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过雪，礼遗人间：追忆蒋鸿礼律师
作者 | 李骐
来源 | 智合
如果不是因为我1991年加入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上海勋业律师事务所的前身），我和先生不会有什么交集。蒋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求学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律师时家住长乐路，算得上是“富二代”；我的出身汲汲无名，是家谱中第一个大学生，初做律师时住办公室和学校宿舍，算是一个“凤凰男”。
蒋老师青年照片
不光如此，我还没出道时，蒋先生已经是上海滩一众律师都仰慕的长者——他包揽了上海几乎所有国资银行和许多外资银行的法律顾问，还应司力达（Slaughter & May）之邀做了中国第一个B股发行和上市承销商的中国律师。君合的刘大力律师和我当时是蒋老师的晚辈和跟班（当时我们两个和蒋先生都在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工作）。顺便说一下，若不是同门师兄大力律师后来去浦栋律师事务所创业，我是轮不上做蒋老师徒弟的。
九十年代初，当绝大多数中国律师的服务对象是个人、个体工商户、贸易公司和少数国营企业时，律师们对穿着毫不讲究。特别是上海的夏天常常有接近摄氏40度的日子，当时只有少数大楼装有空调，因此律师们穿着短袖、平脚裤去见客户是一件平常事，怎么舒服怎么来。我入职的时候，当然没有人教我们什么是合适的职场着装。蒋老师却总是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苟；加上他个子高挑、一眼望去就是一个上海老克勒。
蒋老师不光穿着得体，而且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位穿的是高级毛料还是时髦的廉价货。有一次，我因为不舍得买一套成套西装、就买了其中的一件上装回来，配了一条不同颜色、类似质地的西裤。蒋老师见了先表扬我西装不错，然后说，小李啊，一般来说，我们做专业的、西装裤子要成套的才好。就这样，在跟了蒋老师去了几次新华路上的皇冠假日、虹桥的扬子江大饭店，见了那些大银行、大律所客户后，很长时间里我也开始习惯穿正式西装，也渐渐地学会辨别其中不同的质地。
蒋老师中年照片
做蒋老师学生的时候，他有时会带我去上海市的政协饭堂吃饭。这个饭堂离我们在新闸路的办公室不远。饭堂虽然菜式简单、但其地位却仿佛是纽约的哈佛俱乐部或者西雅图的雷尼尔俱乐部（Rainier Club），不是谁都可以去的。蒋老师一般会点上一碗鳝丝面。那时候不流行打包。蒋老师吃完饭，会从身上摸出一个小口袋，把剩菜装上，然后告诉我们，“这我带回家给我们家小狗吃”。说起来惭愧，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不屑。我那时参加过一些上海的婚宴，无不是在酒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大家就纷纷起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甚至饭盆，将剩下的、往往是纹丝未动的饭菜各家分走，因此心里对打包有些排斥，也把蒋老师这种节俭的习惯与当时那种既铺张又吝啬的婚宴联系在一起。直到我从美国求学回来，经历过讨生活的艰辛之后，也习惯了吃完饭打包，甚至在里兹卡尔顿吃饭也不例外。
蒋先生是我从事金融法律的引路人。因为蒋老师，一度我和刘大力律师一起，在上海银行法律业中占了相当大的市场（之后刘律师继续深耕，而我则离开了银行法律服务专业）；也因为蒋老师，我和仍在方达律师事务所的黄伟民律师和现在通力律师事务所的秦悦民律师，在九十年代初做了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和国泰证券公司许多的股票发行，当时的业务量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可以和北京几个专做证券大律所相当；蒋老师带我做的几个房地产按揭和出售项目，又成为了我房地产和按揭业务的启蒙。银行、上市和房地产业务是方达的第一桶金，是其创业的奠基石。蒋先生和上海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许多前辈成就了我们这批人事业的开始，而其中蒋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最大。
十几年前，我和蒋先生又重新联系上的时候，他老人家非常高兴。我们相约在静安嘉里中心三期吃饭，他还带上了他在东吴的一位好朋友和同学卞老师，最后还坚持买单。疫情前，秦悦民律师、黄伟民律师和我们三个人共同的伯乐和朋友——俞浩明先生相约，一起去看蒋老师。那是蒋老师和我最后一次当面相见。疫情期间，我还有机会和蒋老师通了电话。今年初，又承蒙俞总和秦律师安排，我们四个和蒋老师视频拜年，现在想来，真是及时。
蒋老师做我带教老师的时候，我25周岁、他64周岁。那时候和之后许多年，我的人情世故实在是不及格。但他老人家从未训斥过我，甚至连严厉一点的批评都没有。而作为学生，我最为遗憾的是只是忙于一路向前，没有停下脚步专心领会先生的智慧。可不知不觉中，他老人家的体面、谦和、节俭和修养影响了我的一生。
对蒋老师，我是一身负债，无以致谢。
蒋老师临走前从医院搬回了自己的家中。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儿子儿媳、孙女孙女婿以及重孙、重孙女都在他的身边。如同蒋老师一贯所喜悦的，这是一场优雅的告别，温暖、丰盛、高贵，满是对生命的敬畏。
两周前
蒋先生
的全家福
注释：照片分别由蒋先生儿子蒋家琪先生、秦悦民律师和黄伟民律师提供。如有问题，请随即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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