，意味着去旧迎新。

司马防给自己这个儿子取名，叫司马懿。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