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头》
欧盟自成立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自2008年开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它后来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对很多身在中国的朋友们来说，对2008年的记忆点是奥运会。那一年，北京举办了一场成功的奥运会，中国以一种拥抱全球化的姿态，进入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国际上开始出现一种叙事，就是“中国崛起”。而与“中国崛起”叙事同时出现的，还有“西方衰落”的叙事。后者的出现，正是由2008年金融危机所激发的。2008金融危机是一场由美国房地产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2008年9月投资银行巨头雷曼兄弟的倒闭为标志性节点，由它引发的经济衰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它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却时常被人们忽略。资深记者、旅欧媒体人王磬，将通过《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一书，与我们讨论今天的话题。作者 | 王磬，记者、播客《不合时宜》主播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欧洲折叠》
在进入那场危机的细节之前，不如先抛开那些宏大的术语，讲几个我在欧洲经历过的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也许可以管窥那场危机的缩影。我在2012年来到欧洲留学。那时我拿到了一笔由荷兰政府给国际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奖学金非常丰厚，不只覆盖学费和生活费，还包括每年一次国际旅行的机票。荷兰政府每年都会拨出一笔专款，从全球不同国家选取一百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支持他们到荷兰留学，目的是为荷兰的高等教育产业吸引全球优秀学子。在我去之前，这项奖学金已经持续发放了几十年。但是，在我入学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给我们颁奖的荷兰政府官员却告知，我们是那项奖学金的最后一届。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荷兰政府“没那么有钱”了，于是大幅度地削减各项公共开支，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和医疗。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我后来才意识到，我来到的，是一个金融危机过后“紧缩”的欧洲：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是社会的主题。这种勒紧裤腰过日子，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荷兰念研究生的第一年，周围的同学们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取消针对学生的交通补贴。因为在那之前，荷兰的学生乘坐火车都是免费的。听上去，这似乎跟想象中的欧洲很不一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去哪儿了呢？当然，从绝对值上来说，欧洲的社会福利水平仍然大大高于全球平均值，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仍然绰绰有余。但与欧洲自己的过去相比，人们的体感是，福利远不如从前了，失落感很明显。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社会里弥漫的是一种稀缺感。欧洲为什么会感到“紧缩”？这就要从始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讲起。它标志了欧洲近代史上的一个新时刻。欧洲在接下来十年间发生的事，从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到民粹崛起，再到新冠疫情中的医疗设施短缺，可能都与那场危机有关。站在今天，回顾那场危机有几个层面的重要性。首先，它可能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危机，也是欧洲一体化面临的第一个主要挑战。如果说欧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这场危机告诉我们，从经济的角度，该如何理解这场实验。其次，危机具有连锁效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只关于过去，也关于当下。今年春天，硅谷银行倒闭和瑞士信贷坏账的新闻，再度牵动了人们的神经， 也唤醒了人们对于当年那场危机的记忆。人们开始忧虑：我们会再次迎来雷曼时刻吗？经济危机也会降临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吗？《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以下简称《崩盘》）这本书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它的作者是英国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崩盘》这本书发表于2018年，距离金融危机刚好过去了十年。直到现在，它仍是市面上关于那场危机最详实的著作之一。图兹的学术生涯一直很关注“危机”，也是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危机专家”。他曾深度研究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状况，并由经济反观政治。这些为他赢得了学术声誉。2018年，《崩盘》一经发表，便赢得了许多关注，那一年的时代浪潮正好就是反思十年前的2008年金融危机。图兹也因此拿到了很多国际大奖，从一名埋头书斋的历史学者，成为了蜚声国际的思想名流。《崩盘》是一本以金融危机为起点的编年史，它不仅解释了这场危机的原因，还跟踪描述了危机后十年的余波。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从2008年的开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一直写到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书中，图兹引用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政府文件，用历史学家的方法爬梳史料，整理出那场危机的全球轮廓。过去几年间，我也曾有幸数次采访图兹本人。一开始，我像大多数读者一样，将《崩盘》这本书看作是一部当代金融史。但在与图兹的对话中，他却表示，《崩盘》其实是一部关于政治理论的书。《崩盘》谈及的故事线很多，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不只在欧洲。比如，在金融危机发源的美国，图兹事无巨细地描写了华尔街、白宫和美联储的行动。图兹甚至也专门花了一章来写中国。这里仅挑其中的一条故事线来展开，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生在欧元区的故事。1999年开始建立的欧元区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里程碑，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步。一些主权国家，共同让渡出自己的货币主权，发行共同的货币，这是史无前例的。它是欧洲自罗马帝国以来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成果。欧元的发行，让欧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上都高度绑定在一起。这种绑定，既有政治上的需要、贸易上的便利 ，也带来了许多风险。因为一旦危机发生，解绑是很难的。而欧洲的金融危机，就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下。让我们先回到2008年。奥斯卡获奖剧情片《大空头》讲述的正是08年金融危机。那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次贷危机的全名是“次级房屋借贷危机”，它是一场始于房地产市场的危机。简单来说，2000年代初期，美国的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建了很多房子，也有很多人想买房，银行便大量发放次级贷款给那些想买房的人，为了赚快钱，却忽视了风险管控。结果是，这些贷款通常都给了信用评级较低的借款人，他们很容易还不起钱。在《大空头》那部电影里，布拉德·皮特和瑞恩·高斯林饰演的两位男主角去做市场调研，他们发现，就连夜总会里那些付房租都成问题的酒鬼，也能从银行拿到不只一套房产的贷款资格。于是他们判断，房地产市场风险非常高。事实也是如此，2006-2007年，当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许多借款人无法偿还房贷，导致了美国的次贷市场崩溃。同时，由于金融产品泛滥，杠杆率很高，一个次级市场的崩溃便带来滚雪球的效应。标志性的事件便是2008年9月的雷曼兄弟倒台，《崩盘》一书也正从这里开始。更重要的是，《崩盘》详细描述了这场危机在欧洲的扩散过程：由于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霸主地位，由美国开始的这场次贷危机，到了2008年的秋天，很快就波及欧洲。这一波冲击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北欧小国冰岛。该国的国际银行体系几近坍塌，冰岛政府无力救助，于是银行垮台，但事后看来，它却因此阴差阳错地躲过了之后的主权债务危机。其他欧洲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当时还有能力的国家选择借钱救市，比如希腊，但因此导致了主权债务激增。它们虽然度过了2008年的难关，但这些激增的主权债务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愈演愈烈，在2010年到达高峰，不得不违约。这就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之所以让全球震惊，是因为它史无前例。简单来说，就是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突然宣布，政府还不起钱，要赖账了。这些面临债务违约风险的欧洲国家，被称为“欧猪四国”（英文简称PIGS），指的是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有时候也会加上爱尔兰。其中，希腊是首个宣布违约的国家，也是遭遇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欧元区财长当时召开了许多轮紧急会议：欧盟是否应该出手相救？欧盟的参与，让这场救市行动充满了一轮轮的政治博弈。欧盟如果要救市，也就是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那些欠钱还不上的成员国，那根据决策程序，首先需要经过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但这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愿意帮忙。道理也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中，对那些没有欠钱的国家来说，选民会认为，我们勒紧裤腰带却在帮别人还钱。这样的倡议，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会掉选票的事情。但如果欧盟不救市，风险也是很明显的：希腊是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旦它因为欠债违约经济崩溃，欧元区也会遭遇灭顶之灾。这个棘手的决定，交到了欧盟领导层的手里，包括欧洲央行行长、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那就是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掌舵者：总理默克尔。在那些“不愿帮忙”的国家中，德国是最主要的代表。为什么德国会如此反对？这就需要讲到欧洲国家的两种财政传统。欧盟对成员国有严苛的约束，体现在财政政策上，最关键的两个指标是：政府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政府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但是，不一定所有成员国都能做到。因此，从财政纪律的角度来看，欧盟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财政纪律严格，例如德国，也包括荷兰、丹麦等北方国家。另一类则纪律松散，赤字和债务都经常超标，政府支出庞大，例如希腊，也包括大多数的南欧国家。媒体也一度很热衷于报道希腊的“松散”，称希腊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拿钱躺平、喜爱享乐、不事生产……等等。即使在遇到欧债危机之前，这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比较明显了。希腊出现债务违约之后，这一矛盾达到了高潮。2010年，希腊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80%，远超出欧盟规定的60%。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态度强硬，认为希腊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必须先进行国内改革，削减赤字，改革劳动力市场，接受紧缩。大家可能要问，希腊就只能依靠其他欧洲国家吗？它不能自救吗？希腊当然也想过自救，但却受制于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难以实行。这里涉及到欧元区的一个关键设置：欧洲央行是唯一一个可以决定欧元货币政策的机构，而各国的央行没有决定权。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一国央行可以通过调节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例如，通过本币贬值可以刺激出口。但因为希腊身处欧元区，希腊央行不能自己决定发多少钱，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便雪上加霜。在债务最严重的时刻，希腊甚至还考虑要退出欧元区。
为了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由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债权方，称为“三驾马车”，在2015年与希腊进行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谈判，领衔谈判的是希腊当时的财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他是知名的激进左翼，宣誓要为希腊人的福祉而战。他呼吁了一场全民公投，号召希腊人投给“不接受紧缩”的选项。但最终，他没能敌过希腊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引咎辞职。如果总结一下希腊债务危机那几年的博弈过程就是：由于德国等讲求财政自纪律的欧盟国家的强硬立场，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希腊内部政局的博弈，在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辞职之后，希腊与债权方勉强达成了一个纾困协议。协议的结果是，希腊留在欧元区，接受严苛的紧缩，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而三驾马车将提供希腊所需的援助。
4.
欧债危机，真的只是一场经济危机吗？
达成协议之后，希腊的债务危机看起来似乎告一段落。但真是这样吗？
我曾有一次机会采访这位当时的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他辞职后，现在是一名活跃的意见领袖，在欧洲各地都拥有非常多的左翼拥趸。他告诉我，与三驾马车在2015年的那场博弈，他自己输掉了政治前途，希腊人民也输掉了未来。
图兹在《崩盘》里也给出了相似的回答。他认为，欧盟的迟缓、犹豫、部分国家的自私、短视，不只错过了救助希腊的最佳时机，也通过极其严苛的紧缩条件、限制了希腊在接下来十年的发展，希腊从此跌出一流国家的行列，直到今天也没有缓过来。
图兹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节俭悖论”：“债务高企的时候，如果希望得到救助，首先就得接受紧缩，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一旦紧缩，经济增长就会乏力。对普通人来说，这也不难理解。谁会在没吃饱饭的时候，就去想着改变世界呢？”
《大空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在2012年做过一个评估，认为每削减1欧元的政府支出，将使经济活动减少0.5欧元。但很快他们发现，他们低估了真实世界的影响，因为现实里看到的是，每削减1欧元的政府支出，将使经济活动减少1欧元以上。这也是希腊向欧盟妥协之后，减少政府支出带来的巨大影响。
图兹对此表达了强烈批评：糟糕的经济学和错误的经验假设，摧毁了南欧一代年轻人的经济前景。
我曾于2018年在希腊采访数周，期间遇到的一些故事，也许可以为图兹的论述做注脚。那时，我们编辑部正在做一个与金融危机十周年有关的报道专题。因为希腊是那场危机中被打击得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我想去看看，十年之后，希腊怎么样了？
观感就是本文开头时提到的那种“紧缩感”，在希腊达到了极致：破败的房屋，萧条的餐饮业，满街的无家可归者……紧缩政策也影响到医疗行业：医院里急缺基本的药物，希腊的医生群体有至少40%流失到了其他欧洲国家。
雅典最重要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原来是国有资产，在危机中为了还债，卖给了中国。十年过去了，危机仍然在希腊继续。
我在希腊走访了一些地方，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年轻人选择回到农村种地。不是为了亲近自然，也不是像在中国大理，文艺青年们带着浪漫色彩的群居生活，而就是为了生存。
金融危机之后，依赖服务业、金融业的大城市遭遇重大打击，至今没有缓过来。大城市没工作了，生活成本还高。回到农村，至少还可以种地，农业是受到冲击相对较小的行业。
在一个小岛上，我遇到了希腊女孩玛丽亚，她二十多岁，曾一心想成为律师，拥有希腊最顶尖的法学院的硕士，但找了大半年的工作后，没有任何一间公司能够给她提供岗位，甚至连实习也没有。她心灰意冷，回到老家农村，走上了父母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了一名在橄榄园里工作的农民。
去找她见面那天，她刚给橄榄施完肥，我们一起坐在村子里的酒吧喝酒，身后的电视里正在播放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讲话。正好是那天，希腊刚刚结束长达八年的纾困计划。总理说，今天以后，希腊终于将开启新的时代。玛丽亚一脸不屑：扯淡，危机根本还没有结束。
像玛丽亚这样的希腊年轻人不在少数。她们人生起步的这十年，正好赶上希腊经济最糟糕的十年。
《去他*的世界》
而在图兹看来，尽管这一切起源于金融危机，但这场危机的本质并非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这也回到前文提到的那个问题：图兹认为，《崩盘》一书尽管囊括了大量经济世界的细节，但其本质上还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他试图揭示，那些经济决策的背后，是怎样的权力之手，在操控着普通人的命运。
图兹写道，“政治选择、意识形态和代理机构无处不在。”在他看来，这些政治选择的结果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正是那些看似中立的“金融工具”背后真正的操盘手，他们就是看似庞大的系统机器的化身。
也许是因为这样，《崩盘》一书不只描写了欧债危机的关键性节点和决策，也花了大量笔墨，描写默克尔、奥巴马、德拉吉、朔伊布勒、瓦鲁法基斯等关键政治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也有所刻画，原文非常值得一读。
图兹指出，金融危机发生时，欧洲一体化在那个历史节点上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它在经济上已经深度一体化了，欧洲央行管理着一个将欧元区与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联系在一起的、极度活跃的金融体系。
然而，欧洲更广泛的政治一体化却在倒退。欧盟大多数的人口虽然都用着欧元，却并未在政治上、文化上，真正认可与其他国家的人同属一个共同体。
图兹对此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他引用西班牙外长对于德国的批评：当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跟着沉没。因为当时的德国决策者们认为，即使南欧国家深陷债务，北方国家仍然可以独善其身。
除了对欧洲的批评，《崩盘》一书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它试图探讨一个更根本的政治哲学命题，那就是民主社会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全世界普遍认为民主和市场是天然匹配并且相辅相成。图兹指出，欧债危机让这种乐观信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更加现实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
最近，我在荷兰对图兹又进行了一次专访。在访谈中他告诉我，他认为这本书确实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西方精英建立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相信他们可以避免面对政治问题，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
人们常常引用克林顿的话称，“傻瓜，是经济问题！”但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因为经济问题的解法很容易：实现增长就可以，其余的问题会自己得到解决。但2008年危机降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公式行不通。我们必须明确回归政治，直面问题的核心。
《大空头》
到今天，距《崩盘》的发布已经五年了，过去五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再回看那些逻辑，会发现它们在当下思考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时，仍然适用。
同时，从中国的视角再回看这场危机，我认为它也与当下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高度相关性。
虽然在2008年的危机中，中国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渡过了当时的难关，但如今我们正面临着地方债务和楼市低迷等等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中，各国如何处理债务问题的经验，或许也可以给当下提供一定的启示。
如果说，要发展就得先举债，那么当债务面临违约风险时，社会是否应该为其兜底？兜底和不兜底的后果分别会是什么？社会对此应该形成怎样的政治共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崩盘》这本书。在结尾部分，图兹提出了一个悲观的假设：过去的危机没有结束，而是出现了变异，变成了一个危及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
图兹的判断是准确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紧缩之感”，从2008年到今年，蔓延了过去十五年的欧洲。人们开始反思福利国家，民粹主义也开始崛起，提倡脱欧的政客在各国跃跃欲试。值得一提的是，图兹还在本书中提到了对乌克兰危机的预警。
本文编辑自王磬主讲的节目《欧洲折叠》第2期，略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取，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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