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能否幸福

内容来源：苇草智酷“新经济思想漫谈”系列讲座。

分享嘉宾：刘正山，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高级笔记达人 | 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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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的三次重要革命

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提出，幸福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

伴随着幸福研究的深入，“幸福—收入悖论”的提出者理查德·伊斯特林，在2022年出版的《幸福的经济学》中文版中认为，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重要的革命。

第一次是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第二次是人口革命，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第三次是正在进行的幸福革命。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2023）》也提出，现在有可能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幸福革命（well-being revolution），即通过运用我们的知识、技术和道德观点来促进人类幸福的广泛进步。

为什么会发生第三次的幸福革命？伊斯特林认为，这主要是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形成了“社会安全网络”。

2.两视角解读幸福革命

从学术界和现实生活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确是有幸福革命的兆头。

① 学术界：从社会指标运动到超越GDP的幸福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于是产生了对更具综合性、全面性的社会发展计划的需求，1960年代开始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指标运动，主要侧重于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后来，欧洲兴起了超越GDP运动，一些学者主张使用幸福指数或其他指标。

的确，GDP衡量经济增长可以，但衡量不了人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衡量不了人们的幸福感，也衡量不了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GDP是有问题的，应该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来替代它，比如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等相关的指标。2007年，我在《幸福经济学》一书，也建议以幸福指数补充或替代GDP。

② 政府及相关部门：从认同到实践

对于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政府和相关组织不仅认同，而且逐渐把这些研究运用到了实践中。

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占格梅·辛格·楚克提出用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位)替代“国民生产总值”(GNP)。但没能指标化，也没有引起关注。

1970年，日木内阁就开始研究国民幸福的测度问题，并先后试编和发布“社会指标”“新社会指标”及“国民生活指标”。然而日本试编多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于2000年停止编制和发布。

2008年，法国总统尼占拉·萨科齐邀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组建专家组，进行了一项名为“幸福与测度经济进步”的研究，研究GDP是否为评价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靠指标，并提出新的衡量指标体系。

2011年，在不丹等国家的推动下，第6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决议草案，建议会员国“走全面发展之路”，将“幸福”的概念纳入“国家发展指数”的考核中。

后来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重视起来。

中国也非常重视幸福。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中，就主张以民生福祉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比如《诗经》中的“福”与“小康”的观念。《诗经·大雅·民劳》有说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里的“小康”，后人解释说：“温饱之家曰小康。”

2006年，胡主席就提出“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为人民谋幸福是初心和使命”。2018年，习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的时候就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2022年，二十大报告也特别强调“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可以看出，我国一直都在推进幸福事业的发展。

对于什么是“幸福”，众说纷纭，一千个人眼中有超过一千种幸福的定义。

不同的流派、不同文化、不同术语，幸福的含义各不相同。

1.不同派系的幸福经济学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有不同的派系，大家的观点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

第一种，心理学视角，运用的是脑神经科学的内容，心理学的一些范式。

经济学一般假定人是理性的，心理学假定人是非理性的，他们研究的虽然可以叫幸福经济学，但实际上应该叫快乐经济学，因为它是偏主观感受。

第二种，应用经济学视角，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怎样去促进人类的幸福，还包括实证研究收入、就业、税收、分配、住房、社保等各种变量与幸福的关系。

第三种，理论经济学视角，主要对幸福相关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比如基数效用论、边序数效用论跟幸福之间的关系，阿罗悖论跟幸福函数的关系，等等。

2.不同文化中的幸福

各种文化对于幸福和福祉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但无论中西，而今关于幸福的理解，逐渐趋于稳定在两个角度：一是个人心理感受的角度，尤其是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下，人们更多地思考如何使自己或家庭获得更大的主观幸福感；

二是基于推动公共政策改进的社会幸福测度与评价，通过衡量群体的幸福感、测评幸福的相关影响条件，为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寻求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

3.不同术语的幸福

学者们的研究中用来代表幸福感的概念，至少有：快乐（happiness，很多时候被译为幸福）、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福祉或幸福（well-being）、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生活满意（life satisfaction）、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等，相互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

4.大众与公共治理的幸福

公共治理更看重的是一些客观条件，比如有没有为老百姓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种社会环境相对是比较广义的，比如生态环境、收入分配等。

大众说的幸福，基本上是偏心理上的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感受。

1.幸福感的判断差异问题

客观层面的争议还是比较小的，比如就业率、失业率、收入等等。这些数据是相对客观的。但主观感受，毕竟是一种心理感受，难以测度。

心理学与经济学等，均使用统计学的方法，使用量表、问卷等进行幸福感的测度（主要为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生活阶梯），最终以主观幸福感数据或幸福指数的形式呈现。

但是，安格斯·迪顿提出过一个观察，在关于生活总体评价的调查中，人们经常不能确定问卷中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怎样的回答。

用同一个量表（标准）去测度主观幸福感看法不同的人，可能得到的结果是无效的。

2.情绪波动性的问题

个人的主观感受，往往受到一时的情绪波动影响。因此，测度的时候，准确性存在很大问题。其他还有记忆偏差等问题。

3.主观感受的可比和计算的问题

比较和计算是两回事。

粗略地讲，如果是基数效应，比如喝了一杯啤酒，可以打几分，给一个具体的数。如果是序数效应，打不出一个具体的分，只能是排序，比如喝一杯啤酒，可能比喝一杯茶，给我带来的幸福感更高。

阿马蒂亚·森、黄有光等诸多学者主张回到基数效用论，以便进行主观幸福感的人际比较。黄有光提出了一个测度方法，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你现在的状态。第二个选项：现状加上被普通蚂蚁咬一口。第三个选项：现状加上被抛到滚烫的水里。

我认为，黄有光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效用的人际比较问题，但问题是：第一，这种方法仅适用于那些效用差异很大且容易观察到的选择。

第二，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解决人际比较问题，但无法实现效用的可计算，实质上是对序数效用论的完善，骨子里还是序数效用论。

4.客观指标的比较问题

客观指标的争议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对于客观指标的主观评价，也有一些差异性的，比如对于王健林来讲，一个亿是个小目标，但对于普通人来讲不是。

5.多指标的合成算法问题

假设幸福相关指标的人际比较问题解决之后，怎么办？若作为综合评价，则需要一致性、无量纲化等处理。

不精确地讲，无量纲化就是把单位去掉，比如一杯啤酒跟一块钱的收入不能直接相加，但是把计量单位去掉就可以加了。

从学理上讲，无量纲化是有争议的。比如健康水平提高30%，可以使GNH(国民幸福总值)提高1%；如果环境质量提高20%，也可以使GNH提高1%。那么这是不是假定健康水平提高3%与环境质量提高2%存在等价关系？

实际上这个是很难这么来等价代换的。

1.延续经济学的思路

① 直接比较法

如果区分度比较大，是容易比较的。但如果区分度非常小，很难做比较。

而且有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比如两位男生同时喜欢一位女生，很难去比较谁更爱她。

② 委托变量法

用第三方变量来测量。比如，张三看了一场电影，那么他到底获得了多少幸福感，这很难测量。

但是换成其他变量，比如货币，张三愿意为买电影票花多少钱，这就可以衡量了。

之所以用货币来衡量，是因为在所有的尺度里，货币是大家接受度最高的。

③ 假设缺失法

假设失去了拥有的东西，到底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损失，这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评估。

比如夫妻闹离婚，先试离婚，看看失去了对方，还能不能达到现有的状态。如果状态变差了，那就别离了；如果状态变得更好了，那可以离。

2.主客观指标合成的桥梁：转换系数

“转换系数”的思路：找可以联接主观与客观的“桥梁”，将主观感受折算成客观的数据，让基数效用论“落地”，使得无法比较和计算的幸福或效用转换为可以计算与比较的数值。

2014年的时候，我们用手头两年10万多个样本数据，经由两层次模型予以验证。经由计量分析，发现转换系数的效果明显，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主要分成两方面，客观叫做美好生活指数，主观叫做快乐指数，但权重也不一样，客观的权重大一点，占70%，主观占30%。

作为一个全面衡量发展的指标，幸福测度其实对公共政策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1. 超越GDP，全面衡量发展

GDP不过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核算指标，并没有包括人们的幸福状况。我们计算发现，幸福指数与GDP的线性关系很弱。进一步分析，无论是美好生活指数与GDP，还是快乐指数与GDP，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人类发展指数，也不是衡量全面发展的好指标。从通常认为的全球最幸福的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2013-2021年的数据分析，幸福感与HDI的相关系数值，并无规律。

2. 改进公共政策，提升庶民的福祉

我们的数据分析表明，幸福指数与与生活质量及生活条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构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是提升居民幸福水平的重要保证。

如果引入幸福指数，并由第三方测度，对政府进行监督，有助于促进政府努力改进工作，为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

那么，这就是伊斯特林所谓的幸福革命，或者说人类第三次革命的所在！

1.钱越多，越幸福？

伊斯特林2012年发了一篇文章，用了中国的数据，他说在过去的20年，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跟收入的增长成正比。

我们课题组的王俊秀老师也曾做了一个统计，横坐标是城市收入，竖坐标是满意度的评分，统计结果发现，这两者并不是正比的关系。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般认为收入不公平是满意度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2012年的分析就计算了每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与调查样本平均收入的比，收入比为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三以下处于贫困水平，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处于相对贫困。

结果发现，城市贫困人口的满意度最低，相对贫困人口满意度高于绝对贫困人口，平均水平和平均水平2倍水平居民的满意度较高，2-5倍表现出极低的满意度水平，5-10倍满意度最高，10倍以上满意度又下降。

2.读书越多，见识越广，越幸福？

我们使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均发现，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满意度的评分反而越低。后来我提出“学历-幸福悖论”或“幸福—学历之谜”。

当然，“幸福-学历之谜”并没有否认学历的重要性，毕竟学历的提升扩展了需求的范围，也在相当程度改善了其收入总水平及社会地位等等。

只是由于特定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外生变量（住房、教育、医疗等）的“不利”，高学历者因为宽广的需求范围满意率不足，从而倾向于报告较低水平的幸福感。

3.单身更快乐？

有不少人主张做个快乐的单身汉。不过，国内外的研究均显示，家庭是婚姻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其中，婚姻的作用至关重要，处于在婚状态的人要比处于非在婚状态的人的幸福感要高。

我们在多次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婚姻对幸福的提升的确有积极作用，已婚人士的幸福感平均分值高于未婚的；已婚的幸福感均值，高于离异的。

但是，丧偶的人士报告的幸福感，高于离异和未婚的。心理学给出的解释是，这可能是因为：

（1）情感支持：丧偶的人士可能会得到来自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情感支持，这种支持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失去伴侣的痛苦和孤独感，从而提高幸福感。

（2）意义和目标感：丧偶的人士可能会重新评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更加珍惜和重视生活中的每一天。这种重新评估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幸福感。

（3）成长和自我发展：丧偶的人士可能会面临重大的变化和挑战，但同时也有机会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建立身份和兴趣。这种成长和自我发展过程可以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

4.中年危机怎么办？

根据我们的调查，年龄在26-35之间，主观幸福感是最低的。在数据分布曲线上，人生的幸福感实际上是U型的，中间年龄段的满意度最低。

这是因为“中年危机”的存在。

那么，怎么应对中年危机或者人生低谷？

第一个策略：熬过去就好了。从大量的数据总结可见，只有熬过了这个阶段，幸福感会提升。所以，中年的时候，要跟自己“和解”！

第二个策略：断舍离。就是什么东西该重视，什么东西不该重视，应该做一个区分。伊斯特林区分幸福为绝对幸福和相对幸福。

所谓绝对幸福，是对幸福有绝对影响的东西，比如健康、亲情、友情，甚至业余爱好。相对幸福，就是那些必须要比别人强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重视的是绝对幸福。

当然，心理学上还有一些措施，比如彭凯平的幸福五施：颜施、身施、言施、心施、眼施。也就是经常要笑、运动、说话、思考和观察，从心理上来提升幸福感。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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