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消费变高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胡可欣，编辑：卷心菜，原文标题：《胡可欣丨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生活革命》，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城镇化的推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匹配的趋势愈发显著。近年来，在婚姻、就业及教育等驱动因素下，农民家庭大规模进城，县域成为最主要的阵地，农民的生活嵌入了乡土性和现代性的特征。笔者在参与农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在粤西和粤北等欠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存在相似之处，即县域生活成本与消费水平趋于城市，农民的生活负担加重。

一、住房消费

1. 进城买房与加压式生活

农民进城买房的功能属性不是居住，而是为子代的婚姻和生活需求提供生存空间。换言之，进城买房的主要驱动力是子代成员能够在县城拥有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活，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围绕着购买县城的商品房，农民有一条清晰的进城链条。从家庭生命周期的维度看，农民进城买房的首要驱动因素是子代的婚姻需求。在如今的农村，男方家庭拥有自建房屋在婚姻市场上很难成为谈论的资本，在县城里有一套房成为了必须项或加分项，农民家庭在村里和城里各有一套房成为了谈婚论嫁的标配，也因此成为了农民家庭的奋斗目标，在短期内由两代人接力实现。

进城买房的另一驱动因素为子代的教育需求。一个客观事实是农村空心化程度加剧，村庄小学因生源的外流进行撤并，这是城市化不断演进与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综合效应。此外，教育自身的阶层跃升属性也驱动着农民家庭为后代考虑，农村没有好的教育资源，多数农民家庭为了子代能够接受好的教育不得不进城买房甚至租房陪读。

然而，跳出农民个体视角，进城买房这一行为也有着更为宏观的影响因素。大量农民进城买房，离不开地方政策的诱导，地方政府通过经营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县城集聚资源，吸引农民进城买房来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最典型的是教育资源的集聚产生“虹吸效应”，好的老师流向县市，好的生源也随之变动，整个县城的配套措施不断完善，资源的供应能力不断增强。

农民家庭从购买婚房到购买学区房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进城方向，反映了不同农民群体的具体需求。买房一旦成为刚需，个体的负债很容易转变为家庭的负债。自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的管控，房价相比前些年有所下跌。中西部县城的房价每平米约四千左右，一套商品房落地至少需要几十万元，普通的农村家庭需要除务农之外的劳动来供县城的房子。

一位粤西地区的社区书记表示：“县城里地段和配套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小区房价四千到五千左右，条件较差的约四千左右。除开其他的生活成本，也很难负担。”县城作为生产空间，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有限，有限的资源很难满足县域内劳动力的需求，剩余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务工，只有春节才返乡，因此农民购置的县城房子空置的情况并不少见。

2. 进城租房与候鸟式生活

农民家庭在县城的租房生活包含进厂上班和进城上学两个原始驱动因素。

资源的虹吸效应造成了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均衡，进城上学是个体主动适应环境的积极行为。以教育资源为例，优质的师资和生源集聚在县城，农村的教育资源稀缺，要想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必须举家庭之力将下一代送进县城，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及过度消费对家庭资源是一种额外消耗，也增加了农民家庭生活风险。

没有能力在县城买房的家庭，为了下一代能够接受相对好的教育，选择在县城租房陪读，衍生出了“陪读妈妈”等新的群体，许多农村家庭在城乡之间过起了候鸟式生活。

在粤西地区调研时访谈的一位建筑工人，他的案例典型之处在于，家庭里既有进厂上班的大人，也有进城上学的小孩。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乡镇与农村之间往返。

为照顾小孩上学和方便大人上班，一家四口人在镇上租了一室一厅的自建房，每月房租加上水电费每月约七百元，一年的租房开销约九千。他2022年的收入共两万元，主要靠在附近打建筑散工，而妻子在县城的酱油厂上班，两人身上背负着债务。

这种租房生活是农民家庭生活观念的折射，从物理距离来看，镇上离县城更近，也方便回村照顾家庭，是进城与回乡之间的中转站和落脚点，这里有相比农村更集中的教育资源和生活条件。为了家庭的发展，在外租房生活是整个家庭权衡后的决定，即使多了一笔开销在他们看来也是可接受的。

房租开销是一般家庭能够负担起的额外支出，然而伴随着租房生活的一系列生活成本攀升，才是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

农民家庭的候鸟式生活可以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家庭策略调整。在家庭的早期阶段，为了阶段性的目标如子代升学，结合家庭自身的经济情况策略性地选择租房搭建县城生活空间，集聚家庭的资源以实现短期目标。

二、生活消费

1. 工具型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资本化的浪潮席卷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农民也在逐渐追求生活方式改变，对生活质量有了更具象的追求。一些农民呈现出“半城市化”的过渡形态，即 “收入是农民，消费是市民”，是不完全的城市化。根据消费目的，可以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两种类型。近年来，县域消费最明显的变化是，生存型消费水平提升，发展型消费范围扩大。

生存型消费可以理解为与衣食住行和维持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行为相关的。以住房消费为例，住房消费不仅是购买或租赁房屋本身的价格，而且还有在县城生活伴随的一系列隐形消费。一方面，进城买房对家庭资源的消耗弱化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部分家庭甚至透支了家庭的未来收入，房贷是每月的大笔固定支出。

另一方面，县城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增加了家庭的生活压力。一般而言，在县城商品房社区生活，周边配套设施集聚而完善，物价相比镇村更高，根据访谈对象的估算，普通的核心家庭（四人）的正常伙食支出每月三到四千元。而根据在村的访谈对象估算，主干家庭（八人）的伙食费则为两到三千元。

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单从食品消费支出上不能简单认为县城消费更高。但是，从成本的角度可以认为，在县城生活要比在村生活负担更多的成本。

发展型消费是与改善生活条件相关的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两方面。教育是典型的发展型消费中的精神消费，但这也是一种隐形的、回报周期长的投资。为了子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家庭以进城买房租房的形式陪读，家庭条件相对好的农民家庭也愿意花更高昂的学费送小孩进私立学校，并且还会安排课外的兴趣培养和课程补习，教育投资是发展型消费中一笔巨大的费用。

而物质层面的消费是日常消费水平更为直接的体现。调研过程中也发现，汽车几乎成为了农村家庭的必备交通工具，养车成为了家庭消费中的一笔固定支出。此外，农村家庭的小孩对于手机的消费成为了突出现象，不少青少年和儿童沉迷手机等电子产品，虚拟化和娱乐化的网络游戏正在入侵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家庭的消费观念正在受到城市化的影响，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消费等级，从这个意义上，发展型消费范围扩大映射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生活水平的提升。

2. 情感型消费

如果将工具型消费的特征概括为稳固、持续和可见性强，情感型消费则体现为弹性、波动和隐蔽性强。作为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礼尚往来是必要的社交礼节，酒席宴请也是乡村生活圈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

偏远地区的农村往往有家族大、人口多、血缘关系网络密集的特点，农民在人情上有更多的支出。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人情支出这种隐形支出的比例逐渐攀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情支出的负担也在加重。

笔者在粤西地区调研时发现，农村的人情支出费用逐步走高。一位访谈者去年一年参加了十次酒席，每次礼金至少三百，关系近的亲戚礼金则有一千。另一位访谈者表示送礼一般在两百至五百之间，并估算了一年的人情消费在一万元左右。

在中部原子化地区，个体之间、家庭之间、群体之间的情感联结更加注重礼尚往来的仪式。礼金的数量多少映射了情感的深厚与否，甚至延伸出送的礼多代表着“重视”，象征“有面子”，地方风俗的导向在礼尚往来中为“礼”本身建构出了一套人情、面子与关系的话语。

人情支出的增加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当今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十年之前的两百元与如今的两百元已不具备同样的意义，送礼也应该跟上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情消费是夹杂情感、利益和社会关系的网络，也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人情消费的增加反映了现今社会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重视，也是个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情感面向。

三、县域高消费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城镇化从城市延伸到乡村，农民生活方式呈现出高消费的城市化特征。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对于农民群体而言，生活消费水平升级的同时也伴随着负债严重。

一般意义上，城市化是在城市空间内完成，城市化带来的收入是稳定的甚至上升的。而农村地区在硬件基础上尚未达到城市化的条件，但在生活方式这些软领域却出现城市化的倾向，农民生活的成本逐步升高，但是收入水平和方式与城市化的高消费水平不相匹配。

结果必然是导致受到影响的群体的经济压力过大，家庭出现收支不平衡，引发透支、借债、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行为，影响农民的生活质量，挤压自身及家庭的发展空间，从而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

现代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生活革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胡可欣（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编辑：卷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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