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正泪奔回忆：母亲的1949

《母亲的1949》首次刊登于2021年9月27日《人民政协报》，作者是曾任文化部部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现在还是中国文联名誉主席的孙家正老先生。这是孙老先生怀念烈士父亲孙玉美和母亲刘英的文章，含着泪水读了几遍，每次都会想起家乡的往事，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又一年清明时节，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孙家正

1949年，继东北的全境解放和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月15日，天津解放。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刷遍了解放区的城乡。一队队人马、车辆，经过家乡的集镇和村庄，排山倒海般地向南开进。

解放区的新年，总是格外的红火，那年更添了一份喜悦、兴奋与欢腾。至于母亲，满身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忙，一个是盼。忙是肯定的，家家忙年，母亲与乡亲们还要忙着照应那一批一批南下路过的部队同志。

自七年前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对于部队上的事，总是格外上心。只要有我们的部队驻扎或经过，她总是抢着上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忙里忙外。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夸奖她有觉悟，她总是笑笑说，“自家人，应当的”。

说到盼，母亲最盼的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她知道，父亲的部队就集结在那里。开战前，父亲来过一封家书，说得很平和，还破天荒地随信寄回一张免冠的近照。

祖父看信后说，没事，报个平安。他把照片递给母亲，母亲看了一眼，随即便递给了祖母，就在家人传看照片时，爷爷轻轻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又要打一场大仗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建国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新四军北移山东。父亲的部队就是从家乡出发北上的。

母亲抱着一岁多的我，拉着三岁多的姐姐送别父亲，父亲说：“我们少则三年，多不过四年就会打回来。”

母亲一算，差不多就快三年了，北边的仗节节胜利，现在部队终于南下了。盼的就是部队路过时，父亲能抽空回家来看一看。

三年了，走时，儿子还抱在怀里，如今已是满世界地疯跑了。老不见面，孩子与他，怕是见了也都不认识了。心里念叨，又不好多说。总之，这些日子，母亲忙得开心，盼得焦急。

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过境的队伍走了一批，又迎来一批，只是不见父亲，也无有信来。母亲心里有点失落，试探着问祖父，是不是给父亲发封信？祖父说，行军打仗，居无定所，邮差哪里赶得上！于是，盼望慢慢地变成了等待。

虽然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但前方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总是很快便能传回解放区。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了南京。

5月3日，杭州解放。

5月27日，上海解放。

……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自北向南，飞过了长江，飞向全国。人们朝思暮想的新中国，眼看着正迎面跑过来了。

父亲，仍无半点音信。母亲心焦，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等待。祖父终于也坐不住了。

以前，打了胜仗，常常便会收到父亲的来信，三言两语，传个喜讯，报个平安。为何这次半年多了，竟无一点音信？有一种不祥笼罩心头。他磨墨，铺纸，提笔，写信，不是给父亲，而是给父亲的部队。

又是漫长的等待。九月初，终于收到部队的回信，准确地说，是一份公函：

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后勤部政治处信笺

八月二十四日于嘉兴

父亲的部队是由新四军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的司令是著名的战将陶勇。淮海战役一月十日结束，二月即父亲牺牲后不久，华野四纵在统一整编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军长仍由陶勇担任。

后勤部长王勋，原名毛泽全，湖南湘潭人，也是新四军的老人，父亲的老领导。这份公函由他领头，后勤部全体领导逐个署名。

此信到家，犹如晴天霹雳。详情不忍复述。

镇里领导来家看望，又向县里做了报告，县里指示，先从公粮里拨点粮食作为抚恤。1949年收成不好，粮食紧缺，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二叔，按家乡习惯我们称他小爷，持着镇里开的条子到粮库领粮，粮库主任拉着小爷说，“你来看！”转了一圈，所有粮仓都是空的。

主任说，百万大军渡江，需要多少军粮啊！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苏南是新区，虽是鱼米之乡，一下筹粮太多，担心影响不好。苏北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征、借结合，多做点贡献。

小爷无言以对。主任叹了一口气，对小爷说：“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主任果真派人送来两袋杂粮。这粮五颜六色，大凡地里种的品种，差不多全齐了。送粮的人说：“主任带着我们，把所有粮仓的底儿扫了一遍，又是筛又是扬，个个搞得灰头土脸。”

母亲含泪道谢。待粮库的同志离开后，母亲把祖父祖母和小爷请到堂屋，郑重其事地说：“这粮连着一条人命，我们一粒都不能动。恳求爷爷做主，还是换成路费，去山东把人接回来吧。”

母亲后来对我说过，这件事她先与祖母作了恳谈。祖母安慰她说：“儿啊，你放心，今后家里凡有一口饭，就不会让你们娘儿仨饿着！”

母亲说：“妈呀，你说颠倒了。从前，指望儿子为你们养老送终，儿子走了，你放心，媳妇为你们养老送终！我还要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不容易，把他接回来，今后，有一堆黄土守着，一生也就不至于太孤单了。”

对于母亲的恳求，祖父当即同意。

峄县现在是山东省辖市枣庄的峄城区，我们家到山东枣庄，公路距离两百五十公里左右。当年走的是小路，路程可能会近一点，但路况不好，加之那年发水，湖满河溢，路途艰难，可想而知。

小爷年轻，祖父又让一位我们叫他三爷的远房伯父同行。两人日行夜宿，四五天便到了峄县。

找到县政府，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年轻同志，人很热情，但态度坚决。他说，淮海战役，我们部队牺牲多少人哪！如何安排，上面自会考虑。但凡把命丢在我们峄县的，我们就要世代供奉。县委已决定要筹建烈士陵园，因此，你们不能搬迁。

小爷急得不行，同去的三爷经事多，有见识。他说，政府好意，我们心领。但他们家实在有大的难处啊！他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了一通，再三恳求道：“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少妻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搬不回去，说不定又得出人命哪！”

负责接待的同志面有难色，但也同情，说了一句：“这是大事，需要请示。你们明天再来。”

次日，小爷他们早早就到县政府的门口等着。时间不长，那位接待的同志也就到了，他说：“领导同意啦！具体两条：一是立即派人协助寻找烈士掩埋地点；二是选派两个身强力壮的民工，把烈士送回江苏老家。此事算出公差，自带干粮，莫收烈士家属的钱物。”

寻找墓地并不容易，因为大战以后，双方战死者，数以万计。掩埋的坟堆散于遍野。

幸亏县里派的那位向导有经验。他又详细询问了一遍牺牲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便有了主意。

他说，峄县大着呢，具体地点没有，大海捞针，哪里去找？时间一月二十日，仗都打完十天了，出了这种事，眼见耳闻的人自不会少，还是先找人打听吧！

这一招立马见效。山东峄县的党政机关在峄城，峄城比邻就是枣庄，据说，当年华野四纵的野战医院就在枣庄附近。他们赶到枣庄，很快打听到，墓地在枣庄南边，一个菜园的旁边。

他们出了枣庄，再走不远，就见土坡上有一片菜园，园里有两间草屋。他们刚走进园内，屋里便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家妇女，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山东的向导连忙上前打听：

“嫂子，附近可有我们部队同志的墓地？”

“你们打探这个干啥？”大嫂反问道。

“烈士老家来人了，墓需要搬迁回去。”向导边解释，边指了指小爷和三爷。

“那俺问你们，死的人叫啥名字？做啥事情？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人是咋死的？”大嫂甚是警觉，连连发问。

“孙玉美，部队上的医生，26岁，江苏泗阳人，被敌人打了黑枪。”三爷凑上前去，一一作了回答。

大嫂扯起衣袖，揩了揩眼睛，说，“走，俺领你们去。”

途中，大嫂解释道，“大兄弟，别怪俺啰唆。部队上嘱咐过，孙医生的墓，托付给俺好生照应着点。”她还说，“这么大的仗打赢了，死的不说，伤了多少人哪！不分昼夜地抢救，医生累得都快吐血了。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自己的命倒丢了！”

三爷说，一路上，那位大嫂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不停地落泪，不停地念叨。

到了墓地，还算僻静。不大的一个土堆，前面立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桩。

那木桩正面削平，书写“孙玉美烈士之墓”以及籍贯、生卒年月等。小爷一见，扑倒墓前，喊一声“哥啊”，便泣不成声。

回程还算顺利。后来，三爷告诉我，就是过河的情景甚是吓人。

河面很宽，桥面仅是两排圆木拼在一起，人走在上面直晃悠。两个山东民工，肩上负重，步伐协调，如履平地。小爷生性胆小，几乎就是从桥上爬着过了河。

回到家后，留山东人吃了饭，给路费坚决不要。母亲将提前准备好的一摞烙饼交给他俩当作干粮。两人还是执意不收，只是说：“俺带着干粮呢。”说罢，在父亲灵前磕头拜别，便匆匆上了归程。

自听了三爷讲述了这段经历以后，我自小对于老区山东人，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位峄县的领导，那位年轻的接待员，那位精明能干的向导，那尽心为我父亲守墓的菜园母女，还有那两位用肩膀把我父亲从山东抬回江苏老家的山东民工，便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了。

家乡习俗，死在外头的人，不能再进家门。只好在门前搭个灵棚，置放棺木，办理丧事。农村的丧事繁琐而讲究，规矩甚多，若出差错，轻的，留下话柄，重的，当时便起纠纷。

父亲是烈士，加之祖父行医从教多年，来吊丧的，探望的，人员众多，身份各异。别人主事，母亲放心不下，虽然如雷击顶，五内俱焚，还是勉力支撑，事必躬亲，里外张罗。

终于，棺木下地，入土为安。丧事完毕的当天晚上，母亲对祖母说：“妈，你把两个孩子带开，我心里憋得慌，想哭一场，别吓着孩子。”祖母明白，只是说一声“乖儿，心放宽！”就把我和姐姐往外带。

没走多远，只听“哇”的一声，惊天动地。母亲把自己关在房内，号啕大哭。奶奶紧紧地搂着我和姐姐，泪如雨下。不知过了多久，房内哭声渐渐地缓了下来。奶奶才把我们送了回去。

母亲将我和姐姐搂在怀里说：“爸爸走了，今后的日子会艰难些，别怕，有妈呢！你们还小，一天一天便会长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和妈妈一起，挺起腰杆往前走。吃苦不叫苦，轻易不求人！”

说实话，当时懵懂，不甚了了，随着年龄增长，才渐渐明白。

当年，提出为父亲迁墓时，母亲曾说过，今生艰难，总该有个诉说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含辛茹苦，艰辛备尝，母亲不曾有一次去父亲墓前哭诉过，连当众落泪都很少见。

有时，我夜里醒来，会见她一边缝补衣裳，一边暗自落泪，第二天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该干什么，就又干什么去了。

父亲安葬后不久，镇上的领导又来看望。同行的还有那位粮库的主任，他这次带来两袋优质的小麦。而镇长带来的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消息：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她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0年父亲与母亲结婚，那一年，父亲17岁，母亲18岁。

1942年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说，就是这一年，她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刘英，是父亲给她起的。

母亲于2018年2月9日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