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1949的《留美学生通讯》期刊及其主编汪衡
1949年，中国政权变更前夕，新中国政府亟需吸引大量国民政府期间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工作。此时，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麾下的几份科协通讯和自由人士汪衡举办的《留美学生通讯》诞生。这些刊物在美国宣传、号召和指引留学生们回国中发挥了很大推动作用。目前关于留美科协及其刊物，在中国近代留美史学界有不少回忆和研究文章，但对留美学生通讯社及其刊物，却少有专门研究文章。
1980年代中期中科院政策所姚蜀平在研究近代留学运动史时，偶尔发现了一份史学界内鲜为人知的《留美学生通讯》期刊。1989年8月姚蜀平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终于目睹了这个油印期刊，并复印了大量相关内容，其中有两弹一星元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等52位留学生在1950年3月18日发表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92年许珑又发表了《话说‘留美学生通讯’》的专文，《留美学生通讯》期刊开始进入世人的视野。2011年朱光亚逝世后，当年对留学生回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朱光亚等52人联名公开信开始被媒体广泛宣传，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60多年前的这份期刊，然而有关这份期刊及其主编李同的来龙去脉的历史仍然是个悬案。2015年，作者在1950年代回国留美学者史料采集项目中，发现《毛泽东自传》英文版著作权纠纷案中已经过世的当事人汪衡就是《留美学生通讯》主编李同后，随即追寻采访了汪衡之女汪丹熙，电话采访了老同事沈仁干，还与姚蜀平和许珑进行了深入交流，对有关历史信息进行了挖掘、考证，大致勾勒出来该期刊的渊源和汪衡的人生轨迹。
一、留美学生通讯社的缘起
1948年10月初，汪衡与曹仲植、何基、宋乐岩等人在美国组建“中国留美学生（反帝反封建）建国同盟”，曹仲植和何基分别任同盟的书记和副书记，宋乐岩和汪衡分别任同盟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宣传）部长。汪衡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了《留美同学组织起来》、《双十节告留美同学书》等文章，公开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号召留美中国学生“组织起来”，“对那些即将回国的同学，说服并鼓励他们到解放区工作!对新近来美的同学，争取他们携手共进。介绍他们阅读进步报纸，以达到使每一个有血性的、有正义感的留美同学，都能在思想上准备将学习的新知识、新技能归国贡献于人民的目的”，祝愿“留美同学坚强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回去参加一个光明绚烂的新中国的建设”。
同年10月底，汪衡与曹仲植意见分歧，同盟分裂。1949年2月，汪衡与张汝楫、邹文熙和钱保功等几位核心人员组建留美学生通讯社，主要工作是出版一份期刊。汪衡随化名李同主编《留美学生通讯》，亲自收集资料，撰写稿件，张汝楫负责刻写蜡板和油印，钱保功负责发行，免费赠送，邮寄费另收，每份3美分。此间，汪衡通过王昆仑（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主席）父女介绍认识一位美国友人伊迪斯·史密斯（Edith.Simith）女士，出于联系方式的方便和稳定的原因，留美学生通讯地址设在其住所地址。
《留美学生通讯》每期经费需要20-30美元，起初是社员自己出资。邹文熙当时工资收入较他人要好，出资也较多。最初几期在“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印刷，后来买了油印机。通过唐敖庆在纽约“新文化学会”和“留美科协”先后募捐两次，每次一百元。另外“学群座谈会”募捐了一百七八十元。在出版第十期左右，找了一些固定捐款人，邹文熙、彭瑞复每月20美元，刘静和每月10美元（维持了几个月），不足的部分由张汝楫、彭清源打工补偿。还有一些社员朱启贤、何基都捐过款，其他留美学生也捐过款零星一、二美元的小额款项。这个社团的其他成员或参与者还有杨绯、胡绍声、张继平、黄星圻、郭开兰、钟日新、纪河清、杨树勋、梅健鹰、徐光宪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被美国众议院非美（利益）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列为非法团体和“颠覆性组织”。1950年9月留美科协被迫解散，其麾下的通讯期刊被迫停刊，与此同时，《留美学生通讯》在1950年9月2日编发了最后一期后，也悄无声息地停刊，汪衡于1950年10月踏上离美回国之路。
二、留美学生通讯社的作用和贡献
《留美学生通讯》的栏目形式与内容风格与《留美科协通讯》相似，栏目设有社论、留学生生活、祖国大小事等，刊发当年留美中国学生十分关注的问题：报告留美学生社团组织的动态，报道大陆时政局势、宣传中共留学生政策，介绍新中国国内科研、教育、工农业经济发展的状况、转载回国留学生来信、解答回国问题等。
《留美学生通讯》的社论激情饱满、亲切感人，旗帜鲜明地阐述道理，讴歌新中国的巨变，鼓动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情是刊载了朱光亚等52人的联名公开信。1991年许珑采访时，唐敖庆院士曾说“那时留学生中传播最广，办得最精彩，最吸引读者的刊物就是《留美学生通讯》。每到出刊的时候，同学们就找我索要。传阅后，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谈论心得体会。它对激发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传递国内信息，鼓励留学生回国，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何兹全说“在当时繁忙的学习之余，《留美学生通讯》成了进步学生的忠实朋友。我们基本上每期必读，其中国内各地的消息，最令人振奋。读后好像使人插翅生翼，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到了故乡，虽然相隔万里，就像近在咫尺一样。”
《留美学生通讯》的进步爱国特色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国民党在美国办的《民气日报》和《美洲日报》上常遭到攻击和诋毁。《留美学生通讯》在创刊之初，汪衡曾向当时在美国的地下党党员《华侨日报》主笔何值芬做了汇报，并提供了通讯社的全部人员名单，表达了向中共靠拢的意图，但是由于社内成员政治身份复杂，其中不少人早期加入过国民党，还有人持有国民政府外交护照，最终没有纳入地下党领导的圈子，成为民间自由人士的独立期刊。恰恰正是因为如此，留美学生通讯社也保留下来一份独立的办刊自由。这在1950年3月4日《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七期）刊发《本刊周年纪念》一文中表现得比较典型，该文记述了留美学生盼望回国参加建设的热切希望与深重疑虑：
“一个震撼全世界的革命，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思想上，推翻了旧的、封建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一个新的、民主的、独立的中国已经站起来。在这万里外的异乡，我们和国内同胞面临着祖国光明灿烂的未来，起着欢欣鼓舞的共鸣。”“因为中国革命的意义太深刻了，不是在日常事物或以往经验上所能觉察了解的，所以有人怀着希望，也有人抱着疑虑。”
留美学生到底有什么疑虑呢？汪衡将这些留学生“脑子里很自然地浮起了一大堆问题”概括为：
今天看来，这篇反映留美学生热切希望回国而同时心存的“12个疑虑”颇具深远历史意义。
《留美学生通讯》主编汪衡是专职编辑。早年他从事编辑工作，积累了十多年丰富的办刊编务经验，将通讯办得很有成效。与同期存在的其它中国留学生的几份期刊相比，表现出几个特色：一是发行周期短，固定为双周；二是发行面广，面向全美国；三是发行量大，每期印数约为400份，每份平均为11-12页，发行期刊总数量达40期，超过几种《科协通讯》的总和；四是生存时间长，达一年半。对于中国留美学生1949年前后各种通讯期刊的流传影响程度，姚蜀平和王作跃做了一些调查，在美国查得《留美科协》通讯仅1949年第3期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收藏，而《留美学生通讯》有32期竟然为美国哈佛、耶鲁等9所大学图书所收藏，现有的查询结果似乎表明《留美学生通讯》在美国的流传程度可能超过其他中国留学生的中文通讯期刊。
三、留美学生通讯社主编汪衡的人生
汪衡原名汪椿宝，祖籍苏州，1914年生于北京。1935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经济，次年夏参加孙寒冰[注1]教授创办《文摘》杂志编辑工作，因跟踪翻译和连续刊载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遭当局追捕，被迫逃离上海，后在汉口和重庆继续从事《文摘战时旬刊》的编务工作。1938年1月采访周恩来，并在《文摘》上发表《周恩来访问记》，后在重庆更改刊名继续办刊。这期间，汪衡还翻译了斯诺写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还编译过《周恩来抗战言论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种小册子。1943年9月至1945年3月在重庆新闻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学习，期间集体加入国民党。
尽管汪衡是响应新政府号召回国参加建设的进步留美人员，但是由于其1940年代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曾经加入国民党、在美国办刊时与美国人史密斯的来往关系和办刊经费来源等，在回国之初就就受到怀疑和审查，并派人与其同住进行监视。汪衡在发现自己“不被新社会所信任”，受到秘密审查时表现得很失望和苦恼，“自己现在所以能工作，不过是自己有一点技术，将来新的人才多了，就不会要我了”、由于摆脱不掉历史包袱，“有时甚至想自杀”。汪衡自己先前归纳的留美学生希望回国的“十二个疑虑”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后来所有对汪衡的怀疑都查无实据，组织上曾于1950年代中期向本人宣布取消特务嫌疑，做了解释。然而汪衡所在单位，一方面认为汪衡工作积极负责，有一定业务水平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在政治思想上有不少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对汪衡的怀疑和不信任始终存在。
1958年，汪衡在通县下放劳动时在煤油灯下写入党申请书。此照片在外交部大厅内展览过。（汪丹熙提供捐赠）
汪衡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表现在哪里？汪丹熙说她记得她父亲给她讲过，汪衡在会议上和在领导面前敢于坦率公开自己的观点，“三反五反的‘隔离反省’是一种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我们单位里党员有特殊地位，端铁饭碗”、“我们缺乏选举的自由”。
1958年汪衡在通县劳动组照。左上与村书记赶马车，右上和左下，在地头田间向农民虚心学习请教 2右下，当民兵守卫麦垛（汪丹熙提供捐赠）
文革期间汪衡仍然没有逃过继续审查，1969年被下放到湖南攸县。1971年5月，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党组织对汪衡再次做出了相同的审查结论。1973年汪衡到江西大学教授英文。1976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图书馆工作。1978年汪衡的原领导陈翰伯（后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邀请汪衡到新闻出版局（后为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工作。1979年起，汪衡出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研究小组第一任组长，开始草拟版权法。此后汪衡担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连续两次被推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1980年代出访过英、法、德、瑞士、日本、泰国等国家，还曾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版权工作会议，成为中国著名的版权专家。1989年汪衡办理了退休手续。汪衡36岁回国，为新中国工作了28年后，在64岁时才开始被重用，而汪衡此时无怨无悔，在工作上焕发了青春，在短短的几年内，开辟了中国版权领域的新局面。
汪衡（右3）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养猪班任饲养员，湖南攸县茶陵，1969年。（汪丹熙提供捐赠）
汪衡晚年患肺癌，在病床上，女儿问他对在1950年回国这件事后悔不后悔？汪衡没有直接回答，说：“我们国家会一步步好起来的！”
1993年汪衡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单位为其成了治丧办公室，开了追悼会，在悼词中，称其从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到投身建设社会主义行列，始终追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共的领导；称其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具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与社会责任感；称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不求名利，表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称其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人民为祖国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成绩卓著，深受同志们的敬重。
汪衡（前左1）和陆本瑞出席国际版权会议，泰国，1981年。（汪丹熙提供捐赠）
四、通讯社主要成员的命运归宿
当年留美学生通讯社的成员和为该通讯积极奔走的留学生，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大都为官僚、资本家、上层知识分子等富家子女，凡是公考（包括公考自费）留美的，出国的前要接受中央训练团培训，加入国民党才可以赴美，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复杂。但是他们在新中国建政前夕，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宣传工作，号召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并且绝大部分都在1950年代初回国，为自己的新中国理想奋斗，贡献了一生，他们当中还走出来了三位中科院院士。如今65年过去了，他们的命运归宿和人生轨迹如何？
1. 张汝楫（～），武汉大学毕业，战后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50年代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工作，曾被长春市公安局逮捕。曾为朱学范私人秘书。
2. 钱保功（1916～1992），早年加入国民党，在中央训练团受过训练。1949年获纽约布鲁克林工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副所长、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为中科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全国政协委员。
3. 邹文熙（～），1946-1967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任会议事务部中文科翻译。
4. 唐敖庆（1915～2008），194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2月回国后，曾任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为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
5. 彭瑞复（1916～1993），1946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学研究生，曾在联合国工作做同声传译。1953年回国，1956年在中国妇女（英文）杂志任编译、总编辑。
6. 彭清源（1920～2003），1948年赴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50年3月回国，历任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教授。民革第六至第八届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
7. 刘静和（1911～2004），女，195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儿童发展系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室主任。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8. 朱启贤（1911～1968），194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7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8年自杀，1978年平反。
9. 何基（1916？～1966），中国留美学生建国同盟副总书记。长春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肃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划为右派。《文革受难者》中记载何基为江西师范学院历史教授，1966年8月11日被游斗后自杀，
10. 杨绯（1909～1990），汪衡夫人、杨刚胞妹。1945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曾在联合国工作。1950年12月偕丈夫回国，在北京大学医学系任药物学教授。
11. 张继平（1918～1993），1949年4月获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
12. 胡绍声（～），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回国后任山西大学图书副馆长。参与编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后，与爱人 (市妇联中层干部)复婚。
13. 黄星圻（～），1950年6月偕夫人郭开兰回国，任职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译作有《潜流》、《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亲身经历》等。1950年代末移民到香港定居。
14. 郭开兰（～），1950年6月偕丈夫黄星圻回国。在文化部工作，与黄星圻合译有《皮克斯基尔事件》、《老管家耶尔奈》、《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等，1950年代末移民到香港定居。
15. 钟日新（～），回国后任中山大学英文副教授。著有《试论萧伯纳的“不愉快的戏剧”》
16. 纪河清（1916～），1947年1月赴美，1951年3月获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4月回国。在东北财经学院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获改正，任辽宁大学经管学院金融保险系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民盟成员。
17. 杨树勋（1918～1992），195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资料室主任、学院图书馆长。三次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
18. 梅健鹰（1916～1990），195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美术系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上海行知艺术学校教务主任，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退休后定居美国。
19. 徐光宪（1920～2014），195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同年5月与夫人高小霞一起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等。为中科院院士，2008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本文载《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4期，2023年5月修订，作者授权《赛先生》转载。
作者简介：
程宏，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中国近代留美学人历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志光，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
注释：
[注1] 孙寒冰（1902～1940），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校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在重庆罹难于日本飞机轰炸。
[注2] 赖亚力（1910～1994），冯玉祥政治秘书，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陪冯赴美考察水利。1949年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76年任驻联合国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
参考文献：
1，程宏、姚蜀平、王作跃、刘志光等：《追述1949年前后留美学生组织及其期刊》（待发表，2015年）
2，汪丹熙口述：《我的父亲》(作者采访笔记，2015年5月)
3，许珑：《话说‘留美学生通讯’》（《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
4，丁晓平：《“毛泽东自传”的最早译者汪衡》（《解谜毛泽东自传》，中青出版社，2008年1月）
BOOK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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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回国的留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抗战期间或战后初期，国民政府为了战后重建而派到国外留学的储备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受到中央政府、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或间接邀请、被动员感召回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他们回国后，参与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展开了众多新学科的建设，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五十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科技崛起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1999 年，国家表彰的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任新民、朱光亚、邓稼先、吴自良、王希季、钱学森、陈能宽、杨嘉墀、郭永怀九人。至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二十四人中有叶笃正、闵恩泽、徐光宪、师昌绪、吴良镛、谢家麟、郑哲敏、张存浩八人。
2011 年，中国科协启动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为此我们在 2011 年整理了我在1990年前后进行的访谈并撰写了《1950 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在 2013 年承担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归国北美留学生名录》的采集编撰课题。我们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协作研究员姚蜀平合作，在波士顿召开了“剑桥中国近现代留美史”研讨会，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成桐教授到场致辞。这些年来我们发表了《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与命运》《罗沛霖：党派我去留学，我要对得起党》《寻找爱因斯坦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回信》《威尔逊总统号不寻常的第 17 次航程》《寻访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陆孝颐》《克利夫兰逊总统号第 60 次航程上的回国学子》《追寻“留美学生通讯”和汪衡》《1949年前后留美学生组织及其期刊》《1950年代回国：抗战老兵中的留美知识分子》等十余篇论文。此外，北京大学研究生陈丹以此群体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1950 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研究》。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们共采集到一千八百余位北美留学生的资料。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还有四百多人，对他们除了名字几乎没有更多的信息。要完善《归来》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收集全部人员完整准确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将个人信息相对完整或较多的一千三百六十余人的传略，编辑成书出版。希望广大读者积极提供信息，完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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