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对土耳其政治的多维度观察
文｜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 沈莎莉
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尤其是民主问题的研究向来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在研究该问题上的一个主流观点，是认为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正逐渐从一个西方眼中的穆斯林民主的典范走向一个伊斯兰主义色彩浓厚的威权国家。[1]人们大可以列举埃尔多安执政时期一系列加强政治权力的举措对上述观点加以印证。但相较于所谓“威权”政治的具体表现，其背后的发展逻辑却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往往使得对土耳其“威权”政治内在逻辑的探讨被有选择地忽视了。因此，当我们使用“民主”或“威权”等话语来评价现代土耳其政治时，我们既需要首先对这些概念加以界定，也需要一种综合性和本土化的视角对该国的民主化道路加以观察。而叶希姆·阿拉特与谢夫凯特·帕穆克合著的《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土耳其》（Turkey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恰恰提供了甚有价值的参考。
从内容来看，本书充分体现了两位作者的研究专长。叶希姆·阿拉特（Yeşim Arat）任职于土耳其海峡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主要研究土耳其政治、性别政治以及土耳其的妇女运动，其博士论文研究了土耳其政治中的女性角色（Women in Turkish Politics）。另一作者谢夫凯特·帕穆克（Şevket Pamuk）则专攻经济学领域，是土耳其海峡大学经济学与经济史教授，在近代奥斯曼帝国、现代土耳其及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经济史研究方面均有贡献。谢夫凯特·帕穆克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的哥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前言中不仅提到了双方均来自世俗主义家庭，也提到了其家庭曾在二战前后的几十年间参与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制度建设，[2]该信息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动机有所帮助。
从时间跨度来看，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980年军事政变以来的土耳其，观察1980年代以来至2018年总统大选期间土耳其在民主化道路中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尽管该书是一部关于当代土耳其的综合性文献，但总的来看，作者将198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内化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股力量的博弈，这两股力量产生的张力导致当代土耳其兼具民主与专制两种属性，或正如书名指出的，介于“民主与专制之间”，该结论或许借鉴了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3]该报告一直以来将土耳其界定为“混合政权”（Hybrid regime）。
本书的主题围绕土耳其民主的衰落展开，因此，寻找民主衰落的原因以及理解当下介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土耳其的形成便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在此之前，我们自然而然需要厘清本书关于“民主”的概念，才能理解作者赖以评价土耳其民主变化的标准。本书所使用的“民主”概念，系指政治制度必须满足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包括普遍的选举权、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竞争性政党体制、法治、问责机制等，并且保护所有公民在言论、新闻、结社、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部门的权力分立则是上述两项民主基本内容的必要保障。[4]可以说，作者使用的“民主”标准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观。根据这一标准，土耳其自1980年政变以来的政治体制先是走向民主，而后又滑向威权主义。[5]作者进一步断言，土耳其民主制度的衰落与带有宗教色彩的威权主义的转向是一种多数主义政策的结果，而奉行这一政策的土耳其政府通过竞争性民主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那么，是什么导致土耳其公民选择支持威权统治，又或者土耳其政治精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塑造、操纵了选民偏好并最终实现威权统治，便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6]具体而言，本书选取了土耳其国家发展中的几大结构性因素，并将其置于国内和国际两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一、经济维度：由城市化开启的变革
城市化进程是推动土耳其政治变革的第一大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这场由东部偏远农村地区向西部发达城市迁徙的移民浪潮既有着经济方面的驱动因素，也受到当地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来，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导致大量库尔德人外迁，他们主要流向西部和南部等大城市，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另一方面，二战后土耳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为政治和经济变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具体而言，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推动了土耳其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这又反过来为大量城市人口和移民提供了就业收入。随着1980年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制造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出口经济的增长，加强了土耳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人口的迁移也导致外来群体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对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要求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口的迁移改变了种族和宗教分布。与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一道，大量库尔德人与阿列维派穆斯林也从东部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并通过组建政党参与政治生活，而生活在底层的棚户区居民数量的扩大也使该群体成为政党争夺选票的重要对象。作者认为，世俗主义政党与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提供市政服务上的差距也导致后者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作者看来，世俗政党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劣势使其无法充分回应城市贫民的物质需求。[7]而1980年的军事政变则进一步加剧了世俗主义政党的分裂，与此同时，以繁荣党、正发党为首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则凭借在提供城市服务、改善民众生活、回应底层需求方面的快速反应在1990年代以来的地方选举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成功得益于广泛的社会网络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一优势正是在二战后土耳其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作者对城市化进程的关注提供了观察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以往对土耳其政治民主的考察则更多关注军政关系、世俗与伊斯兰力量的博弈，相比之下，本书对土耳其人口及社会结构的分析则成为理解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基础。
经济及其与政治复杂的相互作用作为另一大结构性因素同样对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厄扎尔、埃尔多安执政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受1970年代以来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影响，厄扎尔时期实行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为土耳其国内市场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土耳其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使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因素增加。与此同时，1980年代以来出口增长带动的制造业繁荣以及工业化规模的扩大促成了保守商业群体的崛起，这在正发党将自身打造为温和伊斯兰政党并上台执政的过程中扮演了中坚力量。总的来看，厄扎尔政府时期的新经济政策旨在依托国际市场以及加速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开放的模式来取代共和国初期盛行的国家主义和内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该时期制造业出口呈现出显著的增长，但除此以外新经济政策在其他领域成果有限。[8]
而到了1990年代，不稳定性加剧逐渐成为土耳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政党力量的相对分散导致土耳其左右翼政党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其结果之一便是1990年代一系列联合政府的出现。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不稳定也间接导致了财政秩序的紊乱和预算赤字的急剧上升，带来了巨额债务与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经济问题在九十年代联合政府时期未能得到有效缓解，最终在土耳其国内引发金融危机，为正发党上台并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创造了历史机遇。
二、政治维度：从军人干政到文官政治
历史地看，从军队干政到文官政治的演变体现了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过程。然而，土耳其文官政治的回归似乎并不必然走向真正的民主化道路。1980年政变及新宪法的颁布加强了国家的权力，体现了土耳其政治精英对强大政府与稳定秩序的现实需要。然而，这部宪法也为1980年代以后的土耳其政治奠定了浓厚的监护色彩，执政党一方面需要在该宪法的框架内寻求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也在尝试突破既有约束，以拓宽土耳其的民主内涵。
与1961年颁布的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军事政变的结果，它巩固并加强了军队监督文官政府的权力。尽管军队在政变后还政于民，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新宪法对公民自由和权利进行了诸多限制，例如宪法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部分列举了限制权利的条款及条件，而非保护这些权利的手段。此外，宪法对民主生活必不可少的公民自治机构的自主权也施加了限制，其表现之一是1980年政变后工会的组织活动受限，加入工会变得困难。这些措施的目的被认为是防止公民过度参与政治。三是宪法试图使伊斯兰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整合/教化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工具，使其远离1970年代以来“有害”的左翼思想的影响，[9]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日益显露，进一步加速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合法化的过程，尽管20世纪末以世俗精英为代表的军方对伊斯兰主义政党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以防止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壮大。总的来看，1982年宪法试图打造一个在强大政府统治下的稳定而温和的平民社会，但过度僵化的世俗主义也在无形中留下了威权政治的遗产，并为伊斯兰主义政党在21世纪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此外，本书在分析1980年代以来土耳其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并未局限于国内政治的单一视角，欧盟作为对土耳其民主化议程施加影响的外部力量，在土耳其从军人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者认为，在1990年代末土耳其希望成为西方一部分的愿望引发了新一轮的民主化。[10]欧盟在21世纪初给予土耳其成员国资格的承诺在土耳其国内释放了强大的民主活力，促使土耳其在哥本哈根标准的框架内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以消除军人政治的残余影响，同时也在人权状况与社会民主向欧洲靠拢方面取得了广泛的成果。1999年土耳其在赫尔辛基峰会上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后，民主左翼党、祖国党、民族行动党联合政府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巩固文官政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包括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改革，使军队成员占比不再具有优势，而该机构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此外，宪法修正案在促进男女平等、扩大工会等民间组织权利、取消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语的限制以及废除死刑等方面的成果也被认为超越了1983年以来的历届政府。[11]
然而，90年代末埃杰维特领导的联合政府未能在21世纪继续推进这一民主化进程，这一时期，国家财政上的巨额赤字使国民经济不堪一击，尽管1999年土耳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启动了相应的稳定经济计划，但金融系统的脆弱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由入欧进程开启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不得不让位于国内经济秩序的重建。21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入欧之路更是受到来自“欧盟轴心”——法德两国的阻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不信任。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也导致欧盟无法为土耳其的民主化改革提供持续性的支持。最终，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翼党在2002年大选中支持率降至不到2%，不敌埃尔多安新组建的正发党。
进入21世纪，土耳其军队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尽管遭遇了2016年未遂政变，但21世纪的土耳其军队已不再只是扮演上个世纪的世俗主义捍卫者角色，这场未遂政变的肇始、过程与结局显示出其性质是无法用世俗主义-伊斯兰主义的框架概而论之的。
三、社会维度：土耳其民主化道路的参与者
社会维度是观察当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道路的重要视角。作者在书中分别对推动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变化的三股社会力量进行分析，即伊斯兰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女性主义，这三股力量相互交织，共同建构了当今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作者认为，以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掌权得益于土耳其世俗精英群体的弱点。[12]然而，尽管作者在前文中提到世俗精英的弱点主要是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但却并未对此作深入剖析。作者试图说明的是，埃尔多安与正发党的崛起正是世俗精英对伊斯兰主义力量过度压制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而言，1980年政变以来土耳其世俗精英与伊斯兰保守主义者在军队、政府、司法体系中的角力是理解埃尔多安上台的重要背景。该过程使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呈现出一种霸权的色彩，而这恰恰为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伊斯兰保守主义阶层提供了探索新型民主模式的政治空间。然而，世俗与伊斯兰主义精英之间长期的相互不信任加剧了双方对权力的渴望，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自身在政权中的话语地位，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指出的，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权力。为此，埃尔多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控制军队和司法体系、加强媒体监管、压制反对声音等，破坏了民主的原则，使土耳其逐渐走向威权。
长久以来困扰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另一大挑战是库尔德问题。这在上个世纪主要表现为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自1974年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以来，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武装力量之间经历多次冲突与停火，土耳其政府一方面严厉打击境内外以库工党为代表的分离主义势力，另一方面对国内库尔德人有限地放宽权利，但围绕库尔德人民族身份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随着时间的流逝，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目标也发生了改变，部分库尔德精英阶层选择通过政党斗争的方式合法地介入政治，寻求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实现对库尔德民族权利的要求。以人民民主党为代表的亲库尔德群体在近年来的大选中日益崭露头角并进入议会参与国家议程，这一现实局面一方面挑战了土耳其建国以来排他性的单一民族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为土耳其探索更加包容性的政治民主化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该问题上，作者不无犀利地指出，“国家在1920年代初精心打造了同质化与排他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并将其延续至今，这与承认库尔德人的独立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对民族主义及其权力运作的特殊认识已经灌输给当代土耳其的统治精英，他们将库尔德人的反抗视为一个安全问题，而忽视了该问题的人权考量。”[13]
最后，从女性运动视角观察土耳其政治民主化道路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而二者的结合打破了以往国内学术界对其采用单一视角进行研究的传统模式。在该部分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土耳其女性问题研究中的一种主流观点，即认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创者们解放了女性群体。这一主流观点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世俗化改革在赋予女性平等地位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例如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女性获得了选举权等，这些成果在当时甚至领先于许多欧洲国家。然而也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女性的权利问题在土耳其已得到解决，实则不然。作者清晰地归纳出1980年代以来参与土耳其女性运动的三大群体，一是将自身界定为女权主义者并发起女性运动的女性群体；二是呼吁宗教性别权利的伊斯兰女性；三是要求其民族和性别身份获得承认的库尔德女性及女权主义者。[14]尽管上述三种群体对女性权利要求的目标和观点有所区别，但他们均对共和国的现代性计划及其在国家民主化问题上的局限性提出批评，反对各自所属语境下的父权制压迫观念，要求重新建构土耳其女性身份并根据自身的主张获取相应权利。作为长期被视为共和国世俗化改革的受益者，现代土耳其女性在宗教、民族两种话语之外的性别领域开辟了一场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民主辩论。
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库尔德人，还是现代土耳其女性群体，这些自1980年以来影响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均受到国际社会中关于身份政治及人权的思想运动的启发，他们不仅在土耳其国内引发广泛的社会运动，也得到国际组织的支持，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为挑战土耳其国家正统观念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此处提及的国外力量主要还是指的欧盟。具体而言，伊斯兰主义者质疑土耳其国家的世俗主义性质，从而诉诸人权以扩大宗教权利；库尔德人挑战了土耳其国家的种族民族主义，寻求在民主界定的范围内拓宽自身的民族权利；而女性群体作为世俗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则提出了对该国人权狭隘属性的批评。
四、结语
乍看本书的章节分布，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关于现代土耳其的全方位介绍性著作，但实际上，作者的核心意图是通过建立一种综合性分析框架来论述198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是如何从民主走向威权的。然而问题在于，作者似乎从一开始便接受了“土耳其民主衰落论”的假设，而缺乏对该命题的系统论证过程。换句话说，尽管作者给出了“民主”标准的界定，但并未指出应使用何种标准来界定“民主的衰落”；再者，所谓“民主衰落”的诸多表现是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的外在问题，还是决定其发展方向的内在趋势？这也是本书留待思考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实质上是对近年来主导欧美学界的“土耳其民主衰落论”的某种呼应。
在作者看来，土耳其从民主走向威权的过程中，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导致了后者的崛起。一方面，198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崛起是共和国僵化的凯末尔主义精英阶层极力打造世俗主义、民族主义与西式民主的意外后果。尤其是对世俗主义理解的僵化反映到国家政策上，引起了伊斯兰主义者的逆反与变革。而关于民主政治的世俗主义话语在现实中经常遭到土耳其保守派的质疑，也与长期以来共和国的世俗精英阶层给民主制添加的限定条件密切相关，即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在世俗主义的语境下才能建立民主。这也反映出，将民主政制与世俗主义相绑定的话语忽视了土耳其人的文化需求。由此可见，尽管穆斯林社会有着长期学习西方、向西方靠拢、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但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还需要从中寻求自身的精神归属。
另一方面，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精英之间长期的不信任导致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威权主义的转向。正如前文所述，这种相互的不信任加剧了对彼此的敌意，从而转化为对权力的渴望。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世俗主义捍卫者自居的军方严格监控政党活动，压制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化倾向；而伊斯兰主义政党则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保守商业阶层扩大自身实力，凭借竞争性选举获得执政地位；这种不信任贯穿于1980年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弱化；而到了埃尔多安执政以后，其采取的一系列加强行政权力的措施逐步破坏了民主的规范，最终导致土耳其的威权转向。在作者看来，威权主义最初只是伊斯兰主义正发党的一种自卫手段，而在其执政地位稳固后则主动转向威权以获取更多权力。[15]在这里，作者揭示了土耳其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大派别之间相互不信任的长期现实，但并未对这一现实长期存在的根源进行深挖。事实上，这一相互不信任是伴随整个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种力量相互塑造的结果，其本质上是两股力量围绕权力斗争与国家发展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一直以来，二者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又相互塑造了对方，从而导致对彼此的恐惧与不信任成为一种常态。
值得肯定的是，与当代政治学领域其他研究土耳其的文献相比，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其一开始便拒绝使用某种传统理论范式（paradigm）来主导有关土耳其民主的叙事。与之相对的，本书更多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在土耳其国内与国际背景下观察并分析该国民主化进程的结构性因素及主要参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关于土耳其政治研究的学术陈规，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跨学科意义上的基础性研究方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亚洲文明研究专题”一般委托项目（批准号：21@WTA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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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一观点可用“土耳其民主衰落论”加以概括，其代表性文献众多，如：Economist, “Turkey is still just a democracy, but it is not certain to remain that way”, Erdogan’s empire, 2023-01-21.
Berk Esen, Sebnem Gumuscu, “Why did Turkish democracy collapse? A political economy account of AKP’s authoritarianism”, Party Politics, Volume. 27, Issue 6, 2020, pp. 1-17.
Sean Young, “Turkey’s Democratic Decline: the End of Kemalish Turkey and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Boston Political Review, 2022-08-23.
Kürşat Çınar,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in Turke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gemonic Party Rule, 1st edition, 2019, Abingdon: Routledge.
Kemal Kirişci, Amanda Sloat, “The rise and fall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Turkey: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Democracy & Disorder, February 2019.
Diego Cupolo,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urkish Democracy”,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4/turkey-referendum-erdogan-kurds/522894/, 2017-04-14.
Lauren McLaren, Burak Cop,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in Turke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6, No. 4, Oct 2011, pp. 485-516.
Toygar Sinan Baykan,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Turkey: Populism, Personalism, Orga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等。
[2]第ix页，preface.
[3]该报告考察了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权民主化程度，包括选举程序与多样性、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等五个方面，并将考察结果按照得分划分为四种类型：“完全民主”（8.01-10.00）、“部分民主”（6.01-8.00）、“混合政权”（4.01-6.00）和“专制政权”（0-4.00）。
[4]第3页。
[5]第x页，preface.
[6]第3页。
[7]第29页。
[8]第134页。
[9]第57-59页。
[10]第56页。
[11]第85页。
[12]第88页。
[13]第163页。
[14]第229页。
[15]第88页。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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