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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之间:裸辞到大理,然后呢?

去留之间:裸辞到大理,然后呢?

社会

▲ 月亮和朋友在大理龙龛码头度过了跨年夜。(受访者供图 / 图)

全文共6461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 虽然丰俭由人,“在大理多少钱都能活”,但她也不想过那种只能满足温饱的生活。她知道,要在大理长期留下来,还是得有一个谋生本领。


  • 2022年跨年夜,月亮在大理龙龛码头度过,很多人在那里放烟花。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人们把放完烟花的纸筒子摆在一起,点起篝火,没有人组织,大家自发地围着火堆转圈,跳起了舞。


  • 结束旅居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她大哭起来——“又得过以前那种生活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南方周末实习生 温若梅

责任编辑|李慕琰

初夏的大理,白天很长,接近晚上八点,日头才渐沉山后。白天一长,时间也像是多了起来。大部分咖啡馆要等到11点后才开门——在很多旅居人的生活里,这是自然醒的时间。

开民宿的月亮会在接下来一两个小时内,为客人办理入住或退房。下午三五点,摆摊的丸子准备开张,偶尔吆喝几声,闲时和附近的摊主聊星座。晚上九点多,夜幕真正降临后,她才收摊回家。

大理如此包容,承载着许多裸辞的年轻人寻求另一种新生活的理想。停留在这里的人,无论来自哪里,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节奏。

去大理的风潮由来已久。最初是1980年代的外国嬉皮士和背包客们,以及千禧年前后被自由、开放的生活方式吸引而来的一批艺术家。2010年前后,大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和生活环境的不适,使得大批城市中产“逃离北上广”,伴随着“一路向西去大理”的歌声,大理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而到了2017年,大理房价暴涨,洱海苍山整治,数千家餐饮民宿关停,人们又喊出了“逃离大理”的反向口号。

即使在疫情期间,大理也继续扮演“避世之地”的角色。许多人奔向大理,寻找不被疫情打扰的生活。据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统计,2022年夏天,大理全州的游客数量暴增,仅7月的前十天就接待了游客超过230万人次。

2023年1月,取景于大理云苗村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热播,“去大理躺平”的风潮再次袭来,不少年轻人辞去城市里稳定的工作,到大理换一种方式生活。2023年春节假期的旅游接待人次远远反超疫前水平。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1-4月,大理共接待了海内外旅游者3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

来去之间,为什么总是大理?

在大理,随便走进一家酒吧,或是光顾一间路边的咖啡馆,不久前才裸辞、漂流至此的年轻人随处可见。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旅居时间不一,问起打算在大理待多久,大部分人都回答不知道。

在这里,你是谁并不重要。很多人自我介绍时不会告知真名,通常大家也不追问。月亮来大理超过半年了,这是她在大理专用的名字,由来是她的微信名,一个弯月的表情。

“你身上的那种社会符号会削弱。你的真实姓名、过往的职业和经历,不会成为大家判断你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当下你的人怎么样,你是不是符合我的交友标准,是不是志同道合。”小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来大理已一年左右,“它有一点脱离了传统世俗的标准判断,在那样的环境中很多人觉得放松、有归属感,大家不会对你有过多的评判。你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但是你在这里也能找到一些容身之处,你也能自处自洽。”

那么,决心在大理这片土地上探寻另一种新生活的年轻人,真的能过上他们想要的自由生活吗?

11月的洱海边,海鸥特别多,月亮会在某个早晨去洱海边看日出,享受阳光照射在后背上暖洋洋的感觉。(受访者供图 / 图)

1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大理晴天多,云是一团一团的,像棉花。来到大理的人几乎都喜欢看天、看云。星也租住的房子在洱海附近,客厅正对着苍山,透过几乎占据半面墙的窗子,能看到苍山上的云。她说哪怕每天什么都不干,看云就很开心。

平日里,她会和民宿里的朋友约着去洱海边骑单车,约四十公里的路程骑完,一天就差不多过去了。她们还去爬苍山,看杜鹃花、看绣球。晚上在民宿里打麻将,偶尔去朋友摆的摊子逛逛,或者去洱海边散散步。

她享受熬夜。有时看剧看到凌晨四五点,隔天下午一两点才起床。她不必为了工作或其他事情,强迫自己早睡早起。而即使晚起,由于时差,晚上七八点依然可以享受“白天”。“我很喜欢浪费时间的感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都不干,想干嘛我就干嘛。”星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时间都是自己的,我就要把它浪费掉。”

裸辞前,她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27岁,之前在成都一家MCN公司做商务经济,负责品牌和达人对接,每天都在回复各种工作消息。就算是下班时间或周末,整个人仍处在工作状态中。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艾杨这样形容,她26岁,笑起来眉眼弯弯,来大理已经一年多了,说是晒黑了一大圈,但看起来依旧白皙明净。她和朋友合开民宿,在苍山附近,民宿不大,只有两层,11间房,四周安静。她们主要做短租,旺季稍忙,退房之后要打扫卫生。淡季人少,下午她就去咖啡馆喝咖啡。

院子里沿着墙边修了一条绿植带,植物都是自己种的,土也是她们铲来的。绣球开得正盛,一株蓝莓结了不少果子,随手摘一颗扔进嘴里,发甜。晚上她们会在院子里烧烤。聊天快结束时,有人约她去溪边玩水,这是她们日常的休闲活动。带上桃子、荔枝,将它们浸在透凉的溪水里,再咬上一口,似乎连夏天也被阻隔了。

很多裸辞去大理的年轻人喜欢看天、看云、看星星,什么都不做,身心得到放松。(受访者供图 / 图)

来大理之前,艾杨做了三年房地产营销策划。加班是常态,少的一两个小时,多的会直到凌晨两三点。疫情期间,她在家办公,几乎24小时待命,有时凌晨12点还在开会。上级的要求会反复更改,按要求改了多次的方案,仍会被苛求和责骂。

当时还在疫情期间,她有两个月到手的基本工资才四千块钱,艾杨觉得不值,“我去奶茶店当服务员也能挣四千块钱”。公司一直在裁员,她的心情很矛盾,既担心自己被裁,又觉得被裁可以拿到N+1的补偿款。

“很无望,会有一种迷茫,还会提不起来劲,不知道自己能干嘛。”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复工第一天下午,她提出了离职。“我实在不想等(N+1)了。”她说。

小晏也迷茫过。从2015年毕业起,他先后换了三份工作,两个城市,一直在大厂,以及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能待多久,没有那种归属感,”他说,“除了上班没有生活。”

休闲活动顶多是周末和朋友吃饭,而除了同事,也没有太多机会认识其他人。小晏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隔阂,“有保护套在身上”,不会轻易向陌生人释放善意,“损耗了你去链接新的人的能力”。来到大理后,他一个月认识的人比在北京一年还要多。

月亮是学音乐的,24岁,才步入职场4个月,她已经再也不想上班了。她厌恶束缚,讨厌被“管着”的感觉。她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做行政和音乐教学的任务,领导组织各种名目招收特长生,想办法让学生交钱补习,月亮不认同这样的教育思维,觉得过于商业化。

疫情期间,她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到底该不该这么活,该不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没有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挺没意义的”。她渴望自由,也渴望能活出自我,“怎么开心怎么来”。辞职的念头萌发后,大约一个星期,她赶在生日到来正式辞完,当作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在那之前,她在网上看到了大理人民路的视频,各样的年轻人凌晨12点后在街上“发疯”。月亮说,他们很真实,大概是“同类相吸”。在大城市,特别是职场里,很多人“假惺惺地端着”,人和人之间有很强的界限。

过去二十年间,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来去大理的风潮。疫情之后,大理旅游再度复苏,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2023年1-4月,大理共接待了海内外旅游者3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受访者供图 / 图)

来到大理,一切都不一样了。2022年跨年夜,月亮在大理龙龛码头度过,很多人在那里放烟花。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人们把放完烟花的纸筒子摆在一起,点起篝火,没有人组织,大家自发地围着火堆转圈,跳起了舞。

放完烟花,月亮和朋友们去古城溜达,路上的行人会忽然间拍上某个陌生人的肩膀,对他说“新年快乐”。

“每个人都很奇怪,好像喝醉了酒一样,但是特别开心。”月亮记得。

2

“狗来了大理都想摆摊”

大理盛行摆摊。在地上铺一块布,将裹在里面的小物品一一摆开,人在一旁找空地坐下,就算支起了一个摊。除了寻常的物品买卖,塔罗牌占卜、故事换酒、脱单盲盒、心理学体验、哲学解惑这样的服务也应有尽有。

“狗来了大理都想摆摊。”丸子3月裸辞后,来到大理才村摆摊。当时她对未来的生活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想看看风景,休息一段时间。先尝试摆摊,体验一下,如果合适再做下一步打算。

丸子和朋友卖自制饮品和凉皮,这些都源于她们自己的“嘴馋”。饮品前期投入了两千多块元,包括机器、茶和各种气泡水。每天饮品的收入大多在几十元,或者一百出头。摆了一个多月,还没回本。凉皮收入也少,每天只卖出十一二份,一份10块钱。

每天的生活支出,丸子没有算太细,她不想为此焦虑。房租每月1500元,吃饭大多在外面解决,每天至少几十块。目前的生活主要靠存款支撑。很开心,但现实问题横亘在眼前。

“现实跟想象有一定差距。”丸子说,她一开始畅想的是边摆摊边美美地生活。“如果不能够维持基本温饱,我觉得还挺难待下去的。”丸子打算再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暑假过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其实我现在也没想好,万一这段时间又有什么变动,或者搞个新路数,赚了钱,再继续待下去呢?”

丸子在大理才村摆摊,卖自制饮品和凉皮。(受访者供图 / 图)

月亮最初计划在大理只待一个月,再换个城市生活。下飞机的那一瞬间,她特别兴奋,终于逃离北京的种种束缚了。11月的洱海边,海鸥特别多,她会在某个早晨去洱海边看日出,回程路上,用手机播放自己喜欢的纯音乐,享受阳光照射在后背上那种暖洋洋的感觉。

某天凌晨,她失眠到三点,索性起身去人民路闲逛。街上人不多,有两个摆摊卖诗的,两个喝醉酒的,还有一个摆摊解惑的——月亮和他聊了起来,都是“虚无缥缈的内容”,前世、爱情、性,玄乎且荒诞。

摊主听到她播放的某首歌,很喜欢,直接跳起了舞。凌晨空旷的街道上,只有音乐在上空飘荡。旁边的台阶上坐着几个聊天的人,瞥过来几眼,并不觉得奇怪。一道不知从哪里投射过来的灯束,在他身后的墙面上旋转,昏暗的街道成了舞台。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中了,自信且享受,哪怕动作机械。

月亮一直觉得自己在城市里“格格不入”,不喜欢职场里的虚与委蛇。来了大理,她觉得大家都活得很真实,很自我,就像解惑的摊主,还有她的民宿老板,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没婚姻没孩子,整天想着怎么到处玩。

“真的有人过着我想象中的生活。大家总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原来真的可以不用按既定的轨道一路前行,你真的可以跳脱,有无数种可能。”艾杨这样形容刚到大理时的感觉。离职后,她给自己设定了三四个月的空窗期,先找到大理的一家民宿做义工,为期一个月。

刚到大理的她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新奇。那家民宿有大片草坪,养了三只柯基,她没事就光着脚在草坪上玩飞盘,或是躺着看天上的云,她第一次看到了双彩虹。在大理不用买花,野地里就可以摘花插瓶。“这种平凡无奇的小事会让我觉得生活很美好,简直就是免费的快乐。”

一个月的义工被她续至两个月,两个月后,她还是舍不得走。艾杨给自己找了各种理由:快年底了,不好找工作,反正简历不好看,索性再空一段时间。她租了三个月房,开始旅居。但旅居就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

在大理待久了,看到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艾杨会不自觉地想他们是怎么留下来的。朋友们要么开民宿,要么是数字游民,虽然丰俭由人,“在大理多少钱都能活”,但她也不想过那种只能满足温饱的生活。她知道,要在大理长期留下来,还是得有一个谋生本领。

她见过很多在街头像在搞行为艺术的人,一开始觉得他们很酷,在“快乐地流浪”,但久了,她发现,“他们只能流浪”。有些人并没有一技之长,在大理,哪怕是站在街边卖啤酒,也能挣点钱生存下去,而这种方式回到大城市根本不可能,连房租都付不起。还有些人是习惯了“混着”的生活,在大理太悠闲,回去后跟不上城市的快节奏了。即使想回城市,也回不去了。

虽然很喜欢大理,但艾杨清楚地知道,自己旅居完应该回去工作,辞职后她已经将近7个月零收入了。

春节前,她打算回家,过完年就开始找工作,不再来大理。然而,结束旅居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她大哭起来——“又得过以前那种生活了”。

3

要不要选择这种人生?

艾杨最终还是回到了大理。回家过年期间,她怀念在大理的生活。她和一位朋友都想开民宿,一拍即合,没用多久就真的找到一个院子。她留在了大理。

“要不要选择这种人生?”月亮还在纠结。在大理待了一个月,她如期离开,临走前让民宿老板帮忙物色工作,后来老板邀请她一起开民宿,有一处新院子价格合适。

月亮希望感受不一样的生活,但现实的顾虑也摆在眼前:如果想再回城市,五险一金和工作经历会显示空白,她才毕业不久,长期不在职场会受到质疑,以后再找工作可能会很困难。“好像你休息一段时间都是职场上很大的一个忌讳一样。”她知道,选择了一种生活,意味着可能得放弃另一种。

月亮的男朋友不赞同她留在大理。他说,以后回来,工作和生活会很难接轨。还好有朋友表示支持,告诉她如果能处理好接手院子后的种种问题,那就遵从自己的内心。“其实你心里有答案,你只是需要一个人来认同你。”月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直到订完院子、签完合同,月亮才把这个决定告诉男朋友。男朋友无法接受,说她太自我。他不想来大理,月亮也不想留在北京,两人只能分手。她也有不舍,但“追求自我的价值,更重要,总得有取舍”。

对于父母,月亮一开始没敢说实话,只说是帮别人托管院子。他们不同意,觉得她被骗了,让各种人来劝她,甚至找人给她算命。月亮只得说了实话,告诉他们不去不行,院子已经盘下来了。

星也同样没想好未来,6月底,她又续租了一个月。如果在大理无法挣钱维持生活,即便喜欢,她也会离开。但在积蓄用完前,她只想舒服自在地生活。“我只要拥有这一段时间的百分百自在就够了。”星也说。

留在大理开民宿后,月亮几乎每天都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想她,说自己要离婚、得了抑郁症,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让她回家。父母说,她是女孩,舍不得她离太远,也不希望她不务正业,年纪轻轻没有上进心,守着一个院子过活。

月亮很难让父母明白,这个院子承载着她对自由的期盼,在大理,她精神上觉得很满足。但身为子女的责任感撕扯着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管他们,我做不到。”

小晏的父母也希望他回家,但他坚定地留在了大理。他自称“小镇做题家”,从读书到工作,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要考好大学、找高薪的好工作。以前,他很在乎别人的评价,什么都想做到最好。而在大理待久了,他发现这里没有所谓的评价标准,周围人也不会轻易地评价你。他学会了不在意,学会了自私一点。

“我其实是一个还挺自私的人,因为你毕竟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代替你感受,为什么要让他们来决定呢?”小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理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他的坚定很大一部分还来源于存款的底气——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可以支撑他10年的生活。而且他单身,没有小家庭的压力。

5月,在父母的压力下,月亮暂时回到北京。父母想尽办法给她介绍工作,她不能接受,父母退了一步,说可以帮忙开一家音乐工作机构。月亮正在考虑两地生活的可行性,如果工作室开起来,正常运营后,她可以在北京和大理各待一段时间。“这是我现在唯一能退步做到的事情。”月亮说。

她想起,刚去大理不久,有一天晚上,她和民宿老板,还有五六个朋友在院子里围炉煮茶。那时候是冬天,但气氛温暖热烈,大家都特别开心。

看着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月亮忽然涌出一阵悲伤,仿佛灵魂中抽生出第二个自己。后来,她想,可能是以往感受到的幸福频次太低了,身体本能地知道,幸福过后就是落寞,它学会了提前撤离快乐的感觉。“自由只能是相较而言。”月亮说。

她特别喜欢万能青年旅舍的一首歌,觉得这是现实的映照,有一句歌词唱道: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

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应受访者要求,月亮、艾杨、星也、小晏、丸子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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