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尔冬升，点出香港电影的大难题

▲ 2023年4月，尔冬升亮相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红毯。（受访者供图 / 图）

责任编辑｜刘悠翔

2023年6月，尔冬升监制的两部青年导演作品《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都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他陪伴年轻的主创们一同亮相红毯。在红毯上，年轻的电影人一字排开拍照，尔冬升怕队伍乱，站出来维持秩序，拍照的时候却选择站在了队伍的最边上。事后，他用“与有荣焉”表达了监制作品入围的心情。

在“亚洲新人单元”的发布会上，《年少日记》的导演卓亦谦分享了自己和尔冬升的合作：“他给了我很大的空间，还会亲手写下对影片的意见但同时告诉我‘这是建议不是命令，这是你的电影’。”

自从2015年接任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之后，尔冬升的导演创作节奏慢了下来，2016年《三少爷的剑》上映后，时隔六年他才有了新片《海的尽头是草原》。更多时候，尔冬升开始以监制的身份参与电影创作，除了“窃听风云”系列这样的商业大片，他也愿意为低成本的青年创作服务，哪怕监制费只有两千元，他也“抱着和年轻时代一样的满腔热情”。

回顾自己近五十年的电影生涯，尔冬升直言自己“到了退休的年龄”。他还特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多年前已经想好‘退休之作’要拍什么。突然觉得不能再等，所以即将动手写剧本了。”他透露那将会是“一部爱情片”。至于退休后的打算，他回答道：“肯定是周游列国啦。”

1957年，尔冬升出生在一个演艺世家，父亲尔光、母亲红薇、兄长秦沛和姜大卫都是香港知名电影人，他从小在片场长大，家中二十多人都在电影行业，他“并不觉得有机会当明星多么兴奋”，但还是误打误撞做了演员。

自1970年代出道以来，尔冬升演了将近四十部戏，他曾是香港影坛当红小生，常常扮演武侠小说中风流倜傥的少年英雄，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张无忌、谢晓峰、阿飞和丁鹏。时间长了，尔冬升不满意演员被动的生活，对固化的角色也多有微词，他甚至说如果自己有钱，会把之前的古装片都买来烧了。

这段戏言后来成为尔冬升影迷流行的“梗”，他们热衷于将尔冬升早年的剧照剪辑成视频上传网络，命名为“还好没有烧掉”。但也有网友打趣：“年轻的尔冬升演技的确堪忧，总算知道他为何想要烧掉底片。”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尔冬升当了导演之后，反而特别善于将“偶像派”打造成“实力派”。袁咏仪、舒淇、张柏芝等明星都是演了尔冬升的电影之后获得了表演奖的鼓励。

演员马苏是通过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认识尔冬升的，这档节目曾在播出的时候制造过诸多热搜，其中最具看点的部分就包括尔冬升的犀利点评。面对不喜欢的表演，他会直接说：“他演得很吃力，我们也看得辛苦。”

几年过去，尔冬升却和节目中认识的演员保持着联系，他邀请马苏、王锵参演了2022年上映的新片《海的尽头是草原》。

马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参加综艺之前）对尔导的印象更多是：很多拍过他电影的演员都拿到了金像奖影后。等到参加节目后，我发现他很真性情。同时，无论是专业，还是做人，他都非常讲究规矩。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这个老师我一定要认！”

在做演员的间隙，尔冬升开始有意识学习电影幕后知识，在片场向导演、配音、剪辑等部门“偷师”，在1986年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癫佬正传》。这是一部在当时罕见的社会问题片，关注的是患有精神障碍的边缘人群，这样的电影在当时很难找到投资，尔冬升靠着连演两部电视剧才筹够资金。他也因此获得了那一年金像奖“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的提名。

尔冬升（左）执导电影《癫佬正传》（1986年）时与梁朝伟（右）交流。（受访者供图 / 图）

或许因为成长在人员构成比较复杂的九龙城附近，尔冬升觉得自己相对更关注写实题材。1994年，他自费拍摄的电影《新不了情》获得了第13届金像奖最佳导演奖。2005年，他再度凭借电影《旺角黑夜》获得第24届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编剧奖。

尔冬升凭借电影《新不了情》（1993年）首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受访者供图 / 图）

2010年后，尔冬升的创作重心渐渐北上，他导演的电影《枪王之王》《大魔术师》《三少爷的剑》等影片斩获上亿元票房，但风格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2015年，尔冬升以横店“群演”为主题的电影《我是路人甲》上映，开场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主角全是素人，同样是对电影行业中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关心，对比前作《色情男女》，不看片头片尾字幕，很难相信这是一部香港导演的作品。

演员许冠文这么评价尔冬升：“香港有两种导演，一种最要紧是追求金像奖，不管卖不卖座；还有一种，不管拿不拿金像奖，最要紧是卖座，尔冬升是两种都有。”

一位资深媒体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采访尔冬升的细节，当时稿子有一些细节需要补充采访，经纪人很快安排好，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晚上打过去，原本以为是帮忙对接的工作人员，结果就是尔导的工作电话。当时已经比较晚了，他还是很有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中间他家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采访暂停了一会，我记得他在电话里说的是‘正在做mission（任务）’。用这个词也有点意思，符合他们整个采访合作里一种很职业很务实的香港方式。”

同为香港电影人的秦沛、尔冬升、姜大卫（从左至右）三兄弟合影。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金像奖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了，它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香港电影奖项。你觉得这个奖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有什么不同吗？

尔冬升：金像奖最初是《电影双周刊》主办的，规模非常小，我还记得第一届的最佳男女演员分别是许冠文和惠英红。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今天的金像奖演变成一个工业奖。简单来说，电影奖项大致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戛纳、柏林、金鸡等邀请评审团的，这个评审团可能是八个人、十个人，奖项是由他们评选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金像奖这种，是由电影工业内部的人选出来的，最早设定的时候就有点参考奥斯卡奖的方式。当年的奥斯卡奖的评委大约是三千多人，现在好像已经达到九千多人了；我上任金像奖主席的时候，我们大概是有一千二百多人投票，现在是两千二百人，基本上可以说它是行业奖。

很多人说金像奖搞“小圈子”，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说，两千多人去投票选出一个奖，规模并不小；这又是一个业内人士对过去一年表现好的一些电影从业人员评一个奖出来，给他们一个表扬，你也可以说是“小圈子”。

我们现在的部分资金是政府资助的，得益于金像奖老主席吴思远、张同祖、施南生等人的推动，他们说服了前特首董建华先生，告诉他香港电影的影响力是如何重要——我们都知道香港是知名的购物中心，整个东南亚都将这里视为引领潮流的地方，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购物和消费，如果我们的电影能够继续往前推广，对我们的城市形象建立是很有帮助的，政府后来就设立了电影发展基金。

综上，我想金像奖首先是电影行业里行家表彰行家的奖项；其次，借着举办金像奖的机会，我们可以把香港和香港电影往外推广；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好看的节目，将它呈现出来。金像奖的使命大致就是这样，并没有太伟大的理念。

尔冬升曾执导以横店龙套演员为题材的电影《我是路人甲》（2015年），图为他与片中演员们合影。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你担任金像奖主席八年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尔冬升：我做导演协会会长和金像奖主席一眨眼也有这么多年了，这两个岗位最大的困难就是找到接任的人。这三两年我一直在寻找，开始我的游说，但现在还是很苦恼这件事。我们现在的制作和创作团队的人都是比较年轻的，董事局也有三位中生代的成员，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希望可以尽快找到这个人，这样我就可以卸任了。

我相信每一任金像奖主席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也不能说有多么困难，金像奖本质上就是一个节目而已，十四位董事组成的董事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保证投票是公正的。金像奖和奥斯卡一样，可以拉票，也可以宣传，片方可以多做几场放映，多开几个Party，但是你不能买票。外界很多人到现在都有误解，质疑说金像奖为什么把奖给谁不给谁，但我真的要做一个个人声明，董事局十四位董事完全没有左右任何一个奖项的能力，所有的票都是收集之后交给会计师，有超过二十个人去统计，他们才是第一个知道结果的人。

金像奖颁奖当天，我们都会有一个仪式，他们会把装着结果的箱子交给主席，但我拿到这个箱子的时候也并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我再把它交给我们的制作总监，同时我们办事处还会有一位秘书，他们去保证这个结果渐进开放，在节目转播的过程中，我们的导播和摄影师要在颁奖之前知道谁会拿奖，他们好做技术上的安排，我们是有一整套保密流程的。

我经常听到对奖项的质疑，但是所有的结果都是由两千二百位投票人决定的，当然每一年的投票人数量都会有一些更改，有的行家会去世，也有一些新人会加入，投票是全部交给他们的，我们对结果无能为力。

南方周末：金像奖的结果是由评委票选出来的，那么组委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

尔冬升：虽然看上去只是一场颁奖礼，但涉及的工作很多（编者按，此处省略六百字）。我上任这么多年，尽量把整个流程做得规范，编纂一本工作手册出来，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每年都会乱套。我老是和同事们开玩笑，哪怕有天这栋楼突然倒塌了，只要找到这本册子，后人就能知道怎么办一个金像奖。

尔冬升在楚原执导的电影《倚天屠龙记》（1978年）中饰演男一号张无忌。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尽管我们都知道奖项的结果往往不可预测，但是人们也普遍认为每一个电影奖项都是有一定规则的，所以每年奥斯卡奖颁奖前都会有很多媒体去做预测，你觉得金像奖是否有这样的规律？或者说，金像奖有没有一贯的评判标准？

尔冬升：我个人觉得奥运会有些项目都有运气的成分，何况电影？任何一部电影，一万个观众观看过，不可能都喜欢的，总有不喜欢的人，所以金像奖不能设定标准。

当然总会有些质疑的声音，我只能半开玩笑地说，这些和我们金像奖没有关系。我这么多年观察下来，的确会有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人被提名很多年，但就是拿不到奖，可能到了某一届同情分就上来了，这时候评委们就会看情况，有时候就会投给这位，有时候还是不会，他们可能觉得还不够。

那么你说会不会有“敬老”的想法？当然是有的，这些考虑里甚至和被提名者的品格和人缘都有关系。总体来看，我们只能相信所有的投票人的判断，信任他们有基本的审美。我相信他们比一般人更清楚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的。另外，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人，也就更知道一部电影所遇到的困难和遭遇是如何的，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最终填表的那一瞬间。

南方周末：不可否认金像奖也常常有争议出现，比如2023年的最佳影片颁给了《给十九岁的我》，这部电影本身就很有争议。作为金像奖主席，你怎么看这些质疑？

尔冬升：这部戏比较特别，我相信你也看到过一些新闻，但它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从这件事（指《给十九岁的我》引发的纪录片伦理争议）很难让所有人达成共识。这部影片是在上映五天左右突然下映的，我当时也只是通过网络和新闻来了解事情的原委。事后我们也通过各方了解事实，确实这种争议我们很难介入，也不能去仲裁，最后我们只能按照金像奖的规则。

当然，金像奖的规定会说最终的决定权属于董事会，但我们决定不使用这个权力，让我们的投票人决定影片是否可以拿奖。我们相信行家们都不希望看到董事局轻易地就否决一部作品的入围资格。如果它最终能拿奖，就说明有人投票，这部影片在背负这么多争议的前提下，第二轮还是拿到超过一千张选票，那我们就应该尊重评委，相信他们的判断力。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时，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曾组织101位电影工作者票选出百大华语电影，图为其中部分电影海报。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从这部影片的类型来说，在金像奖的历史上还没有纪录片获得过最佳影片这个奖项，你觉得说明什么问题？

尔冬升：2009年有一位张经纬导演曾经凭借纪录片《音乐人生》拿过金像奖的最佳新晋导演奖。这么多年来，业内一直有争论，有些人认为纪录片和剧情片应该有一个区分，但是从学术的定义来说纪录片还是电影，所以我们还是将纪录片保留在金像奖，可以去竞争最佳导演和一些技术奖，只是没有编剧奖和演员奖。

过去几年，我个人在香港筹组了三次会议，邀请了95%的香港纪录片从业者和学者，探讨是否专门增设“纪录片奖”，参照最佳新导演和新演员奖，同时也可以参评最佳导演和最佳男女演员（配角/主角）。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有足够数量的纪录片参评，比如每年需要有至少三部影片，或者两年颁发一次。但经过几次研讨，还是有比较大的争议和分歧，金像奖还是没有作出相关的调整。

金像奖毕竟是一个工业奖，有资格参加金像奖的影片必须是在影院正式公映的电影，一些在学校或者小型艺术中心放映的影片是不合规的，所以未来会不会有那么多合规的纪录片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会持续推动这件事，将来新任主席上任，我也会请他延续下去。

南方周末：一代代人为了金像奖付出努力，你觉得这个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尔冬升：在金像奖成立之前香港也有一些电影奖，一些报纸都有颁奖，后来香港电影工业蓬勃，大家开始觉得需要这样一个奖，慢慢演变成今天的样子，也曾经历黄金时代。当然，罗马帝国都可以消失，金像奖凭什么一直在？

如果电影的产量和影响力都不够，就算不取消，也不会有人关注。行业比金像奖更重要，金像奖是这个行业的最后一个环节。

很多人说香港电影越来越少了，一年二三十部电影，我们也很怕，也曾开玩笑说如果产量跌到多少就取消。但我们有了一个共识，万一真的回到没有影响力的状态，我们在酒吧里自娱自乐颁个奖也是可以的。

南方周末：不少人认为香港电影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尔冬升：每个行业都会有高有低，这是在所难免的。前几年我也觉得香港电影有些青黄不接，但最近很多新人都涌出来了。金像奖还是以香港电影为主，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电影。这届金像奖结束后，网上舆论讨论很多，有说办得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即使有批评的声音，还是说明金像奖有它的重要性，否则大家提都不会提。

何况，金像奖的影响力不止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很大，我们之前做过统计，差不多有两亿人次收看颁奖。现在科技进步了，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在当晚坐在电视机前看，奥斯卡奖也是如此。我们的颁奖典礼可能变成了一个个片段在流媒体上流传，并不意味着没人关注。

过去两年我一直和内地沟通，希望2024年有机会可以在内地的平台播出金像奖，届时内地就可以更加了解香港新的电影和新的演员。当然，任何电影奖的关注度也要依靠明星，全世界的观众都很关注一个影展的红毯，但明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我想还是要有好的电影才能捧出明星，这个基础还是要做好。

香港不缺创作人，缺的是有眼光的制片家，制片家才真的是青黄不接。制片家需要开拓市场，要用自己的眼光做出大胆的投资。美国有一位制片家说过，最厉害的制片人是最有眼光的“赌徒”，他们是出资金的，牵扯的金钱很多，风险是巨大的。

当内地开始有电影的票房达到一个亿的时候，香港的投资方大受震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转变了投资方向，多以合拍片为主了。差不多从1992年开始，香港导演协会一直和内地保持深度沟通。以前香港电影是比较“疯”的，什么都拍，合拍片的话要适应市场，题材就会比较受限。内地的市场越来越大，如果要拍一部在内地无法上映的电影，大部分投资商都不会投的，即使拿到制作费，也不会超过一千万港币。

南方周末：但是从乐观的角度来讲，2022年年底的《饭戏攻心》（内地名《还是觉得你最好》），还有2023年上映的《毒舌大状》（内地名《毒舌律师》）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票房成绩都非常不错，也能很好地呈现香港电影的风格和特色，这两部电影的成功是否有一些规律可以借鉴？另外，我之前也做过一个统计，这些年内地电影票房前几名的片子里，很多都是香港导演的作品，只是题材上确实有变化，你觉得香港导演和香港的团队带给内地电影的是什么？

尔冬升：这种成功是偶然的，这里面没有规律可循，电影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社会气氛的，没有人知道观众需要什么，当你以为他们喜欢喜剧的时候，大家都去拍喜剧，结果突然之间观众就可能不喜欢喜剧了。

香港电影人带给内地电影的首先就是技术和经验，比如美国好莱坞大部分导演是不参与编剧的，有时候拍摄非常依靠摄影指导。香港导演综合素质比较全面，所以他们回到内地也可以拍主旋律电影。举个例子，像《智取威虎山》这样的影片对导演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长津湖》很多是大场面，需要导演有足够的经验，对灯光、摄影、特效这些部门都能够驾驭。

这种大型电影，如果导演没有能力的话，就会出现超支问题，越大型的电影越有风险，反而是一般的文艺电影预算本来有限，不会出现特别灾难性的情况。

导演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有戏可拍，有机会拍一个大型的主旋律电影，对很多导演来说是很好的体验。那么多导演愿意北上拍片，他们的成功或许和香港电影本身关系不大。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你监制了很多年轻导演的作品，比如2023年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的《年少日记》《白日之下》，你对香港的年轻导演有没有一个整体上的观察？你觉得他们这代人和你们这代导演的区别是什么？

尔冬升：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学院派比较少，可能也就方育平、许鞍华、徐克等几位导演，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学院的电影教育。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是专业学习过电影的，学院派出来有一个好处，他们大部分人入行都不是做导演，基本上要先入行找工作，有的做编剧，有的做副导演等等。他们在行业里慢慢立足，我们也等于有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

做监制对我来说也不是麻烦的事，本来这个工作就需要看大量的剧本。我们做监制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帮助导演配好一个班底，如果是有政府资助不需要考虑回收的电影，我就会给导演比较大的空间，注意不要让他们犯太基本的错误，因为这个作品完全是属于导演的。如果这部作品是商业的，我的介入就会比较多，一直管到最后，最终剪辑后我要认同才会交付给导演，同时告诉他：“这个版本OK了，现在交给你，你爱加什么，爱剪什么，自己负责。”

做监制还是靠经验，有时候看到一个剧本，就会知道哪里是有风险的，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我就会尽力去协助年轻导演，抱着和年轻时一样的满腔热情。也不是每个人找我都会接，题材上倒是没有什么个人偏好，还是看剧本，不达标的我就不会点头。

尔冬升在电影片场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做监制毕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会占用一定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是有一种对年轻人的责任感吗？   

尔冬升：也没有这么伟大了，我从做演员、做编剧、做导演再到做监制，对我来说都是一份工作，只是要有足够的经验才能做监制。至于说帮助年轻导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帮过我。在一个行业里，不仅仅是电影行业，都是如此的，总有年轻人刚进来，也有前辈去带他，这都是特别自然的事情。当然每个人个性不同，有的人可能更有个性，不想接触那么多人，也许就不那么适合做监制。我是很享受和大家合作的，我就愿意去做。很多政府资助的项目，是没有费用的，我拿到两千元监制费就会给剧组买饮料，这些都不是算钱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做事必须要有钱，但我们却忘记了在生活里很多喜欢的事情都是赚不到钱的，反而需要花钱。我做监制有时候就因为喜欢吧，年轻人需要我帮助我就帮，就当是回馈行业，回馈以前帮助过我的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南方周末：这几年香港也出现了很多新人新电影，只是没有在内地公映，不被大部分人所知。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一种创作上的爆发？

尔冬升：疫情期间，有一些公司也在转变投资的方向，想要多开一条线路出来，不完全面向内地市场。香港电影原本就是以出口为主，在制作量和出口量上都是在全球前三名的，最高峰的时候一年有三四百部戏，基本都是靠出口。香港电影的基础在于全球华人很多，我们还有广大的东南亚市场，泰国、菲律宾等地到现在都在电视台播映我们的警匪片。因此，现在除了合拍片外，有的公司也在做符合香港特色的电影，将它们出口到外国。

南方周末：2023年的金像奖上，你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获得了最佳亚洲华语电影奖，这部电影在你的创作里显得有些特殊，你之前从来没有拍过少数民族题材，何况这还是一部年代戏，当时怎么会想到拍这部电影？

尔冬升：这是博纳的于冬先生给我的题材，他可能知道我喜欢拍些什么，我收集资料之后，也觉得蛮有趣的。还有一点，我外婆是蒙古族的，我就觉得说应该去内蒙古一趟，就答应了。

拍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享受的过程，虽然在体力上觉得很累，但因为这部电影，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在内蒙古进行了深度的旅行，整个过程非常美好。我后来回到香港还买了很多相关书籍，对蒙古族的历史有了了解，视野也开阔了，如果将来有机会去新疆或者西藏拍片，我也很期待。

南方周末：之前有人说你和其他香港导演相比，更重视写实，你对题材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尔冬升：的确有一点偏向的，可能因为我在香港的九龙城长大，那是一个比较基层的地方，我对基层社会比较熟悉，对社会问题也很关心，加上本来也是喜欢看纪录片的人。

南方周末：直到今天，很多网友对你在《演员请就位》节目里的表现念念不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讨论。在那个节目里你谈到很多对演员和表演的认识，我很好奇在你看来，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尔冬升：这个很难回答，如果用所谓的标准来回答，那肯定要敬业啊，但世界上有些伟大的演员也不见得是“敬业”的。

这个节目呢，我只是参与一下，里面谈到的东西也很表面，只能说它就是一个真人秀，我在片场不会像在节目里那样。这个节目的好处就是我有机会和很多人变成朋友，像是这次拍摄《海的尽头是草原》就邀请了马苏和王锵参加。主要也是我和他们（在节目里）接触后，慢慢熟悉起来，我知道他们在生活里是什么样子，我才对他们可以演好片子里的角色有信心。这是我在这个节目里得到的东西，不然即使我在北京我也很难和几十个演员很快熟悉起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一些年轻人看到他们的毛病，但是归根到底，演员还是要靠经验的积累。这个节目里的表演不可能像真实片场一样，真的拍戏时间是充足的，可以和导演提前沟通，不会出现节目里的问题。这毕竟是一个综艺节目，大家都演得很好也不会有人愿意看了，但我没有贬义，参加这个节目蛮好玩的。

南方周末：你之前在一次采访里说过，表演类的综艺对影视行业没有意义，现在还这么看吗？

尔冬升：对真实演戏没什么意义，但是对演员的娱乐事业可能有点意义吧，可以增加曝光度。如果真的想演戏，在综艺里得到的帮助不大，我们说的东西太表面了。作为一个综艺来说，观众也不愿意你在里面讲一些特别专业的东西。 

南方周末：回头看，你觉得自己算是喜欢演戏吗？如果现在还有导演来找你演一个角色，你会同意吗？

尔冬升：我最早演戏也是喜欢的，后来因为我拍的电影比较单一，让我越来越厌恶。我开始全心全意往幕后走，又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讨厌演戏，但随着不演戏的时间长了，又会没有那么有信心。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有时候看电影，发现以前很多演员年纪大了演戏还演得蛮不错，可能是增加了人生阅历的缘故。

还是有很多人找我演戏，但一般都是（演）高级警官什么的，很没意思，就推辞了。如果请我演戏，我需要给我一个很好的剧本，比如像是《翠丝》那种有突破的角色，我可能真的会演的。我现在没有包袱了，你让我演，我就会很投入，我也想要拿一个表演奖的提名，就算拿不到，也是一个挑战，也有一个目标嘛。    

南方周末：刚刚过去的疫情给影视行业带来的冲击不可忽视，也有新闻报道说过去几年很多从业者事实上离开了行业，你觉得大家还能恢复对影视行业的信心吗？

尔冬升：这个话题很沉重的，虽然2022年香港有《饭戏攻心》这样的电影，但是整体产量并不高。一个庞大的工业，现在像是一个金字塔，留在顶端的人不多，下面的人都去哪里了呢？

当我们的消费力不够的时候，观众就会降低看电影的频次，可能到了春节等节日才会去看。如果投资方的回收不够，那他就很难将钱投入再一次的生产中，行业的规模会越来越小。

香港的情况可能会好点，现在各大电视台之间有一个竞争，电影少了之后还有很多外包的电视剧，从业人员的就业率有一定的保障。我反而比较担心内地的情况，之前影视行业门槛低，很多人涌入这个行业。

大环境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只能说再这么下去，创作必须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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