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农村，她们给光棍做“一日新娘”
在华北平原的一些农村，光棍是入不了祖坟的。按照当地说法，光棍入祖坟，会使得家族里代代出光棍。这一习俗延续了数百年，甚至更久。
为了入祖坟，有人选择了死后配阴婚。而近几年，他们又想到了新的破解之道——找个女人结一天婚，不领证，不入洞房，只办一场结婚仪式就算成家。
本文授权转载自“冷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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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禾
编辑：雪梨王
接亲的黑色本田轿车在一家“休闲按摩”店前缓缓停下。婚车后面没有车队，车头上没有鲜花，车身上也没贴个“喜”字，甚至连新郎宋大志都没在车里。
宋大志61岁，是村里仅存的老光棍之一——在冀中平原东部这个1000多口人的村子里，算上宋大志，总共有5个老光棍。“在我们这里，一般过了35岁还不成家就被叫光棍，五六十岁没结婚，就叫老光棍。”有村民操着当地方言一本正经地解释，他说宋大志人品挺好，就是“太老实、太穷”。
憨厚老实、木讷迟钝的性格，外加家境贫穷，使得宋大志在婚姻市场的资源竞争中处在下风。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件事愈发困扰他——他担心自己死后入不了祖坟。在当地以及周边很多农村都认为，光棍入祖坟，会使得家族里代代出光棍。也因此，没人愿意自家祖坟里埋个光棍。
不久前，有人给宋大志联系了一桩婚事，建议他找个女人结一天婚，不领证，不入洞房，只办一场结婚仪式就算成家了，这样死后就能入祖坟。
在当地以及周边农村，这种“一日婚”的情况隐秘地存在了许多年——但没人说得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本地媒婆吴姐记得，大约五六年前，有人给她打电话，说想要个“一日婚”新娘。
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而今，吴姐手上“一日婚”的价位是新娘3600元，另有1000元的中介费和给伴郎伴娘的几百元红包。
宋大志的婚礼选在了6月中旬，日子是村里风水先生看过的，新娘住在60多公里外的邻县。这场婚礼之前，宋大志从未见过新娘，只知道她不满50岁，没有残疾。性格和长相对宋大志来说不重要，“反正就办一天事，是个女的就行。”
接亲的车去接新娘。宋大志坐在家里等着，同村的几个光棍朋友结伴过来道喜。他们和宋大志年纪相仿，有人光着膀子，讲究点儿的，穿了件布满污垢的短袖T恤，在门口的礼金桌上掏了份子钱——分别为20元、30元和50元。
“恭喜，恭喜啊。”一个老伙计说。宋大志憨笑，“可累死了，娶媳妇真累。”这话把另一个伙计惹笑了，“就娶一天，又不过日子，累啥累！”
站在一旁的人半开玩笑地建议，“你再多掏点钱，让新娘睡一夜呗。”宋大志不高兴了，“你真是个牲口，这么多小辈儿在这呢，胡说啥。”
随后，他们安静地坐在院子里嗑起了瓜子。
本田轿车开到按摩店门口的时候，新娘田丽丽正在店里梳妆打扮。这个48岁的女人没有礼服，也没有鲜花和红盖头。作为从事一日婚的职业新娘，她说不清这是自己结的第几次婚了，但她知道，只需要办完这个仪式，完成任务，就能赚到三四千块钱。而她在按摩店当老板，每月也只能赚几千块钱。
来接亲的宋金才是宋大志的堂弟，57岁，也属于“老光棍”的范畴。眼看堂哥结婚，他心里不太得劲儿，接亲这天，他甚至都没换件干净衣服——上身是穿了几天的黄色“史丹利”复合肥T恤，领口处泛着一圈黑乎乎的垢渍，两个裤腿上沾满密集的泥点，像是刚从田里劳作回来。
站在拉着卷闸门的按摩店前，宋金才摸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半分钟后，卷闸门“哗”的一声打开，宋金才小声嘀咕，“还真是个小姐！”
这话被店里一个60多岁的女人听到了。她就是刚才接电话的人——媒婆吴姐。“老宋啊，可不能胡说呀。这是正规按摩，男女都给按。现在是法治社会，谁干那些呀。”她有些不高兴地怼着宋金才。宋金才不想反驳，眼看快八点了，他只想接了人赶快出发。
吴姐把宋金才引进店里，让他坐下等会儿。这家56平米的按摩店，进门处放着两个红色沙发，再往里走是一张按摩床，床边矮桌上放着几瓶按摩精油和一摞面膜。老板田丽丽平时就住在按摩店里，“卧室”与“客厅”被一条淡黄色的劣质窗帘分隔开。
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宋金才有些不自在了，他受不了店里浓郁的香水味。田丽丽看他起急，加快了梳妆速度，很快从“卧室“走了出来——她中等身材，微胖，单眼皮、塌鼻梁，由于粉底打得很厚，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婚礼这天，她给自己挑了件咖色风衣、黑色紧身裤和红色皮鞋，把一条手绢绑在右手腕，天热时可以用来擦汗。
“挺好，挺美，赶紧走！”在吴姐的催促下，田丽丽上了车。
“紧张吗？”坐在后排，她被问到一个新娘们常见的问题。
“不紧张，你要每个月结几次婚，也不会紧张。”田丽丽面无表情，正襟危坐。
一路上，车子又接了伴郎和伴娘——一个50多岁、一米七左右，脖子和手腕上戴着油光锃亮手串的男人，和一个身穿绿色连衣裙，手腕上同样缠着手绢的女人。
这个由媒婆、职业新娘、职业伴郎伴娘组成的女方亲友团，赶往宋大志家。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停在了宋大志家门口。虽说只是“一日婚”，宋家人也为此做了些准备。他们在外墙贴上了“良辰美景 张灯结彩”八个大字，院子角落贴着大大的“喜”字。
但这些还是掩盖不了院子的破败——三间房子是30多年前盖起来的，墙上的红砖早就褪了色，有的窗框上连玻璃都没有。院子没有硬化，裸露的黄土地上种着几株南瓜和两排辣椒。在村里，宋大志家人丁兴旺，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一堆表兄弟和堂兄妹。大家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讨老婆”是宋大志未竟的“事业”——早些年，女方嫌他穷。在门当户对和男高女低的传统婚嫁模式下，像他这样固守着三间老房子的底层男性，连辆自行车都没有，更遑论结婚生子。40多岁时，有人给他介绍过一个双腿残疾的女人，大他10岁。女方到宋大志家看了一圈，这门亲事就黄了。自那之后，再也没人给他张罗过亲事。
在华北农村，“光棍”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者。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陶自祥在博士论文中提到，对这里的成年男子来说，脱离父母的旧家庭，而自身倘若没有组建新家庭的能力，生活没有家庭作为载体来参与社区性互动，其生命意义会被认为是无法实现的，“在华北平原，‘光棍’是没有资格来过日子的，一个光棍的‘家’在华北平原没有任何社区性文化意义。这样的家庭受到村庄强烈的身份排斥”。
起初，宋大志和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起居还算有个照应。2011年、2013年父母相继去世后，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他不爱干净，喜欢在外面捡垃圾，把垃圾堆放到屋里。天气一热，屋里总有股馊味，很多人因此把他当成“流浪汉”或“傻子”。
平时除了务农，或是到镇上建筑工地打工外，他总爱跟村里的其他光棍凑在一起。几个人聊得最多的，除了挣钱，就是女人——谁长得好看，谁成了寡妇。宋大志想过找个寡妇搭伙过日子，他打听了一下，听说对方要彩礼，得备上金镯子，就没敢再惦记。也有人给他建议花三五万，去买个云南或者越南的老婆，宋大志还是嫌贵。实际上，他有十几万存款，可得“留着防老”。
一个人熬了一年又一年后，宋大志恐慌起来。光棍入不了祖坟，对他来说，意味着无法和父母地下团圆。这个习俗在华北平原延续了数百年，甚至更久。至于光棍如何安葬，各地做法也不相同。以河北省为例，有的会随便给找个地方埋了，有的则会葬到离祖坟不远的位置。
2022年下半年，宋大志跟哥哥说起自己的担忧。哥哥安慰他，大不了配阴婚——这一至今流行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封建陋习，是指为自己家里死去的人找寻“配偶”，把他们作为夫妻的名分葬在一起。“但阴婚对象很难找”，有当地的易经研究者透露。
2023年4月中旬，村里其他光棍告诉宋大志，县里有人结了“一日婚”，并说这种形式等同于结婚，死了能入祖坟。宋大志立马托人打听。最终，在县城工作的弟弟辗转打听到了媒婆吴姐的电话。吴姐很热情，说新娘随时有，收费3600元，中介费1000元，伴郎伴娘给几百元红包就可以。她催宋大志赶紧把日子定了，说想要结“一日婚”的人太多，排不过来。
至于新娘，按照规矩，婚礼前是不能见的。“你就瞧好吧，我这边的新娘质量，在全市都是最好的。”吴姐不肯透露新娘的年龄、籍贯和婚姻状况，担心她们个人信息暴露太多。
“就和开盲盒一样。”宋大志的弟弟觉得。
婚礼开始了，新娘和新郎被安排坐在屋前空地的椅子上，接受亲戚们的祝福。宋大志显然有些紧张，一直不敢靠近新娘，田丽丽则始终保持微笑。围观的人开始起哄，有人让他俩拥抱一下，有人怂恿宋大志亲吻新娘。宋大志躲闪着，直到家里一位长者宣布婚礼开始，“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宋家老二要结婚了……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和和美美，白头到老。”
夫妻对拜环节，宋大志敷衍地低了低头，田丽丽深鞠一躬，看上去很真诚。
婚礼的最后，两人被车子拉到1公里外的父母坟前跪拜，点香、烧纸、磕头。宣布婚礼开始的那位长者对着墓碑郑重地说，“你们家老二结婚了。好好看看，这是新娘子。以后一家人就能团聚了，放心吧。”
仪式完成后，女方亲友团没再去婚宴现场。整场婚礼，宋家支付给媒婆5600元，其中田丽丽分到3600元，吴姐拿走1000元，伴郎伴娘各分500元。
“一辈子有这么一回，值了。”宋大志觉得挺好，礼金收了几千，自己的存款几乎没动，“这不比配阴婚划算多了。”他把两人合影贴在衣柜镜子上，照片一角印着“百年好合“四个字，“等我死后，把这照片放进棺材，这是我的结婚证明。”
宋大志的婚礼还没结束，吴姐的下一单生意就来了。
“他们都觉得我是活菩萨。”接完客户电话，她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吴姐比宋大志大6岁，可比他显得年轻。她喜欢穿碎花衣服，把花白头发染得乌黑。相比起跳广场舞和拉家常，她更享受当媒婆。
平日里，只要有陌生电话打进来，她会立马接听——男的喊“老弟”，女的年长的叫“老姐姐”，稍微年轻的叫“老妹”，再小一点就是“大妹子”。如果是介绍对象，她一般会大声连说三次“没问题”，让对方加自己微信，再跑去给对方的朋友圈挨个点赞。
吴姐说自己用年轻人的话讲，叫“社牛”。大约十几年前，有人找她撮合了一起婚姻后，塞了200元钱红包给她。她忽然意识到，或许可以把媒婆当成副业，这比平时务农主业要轻松许多。那之后，她开始留意十里八乡的单身男女，也时刻关心谁离婚或是丧偶。
“现在的年轻女孩、小伙子很多在外地上学，回家后认识的人不多，要想找对象，很多得靠媒婆。”吴姐的生意还不错，“我们老家，半个村的婚姻，都是我介绍的。”
她早年的业务范围里，没有“一日婚”。“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吴姐记得，大约五六年前，有当地人给她打电话，说想要个“一日婚”新娘。吴姐听了觉得挺荒谬，“那不是连人带鬼一起糊弄吗？”可电话那头态度很真切。吴姐仔细一想，或许这是门新生意。
于是，她四下打听相关信息，并拿到了邻县一个媒婆的电话。
一顿饭的功夫，吴姐学到了门道。这其中，“最难的就是找新娘子”。回到本县后，她开始寻找在当地工作的外地保姆、按摩技师。坚决不找本地人，是担心“影响不好”。
她招到的第一个新娘，是一个50多岁的外地保姆。丈夫去世后，从家乡到这里随外嫁的女儿生活。男方则是邻县农村的一个光棍。这笔生意下来，新娘拿到2000元，吴姐拿到600元。此后，靠着口口相传，吴姐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陆续招到了6个外地新娘。
新娘并不好找，“最主要都觉得丢人，没人愿意干”。对于选新娘的标准，除外地人外，吴姐还开出两个条件——不超过60岁、身体没残疾。起初，她想找退休人员或在饭店打工的女性，但不光找不到，还总被骂“老不正经”。
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她把选人目标锁定在按摩店，以及保姆群体。
吴姐手上的新娘不论年龄长相，一律统一定价，“那些光棍汉根本不挑年龄。我也想找更年轻的，30多岁最好，可没人干。”时间久了，吴姐的雪球越滚越大，其他县的人有时也会慕名找来。而这种生意恰恰是正规婚介机构很少去做的，在他们看来，“那不就是骗人嘛，我们不想出事。”
吴姐所在的县城周边，还隐匿着不少类似的媒婆。她们的操作流程大抵相同——不提前透露新娘信息，也极少在婚前安排新郎和新娘见面。如果强行要求见面，有媒婆会提出让男方带身份证，并且“不能说话，只能远远看一下”。
此外，每个地方收费也不大一样，便宜的一次三四千，贵一些的五六千。有媒婆直接开价两万元，“过夜的话，再加2000元。”对于过夜一事，大多媒婆是拒绝的，“那不是介绍卖淫嫖娼吗？”
“不管是新郎还是新娘，他们都是可怜人，我们是在帮他们。”在吴姐看来，这种做法没有任何不妥。仅仅靠着做职业新娘的生意，吴姐每年能赚四五万，“比县里拿退休金的老太太挣得多。”她的丈夫和儿子也支持她。为方便母亲联系业务，大儿子还把她接到县城居住。
“咱是帮人结婚的，不是拉皮条的。”吴姐说，“不信你问小田，我啥时候要求她们过夜？”
小田，就是田丽丽。她是吴姐手头目前最年轻的新娘。
和宋大志办完仪式被送回按摩店后，她马上去附近农行取款机上把钱存到自己的卡里，准备等老家的丈夫没钱时给他转过去，“店里人来人往的，放很多现金不安全。”话是这样说，但实际上，她的按摩店生意并不好，附近小区的居民更愿意去不远处的盲人按摩店。
这让田丽丽有些不爽。她觉得总有人给“休闲按摩”贴色情标签，她坚称自己从事的是正规按摩。为了证明自己的专业，田丽丽展示了她取得的，一本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制的《职业资格证书》，证书里面类别为“保健按摩师”。
田丽丽在足疗按摩行业做了20多年，辗转过沈阳、昆明、武汉、合肥等地。就连她的丈夫，也是在足疗店打工时认识的同店保安。结婚后的前两年，他们还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孩子四五岁时，丈夫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平时在家务农，偶尔打打零工，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田丽丽承担。就这样，她一直把孩子养到了21岁，大专毕业。
只有过年时，她会回老家待一周。孩子对她似乎没什么感情，“明显和他爸更亲”。
对孩子和丈夫，田丽丽谎称自己是在做保姆——她也的确做过一段时间保姆。在老乡的介绍下，她到北京照顾失能老人。可这份工作太熬人了，她几乎全天都要待在老人家里，给她喂饭、翻身、按摩、端屎端尿，没有任何喘息时间。半年后，她离开了老人家。
有老乡建议她报个按摩培训班，她报了，学得很认真，也顺利拿到了证书。起初，她在北京一家按摩店上班，不到一年店铺倒闭，她又失业了。田丽丽本想留在北京继续找工作，可年过40，随着身材走样、皱纹不断增多，她在这座城市的求职市场上没有丝毫优势。在去一家盲人按摩店应聘时，老板甚至因为她不是盲人，没有要她。
在北京兜兜转转，田丽丽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她想回老家发展的时候，之前工作过的按摩店老板打来电话，说在距北京几十公里外县城开了一家按摩店，希望她来帮忙。
县城位于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地带中心，是个传统农业县。和北方很多县城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留在当地的，过着乏味的生活——打工、逛夜市，偶尔去下KTV。
那年，田丽丽43岁。县城里的这家按摩店里算上她，一共只有两个员工。为了防止田丽丽和同事接私活，老板在店里装了监控，客人日常消费扫的二维码是连接老板的。
彼时算上提成，田丽丽每月能挣五六千元。疫情之后，生意陡然下降，老板想要关店。对田丽丽来说，这意味着她无处可去了。于是，她提出接手店面，自己当老板。
“就当租房住了。”田丽丽说，店里租金每月5000元，为了节约成本，她辞掉了之前的同事。疫情反复下，店里生意时好时坏。坚持到2021年下半年时，她的人生再次发生变化——一个常来按摩的老太太突然说要给她介绍个兼职。这个老太太就是吴姐。
听说要和光棍结婚，田丽丽一阵恶心，没答应。但每次吴姐来按摩，总要跟她念叨这事，还给她看其他职业新娘的视频——视频中，新郎新娘端坐在院子里接受大家围观，似乎没什么出格的事。吴姐用来说服田丽丽的理由是，“就大半天时间，反正是你外地的，谁也不认识”。她还保证，绝不过夜，不会领证，更构不上重婚罪。
当店里生意越来越差时，田丽丽心动了。她向吴姐提出“不透露身世、不安排过夜、不发送照片”的要求，否则“谁都别好过”。
2021年冬天，时年46岁的田丽丽接了首单生意——一个当地农村光棍，为了死后能入祖坟，找吴姐安排一日婚。当时，新娘的费用只有2000元。
第一次做职业新娘，田丽丽有些紧张，她担心会暴露。为此，她化了浓妆，戴了一顶齐腰的黑色假发，衣服也由钟爱的黑白灰色，换成了粉色旗袍。外形与平时的自己判若两人。
男方是个70多岁的老头。尽管田丽丽做了很多心理建设，但眼看要和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人拜堂，她只能强忍着反胃。“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只记得些片段”，田丽丽说，这些片段，包括有人强行将两人脑袋紧贴在一位，有人趁乱摸她的后背与臀部。最让她别扭的，是和新郎到坟地下跪，对着不认识的人喊爹妈。最终，她拿到了2000元现金，几斤糖果、瓜子，以及香烟和白酒。
回到按摩店后，她还是觉得反胃，但又不想就此退出，“大概还是为了多挣些钱吧。”用了两三天后，她和那些情绪和解了。她给吴姐发微信说，“这次谢谢了，以后多合作。”
没过几天，吴姐给她介绍了第二单生意，男方老家也是当地农村的。这一次，田丽丽没那么别扭了。随着结婚次数越来越多，她逐渐专业起来，不仅克服了反胃，还能保持微笑。但她尽量不开口说话，以免熟人通过声音认出自己。每次，她都要化浓妆、戴假发，只是穿衣没那么在意了，觉得“穿什么无所谓”。
两年多下来，田丽丽和当地一些光棍结了婚，也与邻县一些光棍结过。结婚费用由最初的2000元，变成了2500元、3000元，直到现在的3600元，“有时候一个月结十几次，有时候两三次。除了疫情严重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有婚礼。”这让她变得习惯和麻木。有几次，她还和同村的多个光棍结婚，“就是和一个老头结婚后，没多久又和同村老头结婚了。”有时在婚礼现场，还会有之前的“丈夫”来围观。
田丽丽说，自己最后的底线是“不过夜”。也的确有光棍提出过加钱过夜的要求，她一概拒绝了，“我只是当新娘，不是当小姐。”为了避免闲话，她几乎不主动交当地朋友，有客人按摩时问起她的家乡，她也会随口说个省份。
靠着这个“副业”，她养活着自己、按摩店，远方的丈夫和孩子。
丈夫一直以为田丽丽在北京做保姆。今年5月，她险些露馅。彼时，她和一个光棍结婚的视频被人发到短视频平台，刚好被丈夫刷到。他把视频转给她，“这个人很像你”。
田丽丽吓出一身冷汗。她赶紧解释，“是挺像，但不是我，我在北京呢。”为了制造在北京工作的假象，她时不时乘大巴去北京，在一个固定的小区门前给家里打视频电话，证明自己在北京。到北京后，她还会拍些有明显标志的视频和图片，保存起来，回到县里后再隔三差五用这些发朋友圈。
前段时间，她和宋大志结婚时，就在朋友圈发了张自己在陶然亭公园的留影，配文写道，“今天真热，来公园避暑是不错的选择”——这条信息，有12个人点赞，其中有田丽丽的丈夫，也有媒婆吴姐。
日渐麻木没能让田丽丽变得更快乐，她还是觉得做职业新娘不道德。为了让自己得到救赎，她信过教、拜过佛。她告诉“上帝”和“释迦牟尼”，自己是在帮别人入祖坟，从没有害人之心。她也想过离开这个行当，“真没人逼我干这个，可我还能做什么呢？”每次郁闷了，她就找吴姐吐槽。后者开导她，“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6月中旬搞掂了宋大志的婚事后，吴姐又接了两次活儿，新娘都是田丽丽。7月2日上午，她突然接到宋金才的电话。帮堂哥接亲后，他在家犹豫了一阵，提出想结“一日婚”。
“老弟，你就瞧好吧，上次和你哥结（婚）那个行不行？”吴姐又一次推荐了田丽丽。
“还是换个吧。”宋金才吞吞吐吐起来，“咋说也是我嫂子，总觉得不太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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