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被三有名录除名，是因为它们泛滥了？

蓓蓓：“三有动物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

王杰：“哦是这么个三有啊，我以为是山上有的动物。”

以上对话发生在猫盟“关于野猪被踢出三有动物”的直播间里，是我在整场直播里印象最深的一段对话。

这就体现出了“三有”动物这个概念的尴尬处境，有些人只是听说这么一个名词，但压根不知道具体的意思。

新修订的“三有”名录涵盖了1924种动物，再加上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这么长的名单，对于连乌鸫和乌鸦都分不清的大多数人来说，想要遵纪守法的最简单办法显然是，是个野生动物就别碰。

何况“三有”动物这个定义，本身就是看待野生动物的态度落后于时代的体现。请问有什么动物是没有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的吗？

直播的时候赵莹说她对比了一下有关豹的文献和有关野猪的文献的数量，结果是豹大约有2.6万篇，而野猪的则是19万篇，这无疑证明了野猪不仅有科学价值，重要程度还挺高。

对于森林生态系统来说，野猪的存在至关重要，它翻起厚厚的落叶堆让下面的种子有了萌发的机会，它拱起的泥土让土壤保持松软，它的粪便传播了植物的种子，同时它也是那些稀有的大型食肉动物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野猪也明显有着重要的生态价值。

所以唯一能斟酌的就只剩下社会价值了，问题是如何定义一种动物的社会价值呢？

其实“三有”这个词语的释义是发生过改变的，过去，三有动物的意思是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野猪倒的确是没什么经济价值，它身上既没有大象那样适合雕刻的牙齿，也没有藏羚羊那样细软的毛皮，更加没有可以入药的胆囊、香腺、鳞片和骨头，它唯一能够缓解的不适症状就是肚子饿，偏偏我们又是全世界最早驯养家猪的民族，可以说我们最不缺的肉就是猪肉。

而如今的社会价值呢，则是要充分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显然公众普遍对野猪没什么好感，但这种认定标准完全是扯淡，想当年华南虎还是害兽呢。

总之，无论是修改前还是修改后，野猪一直就不能算全部符合“三有动物”的定义，那为啥现在才把它踢出“三有”名录呢？

很多人猜测这是为了方便捕猎野猪的行政手续，换句话说，野猪太多了，需要控制数量，但它是受保护的动物，要人工捕杀手续太麻烦。

看到这里我真的闻到了一股无比熟悉的味道，为了方便开发就调整一下保护区范围嘛，或者为了方便占用耕地，就搞搞占补平衡开垦点荒山把面积补齐嘛（比如：调走保护区来建项目，这是什么操作？）。

法律是现代社会人类行为的底线，但我们在面对这道底线的时候，似乎永远都能找到变通的办法。

任何变通都是要支付代价的，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件擅长的事情叫做“报喜不报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计划在付诸行动之前都早就预设好结果了，甭管是河道硬化，还是建个鸟都不来的湿地公园，最终结果都一定是“生态向好”，甚至在西北建个水坝都能说成是生态修复。

所以如果你罔顾事实，只说好听的，调控野猪数量的结果就一定可以是“生态向好”，野猪肇事数量减少，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等等等等。

但是，我还是想谈一谈事实。

首先，怎么才算泛滥？有人切实可信地统计过野猪的种群数量吗？

渔民之中存在一种现象，称为“基线效应”，意思是人类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而面对日益枯竭的渔业资源，这一代的渔民永远无法理解，上一代所拥有的是一个多么富饶的海洋。

这个现象放在陆地环境里同样适用，要知道，我国的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都是生态已经崩溃或者正在崩溃的，这些只见过贫瘠的大自然的人类永远无法凭空想象生态尚好的世界，野猪的数量应该是一个什么量级。

所以这些人认知的“野猪泛滥”，未必就是一个突破了环境承载能力的数量。

野猪的确造成了很多农作物的损失，但这不一定就代表野猪数量太多。野猪并不像其他一些有蹄类那样能反刍，因此它们消化草本植物纤维素的能力比较弱，主要取食能量密度高的植物的块根、果实以及种子，因此野猪是高度依赖森林系统的动物。

所以这样一种动物为什么会跑到开阔的农田里觅食呢？当然是因为我们耕种生产的，就是植物的种子和果实，以及像白薯、土豆这样的块根、地下茎。更不用说我们的很多农田都是开垦的森林。

相当于我们把野猪的天然栖息地侵占了，并且将其改造成更加适合野猪取食的地方，因此野猪老是过来偷吃。

即便到了今天，人类侵占野猪天然栖息地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止，能源的开发、道路的修建、新一轮的开荒都在持续地缩减栖息地，同时也让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越来越差。野猪与人的冲突增加，不见得就是泛滥了，它们可能只是没地方去了。

所以，为什么不能把控制野猪的经费花在保护栖息地上面呢？

其次，全国的情况都一样吗？

野猪是我国的广布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野猪分布，但地区之间的情况是不同的。

像那些生态已经完全被击穿底线的地区，野猪不仅没有天敌，甚至连连续的天然栖息地都没有，比如南京的紫金山，那本来就是座被城市包围的孤山，虎豹早就绝迹，且理论上全域禁猎，甚至还有“爱心”人士去定点投喂野猪。

于是超出生态承受能力的野猪无论是取食还是扩散都不可能不经过城市，这的确是有安全隐患的，像这类地区人为调控野猪数量是一件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一些生态敏感地区，比如山西和顺，这里的华北豹的栖息地很多都不是保护区，各个村子都有很多农田就开在山里，田后面就住着豹子，这种田地会被野猪造访再正常不过了。

但野猪是该地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即便它们造成了损失也不应该草率用猎杀的方法去人为调控（至于为什么后面会说），而是该用生态补偿和主动防护来实现共存。

猫盟在分发吓唬野猪用的喇叭和闪灯 ©猫盟

最后，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野猪数量呢？

用天敌去调节它们的数量显然是不可能的，野猪的天敌一共也就那么几个：虎、豹、狼，绝大多数的老虎历史分布地都不可能再迎回老虎了，而狼的分布范围则是一退再退且至今罕有关注，唯一还在人类世界里苦苦挣扎的似乎只剩下豹子了。

但考虑到和顺有这么好的华北豹种群依然不耽误野猪为祸乡里，毕竟野猪在华北豹的食谱里只能贡献10%的生物量，所以也实在没办法把控制野猪数量的重担交给豹子去承担。

还有一种办法是像对付流浪猫那样抓捕野猪绝育之后再放归，且不说这个方法花费极大，就算用膝盖想都应该知道诱捕野猪绝不会像诱捕家猫那样简单安全，何况，流浪猫的数量也没怎么控制住呀。

那么就只剩下猎杀这一个办法了，可是怎么猎杀呢？要知道我们想要猎杀的是野猪啊，一猪二熊三老虎的那个“猪”啊，野猪身体强壮性情凶猛，是具有危险性的野生动物。

远距离使用猎枪击杀恐怕是最安全可行的猎杀方式，但我国法律禁止拥有枪支，也就是说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政府组建的专门的狩猎队伍，但是养活这样一支队伍的人力成本真的会比赔偿被野猪拱坏的农作物更低吗？

和顺的野猪 ©猫盟

或许开放商业狩猎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方向，但是杀掉了野猪和控制了野猪的种群数量，是两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的事情，战利品狩猎除了体验刺激的狩猎过程之外，获得引人瞩目的战利品也是重要的动力（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动力），那么更受欢迎的猎物无疑会是大公猪，但是要想有效控制种群数量需要猎杀的其实是并不起眼的育龄母猪。

再一个办法是使用猎犬，实际上很多地方早就在这么做了。最早让我见识到猎犬威力的是杭州那只逃出动物园的豹子，去年江西市的一只野猪更是因为误入了人类的房屋而被关在屋里之后放入猎犬被活活咬死。但是，且不说这方法极不人道，驯养大量猎犬的花费真的会比偿被野猪拱坏的农作物更低吗？

最后一类猎杀方式，也是我最担心却恰恰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利用毒饵、猎套、兽夹等进行狩猎。

为什么我说它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呢？因为它一直就在发生着，还记得猫盟公众号登过的，那篇讲淘宝网上售卖猎套的文章（《盗猎上淘宝买猎套，容易得像买颗糖》）吗？里面不止一次提到不法商贩有使用“防野猪”、“二师兄专用”等关键词，偷猎野猪这件事一直就广泛存在着。猫盟的红外相机就拍到过不止一次偷猎，还拍到过因为兽夹而残疾的动物。

人们在已经熟悉的方法和新的方法之间，往往会选择前者，即便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这些工具来捕猎。更何况这是最便宜的方法。

这些手法当然能捕到野猪，甚至有能力杀绝一个地区的所有野猪，但受害者也绝不会仅仅有野猪。狍子、赤狐、斑羚、豹猫、林麝、华北豹甚至人类自己，都可能被误伤。它们能让一切栖息地保护工作变得毫无意义，能把这么多年的生态修复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

2019年，在印度尼西亚的Ulu Masen生态系统，红外相机拍到被陷阱致残的苏门虎。©Joe Figel et al. / Tropical Conservation Science (2021)

直播的时候就有观众留言，说他们村号召打野猪，方法就是去山里下点夹子。这种做法极有可能给盗猎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让我非常担忧。

不过，如果严格控制使用方法，陷阱也可以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控制方式。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等14个省及地区，启动了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在山西的试点县，人们在田边安置无齿弹簧夹，触发之后，报警器会发送短信通知，不是野猪就放生。捕获的野猪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流入市场。另外，为了保护华北豹，山西省林草局没有将和顺列入野猪防控试点县。

野猪，存在局部地区种群数量增多的情况，它的确需要管理，但如果管得不好，将会是又一场生态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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