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我数了下脉搏，97……我一夜没睡，决定一早离开。”1910 年 10 月 28 日，凌晨 3 点，82 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随行的只有他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

寒冷的深秋夜晚，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要赶在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醒来之前离开。这一仓促之举托尔斯泰足足等待了 25 年。从那一刻起，围绕着他的行踪及随之而来的死亡，衍生出种种谜团和传说。

自称“一生都在研究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当代作家帕维尔·巴辛斯基，严格筛选日记、书信、电报、访谈、回忆录、报刊文章等海量一手材料，以充满悬念的写作手法，焕新素材，一步步重建托尔斯泰的行踪，并通过托尔斯泰的离开追溯了他的一生：从他的青年时代、他的婚姻、他的精神动荡开始，直至他的家庭悲剧，他遗嘱透露的秘密……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的第一章《离家出走》，分享给读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托尔斯泰对他出走的后果心知肚明：他不可能悄然成行。《活尸》中费佳·普罗塔索夫这样的小人物，装个自杀身亡都能掀起轩然大波，何况名动天下的托尔斯泰伯爵！除了《活尸》，他创作的《谢尔盖神父》《费达罗·库兹米奇老人的临终书简》等杰作都牵扯到这方面的话题。如果说他做过这方面的考虑，那他最有可能的想法是：融入芸芸众生之中，将声名的负累抛诸九霄云外。无论过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沙皇也好，无所不能的奇迹大师也好，声名远播的大作家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风中的一粒流沙，人海中的一抹微澜，普通到如同尘埃。

托尔斯泰身披普通农民才穿的那种缩腰棉布外套，外罩一件粗呢大氅，头上戴一顶陈旧的编织小帽，枯坐在车棚内侧那个旅行箱上。梦想之旅就要变为现实，他全身心沉浸其中，已然无暇他顾。问题出在时间上：凌晨 5 点，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俄罗斯最难熬的 10 月，裹着阵阵砭人肌骨的清寒，为这次仓皇出逃式的旅行平添了几许悲怆。园篱已闭，家邦未远，雅斯纳雅·波良纳还在脚下，征马还在槽前，可回家的路已然斩断——这种悬而未决、进退维谷的状态，最难忍受。而他的妻子——那位与他相濡以沫 58 载，为他生过 13 个孩子，将存活下来的 7 个子女抚养成人并繁衍出 23 名后代的妻子；那个一肩挑起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风雨，将偌大一处产业经营得井井有条的妻子；那个在他的每部著作中都倾注过巨大心力，为他抄写手稿，装饰版面，给他的文字加工润色甚至整段整章代他捉刀，就连他最主要的两部小说都留下了她的斧凿之痕的妻子；那个 9 年前当他偶感风寒命悬一线，淹蹇克里米亚旅途中时，曾经彻夜不眠不休看护他，尽外人难尽之责的妻子——就要睡醒了。当她在黑暗中睁开双眼，看到的只是紧闭的房门和抖得乱七八糟的家当，她一下子就会明白过来：最可怕的噩梦，发生了；那个她最在意的人，走了！

走得了吗？如果此时此刻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骤然出现在车棚里，逮着丈夫正给马上嚼子，一双手兀自抖个不停，连绳头都拿捏不稳，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即使没有天才想象力，你也不难想到，当下要上演的，肯定不会是托尔斯泰式的温情剧，而是果戈理式的闹剧了！怪不得托尔斯泰对果戈理的小说《马车》毁誉参半，意见多有保留。小说中小县贵族皮法戈尔·皮法戈罗维奇·切尔塔库茨基为了逃避应酬，居然躲到了车棚里；最后不仅被逮个正着，还闹出了一场笑话。他认为这篇小说矫揉造作、牵强附会，穿插的笑话不少，引人发笑的地方却不多。省长上门，还得去车棚里翻找主人；再说主人隐藏得也够深的：瘦小的身子骨龟缩在什么坐垫上，头顶着一大块皮具。命运之神光顾车棚，里面的人却毫无思想准备，弄了个灰头土脸！

萨莎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开始父亲还不停地催促车夫，后来退到车棚一隅，坐在旅行箱上，惴惴不安地呢喃：我感觉他们要追出来了。这下好了，不闹出点事，咱们是脱不开身了。”

托尔斯泰的弱点

直到逃跑的那一刻，托尔斯泰依然故我，表现出性情中温良敦厚的一面。作家、哲学家、“性情圆熟的老大人”，托尔斯泰还是一身俄罗斯旧贵族的风范，传统美德在他的身上表露无遗。这些美德如璀璨的钻石（可惜湮没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折射出诸多人性的光辉：从身体到灵魂，讲求自洁自律；人前不说假话，人后不说坏话；谨言慎行，避免伤害他人感情。托尔斯泰年轻时狂放不羁，做过许多失检悖德且与家庭教养背道而驰的荒唐事，为此他一直愧悔不已。比及老年，托尔斯泰在懿德日隆的同时，性格中嫉恶如仇的一面日益凸显，忍受不了秽行污迹、流言蜚语。

在处理与夫人索菲娅之间的龃龉摩擦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的做法可谓无懈可击。他怜悯她，爱护她的令名，即便明知她的想法、做法有欠缺，也不会在任何场合指责她；他委曲求全，对她不合理的甚至是荒唐的要求，都尽力满足；他忍受夫人的各种小脾气，而不小的脾气比方以自杀相要挟等，他也忍了。他的宽容，有时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他身边的人都觉得看不下去，但这不是首鼠两端、不讲原则。恰恰相反，这是一位注重操守、德行高迈的老人，为了息事宁人，一次又一次做出的让步和牺牲。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做出了离家出走的事；而对于索菲娅来说，这才是莫大的打击。如她本人在日记中所写，这不再是插在胸口的刀子，而是兜头砍下来的斧子！

所以，车棚里的托尔斯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恐惧。害怕索菲娅半夜惊醒，察探到情况后一直追出来，将他们一网打尽……到时候夫妻同室操戈，冷脸相向，一场令人痛彻心扉的争执，在所难免；其实不用添这个乱子，雅斯纳雅·波良纳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够热闹的了。

无论情形有多危难，他从来都没有闪避过……他把一切磨难都当作上帝对他的考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承受来自各方的打击。可这一回，他承受不住了。他强烈希望好运能降临到他的头上，帮助他躲过眼前的一击。

他身心俱疲，已经无力担当。

是的。出走体现的不仅是托尔斯泰性格中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关于这一点，他在给故交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施米茨——虔诚的新教徒和坚定不移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昔日上流社会的名媛，今日寄居 60 俄里外奥乌辛尼科沃一间小屋中的托尔斯泰崇拜者——的信中抖落得一清二楚。托尔斯泰骑马外出的时候，经常顺路看望她一趟。因为他很清楚，他的造访不仅给她带来快乐，也给她带来了人生的意义。10 月 26 日，就在离家出走前两天，正在他举棋未定、心神烦乱的时候，他还向她提起过自己的忧虑。玛丽亚当时的态度是完全赞成：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她嚷道，“你只是一时软弱，过后会好的。”

“你说得对，”他附和道，“一时软弱。”

这段逸事连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说过的原话，一并收录在塔季亚娜·利沃芙娜的日记中，有案可稽。不过在当天陪托尔斯泰散步的马科维茨基的日记中，见不到有关这次对话的任何记载。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后来面对《俄罗斯导报》的采访时也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那天没提起出走的话题，“没有吐露片言只字”。

出走体现的不仅是托尔斯泰性格中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

10 月 26 日当天，马科维茨基也发现“托尔斯泰很虚弱，注意力很不集中”。在去施米茨家的路上，托尔斯泰还干了一桩“坏事”（他本人的措辞）：骑马蹚过麦田。这个季节里地面潮湿，马踏过会留下深深的蹄印，破坏庄稼。

舍不得践踏麦苗，却舍得践踏老妻？！很遗憾，托尔斯泰的思维就是如此。那些同情托尔斯泰，认定他的行为体现了人生至性而与家庭伦理无关的人，也持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托尔斯泰摆脱了思想境界不在一个层面的妻子，可以理解，天才就是这样；至于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要说可怜是有那么一点，但这就是嫁给天才的代价。

这就是对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这一事件的普遍看法。这一看法也在俄罗斯文化圈内大行其道，这与伊万·布宁这名吹鼓手吹出的风不无关系。

为了寻找最后的归宿，托尔斯泰离开了自己的家；一代思想的巨人，终于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羁绊。“托尔斯泰的解放”，多么壮美的结局！也有不大中听的说法：托尔斯泰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找一块无人知晓的角落迎接自己的末日；恰似嗅到死亡气息的猛兽，逃出笼子，奔向原野。托尔斯泰出走没几天，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就出现在亚历山大·库普宁主办的刊物上。

托尔斯泰的行为，并非意蕴丰富的壮举；更遑论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最后做的什么“困兽之挣扎”。这是一位 25 年前就动念离开家庭，只因顾念妻子的情面而宿志未酬的老人，耗尽心血之后才踏出的一步。在生命力渐渐消失之际，家庭矛盾却愈演愈烈，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看不到家庭的出路。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他选择的时间也不适合出行：10 月的末尾，凄冷潮湿，面临的是蚀骨的冬日酷寒；在支持他出走的家庭阵营中，除了萨莎，谁都不知道他此行抱着什么目的，他所说的“彻底离开”是什么意思。跨出家门意味着死亡，但托尔斯泰还是选择了出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自己的庄园里，他已经待不下去了。

离家出走，原为一心赴死？这是多次奔赴雅斯纳雅·波良纳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提供手术服务的著名产科医生维·费·斯涅基烈夫教授所持的观点。此人不仅医术精湛，且智慧超卓，极具修养。托尔斯泰去世后，索菲娅饱受物议。在不少人的眼里，她是将丈夫逼出家门的不良之人，是托尔斯泰之死的幕后推手。为了安慰这位不幸的贵妇人，斯涅基烈夫于 1911 年 4 月 10 日复活节礼拜日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分析了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原因，并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托尔斯泰的出走属于自杀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想加快死亡的进程。

“毕其一生，他都以自己强健的体魄与非凡的禀赋为依托，将肉体与精神锻冶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他的一切行为都达到了灵肉合一的完美境界，要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那是不可能的事。看看他的举手投足、坐卧起行，处处体现着个人的意志。换一种说法，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样作为都经过深思熟虑，体现某种用意，传递某种思想……死亡既是肉体的毁灭，又是灵魂的消亡。对于灵肉浑然一体的人来说，灵魂出窍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法做到平心静气、安之若素……对于即将飞升天堂的灵魂来说，摆脱一身皮囊的羁绊，总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其二，从纯医学角度出发，斯涅基烈夫将托尔斯泰的死归咎于肺炎。“这种病的可怕之处，还在于能导致狂躁等并发症。”斯涅基烈夫在信中写道，“如果把托尔斯泰连夜出走的行为与肺炎潜伏期病人的临床表现联系起来，笼罩在这一事件上的重重迷雾就都会散开——急不可耐，在家门口迷路等，不可能发生在一个健康人身上。”

换句话说，托尔斯泰出走之夜，肌体已感染病毒，大脑受到损害。

斯涅基烈夫的一番话中，科学的成分和存心安慰伯爵夫人的成分各占多少，此处不便置喙。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托尔斯泰出走前夜精神状态极差，身体也不大好。马科维茨基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托尔斯泰也在日记中写道：他一夜“噩梦”连连，梦到跟妻子“争斗”；有些梦乱得理不出头绪，他当时在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居然出现在他的梦里，不过换上了业已作古的熟人的面孔，如尼·尼·斯特拉霍夫。

出走前不到 1 个月时间内，托尔斯泰一度发病，与死神擦肩而过。10 月 3 日，他全身抽搐，双手乱刨乱抓，表现与濒死之人极为相似。时任托尔斯泰秘书的瓦连京·布尔加科夫回忆当时的情景，写下这么一段文字：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儿子谢尔盖·利沃维奇、侍仆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马科维茨基、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传记首席作者巴·伊·比留科夫一起赶到老人的房间里。

抽搐过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说胡话，数一些互不关联的毫无意义的数字，症状跟阿斯塔波沃发病时的情形完全一样：

“4、60、37、38、39……”

“托尔斯泰发病期间，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反应强烈，令人动容。”比留科夫在传记中写道，“她受到了惊吓，张皇失措，楚楚可怜。当时在房间里的男人都攒聚在床的周围把持托尔斯泰，防止他抽搐时从床上摔下来；而她跪在地上不停地祷告着，翻来覆去念叨一句话：‘上帝，可怜我，原谅我的罪过！不要让他死，是我把他害成了这样！保佑他熬过这一回，不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

耗尽心血之后才踏出的一步。

托尔斯泰发病时，索菲娅确实有过负罪感，她本人的日记中也有述及：

“抱着丈夫那两条战栗不休的腿，对失去他的担忧，使我深感绝望。愧悔自责、狂热的爱情和祈福的话语，如滔滔江河，在我的心头奔涌。只要他能活下来，让我有机会修复由于自己的过激行为给他造成的伤害，使我良心稍安，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此事发生前不久，索菲娅跟萨莎、费奥克利托娃有过一次大吵，并事实上将女儿逐出了家门。萨莎回到与雅斯纳雅·波良纳相距不远的契里亚琴卡，她自己的家就在那里。托尔斯泰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萨莎跟他走得最近，是全部子女中他最宠爱的一个。这个女儿对他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堪与布尔加科夫等量齐观。母女交恶是托尔斯泰发病的原因之一，对此索菲娅和萨莎心照不宣；所以灾难过后的第二天，她们就讲和了。

萨莎在回忆录中写道：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只是为了响应死亡的召唤，为自己寻找归宿——这是不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谎言，一则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一点值得怀疑。站在托尔斯泰本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境况，他出走的动因，也许正是为了求生，为了躲避抽搐而死的命运。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的行为使老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云翳，伦理观念的煎熬和恐惧夹杂在一起的云翳。马车渐行渐远，恐惧随走随消，离乡背井的托尔斯泰，良知的声音却一直在耳边回响。

马科维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行驶离家门，穿过村子，踏上通往远方的公路。托尔斯泰一路“沉默寡言，神色黯然，情绪还不大稳定。他断断续续地嘀咕着一些道歉的话，似乎对抛下索菲娅心有不忍”。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去哪里？”

当他们登上火车，在一间单独的二等车厢中坐定之后，火车启动了，他知道索菲娅再不会追上来，一时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说了一句话，说他很好。不过好情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大家热完咖啡，刚喝下不久，托尔斯泰又念叨起来：“不知道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现在怎么样了，我可怜她。”

这是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里打不开的心结，一直折磨他到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对晚年托尔斯泰伦理道德观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不畏不避，将压在自己肩上的十字架背到最后一步，这是托尔斯泰观念的基石；可他的出走行为，分明就是推卸这个责任。声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是寻死，是为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为了释放不死的灵魂，就他 25 年素怀的愿望来说，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愿望和现实是两回事，注重伦理的人，不会为一己之私牺牲他人的利益。

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到夏莫尔金，托尔斯泰还有机会改变初衷，折返家园；但他并没有回心转意，而是不断地催促旅伴，在离家的路上越走越远。当时他已经骑虎难下，内心深处经受的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

托尔斯泰当时的心态，从他写给妻子的三封信可见一斑。第一封是告别信，他着意强调了离家出走的道德原因：“我已无法忍受这种奢靡的生活，唯望跟别的老人一样，避开尘世纷扰，独自度过余生。”

这封信字里行间渗透着托尔斯泰对妻子的爱惜之情。他写道：“谢谢你 48 年的忠诚陪伴，并请原谅我的一切过失；如果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一并表示谅解。”

这封信情真辞切，扣人心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考虑到有可能公之于世，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上下了不少功夫，起稿三次，字斟句酌，可谓用心良苦。这封信是托尔斯泰留给妻子的“精神遗产”，她完全可以拿出来向世人展示，借以剖白自己（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托尔斯泰此信之大旨，无非是撇清妻子与他出走这件事的干系：他只想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而不是要摆脱她；贵族生活与他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他已经过不下去了。

也许托尔斯泰的心里还暗藏着一段机宜：有这封信充当挡箭牌，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心下稍安，不会再抓住他不放，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并做出有伤体面的事。后来得知妻子痛不欲生，几次三番要投湖自尽的消息，加上妻子雪上加霜的来信：“亲爱的列沃奇卡，快点回家来吧！别让我第二次自杀！”——他知道，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他也走不出妻子的阴影。他于是决定敞开胸臆，将第一封信中未予明确表达的意思说出来。

托尔斯泰写于夏莫尔金的第一封回信用词相当尖刻，最后并没有寄出去。“我们现在见面有害无益，这层意思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做了明确表达。众所周知，亦如我所想，我见不见你，更遑论回不回雅斯纳雅·波良纳，跟你自杀没有任何关系！”

正式发出的信措辞温婉多了：“我理解你悲痛欲绝的心情，我也知道你不会真正跨出那一步。这跟你是否遵从我的意愿，是否满足我的要求无关，是你淡泊宁静、理智平和的人生观不允许你走极端。没有这些，我们多少年的共同生活就无从谈起。以你目前的状况，我再回到你的身边，这无异于放弃生活。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举动。再见，亲爱的索菲娅，上帝保佑你。生命不是笑谈，我们不能肆意践踏；生命的意义，不是用时间的长短来度量的。我们剩下的日子，也许比度过的岁月加在一起还重要；让我们善自珍重，过好余生。”

只为不死在家里，托尔斯泰才选择了出走？如果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对丧失自控能力和大脑意识的荒唐死法的恐惧，完全等同于对自杀的恐惧，那他选择走这条路就是合情合理的。

托尔斯泰不想死得这么窝囊，他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他来说，这比摆脱贵族生活的樊篱，实现融入大众行列的愿望来得更强烈。

在夏莫尔金，当萨莎问及父亲对抛下妻子不管的行为是否有过歉疚时，托尔斯泰反问道：“在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谁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贵族生活与他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他已经过不下去了。

托尔斯泰在跟自己的妹妹——夏莫尔金修道院的修女玛丽亚聊天时，曾经对自己的行为做过详细解释。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个人，玛丽亚的女儿——带有列·尼·托尔斯泰外甥女兼亲家双重身份的伊丽莎白·瓦列里亚诺芙娜·奥勃良斯卡娅（列·尼·托尔斯泰的女儿玛莎嫁给了伊·瓦·奥勃良斯卡娅的儿子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奥勃良斯基）。伊·瓦·奥勃良斯卡娅身后留有一部关于母亲的回忆录，1910 年 10 月 29 日发生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修道室中的谈话，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托尔斯泰的话一经他人特别是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亲属转述，难免会变味，需要援引大量资料，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比对，探幽烛微，去伪存真。即便托尔斯泰本人，也不一定能洞观全局，了解事实真相。下面这段话出现在他本人的日记中，记录时间即在 10 月 29 日他与妹妹的谈话之后：

“一直在想办法摆脱我和她之间的困局，实在又无法可想。无论如何，办法总是有的，但不一定是你想到的。”

深入民间

从托尔斯泰出走之日起，各大报纸即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报纸如此诠释托尔斯泰的动机：他走出贵族之家，旨在走进民间，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一言以蔽之——追求平民化的简朴生活。

这个观点在苏联时期大行其道，成为压倒一切的官方声音。专家学者穿凿附会，给托尔斯泰的行为贴上冠冕堂皇的政治标签：他用实际行动，向自己的阶级发出挑战；但是，由于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高度，他只能走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民粹路线；简而言之，就是他希望通过此举，与群众打成一片。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的一句话，给这位已成冢中枯骨的伟人戴上了一顶红色的帽子，他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无比，围绕他的种种争鸣至此尘埃落定。剥去时代强加上去的政治外衣，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比无端生发出来的论调，诸如“逃亡说”更接近事实真相。到民间去，与普通民众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托尔斯泰素怀的梦想。当他抛开一切负累，在基辅大道上踽踽独行的时候；当他孑然一身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田间地头，混迹于辛勤劳作的农民当中时，他不再是身份高贵的伯爵，而是浩浩荡荡的朝觐大军中一位毫不起眼的“农民大叔”，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深处充满感动和愉悦。他的足迹遍布雅斯纳雅·波良纳、科奇塔、皮罗戈夫、尼科尔斯科耶以及邻近村镇的各个角落，每到一地，他都要找长者攀谈，且一拉起家常就是数小时。与农民促膝比肩度过的时光，托尔斯泰奉若珍宝，是他记忆宝库中最重要的财富。

迨至 20 世纪，托尔斯泰的“简朴化”沦为知识分子圈内的笑柄。大家借题发挥，编造出许多与之相关的笑料：“伯爵大人，马拉犁展览完了吗？现在能不能拿回去？急等着耕地呢！”事实上，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搞过装潢门面的那一套，耕地，刈草，收割庄稼，他不仅身体力行，还时常训导孩子参与农事（响应最积极的，当数他的女儿们）；当然，具体做活儿上他有不到位的地方，但这无关宏旨。这是托尔斯泰修身治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开这一切，晚年托尔斯泰就无从谈起。一位伟大的哲人，一位世不二出的天才艺术家，平静地走进民间，衣衫褴褛，与民同耕，这体现了人性非同寻常的一面，其意义不亚于仰观金字塔，俯瞰荒草冢。这位伟人的精神遗产不需要“翻译”，因为其光熠熠，足以烛耀整个世界。他的思想高翔于狭隘的俄罗斯贵族圈之上，体现的是全人类的价值。他用自己的双手，践行着圣教大义：“从满脸洒落的汗水里，寻求果腹的食粮。”

“……灵魂至圣至洁的作家——与我们同行……”托尔斯泰八十寿诞纪念活动中，亚历山大·布洛克在《俄罗斯上空的太阳》一文中写道，“我常想，只要托尔斯泰活着，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们的天空永远不会黯淡下去。伟人用自己的双肩，担起天下道义，以一己之智慧，支撑我们的国家，哺育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世间还有坚不可摧的东西……只要托尔斯泰活着，一把大胡子上挂着一缕晨曦，吆喝着他那匹白马，翻起露珠滚动着的大地；而值此一刻，吸血蝙蝠已然归巢，感谢上帝！托尔斯泰走过原野，恰似太阳从天边升起。有朝一日夕阳西坠，最后一位天才舍身而去，托尔斯泰宾天，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番话写在托尔斯泰撒手人寰前两年，竟至一语成谶。夕阳——舍身而去——宾天，布洛克看到的，正是托尔斯泰的晚景。不过他没有看到，托尔斯泰“舍身而去”“宾天”的事都发生在晚间，正是“吸血蝙蝠”最活跃的时段。看惯列宾名作《扶犁的托尔斯泰》的布洛克，对托尔斯泰之死不可能想得太远。

布洛克还不知道，托尔斯泰起初并没有起意远行，搞不辞而别，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一套。他选中的是一间农舍，与自己的家相去不远……

19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图拉省的一位农民，也是托尔斯泰的熟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曾经登门拜访。他们俩 1895 年在莫斯科相识，当时 26 岁的诺维科夫在军部当书记员。一个同情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托尔斯泰主义产生兴趣，颇有几分逆风而动的味道，这在当时的俄国鲜有其例。托尔斯泰对这位热情洋溢、无所顾忌的年轻人印象殊深，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这次来访做了记录，其间还夹杂着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他给托尔斯泰讲了军方处置的一宗案例，说是雅罗斯拉夫新近处决了几个科尔津金厂里的工人。托尔斯泰认为这是谣言，警告他不要以讹传讹。未出数月，这个年轻人即遭逮捕，不过罪名不是盗窃军方机密，而是在私人书信往来中对国家“首脑”——尼古拉二世的个人品质妄加非议，这情形和差不多半世纪后发生在苏联的一幕何其相似：他跟索尔仁尼琴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这一场风波过后，诺维科夫被贬为庶民，守着一块薄田艰难度日。农闲时节，他也写一些散文杂感聊以自慰，与托尔斯泰偶有谋面。十月革命后，这个人给斯大林、高尔基写信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生计艰难的问题，结果又一次遭到逮捕，1937 年被执行枪决。这个狂放不羁、胆大包天的农民，其实有着一颗精明睿智的头脑和一双勤劳能干的手；他是尝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甜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点滴积累家庭财富而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新农民中的佼佼者。

暮年托尔斯泰指望的，就是这个人。

是他记忆宝库中最重要的财富。

10 月 20 日，这位小农场主跑到托尔斯泰家里，宾主相谈甚欢，耽搁了一点时间（诺维科夫言语间还对托尔斯泰表达了不满，抱怨他不来自己家做客）。农夫提请主人留他过夜，说是怕在路上碰到喝醉的流浪汉；主人如他所愿，将他安顿到马科维茨基的房间里休息。他躺下不久，托尔斯泰突然走了进来。诺维科夫睡眼蒙眬，一开始还以为看到的只是梦境，“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听不到一点声响”。此次雅斯纳雅·波良纳之行，托尔斯泰的精神面貌给诺维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气色很差；我一看到他心里就直犯嘀咕，如此孱弱委顿的一位老人，苟延残喘尚属不易，又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到处游走的呢？”托尔斯泰在床边上坐了下来，对诺维科夫开诚布公地讲起自己的心思。那一夕夜谈的内容，在前不久出版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的回忆录中有所披露。在凡夫俗子眼中，托尔斯泰当夜说过的话有些不可理喻。不过别忘了，托尔斯泰的谈吐一向因人而异：与农民交谈，他使用的是民间语言；哈莫夫尼卡那次与高尔基的邂逅，托尔斯泰就是用村夫野老的口气进行交流的，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高尔基是“货真价实的民众”。

“当然，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能发那么一点脾气，哪怕吼两句，跺几下脚，我的妻子也许就会温顺一点，变得跟你的妻子一样听话。”托尔斯泰说，“可我素性软弱，生怕闹出一点乱子，家宅不宁，声名远播。只要冒出一点家庭矛盾的苗头，我总是归罪于自己，觉得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觉得，不让爱我的人受一点委屈，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无论谁对谁错，最后让步的总是我。”

“他每次跟我说起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总离不开沉重二字。”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去托尔斯泰家做客，显然不止一次——“他总说自己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没有尽到用自己的双手获取劳动果实养家糊口的义务。”

毋庸置疑，他的家人不会把他看成“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虽然他放弃了部分作品的版权，但 1881 年前完成的著述，版权统归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所有（《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三部曲、《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创作的里程碑式文学作品，均在其列），给家庭带来的收益相当丰厚。至于诺维科夫，他大概也不作此想。托尔斯泰之所以离家出走，全是他本人满脑子的农民意识在作怪：在他看来，不跟泥土打交道，不出力不流汗，那就是地里的寄生虫。

“在这个家里，我的日子过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决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这样就没人找得到我了。也许我会钻进你家的小屋里等死，不过我知道你们家人会给我脸色看的。流浪汉走到哪里，都没人喜欢。这种事，我在你们农民家里见得多了。你看，我现在成了这样子，干不了活，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人老了都爱唠叨，一天到晚碍手碍脚。”

“我强行压制着情感的洪流，不让眼泪流出来……”诺维科夫写道，“让这样一位伟人在我的面前敞开胸襟，吐露肺腑之言，我有一种汗颜无地的感觉。我的心里又充溢着无边广大的幸福：作为一个人，他忘了我们地位有别、身份悬殊，将自己软弱的一面与苦闷彷徨展示给我看，坦坦荡荡、无遮无掩；我崇敬他，爱戴他，追随他的左右，与他这些美好的品质不无关系。我亲爱的大爷，此时此刻，让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最后一段日子，我于心何忍？”

诺维科夫的记录相当真实可信。不过托尔斯泰说这番话的时候，语中颇带谐谑自嘲的成分（农民会骂他可怜的流浪汉），无非是他对简单纯朴的“老农民”开的又一个不痛不痒的玩笑。有证据表明，托尔斯泰曾经跟女儿萨莎提到过这桩逸事，说的时候还有点忍俊不禁。

笑话不能当真，不过折射出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家庭气氛。

托尔斯泰日记中对这次晤面的记录非常简略，只有寥寥数句：“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到访，聊起许多。他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农民。”

托尔斯泰知道，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随时都有可能拿走他的钥匙，打开抽屉检查他的日记内容，所以下笔越来越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空洞了。为了对付无孔不入的夫人，他甚至启用了一本“私密日记”，专供自己一人使用，平时藏在靴筒中。10 月 24 日的正式日记中有一条记载“小日记丢失”，即指此事。其实小日记并没有丢失，是托尔斯泰夫人从靴子里翻找出来，拿回自己的房间了。据她讲，有一次她不小心将床单扯到靴子上，结果……私密日记是怎么发现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上空阴云密布，托尔斯泰夫妻关系已相当紧张。萧墙有隙，家仆和附近的农民都引为笑谈。列·尼·托尔斯泰的出走有多方面原因，而这些“笑话”正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远避诺维科夫家终老残生，这可是托尔斯泰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 10 月 24 日写过这么一封信：

显而易见，托尔斯泰一直没有开玩笑。他在这封信中首次提到的化名，在此后不久离家出走的短暂旅程中，一直为萨莎和切尔特科夫所用，以便瞒天过海，蒙骗索菲娅和报界人士。那位一度气壮山河，公然叫板俄国强势人物，连写给沙皇本人及权焰熏天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都不屑于使用假名的托尔斯泰，这一回变成了托·尼古拉耶夫！

坦坦荡荡、无遮无掩

收到这样的信，诺维科夫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拿出农夫的架势，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华宅里神侃是一码事，窝藏托尔斯泰这位世界级大师则是另一码事，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犹豫了。一时的优柔寡断留下巨大的遗憾，我追悔莫及。”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等了我两个晚上，认定我不会明确答复，不会给他提供栖身之地，最后决定去南方，投奔别的熟人。当我的回信辗转送达他的手上时，他已抱病阿斯塔波沃火车站，卧床不起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与我家相距两站的车程，如果我回复及时的话，他不会经受那么多奔波劳顿之苦，不致身染重疾；他要求的‘干净温暖的小屋’，我已经收拾停当，只等着尊贵的客人入住；何况我家里能腾出一间小卧室，他随时都可以藏身其中，不用担心被外人发现。”

“大错已铸，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诺维科夫不必自责。托尔斯泰不是一枚绣花针，村落也不是多大的草垛。托尔斯泰名满天下，他的长相广为人知。就凭当时发达的情报信息网络，官方的和私人的，他的行迹很快就会暴露。

有意思的是，那间“干净温暖的小屋”，诺维科夫只在托尔斯泰去世之后才公之于世，他的回信中没有提及片言只语。这封信只是虚与委蛇，诺维科夫其实并没有接纳托尔斯泰之诚意。因此，即使信到得再早，也于事无补。这个世界上没有托尔斯泰的藏身之地，这是诺维科夫试图在自己的信中表达的看法。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大札收悉。您的真诚，您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莫名。您在信中提到的要求，我一时不便作答，以免唐突起意，虑事欠周。在您面前说话，我一向都是襟怀坦荡、不遮不掩的，此次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您有能力且有必要改变处境的时候，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现在时过境迁，再折腾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尽管我全力支持您摆脱纷扰自在度日的想法，但考虑到您的身体状况，以及您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地位，我不希望您实施这样的步骤。蜗居粗粝简陋，实不适合您居留；再说让您在这里受罪，那些关爱您的人肯定于心不忍。我家里有一间光线敞亮的斗室，我们全家人都热诚欢迎您搬过来住，也乐于为您尽膳宿奉养之义务；何况我们家没有小孩，平时也不会闹得您心烦。最小的孩子已经 5 岁了。推己及人，站在您的角度看问题，我家确实有条件给您提供房间；特别是 4 月到 10 月，您住我这儿不会给我们带来丝毫不便。我们怕的不是麻烦，而是……

爱您的农夫，米哈伊尔·诺维科夫

这封信还有附言，专门解释房子的事情：

可以预见，以托尔斯泰当时只求与世无涉的极端心理，加上提议本身不无尴尬，他不会接受那样的条件。诺维科夫本人也心知肚明……晚秋时节，一位病恹恹的耄耋老者不在家里好好待着，却要跑出来到别人家借宿，这件事听起来也够荒唐的。再急也得等到开春！

可托尔斯泰一天也等不下去了。

诺维科夫的信迟宕多时，直至 11 月 3 日才转至阿斯塔波沃，由切尔特科夫读给病榻上的托尔斯泰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从头到尾仔细听了一遍，嘱人在信封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谢谢！我已另择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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