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减”章之后：一所地方农业高校，在流量时代逆袭

▲ 2022年6月25日，“丁同学”发布了一段18秒的视频，获得182万点赞，被指凭一己之力带火母校。（视频截图 / 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吴筱羽

如果未来某天农学真正复兴，有人要追溯历史，他首先要注意到西南边陲的云南农业大学校内、一块种满热带花卉的试验田。

2022年6月25日，“丁同学”，一位皮肤黝黑、眉骨高耸的男生，在这块田里拍了一段和种地有关的视频。当年，云南农大新生的高考平均分上涨了9分。

中国高考报考指南里有3072所高校，短视频重度用户由此只认其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农业大学。

在2022年6月25日那天，第一个开出类似玩笑的人，多半是想把大家逗乐。他真正想说的可能是，在赛博世界里，顶尖高校的招生宣传也可能乏善可陈，唯有云南农大才是真正的王者。

这位诞生于1938年的王者，对种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执着。它的信条是“耕读至诚”，它的校徽核心位置是用云彩纹路勾勒的一株植物胚芽。二十年前，它的一些学生坐公交车时会在胸前口袋佩戴一枚徽章，还要若无其事地别上一支笔——正好能把校名中的“农业”两个字遮住，让人误以为，这些年轻人来自省内最好的大学。

二十年后，因为种地，没有哪个学校的风头盖过云南农大。182万人给这段18秒的视频点赞，播放量远远超过当年的高考人数。

已经一年了，这所农业院校的老师们至今无法完全理解发生的一切，管理者一度担心负面舆情的产生。2023年6月底的一天，在云南农大的一间会议室里，该校教务处副处长赵玉清依旧困惑，这些被网友称为招生“减”章的视频，究竟是好是坏。

他当然庆幸农学被更多人看到，但这位能驾驶学校所有农耕机的副处长严肃地表示：“农学，不仅仅是挖地。”

他们希望创立一个属于农学生的宇宙。

赵玉清发现，开始有家长更在意孩子“能不能分清楚草和小麦”了。2022年招生季，很多家长打电话到招生办，想把孩子送到农大。

一年前的夏天，大一新生“丁同学”在一节劳动课上突发奇想，对着手机镜头，号召大家报考农大。在用正经的语气解释完“我们这里真的不用天天挖地”后，“丁同学”扭头，朝身后正在田里“挖地”的耕作机喊了一句：“那边开机器的声音小一点！”

招生“减”章的热度持续到开学后。老师们去查新生寝室，学生们说，是“丁同学”让他们知道农大。

这块足以载入史册的土地位于云南农大普洱校区，人们习惯把这个校区称为热带作物学院（下称“热作学院”）。

热作学院原先被南亚阔叶林占据，之后，树木朝山地退却，植物遮蔽山坡。它的前身是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2014年并入云南农大，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学校附近的地名与动物关系密切，东边，是倚象镇的中心，南边紧挨着一个叫老熊箐的村庄。

学生说，那块不能被历史遗忘的田靠近老熊箐，也有人觉得是在相反的方向，“具体还是要问丁同学”。

丁同学真名叫丁习功。在那段被182万人点亮红心的视频之前，这位外表平平无奇的男生，很长时间是在拍摄和跑步有关的素材。

那块用于给农大学生上耕读课的农田其实没那么重要。无数学生在那块地里种过玉米和鲜花，作物的成熟和学生一样来去匆匆，没人体察到其中蕴藏的爆款能量。正如没有太多人，爱看一个满头大汗的男生跑步时的自拍。

“重要的是当时的灵光一现，抬起手机就拍，一遍过。”此后，走路、休息，或者说话时，想到什么新点子就得拍一段，丁习功很难再做到一遍过，也再没获得那么高的点赞。

但招生“减”章之后，丁习功在短视频的世界所向披靡。他被网友尊称为“招生办丁主任”。“丁主任”将大把时间花在给学校、文旅、公安、脱贫村拍公益宣传片，他对视频的要求是“正能量”。同时，他还管理着学校里的快递、共享车业务，招募经济困难、希望勤工俭学的同学。2023年5月，他成立了“农大丁同学工作室”。

到2023年毕业季，心系学长学姐的丁主任“转岗”，向企业推介农大毕业生。一位网友夸赞“丁同学，人才”，另一个网友马上纠正：“什么丁同学，叫丁主任。”

但丁习功的密友兼摄像高先龙承认，那段18秒的视频就像《西游记》一样经典，“无法超越”。他能分析出18秒中的每一处反转、冲突，“（说了农大不种地）又转头去喊耕作机的那一下，转回来说‘不是我们学校的’”，以及“长得像朱元璋”。几天前，一段丁习功正在观看毕业晚会的视频也达到一个小高峰，高先龙继续分析，“看上去好像是有一点失恋的感觉”。

高先龙自己有一个叫“农大高同学”的短视频账号，注册时间比丁习功长，但粉丝只有他的1/10。

事实上，丁习功上农大前，就曾刷到由高先龙运营的“彩云巴胺”。视频里，男生女生抡着锄头在一片绿茫茫的咖啡园里挖地除草，一位男生向镜头招手：“支持青年开疆拓土！”背景音乐是云南弥渡的一首山歌，它把因采花而死的蜜蜂比作爱情故事中的主角梁山伯。来自云南楚雄一个村庄的丁习功，感觉被召唤了。

他们希望创立一个属于农学生的宇宙。

2023年6月25日，云南农大普洱校区，因短视频走红的“丁同学”丁习功和他的密友兼摄像高先龙。（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可惜，流量看上去并不喜欢“全面”“立体”的农学。

农学生宇宙的创世爆炸还未到来，学校的老师已经感受到这股新的、从未有过的力量。

热带作物与食品工程系学生党支部书记陈红梅十年前到这儿时，最担忧的就是招生。现在，这位曾在甘肃农大钻研植物保护的老师，需要应对系里近期涌现的、拍短视频的风潮。她在一定程度上要对视频内容把关，“通常是学生发布之后，才会看到”。

高先龙认为，丁习功走红后，拍短视频的人只是多了四五个。但陈红梅很担心越来越多学生“迷失自己”。

学校管理层刚开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但又觉得对学生应该多加包容。一位教职工回忆，有省教育厅的人打电话问，“你们农大今年到底还要不要招生？”老师们很担心出现一些负面的评论，“认为农大只会种地”。

丁习功也感受到这种压力。2022年，有媒体曾报道称，丁习功表示，学校曾因担心负面影响而让他删除该视频。招生“减”章的第二天，他在创业基地的小办公室里，自己拍摄了一个“正面视频”，他提前准备好稿件，重复念了很多次，“我的学校校园环境优美，师资力量雄厚，学习氛围良好，科研成果众多”。网友们都认为是“学校找上门了”，这条视频点赞最多的评论是：“录完了吗，录完毕业证还给你。”

但丁习功说，是他自己主动将视频隐藏了一段时间，又担心网友会认为学校把自己开除了，“到时候更难解释，就又放了出来”。陈红梅回忆，压力从未传导到丁习功身上。反倒是她担心丁习功会受伤，还让辅导员去问问他需不需帮助。

这种不安一直持续到新华社的报道出现前，那是在2022年7月1日。几天后，央广网发表评论，指招生“减”章“以田间地头的‘反向宣传’，打响了求真务实的形象宣传，‘减’掉了‘繁文缛节’，留下了质朴与初心”。

这让学校管理层和老师们长舒一口气，“官媒定调，是好事儿，我们的心才放下来”。

另一种担心，才是身为老师的陈红梅更在意的。对于短视频是否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同样出身农村的陈红梅有着天然的怀疑。她对学生有着朴素且真诚的期待：认真读书，完成专升本，未来再去读研。“学历毕竟是一个敲门砖”，她希望学生们能在体制和农业企业里收获安稳的人生。

这种担心越来越迫切。半年前，她把丁习功找去谈话，想问他未来的规划。“他说还是会继续读书，先完成专升本，再争取读研。”但陈红梅明显察觉到丁习功太忙了，“之前毕业典礼让他写一个材料，后面他就说是他忙着去拍视频了，写不出来。我们告诉他，两手都要抓，都要兼顾”。

2023年，新的招生“减”章出现了。视频里，一个穿着红短裤、黑短袖的男生，在《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的背景音乐中不断翻花手跳舞。他自称“农大小阿岳”。

有人担心，这会是一股审丑的潮流。

很多人注意到招生“减”章正在滑向庸俗。有体育类院校的男生，脱光上衣，一边支撑在地上美黑，一边喊着“姐姐快来”。还有男生，口叼玫瑰，身穿东北大花短袖，脖子上缠一串金色链子，配合DJ舞曲，在学校门口拼命甩头。

农大的招生视频到底要拍成什么样，再次被拿出来讨论。

赵玉清希望视频内容能呈现多样的农学。“不能说农科专业就是开挖机挖地，实际上很多实验基地已经是现代农业了。你看现在的鲜切花，几乎都是无土栽培的；蔬菜，也不需要像传统种水稻一样三弯腰，对不对？”

可惜，流量看上去并不喜欢“全面”“立体”的农学。6月中旬，丁习功和高先龙联合热作学院副院长李学俊拍了三条与咖啡有关的科普，最高一条的点赞只有1.6万。

有老师建议，学校层面的招生直播，是不是也可以“活跃”一些。农大宣传部门的一位老师则认为，“阵地管理也有它的要求。有时（像丁习功）以个人的身份来做，可能更恰当。”但大型的招生直播活动，丁习功会参与进来。

聚焦在招生上，大家的态度都变得更为审慎。

所有学校的招生办都希望每年学生的质量比前一年更好，但“招生就是学校的生命线”，这句话在农业院校表现得更为明显。一直以来，农学被视为“坑中之坑”，从麦可思2021年本科生就业报告来看，农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排在倒数。

丁习功的视频让紧张的招生工作短暂地喘了一口气，但赵玉清希望有一套更加系统的运作机制出现。2023年招生季，他鼓励每个学院的老师都要到云南各个地州开宣讲会，“多做宣传，让一些科学家用通俗易懂的词汇向高中生科普”。

因为，农学专业的招生工作，也是在和多年来对农业的误解做无休无止的斗争。

2023年6月25日，云南农大普洱校区校内的一块田，用作和小学共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他发现了，在有所选择的时候，学生们会弃农而去。

农学的危机早在1980年代以前就存在了。

1980年，云南丽江永胜县的学生郭华春要到西南农学院读书。当邻居们听说，这个班里唯二考上大学的孩子学的是农学后，大惊失色，“什么，你要学挖地，要不你来跟我学吧！”

在那个年代读大学，正是为了“跳出农门”。1984年，分配到云南农大的郭华春去学校报到。他先坐9路公交车到黑龙潭，之后花5分钱坐上栗色马拉的车，马儿们边走边拉屎，进入一片广阔的、正好抽穗的稻田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集市、一条街子、一个青年服务部。“我问老乡，云南农大在哪儿呀。老乡回答，你已经在农大最中心的位置了呀！”

当年，一共6位毕业生来到云南农大农学系，他们分别来自西南农学院、南京农学院、华南农学院。

那一年，西南农学院的直系学长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的研究已取得进展。在云南农大一望无际的水田里，同样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的时任云南省副省长兼云南农大稻作研究所所长李铮友，正在实验自己的滇型杂交水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云南农大第一位院士。

不管怎么说，学校所在地并不是市区，昆明人甚至会觉得老师们保留了农村的生活习惯，会把培育的种苗种在房前屋后。

没多久，新来的毕业生中有5人向学校提出，要调入市区的单位，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找不到对象”。

郭华春留下了。他从2001年起任农学院院长长达16年，后又转任学院书记4年。同行们调侃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任职最久的“钉子户”农学院长。

他身上的蓝衬衫已经起球，随手拎着一个有土豆图案的帆布袋，那是他主攻的农作物，他也由此成了“土豆教授”。厚厚的镜片下，随时挂着一副调皮的表情，他说这是长期和农民打交道的结果。

郭华春把挖地这事发扬光大，他提出要像“建设重点实验室一样建设农大的农场”。在西南农学院时，他总共要在地里消耗160个学时。2001年之后，农学院的每一届学生都分到一小块校内的土地。郭华春让他们自己去找种子播撒，“收获了还可以自己拿去卖”。

意外的是，就招生而言，郭华春从未感到有什么压力。1990年代末期，被关在宾馆里调档的他还能对学生挑挑拣拣。郭华春对农村学生尤为中意，而“体格瘦弱的，不建议他们报考”，那些身高还不及玉米秆的学生，会被他刷下去，“因为学农是个体力活”。

这一定程度上是机制决定的。当时，云南的本科院校只有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大等8所。“学生想读本科，其他学校够不上，只能来农大，而农学又是农大的优势专业。”

让他感到专业危机浮现的时刻，发生在2000年的大学合并潮和自主择业。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和贵州大学，先后把当地的农学院校并入。“比如按上海交大的分数录进去，那学生为什么去农学院呢？第一志愿肯定就会变少，少了之后，专业思想就不稳固，一转专业就转走了。”

他发现了，在有所选择的时候，学生们会弃农而去。

郭华春无数次号召同学们要“爱农学农”，他以自己刚到农大跟随的老师任运祥为例，“任先生家境殷实，在1938年时，却选择成为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然而，任运祥教授当年所在的班级只有8人，而郭华春面对的却是一个不断扩招的群体。如今，农学院的本科生已近两千人，哪怕是农村考生，他们来到农学系多半是因为分数。郭华春不得不改了改自己的口号，“那就‘学农，再爱农’”。

曾经的体制优势也渐渐丧失，云南的本科院校如今已经从8所增至32所。

赵玉清对危机更为敏感。“现在只要报农大，他就可以在别的专业调剂。”在新高考的志愿填报模式下，他相信有的学校、有的专业就是会出现无人填报，“加上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小于大学入学的学生数，估计十多年之后，有的学校会吃不饱，逐渐会淘汰几个”。

“十多年”的估计有些乐观。世人对种地、泥土和劳作的想象，最终会体现在招生上。从2019年到2022年，江西农大和山西农大招生接连遭遇断档，2022年江西农大缺额人数达331人，而山西农大缺额人数最高时超过500人，并破天荒地启动二轮、三轮征集志愿。

2023年6月23日，云南寻甸，郭华春和他的博士生们在土豆地里。（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培养学生比培育土豆品种要操心太多了。“我有时候也在想，我的培养是不是失败了。”

2000年的一天，日本鹿儿岛大学，一位同学兴奋地跑过来，说：“郭先生，快来看，NHK正在播放你们老家云南的人吃土豆。”郭华春彼时已近中年，正在那里读博。

那是一档纪录片。稍后的画面里，又有立体颧骨、黝黑皮肤的人们，围坐在火塘边，女士用花色毛巾包住头。他们把整颗土豆扔进铁锅蒸煮，另一些则削皮、切块，和肉类混合在一起，熬煮成汤。画外音说，这里的人一天三顿都是吃土豆——像极了云南人一句极具调侃意味的介绍，“我们早上吃土豆，中午吃马铃薯，晚上吃洋芋”。

但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地点是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上一个叫玛鲁卡帕塔的村庄。

农作物让一个个国家坠入世界之网，哪怕相隔一万八千公里的不同文明，都可以共享同一种自然的馈赠。在中国的明朝，土豆传入云南。和它的老家安第斯山脉一样，这里山川纵横，海拔悬殊，郭华春曾见过，云南的土豆农民在农田收获时，耕作机需要走“之”字形，才不至于翻下山坡。

因农作物而促成的国际合作在现代更加密切。1994年，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王军和云南会泽县农技中心的高级农艺师何廷飞，利用从国际马铃薯中心（CIP）引进的亲本材料，选育出后来在中国西南普遍种植的单一土豆品种。研究者一致认为，该品种的诞生与各方友好、富有成效的合作密不可分，于是命名为“合作88”。

土豆形塑着云南人的生活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内，云南人会认为，红皮、黄心的土豆，味道最为香甜。

合作88让云南山地土豆有了更强的竞争力。“其他土豆卖三毛五一斤，合作88能卖到七毛，以前老百姓种土豆是为了换大米，种了合作88，不去换大米了，换成钱存信用社。”云南寻甸县六哨乡农业科科长杜春永说。

人们或许很少关注到，中国的农业院校一直肩负着改造农村命运的使命。这让农学生们肩负起某种利他主义。

在农业技术未能革新的年代，土豆是贫困的象征。“它只会长在贫困地区，海拔高，交通不便，个头又重，商品量不高，最后只能拿去喂猪。”郭华春第一次见识极致的贫穷，是在寻甸县金源乡。1990年代初，一个3300米海拔的村庄，土豆闹病，统统变成黑褐色灰包，严重绝收。这样的海拔，土豆是他们在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村民住在草棚里，郭华春到了一户人家，女人一直在咳嗽。他问为什么不去看病，女人回应：“看了看了，花了八毛钱的医药费了。”当时，八毛钱不过能买几根冰棍。

离开前，当地认真招待一行人吃了一锅鸡肉。下山后，郭华春上吐下泻，被送到医院。他用玩笑化解，“这是报应啊，当地那么困难，我还吃了人家的鸡”。

经过一段时间的引种，郭华春帮助当地解决了土豆病害问题。成就感由此而来。

很多人对农业的印象，正如他们对土豆的印象一样，停留在技术革新之前。在今天，如果一位公办学校的生物老师放弃教职，转而从事农业，看上去不可想象。

云南师大毕业的杜春永，早在1990年代就从县一中停薪留职，转而推广起合作88。

当时，一家美国公司想在云南调查土豆的加工品质。这家公司每天给杜春永70块钱，还配备一辆拉风的雅马哈摩托，并让杜春永在家里架起油锅和实验仪器，每个月付300元租金。

就这样，杜春永骑上了整个寻甸县唯二的雅马哈——另一辆属于烟草公司。县一中的副校长想骑骑看，问他“油够不够”。

“够，骑到北京都够。”公司每个月专门发放摩托的油费、修理费600块钱，几乎是杜春永在中学教书一个月的工资。

他需要游走在5个村庄，收取不同品种的土豆，测糖和淀粉含量，炸成薯片对比颜色，最后再对比储藏条件。

1998年，杜春永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十年后，种种机缘下，他又调任六哨乡农业科科长。2022年，六哨乡的土豆产值达到3.73亿元。

现在，六哨乡95%的土豆品种是郭华春引入的“青薯9号”。每一次，杜春永都要为郭华春的到来准备好用不同土豆品种制作的菜肴，其中包括一小盅土豆酿的酒。

郭华春如今已经60岁，钻进盛开着白色或者淡紫色小花的土豆地里，手脚麻利，从土里拎出一串土豆的速度，比他的博士生们都要快。青薯9号每年为云南山地的薯农带来40亿元左右的产值。

土豆教授在农村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流行明星，云南的寻甸、双江、鲁甸、大姚，不少合作社、公司的办公场所，都挂着他的照片。他觉得，最幸福的生活，就是收土豆的季节，和农民们“大块吃土豆，大口喝酒”。

而他如今害怕的是自己的学生“学农”之后却仍不“爱农”。培养学生比培育土豆品种要操心太多了，在一次从土豆地里返程的车上，他说，最近他开始考虑以后要不要少招一点博士。他观察到现在的个别博士，“父母含辛茹苦把你送到大学，毕业后还要为你购房付首付，要去买房子，买车子，要还贷，生活压力很大”。

他接着说：“最后其实就是帮他解决了就业，解决了一个他家里的事情，他是不是真正的爱农，是不是愿意献身农业，为中国农业作点贡献，是不是身不由己，真的不得而知。我有时候也在想，我的培养是不是失败了。”

2023年6月23日，云南寻甸，郭华春在土豆地里，他挖土豆的速度比他的博士生们都要快。（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这名年轻的农学生，不愿其他农民再遭遇这样的痛苦。

像郭华春这样的人是丁习功的偶像。招生“减”章之后这一年，在某种反复的、并非完全主动的学习中，丁习功对农业的理解突飞猛进，他发现一个规律：“有农大人的地方，农业就好。”

云南农大有一个宏伟的、用农业改变一个民族命运的愿景。2000年，云南农大成立特有民族班，招收省内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景颇族、藏族、纳西族（摩梭人）15个民族的考生。在名额分配上，对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布朗族等7个民族重点倾斜。

王元忠是首届46个学生之一。他是怒江州兰坪县石登乡的傈僳族，和其他45个同学一样，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年，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顺溜，老师上课提问，大家害羞又沉默。只有在涉及体力相关的活动，他们才表现得异常积极。“种地，搬行李，参加足球、篮球赛，班里同学都冲在前面。”

原本，特有民族班的学生可以分配回原籍工作，但才第二年，包分配的时代结束了。老师们关心这些学生的出路。一位体育老师看出王元忠的天赋，积极促成他到山东日照考取国家级篮球裁判员，“他觉得，有了这个证，能方便我找工作”。

郭华春原本对王元忠的印象则是能喝酒。直到2023年4月，在云南省农科院发布的一条新闻里，他忽然见到了王元忠的名字——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2022“中国高被引学者”，这位曾经普通话都说不顺溜的学生，5年里发表了200篇论文，其中包括152篇SCI。

他告诉郭华春，曾经为了学英语，“没有哪天在凌晨四点前睡下”。

毕业那年，王元忠没有回怒江，国家级裁判员的身份帮助他留在云南英茂生物技术实验室，跟随洪德元院士团队做植物研究。之后，他继续读书，成为傈僳族第一个生药学博士。

而等他进入云南省农科院工作，主攻云南特色药用植物的研究后，第一个专家工作站，就设在了他出生的地方，怒江州兰坪县石登乡。

但更多学农的人并没有回到家乡，农业也时刻充满风险。丁习功认为这是必须正视的。

在各地做助农直播时，他接触到中国农村的微观现实。2023年端午节假期后的一个下午，丁习功在学校的创业基地里谈起了他对农业的看法，“一个政策可能发到县里，但要落实到乡下，除非你认识县里的人，不然可能你知道这个政策时，已经过期了”。

他谈起去收冬季土豆的经历。“新农人返乡创业也不容易成功的。在你带来任何效果之前，农民凭什么要听你的？”丁习功说，“什么才是赚钱的农作物，很简单，等你不让他种的时候，他还是要种，这就说明是赚钱的。”

农业领域的失败，代价是难以承受的。“农业讲因地制宜，一些新的、没有在村里种过的东西，要落地发芽可能需要三五年的时间，但三五年之后，这个市场如何？科研可以一次次失败，但它只要成功，就能被人记住，但农业不容易啊，不是说不愿意从事，是不容易啊。”

这也是陈红梅时隔半年后，再次听丁习功讲到这些事。她惊讶于学生的转变，她很好奇，问他这半年读了哪些书。

在郭华春的构想中，今天的农学是“顶天立地”的，“上可以研究转基因、分子生物学，下呢，下地就能干农活，品种给农民带来效益”。

而丁习功看到更远的规划，智慧农业正在解放更多劳动力。“在大学里学种地是要出去教别人种地，不是说就回去自己种地，你应该去规划播种时间、仓储管理，有果园生了病，知道该打什么药。”

丁习功已经在他的农学生宇宙里实践着那种利他主义。农户们会发来求助信息，问题都十分具体。刚出生的牛犊不喝奶怎么办；农作物根部腐烂了，是什么导致的；地里的玉米长得矮，还有点发黄，需要打什么药。丁习功耐心地去询问他的老师们，再一一回复。他出生的村子，牛曾遭遇接二连三的死亡，“从发病到死亡就是短短一天”，唯一的村医长期承担兽医的工作，但也不知如何是好。从那之后，村子里“基本上听不到牛叫了”。

这名年轻的农学生，不愿其他农民再遭遇这样的痛苦。

（南方周末实习生李雅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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