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恢复市场信心，需要更大力度和更明确信号

编辑 | 朱弢

中国经济恢复常态化运行已逾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即将发布。

根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的GDP增速目标为5%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一季度中国GDP总量为284997亿元，同比增长4.5%，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

根据最新数据，从消费端上看，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803亿元，同比增长12.7%，比4月回落5.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比4月回落2.1个百分点；服务业领域，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比4月回落1.8个百分点；就业方面，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4月持平，其中，16岁-24岁、25岁-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20.8%、4.1%。

“显然，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带有三年疫情的‘疤痕效应’，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悲观预期也仍未消退。应以更大的力度、更明确的信号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定回升。”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对《财经》记者表示。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复苏有哪些制约因素？未来应采取什么行动，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陆铭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给出具体的建议。

《财经》：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态势？

陆铭：今年春节之后，总体上中国经济处于缓慢复苏的状态。以制造业为例，我们根据“周薪薪”平台上的制造业用工大数据构造的先行指数显示，制造业用工需求从3月开始走出“极不乐观”的低谷，4月-6月连续三个月稳定在“正常”和“不乐观”的边界上，表明制造业的订单虽然还未达到过去同期的水平，但回暖的趋势已经趋于稳定。

3月以来，制造业灵活用工价格持续回升，至6月虽仍低于2021年的水平，但已经和2022年同期持平，并高于2020年。同时，近几个月的灵活用工需求也趋于稳定。虽然4月-6月属于制造业灵活用工的传统淡季，但同比来看，这三个月的灵活用工需求总体要好于2022年，和2020年大致相当。总体上，就业压力仍然不容乐观。

《财经》：上半年，市场的消费意愿如何？

陆铭：来自平台的大数据显示，2023 年二季度，全国主要类别生活服务消费总体延续了一季度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类别商户数量逐步回补,商户经营稳定好转。跨城出行的需求得到释放，暑期住宿旅游的预订量较往年大幅提升。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线上线下融合对消费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然而，当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未明显提升，收入与就业预期仍有待修复，消费热度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财经》：制约中国经济形势复苏有哪些因素？

陆铭：第一，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认识不足。

社会普遍存在重制造、轻服务的倾向，地方政府往往把“制造强国”理解为“提高制造业比重”。同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些认为服务业抢占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误区，不利于服务业健康发展。

而事实上，随着经济的现代化程度提高，制造业会持续出现机器替代劳动趋势，而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强大的赋能作用。同时，消费性服务业（特别是家政等生活服务业）会通过社会分工深化，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前，中国人均GDP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事实上进入了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的占比远远超过制造业的后工业化阶段，此时制造业越强，越需要服务业为制造业的充分赋能。

第二，未能充分认识服务业是内需和消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美国历史数据，人均GDP在跨越1万美元的门槛后，消费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制造业商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增长放缓，服务消费则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中，大城市在拉动服务消费和发挥消费中心城市的作用中尤为重要。

需要认识到，与制造业相比，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岗位不仅不会被资本和技术替代，反而有可能在平台经济等新的商业模式之下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从数据上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创造就业的主体，大量城镇新增就业（包括流动人口群体）从事服务业工作岗。但是2022年疫情及管控措施对于服务业发展和相关就业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并仍然存在“疤痕效应”。

第三，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服务业的需求和供给侧短板之间存在矛盾。

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前面说到，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服务业将产生越来越多的需求。尤其是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方面。但是在这些领域，恰恰又是传统上国内存在供给侧短板的领域。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些领域又是受到金融歧视和政策管制特别严重的领域，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侧的短板。其中，对教育、文化娱乐等行业的管制措施存在一刀切和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现象。

《财经》：1月-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5701亿元，同比下降7.2%；其中，住宅投资34809亿元，下降6.4%。经济恢复常态化运行后，房地产投资为何保持低迷？与之紧密相关的金融和财政领域又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陆铭：在房地产、金融和财政等领域出现了相互联动的负反馈机制。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投资规模巨大，信贷规模巨大，产业链延伸较长。因此，房地产业的平稳增长对于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特别是在建筑业里的农民工就业）具有重大影响。房地产业也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直接产生传导效应的部门。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同样由于对房地产业一刀切式的限制以及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措施，一些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断裂，引起国内外金融市场对于中国房地产业流动性的担忧，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房地产企业融资难。经济形势不好，烂尾楼现象的出现，在需求侧则引发了对住房销售的负面预期。近期，住房领域一些宽松式的政策调整对于居民来说反而造成了观望心理。

整体上房地产行业复苏乏力，又进一步影响到各地的土地市场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另一方面，三年的疫情防控却带来了财政支出的大量增长，这使得地方财政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又进一步地不利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财经》：除了你上面谈到各种影响因素，如果追根溯源，还是市场的信心不足。

陆铭：对于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前景信心不足，形成了“流动性陷阱”，这当然也是制约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经济领域内的管制措施叠加疫情影响，社会各界产生了对于未来收入增长的消极预期，以及对政策不稳定、基层的乱作为、逐利型执法、对于投资者不友好和国内国际经济脱钩等问题的担忧。

今年以来，在农田建设、行政罚款等方面又出现了一些对基层政府不满的舆情。种种心理层面上的悲观预期使得社会各界出现了不敢消费、不敢贷款、不敢投资的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货币政策趋松，储蓄却持续上升，贷款和投资意愿不足，股市持续低迷，资本市场信心不足。

所以，针对当前情况，应以更大力度和更明确的信号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定回升。

《财经》：恢复市场信心包括很多层面，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陆铭：首先，要采取更明确的举措，表明中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坚定推进全球化的决心，全面修复社会预期。尤其是在深化土地、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方面，社会各界普遍期待本届政府尽快出台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对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法治中国要有更具体的举措和承诺。

同时，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加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协调性，对一些行政部门对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主体，不够友好甚至行政违法的问题，要系统地纠正。在经济恢复期，建议采取“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不再出台剧烈的调控政策。加强宣传和解读近期出台的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畅通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各方面沟通、交流和研讨的渠道，避免出现对国内经济政策的误读。

其次，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要更精准，要针对具体的行为和市场主体，避免对于特定行业发展不利的紧缩政策，对于“妖魔化”特定行业的舆情应予以回应。对于房地产、教育等行业采取一些有力的复苏和支持政策，对曾经出现的一些矫枉过正、合成谬误的问题要有所校正。

在房地产领域，短期可扩大范围放宽限购政策。对于已经出台的稳定房地产业的政策要充分释放信号，避免民间的观望情绪进一步发展。对于人口流入量大的大城市及都市圈，建议增加住宅用地和住房供应。针对房地产全行业趋冷对一些运转良好企业（特别是其中的民营企业）产生的连带影响，可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救急政策。

对于教育行业，要区分与学校教育构成替代的培训和那些可与学校教育构成补充的培训，对于后者建议放松管制，引导民营资本有序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包括对人口流入地事实上存在的大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提供教育，弥补公立教育的短板。

《财经》：就业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最近，对于青年失业率超过20%的话题讨论得比较多，你怎么看？

陆铭：应持续关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青年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以稳市场主体、稳就业为稳经济的前提。

需要承认，制造业全面恢复仍需要一定时间，且机器替代制造业劳动力的趋势长期存在，因此困难群体（尤其青年）的就业更加依赖服务业。对于创造就业特别重要的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多点兼业等要实施宽松政策，建议加强论证、稳慎实施灵活就业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缴纳基数提高等政策，防止对就业渠道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建议考虑对失业的青年（包括大学毕业生、青年农民工）实施政府补助实习等就业支持措施。

《财经》：中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是现实，如何加以平衡？

陆铭：在区域发展方面，应强化对区域发展的精准施策，针对人口流入和流出地制定差异化发展的政策。要充分认识到，人口流入和流出地的经济总量分化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长期趋势。条件优渥的人口流入地，要充分发挥引领发展的作用，加快使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与常住人口及其变化趋势相适应，相应地，放宽人口流入地区的负债约束，增加对跨地区流动人口相关财政支出（尤其是随迁子女教育）的补贴。

人口流出地则应减量规划。通过将人口流出地的闲置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宅基地）复耕为农业或生态用地，对相应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跨地区交易，为人口流出地带来新的财政来源。

此外，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扶持，可以考虑通过提高中央政府负债和赤字，用中央负债替换地方负债，帮助地方政府改善财政状况。但同时，也应区别对待投资和经营性的地方负债，对其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避免产生救助预期和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