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落、被欺骗、被抹杀：那些在建筑界“隐形”的女性

她们是她们所处时代最有才华的建筑师，然而，荣誉、赞扬和奖项都落到了男人身上。

1967年，当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和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结婚时，她曾是一名副教授。她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任教，并在加州大学新建筑学院发起了第一个项目。她有大量的出版记录，学生热爱她，同事也尊重她。

而婚姻改变了这一切，其第一个迹象是，一位她曾审阅过其作品的建筑师说：“我们办公室的人认为那份审议是罗伯特用你的名字写的。”这预示了她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会发生什么。

斯科特·布朗被归类为著名后现代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于2018年过世）的妻子，而不是改变了建筑世界的、极富创意和智识的另外半边天，而我们是明知这一切的。

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和罗伯特·文丘里，1968年。摄影：George Pohl/Courtesy of Venturi Scott Brown and Associates, Inc.

正如她在1989年的文章《顶层的房间？建筑业的性别歧视和明星系统》（Room at the Top? Sexism and the Star System in Architecture）所讲述的那样，在庆祝晚宴上，她会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没有邀请妻子们”；在工作面试中她也被排除在外，只是因为“建筑师的妻子”的出席让董事会不快；无数的会议中，都以对文丘里感叹“原来你才是那个建筑师！”开始，接着又会问：“你也是建筑师吗？”。

最离谱的是，当1993年普利兹克奖评审团描述他们的作品如何“拓展和重新定义了本世界建筑艺术的界限，也许是前无古人的成就”时，这一荣誉只授予了文丘里一人。

“他们欠我的不是普利兹克奖，而是普利兹克奖入选仪式。”——斯科特·布朗

2013年，两名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两名学生发起在线请愿，要求承认她的贡献。那份请愿后来获得了超过20000个签名。但该奖项的主席彼得·帕伦博勋爵（Lord Peter Palumbo）礼貌地拒绝了。

彼得·帕伦博在回应中写道 “后来的评审团不能重新审理或事后猜测先前评审团的工作，然后感谢请愿者的提请，让我们注意这个普遍的问题，即确保女性公平和平等的问题在职业领域中的情况。”

然而就在一年前，他的评审团将奖章颁给了中国建筑师王澍，而忽视了他的作品一直都是与他的建筑师妻子陆文宇合作完成的这一事实。

王澍&陆文宇，图片来源网络

2018年10月，87岁的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将获得2018年的索恩奖章，标志着对过去错误的小幅纠正。她是第二位获得此年度奖项的人，该奖项旨在表彰在各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建筑师。

合作创作中的个人贡献总是难以界定。然而，很明显的是，如果没有斯科特·布朗，就没有《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aerning from Las Vegas）。1972年发表的这一“温和宣言”，以及就此产生的值得建筑师们关注的广告牌和热狗站牌，就永远不会产生。

1966年，她带着文丘里去维加斯大道朝圣，她已经多次前往拉斯维加斯大道巡礼，她对街边方言和流行文化非常着迷。这也与她在伦敦建筑协会学习时，从艾莉森（Alison）和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那里学到的概念共鸣，拉斯维加斯大道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现成”对象。

团队合作……苏·罗杰斯，共同设计了巴黎的蓬皮杜中心。材料提供：Alamy/Rex

共同创作者……MJ Long，她的丈夫因大英图书馆而备受赞誉。材料提供：Alamy/Rolfe Kentish Long & Kentish architects

丹尼尔·里伯斯金 / 激进的现代主义

荷兰艺术家马德隆·弗里森多普（Madelon Vriesendorp）早已习惯了人们对杰出男建筑师妻子的不认可。70年代初期，当她与丈夫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移居纽约时，她开始创作一系列受曼哈顿建筑启发的图像。

她诡异的梦境描绘了裸露的自由女神像，被怪物吞噬的纽约天际线，同床共枕的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被洛克菲勒中心当场捉奸。最后一幅画《捉奸在床（Flagrant Délit）》成为了库哈斯的思辨之作《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的封面，创造了自己的神话。这幅画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用在其他书籍的封面上，后被追溯标明为“受大都会建筑办公室委托”，由弗里森多普建筑事务所合作创立。

“我不想大惊小怪，但确实存在很多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还在继续。”马德隆·弗里森多普坐在汉普斯特德公寓的厨房餐桌旁这样说，她在那里和库哈斯、埃利亚（Elia）和佐伊·曾赫里斯（Zoe Zenghelis）成立了OMA。

马德隆·弗里森多普她淡化了自己在OMA早期的角色，称自己“只是在填色”，就像MoMA收集的那种填色画。

但早期的OMA日程表显示了弗里森多普的影响力。在开创性的Exodus（直译为出埃及记）项目，一个想象中的被围墙包裹的城市中，她创作了迷人的拼贴画，在荷兰议会的设计竞赛中、爱尔兰总理府、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中，她独特的超现实主义之手在所有这些项目中都闪耀着光芒。

“Exodus – the voluntary prisioners of architecture” – OMA (1972)

“我们接受了所有可怜巴巴和笨拙的进步。有一种理论认为，男人这类可怜的家伙，就是有这种冲动，他们无法控制自己。还有一些妻子不得不忍受她们出名的丈夫在婚外的不轨举动。每个人都有男女朋友，但对男的来说这更容易，因为他们不用带孩子。他们不必回家，也不会整晚无法入睡。”

“有了孩子完全限制了我对OMA的参与。太累了，通宵达旦，什么都没时间做了。”

——马德隆·弗里森多普（Madelon Vriesendorp）

生孩子和育儿使许多女性最终被边缘化。许多世界著名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丽兹·迪勒、妹岛和世——都没有孩子，这也许并非巧合。根据建筑师杂志进行的一项建筑女性调查，超过90%的英国女性建筑师认为当一个母亲阻碍了她们的职业生涯。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曾遭受过性别歧视，而另一项调查发现，在全球领先的建筑公司中，女性仅占据了10%的最高职位。在建筑行业达到平等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