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追忆：我的父亲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是历史上自然科学之外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位华人学者。谢老师父亲的中学校长是我国发育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朱洗先生。谢老师的发小朱青生是德国海德堡大学艺术史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史教授、曾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谢老师最近追忆父亲，在此与读者共享】
我的父亲谢良尧于2021年1月24日离开了我们。当时因为疫情，我们没能与他好好地告别。今天很难得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们能够齐聚在这里，追忆父亲的过往，与他做一个正式的告别。
这两年来，我一直很怀念我父亲。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烦恼与担忧，我都记在心上，并时常回想。我不敢说他是世上最好的父亲，但在我眼中，他是世界上最特别的父亲。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谢宇、谢源、母亲赵华珍、父亲谢良尧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临海的农村，家里一共三个兄弟。因为贫穷和战乱，本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后来，临海有个著名的生物学家朱洗先生回到家乡兴医办学，以半农半读的理念创办了琳山农校，我父亲才有机会上学。
中学时，需要夜里步行七八个小时才能回家看望他的母亲，没待多久又要步行回县城去。父亲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琳山农校的朱校长作为中国细胞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的创始人与奠基人之一，对我父亲的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父亲一生的榜样：他力破旧俗，用自己的积蓄，在店前村祠堂创办了琳山农校的前身——店前初级小学；他自海外归国，常年投身于实验研究，倡导文明和科学，他曾说过：“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我父亲时常提起朱校长，六十年代还曾去拜访过他，多年后还记得琳山农校的校歌。
后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奋起抗争，浙江医专因战乱从杭州搬到了后方，一年后又迁到了临海。因为怕被国民党抓壮丁，依照爷爷的意愿，我父亲作为临海当地的流亡学生考入浙江医专，虽然家里贫困，无法支付学费，但父亲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完成了西方医学的专业学习，成为一名骨科西医。在被下放的时候，由于农村并不具备做外科手术的条件，他又自学了中医和针灸。他的针灸技艺非常高，他曾给小时候的我治疗哮喘，那些在我身上扎过的针都卓有成效。除此之外，他还做针刺麻醉，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了很多创新。有一次我和他走在镇江的街上买菜，突然有个人拦住我们问他：“你是谢医生吧？感谢你，救了我的命”。这么多年来，他的病人还记得他，这对他来说，是工作上最大的骄傲和成就。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人——这是我父亲的第一个特点。实际上，他在2020年92岁的时候，还成功申请到国家专利，去世之前仍努力工作。他常说自己是从山里来的，但出身贫寒的他心气很高：他读过大学，会拉胡琴、学过小提琴，还给家里添置了照相机、留声机这类时髦稀罕的物件——我们去农村的时候周围的邻居小孩都没见过这些好玩的东西。他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发顶刊杂志、要做发明创造，1966年就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了文章；他这一生都保持了阅读国外文献的习惯，家里至今还保存了他很多英文、德文、日文的书，虽然父亲外语基础不好，但他仍坚持靠查阅字典一点一点地读下来。如今想来，我父亲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知识分子，虽然出身贫寒、所受教育有限，但他很有抱负、很用功。尽管他因为时代和性格的局限没能成为一代大师，但我认为他的胸怀和能力是有可能成为大师的。
抗美援朝期间的父亲
我父亲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从不循规蹈矩。在他看来，很多规矩都是没道理的、陈旧的、应该抛弃的——包括一些繁文缛节和为人处世的“潜规则”。他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理解世界、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父亲很早就参加工作，但工作上丰富的经验并没有帮助他更好地处理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他认为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对病人负责，只需要把医术做到优秀，其他的都不重要。他转业到镇江的地方医院，一开始获得了很好的待遇，他在单位的工资和地位都很高，但是他时常与领导意见相左，得罪了领导，这也为后来他在文革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我父亲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单纯耿直得近乎“幼稚”，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情商不高”，而且他非常倔强、很难听进别人的劝告——比我要倔强得多。我最早了解他的“幼稚”是在下棋的时候，他喜欢在旁帮我分析，却总是出一些很差的主意，但我不能说出来这些招数为什么不行——因为这样的话对方就知道了。后来，高考恢复，父亲看到教育部颁布的博士学位制度，他认为自己一定能考上博士，这在我们当时看来是有些可笑的——学校里的学生应该比他更可能考上。最终，他也为他的想法简单和倔强而付出过代价：文革的时候，他因为一直没有入党，被认为是“专家路线”的代表、“只专不红”。院领导批评了他，我父亲不服气，坚持认为领导是有问题的，要找上级来评判，证明自己才是对的。我记得有一天早上，见他突然提着皮箱从房间里冲出来，母亲哭着也没能拦住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去了北京。在北京，他遇到一些同情并支持他的复员军人，他们来自一个名叫“红旗军”的社会群众组织，但很快中央文革小组就下令解散了“红旗军”组织，我父亲也因此被抓进了监狱。他当时被关牛棚，遭受各种打骂、还挨过饿，倔强的他从不求饶，依旧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所做无可厚非。所幸他毕竟不是红旗军的组织者，没有被定罪，一年以后就被释放了。1971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扬中新坝公社，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那里度过的。对我而言，在农村的经历可能是我社会学经历的开始，让我很早就对中国的农村社会有所了解；但对我父亲而言，当时他还很年轻，正是事业上最好的年纪，他本是很厉害的骨科医生，为很多人做过手术、挽救过很多生命，却在被下放的时光里失去了曾经所拥有的行医条件和机会，因此他非常不服气，也因此抱憾。
对我父亲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件事，首先就是1951年响应国家抗美援朝号召，作为志愿军参与了朝鲜战争，后来被授予了上尉的军衔。他常在一线战场对伤员进行抢救，在艰苦的条件下挽救了很多生命，自己也险些在战火中牺牲，但他并不因此仇恨美国。1994年以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美国，也能够接受那里的生活和文化，他不认为民族之间因为一场战争就要成为永远的敌人。
第二件事是和我母亲的婚姻。我妈妈是一位非常坚定、有主张又勇敢的女性，她16岁就离开了上海的资本家家庭参加革命，在她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虽然后来她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母亲
在部队的时候，我妈妈是护士，我爸爸是军医，他们初识于解放—江山岛前线手术队会议。后来，组织上帮助我父亲追到了我母亲这位上海小姐，据我妈妈说，是党组织促成了这桩婚事，政治处单独为他们办了茶话会式婚礼，他们双双胸前带着光荣花接受了来自战友们的祝福，可谓是革命婚姻。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婚姻并不是最幸福的——不过我现在做家庭和婚姻方面的研究，知道世界绝大多数的婚姻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婚姻也并非特例。我母亲对父亲最大的帮助就是弥补了他性格中的很多缺陷，尤其是不为他人考虑这点，我母亲则考虑得非常周全。
第三件对我父亲影响很大的事件就是文革，前面已经详细讲过了那段经历，可以说，下放的八年是他人生荒废掉的八年。
母亲与父亲结婚照（1955年）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和哥哥主要的成长阶段里，大部分时光都是和母亲还有朋友们一起度过的，与父亲真正的交流并不多。他对我和哥哥的关心是与众不同的：一方面他很爱我们，为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希望我们将来有出息；但另一方面，他也经常因忙于工作而疏忽我们。从家庭生活来看，他是个霸道的家长。他有时对母亲、对他的两个弟弟都比较强势，对我和哥哥也是。去了美国以后，他的想法有了很多转变，不再那么强势了，对孙子孙女都很溺爱，对从前自己的很多行为也感到后悔，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判断的局限。
打我记事起，我父亲就说我非常聪明。他的赞扬和鼓励对我这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小时候，他和我下棋输了，或者我和别人下棋赢了，他都很高兴；他给我出的谜语和数学题，我都能解出来，他也很高兴……他一直相信我很聪明、比他强，但他也担心，在那个年代，聪明并没有什么用，顶多混口饭吃，是没有前途的。当我可以考大学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改变命运的好机会，也是唯一可以离开农村的机会，他希望我进体制内做一名工程师，于是他鼓励我学工程。后来我去美国改读科学史和社会学，他一直都持怀疑的态度，认为社会科学是很危险的，我们也时常就历史和时事展开争执。
我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浙江临海人，部队转业后才在镇江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在镇江本没有亲戚，但有一家人和我们家共处了几十年，两家人的关系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亲情——他们就是朱青生老师一家。
北大的朱青生、谢宇
朱老师现在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历史系教书，是艺术史领域的专家。我幼时就认识他们一家人，但很多人都不了解我们两家的渊源。朱老师的父亲徐伯伯——朱老师随了妈妈的姓——曾经是我父亲的病人。徐伯伯当年在“反右”中错误地被打为右派，因此生了病也不能去医院接受治疗，我父亲在知道了这件事后，常在休息时间偷偷上门为他看病，还给他拿药。据我哥哥说，当时的行动是秘密的，常常是父亲带着我哥哥假装出去散步，绕过巷子后就偷偷溜进徐伯伯家里去——因为这件事情，我父亲后来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批斗，但他从未后悔。
朱青生、谢宇父亲
当时徐伯伯家中也并不富裕，却时常帮助我们家，他们家只有每个礼拜天能开一次荤，每次都会邀请我哥哥过去。很可惜，徐伯伯于去年12月31日因疫情去世了，这也令我们心痛不已。
朱青生父亲徐巧道（徐伯伯）与谢宇父亲
总结父亲对我人生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要跟着别人走——在这一点上我们很相似；第二是要有抱负、要胸怀大志、帮助别人，不能枉度此生——他这一生就帮助了很多病人，我也帮助过很多学生，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帮助了不同的人；第三点，做人要真诚、要说真话，不能为了讨好别人去讲违背心意的话。
我想到父亲，时常觉得可惜。我认为，他本可以成为对国家有更大贡献的人才，但生不逢时。相比之下，我比他幸运得多：我在新中国长大，小时候条件比父亲那一辈好得多，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考上了大学，后来又有机会出国留学。我在很多讲座和活动中都会强调，我认为自己很幸运——经历了改革开放，亲历中国从贫穷到富强，从中国来到美国，又回到中国，经历并了解两个社会，力所能及地做我能做的事业——这是我自认为属于我的幸运之处。
我知道，父亲也认为自己是很幸运的：他走出农村，在战乱年代大学毕业，参加过革命，去过朝鲜打仗，娶了我母亲，生了我和我哥两个儿子，现在又有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他的医术一流，在同行中备受尊重，很多病人对他心怀感激，有的人与他甚至延续了几十年的交情。
父亲与母亲
父亲去世了，但他绝不会认为自己的一生是碌碌无为、没有价值的。他对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上的成就都是满意的。所以我们也不应为他的离去而痛苦，而应当为他这一生感到骄傲、为他庆祝。
最后，我想回到一开始我就提到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父亲。他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那个特殊的环境也造就了特殊的他。换句话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离去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已过去。让我们纪念他、纪念过去的岁月。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谢宇于2023年5月19日在其父亲追思会上的讲话整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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