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叶嘉莹｜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一，是古典文化研究大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的生日。按照中国传统，生于1924年的叶嘉莹先生今年迎来期颐之寿。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摆渡人，叶嘉莹先生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1950年代，叶先生先后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诗词曲。几经辗转，1979年，叶嘉莹先生回到祖国，成为当时南开大学最受欢迎的古典文学教师。七十年来，叶先生培养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她不仅精于传统诗词学，而且融中西文化学识于一炉。
过去几年，叶嘉莹先生陆续将自己的全部财产3568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92岁那年，叶先生精心挑选了218首古诗词，给儿童作古诗读本《给孩子的古诗词》，转年又为这些诗词录制了讲解和吟诵。
作家白先勇称“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诗词殿堂的人”。诗人席慕蓉形容，叶老师在讲台上像个发光体。她要把“自己亲自体会到的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告诉年轻人，她希望能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
要见天孙织锦成
叶嘉莹 口述
1978年，我申请回国教书。那时国内正是“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大学招生恢复不久，师资比较缺乏。大学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因此，我自付旅费回来教书，不要任何报酬。后来我这样坚持了很久，一直到2000年我回来主持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还是我自己出的旅费。
我下定决心要回国时，也给在南开大学的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李先生是我老师顾随先生的好朋友。我从报纸上得知很多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老先生已经都出来教书了，李先生也出来了，所以我就写信告诉他我准备回国的消息。
叶嘉莹先生授权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剧照
那天，我把信写好，从家里出来走到路边去寄信。我家对面是一大片树林，从树林经过时，我想到这后半生的决定，心有所感，便写下了《向晚两首》。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那时已经是黄昏了，在很安静的一大片树林里，我独自一个人想着后半生该怎么样安排。回头一看，那树梢上落日的斜阳一片金黄，慢慢正在消退。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看到黄金一样的阳光在消逝，也好像看到了生命在消逝。眼看飞鸟纷纷归巢，我要与谁来商量我今后的安排呢？所以诗的末句是“谁与安排去住心”。
我寄信的时候正是暮春季节，沿街都是樱桃花树。一阵风吹，花很细碎像雪一样洒下来。于是我就写了第二首：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看到落花，就知道春天是不会长久停留的，人的生命健康也不会长久停留。你有一个梦，有一个理想，如果不去实现它，这个梦破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既然把小我打破了，就是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诗词教学。我离乡背井在外四十多年，余生选择到哪里度过剩下的光阴呢？
国家批准后，我便搭上回国的飞机。当年没有飞机直达北京，我要先飞香港再飞北京。我当年出国拿的是台湾护照，第一次回大陆时，他们说台湾的护照不能通行，把我扣留在香港，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放我出来。我申请回大陆教书被批准后，觉得每次用台湾护照被扣留半天实在很麻烦，所以才申请了加拿大护照。本来我一直没有入加拿大籍，其后是为了回国方便才申请的。
我刚回来时国家分配我到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到南开大学教书。由于我那时候看起来比较年轻，教的又是中国古典诗词，所以有些人很不以为然。像范曾先生就曾说：南开大学真是崇洋媚外，从国外请一个女的来教中国古典诗歌！当然，后来范先生看了我的作品马上就改变了看法，还把我的《水龙吟》写成一幅书法送给我。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还没退休，UBC每隔五年可以有一年的休假，如果没到五年要休假就要扣一半的薪水。但是从1979年开始，我就几乎每年都跑回来教书。
不过北大接待我的人都非常热情，有一位女老师冯钟芸，一位男老师费振刚，另外还有中文系两个研究中国诗词的学者陈贻焮和袁行霈。袁行霈跟我、陈贻焮三个人都属老鼠，我与陈贻焮是同岁，袁行霈比我们小一轮，那时候他大概才四十多岁，还很年轻。我与陈贻焮先生更熟悉。陈先生不但学问好，而且作诗词的时候才思敏捷，人也非常热忱。他的夫人姓李，李夫人的父亲也是一个词学家，写过《栩庄漫记》。
我是怎样跑到南开来教书的呢？还是说回李霁野先生，我收到了李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十分希望你能来长期任教。......你系统讲讲文学史可以，选些代表诗文讲讲也可以，做几个专题讲座也可以。中、外文系都有研究生。”在李霁野先生的文集里，还有题名为《赠叶嘉莹教授》的两首诗：
一渡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
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疑梦游。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外钦。
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绕梁音。
李霁野先生与台静农先生是同乡，而且当年都是鲁迅门下，我的老师顾随和李霁野又都是外文系毕业的，也是好朋友。所以1948年我随我先生去台湾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给我写信让我去看望他在台湾的朋友们。我和李先生在台湾大学见了一面之后，就到中南部的彰化女中去教书了，后来就经历了“白色恐怖”。等1953年我再次来到台北时，台湾大学已经人事全非了。台静农先生还在，李霁野先生不见了。他们告诉我说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李先生得到消息说有人要抓他，于是他深夜携家逃亡，经香港去天津，做了南开大学外文系的主任。
分别三十年之后，我和李先生在天津重逢了。那时候我们刚刚经过唐山大地震，很多房子都震坏了百废待兴，到处都在施工。我住的房间里，桌子上都是尘土，我想安顿一下第二天去拜访李霁野先生，没想到李霁野先生非常热情，没等我去拜访自己就跑过来了。
说起来也有点儿奇怪：李霁野、台静农两位当年都是鲁迅的学生，都曾反对旧传统，都写新诗不写旧诗，可是他们中晚年以后，却都不再写新诗而写了大量的旧体诗。台静农先生的诗集，还是他女儿请我写的序。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旧诗的魅力之强大。
南开大学的主楼有个阶梯教室。我在那儿教书，大家都闻风而来，几百人的教室，不但座位上、阶梯上坐满了人，窗台上、窗外边也都是人。我去上课，教室的门都走不进去。南开中文系为了保障自己的学生能听课，就刻了章做了听课证，规定有证的人才能进来。结果外面想进来的人就自己刻印做证，照样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我写黑板的风格和顾先生一样，也是从左手写到右手，然后擦了从右手又回到左手。有人问我上课怎么戴个白手套，因为当时粉笔质量不是很好，我的大拇指被粉笔灰烧破了，缠了很多橡皮膏。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夫妇很喜欢诗词，回大陆来访问时也跑进来听讲。陈夫人问我手上缠那么多胶布做什么，我说因为粉笔灰烧烂了手。陈夫人很热心，她给我带了一个洗衣服用的塑料软手套。后来这个手套很快磨破了，别人就建议我就在塑料手套上再戴一个薄手套。所以有的学生记得我当时上课总是从这头写到那头，可不知道我手上当初为什么要缠很多胶布，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戴手套上课。
当时我在讲汉魏六朝诗，可我讲课喜欢跑野马，讲诗的时候常常以一些词互相印证。后来学生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词，能不能请我开一个词的课。白天的课程时间都排满了，学校没有办法，就把我讲词的课排到晚上七点钟。学生们对讲词的课也非常喜欢。我在南开大概写了二十四首诗来纪念这些事情。有一首是这么说的：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那时候我还要回加拿大，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们就不肯下课，一直到吹了熄灯号才下课。当时的学生们不少人多年来一直都跟我保持着联系，比如说徐晓莉，还有后来做了我的秘书的安易。
20世纪80年代初与第一任秘书安易在南开校园
当年的课，除了学生还有很多老师也来听。不但中文系的老师来了，最难得的是中文系系主任朱维之老先生每堂必来。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临别那天，朱老先生讲了很长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音下来。南开的很多老师都对我非常好。像鲁德才老师，他是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每天学校都用车子来接我上课，他总是站在主楼的门外等我。我说鲁先生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也认识路，自己来就好了，不用到门口来等我接我。鲁先生说，“我不恭敬地接叶先生，等一下李霁野先生会骂我的”。这当然是玩笑话了。
我还要特别提起一个人就是陈洪先生，当时陈先生还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在那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干练之才，我离开南开时就是陈先生帮我收拾的行李，而后来当我开始办研究所时，陈先生更是给了我大力支持。对于我办研究所的个中甘苦，陈先生可以说是知之最详的一个人。
我回到南开，大家对我都很亲切，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我刚回国的时候，不想让大家觉得我穿奇装异服，特地在香港的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人民装。如果你们看到我当年的相片会发现，我在南开上课穿的是人民装，去杜甫草堂开会穿的也是人民装。
就这样，我留在了南开。
继承和传播古典诗词，吟诵非常重要。要知道，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吟诵之说，这是我们独有的。《诗经》里的诗，在古代是可以唱的，但声音最难保存，古代的声音都没有保存下来。古人没有录音设备，凡是声音都是口耳相传。不过，吟诵诗歌虽然也有口耳相传，却都是出于自然而不是出于有意的造作，所以吟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曲调，主要在于用你的声音传达你对这首诗词作品的感觉。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西方不同，中文是单音独体，有四声的分别，有平仄的格律。我在读诵诗歌的时候多次强调读诵的声音。因为古人在作诗填词的时候都是非常注意平声和仄声的。在读诗词的时候，一定要把感情也读出来。
中国诗因为吟诵的缘故，比较重视一种直接的感发，是伴随着声音就出来的直接感发，是先于文字的一种声音。很多人写的诗，其实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我们说“诗者志之所之也”，诗是言志，抒情还不像现代诗或者是西方的诗可以有思想安排。中国诗所重视的就是直接感发。而直接感发是伴随着声音出来的，那是我们中国诗歌的特色。中国的诗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内心之中一种情感的感动，还是伴随着声音的感动跑出来的。所以在中国诗里，一般作旧诗作得好的人，都是吟诵好的人，像杜甫，像李白，都是吟诵好的人。
我当年在台湾不肯讲吟诵，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觉得用这种稀奇古怪的声音来吟诵，这又不是唱歌，大家一定会笑我。如今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台湾的同学。我现在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什么人笑我都不怕，吟诵要真的有体会，真的吟出一个味道来。这个感情是要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
2000年有一天黄昏时分，我从专家楼散步过来，到了马蹄湖的小桥之上，写了一首七绝：
萧瑟悲秋今古同，残荷零落向西风。
遥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宋玉有“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句，这是从《楚辞》一路传下来的悲秋之思。我在当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没想到傍晚，马蹄湖荷花都零落了，还有一朵残荷在黄昏落日的斜照之中。在我的晚年，还给我这样一个教书的机会，还送我一抹红。
1981年出席杜甫学会会议时与缪钺教授、金启华教授在成都杜甫草堂
我一生中应该说也有很多的幸运。遇见海陶玮先生是个幸运，遇见缪钺先生也是个幸运（没有与他的合作，我不会写出《论词绝句》），他们对我做学问有很大的影响。我偶然到澳门去开词学会议，碰到沈秉和先生，一见面他就说：“聚餐之后你不要跟大巴士走，我跟我太太送你回去。”他还说：“请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我要给南开大学赞助捐款。”沈先生出手就是一百万，给我们买了很多设备和书。温哥华的一位老华侨蔡章阁先生也非常热情，我们成立了研究所，但没有办公室，蔡先生捐了很多钱，帮我们盖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的大楼。
我遇到这么多人，他们真是热爱中华古典文化。他们热心地支持我、赞助捐款、盖房子，一直到现在的迦陵学舍，也是因为大家关心我，才建起来的。南开的老师、朋友们，始终对我非常热情。对这所有的一切，我满是感谢。台湾也有那么多朋友用他们的基金会来赞助我，给我出了那么多讲演的光盘，所以我说：“我以后一定要继续努力。”白先勇先生开我的玩笑说：“你九十岁还说要继续努力，我们怎么办啊？”
我一生与古典诗词结下不解之缘。诗，真的是“有诸中而后形于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理想、志意、持守、道德时常感动着我。尤其当一个人处在充满战争、邪恶、自私、污秽的世道之中时，你能从陶渊明、李杜、苏辛的诗词中看到他们有那样光明俊伟的人格与修养，你就不会丧失你的理想和希望。
我之所以九十多岁了还在讲授诗词，就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有这么多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应该让下一代人也能领会和接受它们。如果我不能传给下一代，在下对不起年轻人，在上对不起我的师长和那些伟大的诗人。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苦难，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
我曾经写过一首《浣溪沙》，词中有句云：“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说是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汉代的莲子，经过培养居然可以发芽能够开花。“莲实有心应不死”，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我“要见天孙织锦成”，这样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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